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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追溯了哈佛大学科学家在1926年组织的一次利比里亚探险之旅，考察了此行留下的资料——将近六百张照片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镜头，旨在将这段被遗忘的帝国之路是如何导致西非利比里亚共和国发生广泛的经济、环境和文化变革公之于众。工业化种植园有助于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其兴起伴随着资本、知识、商品和微生物的跨国流动，在梳理这一情况中，文章采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认识这些现象背后的环境变化。文章认为，工业种植导致的景观变化对疾病生态学和进化认识的理解至关重要。这些遗留下来的照片和视频有望获得新的内涵和意义，因为它们再现了恢复当地生机的利比里亚人的故事，让他们的祖先有了发声的机会。这些先人绝非仅仅是劳作的躯壳、生物标本的储存库或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么简单。
[关键词]利比里亚;美国;工业种植园;环境史研究
一、导论
1926年7月7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郊區的克鲁格镇（Krutown）是这样一种场景：很多儿童和成年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头，镜头后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一年级学生洛林·惠特曼（Loring Whitman），他在拍摄正在发生的事件;其他人则好奇地看着一个小男孩的耳朵被刺破，哈佛大学医生乔治·沙特克（George Shattuck）采集了他的血样;在他身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摘下帽子，正在用手帕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如下页图1所示）。这些科学探索所遗留下的残余物，后来成为帝国的记忆碎片，我在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前被困扰了许久。
10多年前，我听说过一部私人收藏的经过数字修复的探险影片：将近4小时的原始胶片，记录着一个由哈佛大学8名科研人员组成的探险队穿越利比里亚（Liberia）和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内陆地区的壮举。疾病和橡胶促使哈佛非洲探险队（Harvard African Expedition）到达利比里亚。1926年，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Company）从利比里亚政府手中获得一份长达99年的土地租约，租地面积达100万英亩，其目的是要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种植园之一。但在将广阔的热带雨林改造成工业种植园的过程中，费尔斯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地方性的人类疾病和植物疾病对劳动生产和进口橡胶树的种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公司利益，哈佛大学科学团队对利比里亚开展了一场生物和医学调查。他们通过观察热带地区的生活和工业种植园的生产，构建了一套关于疾病的生态观念，这对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这次探险连同它留下的影片和摄影收藏，完全与政治经济、权力、社会关系和科学知识结构缠绕在一起，正在改变一战后美国资本所触及的全球范围内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
这些镜头再现了美国帝国幽灵的零星记忆，但这绝非是这些镜头展示的唯一内容①。这些镜头不仅体现了科学的客观化视角，用法国人类学家和电影制作人简·鲁什（Jean Rouch）的话来说：“这更是对人类学的控诉，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对所有作为‘殖民主义长女’（the eldest of colonialism）的科学领域的控诉。”②在化学物质和光之间的反应中，遗留下一些丰富的生命物质痕迹，它们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将要被改造的景观，人类、商品和疾病的流动以及一部从未制作过的电影。这次远征拍摄和制作的录像改变了自然景观，也在身体、经济和社会上改变了人类生活。例如公路工人、在政府农场工作的妇女和地区专员搬运工，越来越成为哈佛大学探险队队长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所收集的重要证据文件的组成部分，因为斯特朗试图用其游说美国政府官员采取更积极的立场去反对利比里亚劳工的滥用。与此同时，传统表演的场景、久负盛名的祖先和亲人的一瞥，以及蒙罗维亚和整个利比里亚内部不同民族之间日常生活，都引发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记忆和故事。
经过两年的筹备，我于2014年1月来到距离蒙罗维亚250英里处利比里亚的一个沿海小村庄——大塞斯（Grand Cess）。起初一些朋友试图劝阻我，因为从1989年至2003年利比里亚经历了14年内战，道路变成一片废墟，在雨季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好在一月份天气还算干燥，我们从蒙罗维亚驾车3个小时，就到了人行道尽头。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沿着伐木路、木筏渡船和丛林小径，穿过巴萨（Bassa）、萨布（Sapo）和克鲁人（Kru Peoples）的传统土地，不久之后这些土地就淹没在一波以发展为名的伐木和采矿租地浪潮之中③。当我们接近大塞斯时，热带雨林泥泞的红色粘土路被沿海低地的沙土路所取代。
三位利比里亚同事与我一起去寻找普伦佑诺·沃罗（Plenyono Gbe Wolo）的历史和记忆。他是我在开篇描述的场景中提到的那位汗流浃背的男性，他的这一外观形象被镜头捕捉到，也许他还是大塞斯最著名的“儿子”。我们开车经过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并路过1915年克鲁叛乱（Kru rebellion）期间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们的墓地。这次叛乱是利比里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土著起义之一，最终被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支由美国指挥的利比里亚边境部队残酷镇压，沃罗—克鲁地区最高酋长的儿子、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挺身而出，他会见了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助理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敦促美国公平对待利比里亚的“土著居民”①。正是沃罗应哈佛大学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 Lawrence Lowell）的请求，才为1926年哈佛大学团队利比里亚探险作了诸多安排②。然而，探险队在利比里亚拍摄了近600张照片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记录，但沃罗只出现在其中的两张照片中，且出现在电影中的时间仅为一秒。就像许多对科学知识生产起到重要作用的中间人一样，关于沃罗的描述主要来源于哈佛大学的正式探险记录③。 在大塞斯，我们希望村中的年长者能拓展沃罗的故事，但对他了解的人却所剩无几。利比里亚长达14年的内战使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塞斯很多年长者在20世纪90年代被杀害或自然死亡，而事实上，到2003年战争结束之时，利比里亚人的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47岁④。
我们把沃罗远征照片的重印版留给了当地镇长和学校。不久，关于我们旅程的报道开始在利比里亚的“脸书”网站上传播开来。一些帖子称，大塞斯的年长者故意编造沃罗的故事以激励当地青年，其他人则张贴出我从未见过的沃罗的照片以示反驳。这些群体正在填补内战造成的口述史空白。
利比里亚内战切断了讲述利比里亚土著历史的代际联系，它也使该国的档案变成一片废墟。由于这场10多年的内部冲突给利比里亚与美国之间一向紧密的关系蒙上了阴影，使得其他的一些事情被遗忘，即美国商业、科学、医疗和国家的影响改变了利比里亚的自然景观和人民，但利比里亚在美国帝国史的研究中只占冰山一角⑤。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比里亚成为发展理论的实验室，从20世纪20年代的金元外交到农业、工程、科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技术培训和各种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构成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第四点计划的主要支柱，这一计划于1949年发起，作为赢得发展中国家人心的一种工具①。如今，利比里亚的费尔斯通种植园中矗立着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橡胶树和道路，就是过去这些发展设想最好的见证。
本文讲述了1926年哈佛大学探险队远征利比里亚的历程以及最近的摄影和电影片段之旅，这些照片和胶片让我们看到导致西非利比里亚共和国广泛的经济、环境和文化变革的被遗忘的美国帝国之路。工业种植园有助于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其兴起伴随着资本、知识、商品和微生物的跨国流动，作者采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认识这些现象背后的环境变化。我认为，在促进对疾病生态学和进化的理解方面，工业规模上的景观改造至关重要。
但引出这篇文章的档案照片和电影胶片也是帝国的“遗迹”，是美国资本和科学开拓之路的记忆碎片。它们与工业橡胶种植园一样，具有物质性特征。利比里亚过去碎片化的历史被战争碾碎：它们可能有什么用途？正如人类学家安·斯托尔（Ann Laura Stoler）所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帝国的遗迹？”②
二、工业种植园与疾病生态学
1914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热带医学院院长的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告诉《波士顿晚报》的记者：“相对于任何重大的生命损失而言，巴拿马运河交通带来的热带疾病的蔓延，对因贸易受其干扰而导致的金融损失更大。”③斯特朗对现代医学能够减少人类死于霍乱、黄热病和瘟疫的能力充满信心，如果它们抵达美国海岸的话。但在斯特朗看来，如果检疫制度是必要的，医学却并不一定能够保障商品的自由流动。他强烈意识到，巴拿马运河有可能通过重新散布世界范围内的疾病来改变各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命运。鉴于此，在获得哈佛大学校友如菲律宾总督威廉姆·卡梅伦·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和爱德华·阿特金斯（Edward Atkins）等人的资金支持后，哈佛大学根据他们的建议聘请时任菲律宾科学生物实验室负责人的斯特朗在哈佛大学成立美国第二个热带医学院（第一所热带医学院是杜兰大学在1913年建立的）。1913年，斯特朗和福布斯离开马尼拉前往波士顿，斯特朗利用美国企业日益增多的海外业务，开始组建一支研究团队，并开设了一门课程;福布斯成为哈佛大学的监督员和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董事，这是是一家农产品营销集团，以在中美洲拥有大量香蕉种植园而闻名①。
诸多像联合水果公司这样的美国跨国公司以拨出资金和开展卫生实践的方式，对20世纪初国际公共卫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相比之下，我们非常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在开展国际卫生运动方面的情况②。然而，正是像联合水果公司、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以及海外美国石油公司之类的跨国公司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被斯特朗视作综合性、跨学科性研究的理想案例。
1914年，就在哈佛热带医学院成立一年后，斯特朗作为医学院实验室和联合水果公司研究工作的新任负责人，被派遣至古巴、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联合水果种植园，巩固了他所在的研究部门与美国海外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系。不同的气候条件、独特的动植物群以及不同地区疾病的不同发病率和特征，为人类理解环境决定因素和生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热带疾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流行，也可能通过研究这些因素而得到控制③。斯特朗强烈反对在热带地区建立中央研究站的想法，而赞成建立一个以远征科学为基础的基础设施研究。他写道：“这种方法要比位于热带国家的实验室所带来的结果好得多，因为实验室不能位于国家中心，工作只能局限于周边地区，而且这样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长期忍受热带气候。”④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疾病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流动研究（Itinerant research）使疾病的地理位置和流动性因素得到明显的缓解，其视野远远超过了从一个固定地区的研究实验室向外看世界。
1912年，联合水果公司控制了热带地区30多万英亩的土地，年净收入超过5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公司的资产和利润迅速增加⑤。哈佛热带医学院拥有8个不同地点的研究站，可免费搭乘联合水果公司的蒸汽船，能接触各种各样的临床条件以及从公司医学和周边种植园采集现成的生物样本。斯特朗吹嘘说：“世界上没有哪所热带医学院拥有如此规模的资产，这对哈佛大学来说是一场胜利，即使我们花费100万美元也买不到这样的优势。”①接下来的20年里，他首创了一个研究资助模式，该模式依赖于哈佛大学医学部为美国跨国公司提供医疗和生物服务，帮助它们提高咖啡、香蕉、橡胶、石油和其他热带大宗商品的海外生产和贸易。反过来，通过美国商业公司在海外的运输和通信网络，该部门在世界各地获得大量接触新疾病、新物種和各种环境的机会。这些运输网络也承载了令人疲惫不堪的科学旅行日程，每年都有探险活动，有些甚至长达8个月，从亚马逊河上游到利比里亚内陆。 斯特朗及其同事们的探险之旅遵循了人、商品和疾病的流动路径，这些路径与维持早期种植园经济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关。斯特朗、汉斯·辛瑟（Hans Zinsser）等人以及哈佛大学热带医学院的其他成员阐述了疾病的生态学和进化过程：在这个工业种植农业的新时代，伴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土地的大规模改造使得人、植物和寄生虫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这种关系必须设法将自然转化为利润。该部门几乎所有的考察都是在工业种植园进行的，斯特朗将该部门的工作描述为工业卫生（industrial hygiene），这并非巧合。哈佛大学热带医学院完全被物质关系所缠绕——运输基础设施、劳动制度和商品生产——这些物质关系保障了联合水果公司、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以及美国树胶公司等公司的利益，因为它们改变了全球的面貌。疾病的生态观念源于这些经济和物质转变，反过来加强了对疾病生态学和进化的理解，借助于此，病理学逐渐被视为寄生虫—媒介—宿主相互作用的动态组合的结果，改变了自然景观和人类生活。
正是美国对橡胶的需求在利比里亚引发了广泛的环境、经济和文化变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人拥有世界上85%的汽车产量，消耗世界75%的橡胶，其中80%用于制造汽车轮胎。但英国控制着全球近77%的橡胶生产，而美国仅控制1%的份额。一战后，英国几乎完全垄断橡胶行业，甚至于1922年出台史蒂文森计划（Stevenson Plan）限制橡胶出口，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汽车和轮胎制造商的控制，这导致乳胶（也被称为白金）价格的飙升②。
作为两个英国橡胶种植园的股东，斯特朗敏锐地意识到英国的橡胶垄断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威胁。1925年12月，斯特朗接触了哈维·费尔斯通，并提议对利比里亚进行生物和医学调查③。费尔斯通接受了他的建议，经过斡旋，费尔斯通于1925年与利比里亚政府谈判暂定协议，争取到了2000英亩种植园进行橡胶生产试验的权利以及99年的特许权，可选择租赁多达100万英亩的橡胶种植园土地④。
然而，这项事业困难重重，地方性植物和人类疾病威胁着这些从东南亚进口的橡胶植物的生长，同时利比里亚劳动力的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与费尔斯通会面后的6个月内，斯特朗组建了一个由昆虫学、热带医学、植物学、哺乳动物学及治疗热带疾病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8人科学团队，当探险队启程前往蒙罗维亚时，斯特朗在日记中写道：“希望团队的努力将推动美国对蒙罗维亚的发展施加更积极的影响，就像美国在菲律宾、巴拿马和波多黎各所做的一样。”①
探索的工作——记录在大量的报告、个人杂志、数以百计的静态照片和长达数小时的电影制作中——生发出观察和了解这两种方式，它们都依赖并促进了热带地区生命的发展和工业化，形成新的生物资本形式。这一远见深深植根于对人、景观和疾病的生态和经济理解中，要充分实现利比里亚自然资源的利用，就必须克服热带疾病。斯特朗认为，丰富的生活特别是其非凡的繁殖、增长和发展管理是该国最大的财富，但同时也是利比里亚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沿海地区疟疾传染率高，黄热病、血吸虫病等热带疾病大肆流行。因而他坚信，重新安排热带关系、创造自然和国家新经济的第一步，应该是理解热带关系是如何导致自然景观和人类的“病态”的。
费尔斯通种植园成为斯特朗及其同事访问的工业种植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们的西非之旅完成了奴隶贸易时代人、货物和微生物穿越大西洋世界的迂回路线。作为全球旅行者，他们目睹并参与了通过工业种植园、帝国征服和世界大战重新分配生命的过程，这些哈佛大学科学家是首批从生态和进化方式提出疾病概念的人②。
例如，盘尾丝虫病（onchocerciasis）即一种被称为“河盲”（river blindness）的热带病，成为中美洲和西非的工业咖啡和橡胶种植园的科学研究对象。1924年，由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医疗部门赞助、在牙买加金斯敦（Kingston）召开的会议上，斯特朗得知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多达70%的工人感染了这种寄生线虫病。如此高的感染率引发哈佛大学长达10年的研究。研究跨越两大洲，遍布4个国家，历经4次考察。在美国经济全球化迅速扩张的时期，咖啡、橡胶和棉花的大宗商品流动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帮助。
在利比里亚，斯特朗和医学昆虫学家约瑟夫·贝克特（Joseph Bequaert）开始绘制一种寄生线虫的生态和生命周期图，这种线虫与在中美洲咖啡种植园里观察到的线虫类似。研究人员注意到，一种后来被确认为叮咬的黑蝇（Simulium damnosum）在该国内陆地区普遍流行，他们开始怀疑这种苍蝇是一种疾病传播媒介，但这只是绘制出一种疾病的生态学和地理学的第一步③。
在联合水果咖啡种植者的帮助下，该小组将其流行病学和生态调查扩展到危地马拉西南部的咖啡种植园，并发现盘尾丝虫病是一种地方病（如下页图2所示）。斯特朗和他的同事们在进行详细研究后开始相信，在盘尾丝虫病的生态学中，人类的生活史和习性远比苍蝇的自然史重要。咖啡种植园的工作具有季节性，在收获季节把临时居住者和永久居民聚集在一起，创造了适宜感染和传播的环境条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拥挤的住房创造了一个人类宿主的集中生物库，这些宿主携带着寄生虫和血液，而成年雌性黑蝇正是在这些寄生虫和血液上获得营养的。斯特朗总结说：“很明显，危地马拉的咖啡工业种植园在这种疾病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的例子表明，在追逐热带森林商品化的过程中，自然景观发生了大规模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带有“工业化”特征的自然景观又对疾病生态学产生重要影响。为了确定在利比里亚内陆发现的非洲寄生虫和在中美洲发现的寄生虫实际上是同一种寄生虫，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走上了一条历史推测的道路。斯特朗想知道，这种寄生虫是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传播到中美洲的吗？这个问题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态和人类历史是如何在疾病叙事中融合在一起的，如何与美国企业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以及它们帮助支持和依赖的知识学科交织在一起的。这些想法在斯特朗的同事——辛瑟（Hans Zinsser）于1935年所著的《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一书中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解释。早在行為网络理论出现之前，或者环境史学关于自然作用的辩论之前，他就引入一种微生物——斑疹伤寒及其宿主——虱子，作为世界历史进程参与者的角色出现②。 三、废墟出新路
在工业化种植经济的增长中，帝国维持了跨洋生物标本、商品和知识的交换，其道路跨越大西洋，深入利比里亚腹地。这一点在探险队的镜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乘坐摩托艇沿着杜河（Du River）前往费尔斯通种植园，在数百名搬运工的帮助下徒步穿越内陆，在建造的道路上行进，所有这些项目都反映了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行动开展业务的范围和前景。哈佛探险队所走的路线并没有绘制在任何利比里亚官方地图上，但却是曼丁哥商人、19世纪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巴萨人（Bassa）、克佩勒人（Kpelle）、马诺人（Mano）和瓦伊人（Vai）等民族所熟知的路线③（如下页图3所示）。长期以来作为奴隶、可乐果和其他商品从利比里亚内陆运往沿海市场的贸易路线，在20世纪初将成为利比里亚边防部队和地区专员征服利比里亚土著人口的途径①。20年内，探险之路已成为利比里亚的橡胶走廊：一条100英里长的道路，由劳役所建，范围从费尔斯通种植园中心哈贝尔（Harbel）延伸到邦加（Gbarnga）和克佩勒人的中心②。
为促进费尔斯通与当地劳工之间的联系而修建的道路加剧了土地的异化（如下页图4所示）。19世纪20年代，来自美国的自由黑人在西非海岸定居，带来西方的私人财产所有制，这种制度与利比里亚十六个民族的习惯做法和文化信仰相悖，造成利比里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破坏。第二次土地破坏主要是伴随着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的到来，首先是大规模的森林清除，然后是道路建设③。
到20世纪50年代，即哈佛大学科学家以徒步和驾摩托艇穿越利比里亚内陆30年后，费尔斯通已经修建了近1000英里的主要公共道路和私人通道，一直延伸到利比里亚内陆，按照土地习惯传统管理道路沿线的土地，很容易被圈占。当费尔斯通开始分发免费的橡胶幼苗并推广独立的橡胶农场时，橡胶走廊沿线的土地让位给了家庭定居者。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发展研究所指出的，其结果是“对现有部落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的破坏”④。
道路也成为利润流动的通道。1951年，价值4800多万美元的7900多万磅原乳胶沿着原探险路线运送。费尔斯通公司拥有这些乳胶的94%，并向利比里亚政府支付了380万美元，外加每英亩6美分，以换取在利比里亚开拓业务，当年费尔斯通橡胶占利比里亚出口的91%⑤。作为杜鲁门第四点计划的一部分，利比里亚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援助人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美国政府在1944年至1971年期间，向利比里亚提供的2.75亿美元赠款和贷款与估计数相比相形见绌。费尔斯通公司在几乎同一时期从利比里亚获得4.1亿美元的利润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之路在科学和医学的帮助下会更加通畅，从而巩固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的存在和影响。但是哈佛探险队的帝国碎片能开辟什么样的新路径呢？探险队在利比里亚发现了近600张照片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胶片，而这些材料的残余物又有什么用呢？
直到最近，图像内容一直是环境史学中许多视觉文化和环境研究的核心②。但正如詹妮弗·塔克（Jennifer Tucker）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图像也是物理物质的产物，是由“过去和现在的力量”所推动的③。将摄影和胶片文件注入媒介，就是通过人与物之间动态的社会互动来看待它们，照片和电影因而不断获得新的意义，成为动态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通过使用他们联系彼此、过去和未来。“一旦从他们的历史时刻和初衷中释放出来”，法耶·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说，电影和照片“往往会跨越社会和认识论的界限;他们可以从科学记录领域迅速过渡到法律或私人领域，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一种档案。”④人类学的电影往往与殖民主义和帝国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為帝国重新塑造和配置提供场所。在现在和一些无法想象的未来，这种电影能够在世界内部传播和上演。
斯特朗动员探险队拍摄了政府强制劳工的照片和录像，以帮助启动1930年国际联盟对利比里亚奴隶制的调查，这将威胁利比里亚的主权，并缓解费尔斯通在获得稳定的种植园工人供应方面的困难⑤。但我第一次与利比里亚人分享这段录像时，他们想象着从这个档案废墟中建造出完全不同的道路。哈佛探险队的帝国废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开始收集不同民族的观点和声音，这些民族的生活因费尔斯通的到来和随之而来的土地大破坏而发生了改变。这是一段今天在利比里亚引起共鸣的历史，因为大规模的农业、采矿和伐木特许权正在吞噬传统的部落土地，破坏根植于土地和地方的文化传统，加剧威胁战后和平时期土地的不安全感因素①。
如前所述，在过去4年里，根据哈佛探险队遗留下的影响资料，我们团队（包括笔者、摄影师、录音师和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生以及一些利比里亚人）重走了探险队当年的路程;而在这之前，探险队的这些资料仅在美国帝国网络中传播，如在哈佛旅行者俱乐部的午餐会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受托人会议中以及圣路易斯圆桌会议的私人聚会上，但从未作为科学凝视的研究对象②。然而，在将近75年的时间里，这些影像被遗忘了。在探险队的照片和胶片再次流通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把它们从束缚其行动的帝国枷锁中解放出来，给予它们第二次生命。通过将电影记录与探险队日记联系，我们开始追溯探险队成员及其利比里亚搬运工和向导走过的路线。我们所到之处，最高首领、部族首领、长老和当地村民都争先恐后地观看视频，并与我们的团队分享他们的故事（如图5所示）。例如，格邦加（Gbarnga）酋长弗洛莫·巴沃勒（Flomo Barwolor）在看到父亲博维（Gboveh）酋长跳舞的镜头时表示：“我的心和我的脸一样微笑着。”我们会见了亚塔·杨（Yatta Young）牧师等女性教育工作者，当她们看到了伟大的女性领袖和生命医治者苏·可可夫人（Madam Suakoko）仅有的几张照片和录像，深受鼓舞，想要回忆这位神话英雄的记忆。正如巴萨（Bassa）地名具有“文明或白人把我们驱逐”的含义一样，年长的人们在观看他们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表演的传统舞蹈时，痛苦地讲述着当费尔斯通把他们从自己的民族家园赶出来时，他们身上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 通过与乔治梅森大学的罗伊罗森茨威格历史与新媒体中心、印第安纳大学利比里亚馆藏以及利比里亚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Center for National Documents and Records Agency）的合作，我们开发并推出了一个公共历史网站，即“利比里亚之旅：历史，记忆和国家的建立”，使得这些材料首次在利比里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公开。该网站的特色是一个关于苏·可可夫人的试点展览以及包含近600张照片、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胶片、口述历史和链接到交互式地图的文档的数字集合，旨在告知并提出问题，还邀请大众讲述利比里亚土地和人民历史上一个变革时刻的故事。它基于新媒体和数字历史的核心原则，包含基于非等级和非线性探索的公共历史，旨在从最广泛的人口基础上重建一项历史记录和意义，其人民的土地、文化傳统和疾病负担已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焦点，并成为美国海外商业发展的机会。
四、帝国的分解
4年前，当我第一次到利比里亚访问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时，国家档案馆刚刚恢复正常。在内战期间，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处于重灾区。破旧的基础设施、被毁的建筑和被毁的文件——散落、烧毁、在战争的混乱中丢失——对重建国家档案馆构成严重挑战。但国家民主与发展委员会总干事布洛·萨耶（Bloh P. Sayeh）决心重建档案，她热情洋溢地谈到历史对利比里亚战后和平的重要性。两年前，在一幢废弃的政府大楼里发现了两个生锈的保险柜，这是一个转折点。一支乙炔炬烧穿了沉重的铁板。在这里，人们发现了1847年的利比里亚宪法和土地契约。在这些契约中，土著首领允许来自美国的自由黑人获得土地，在西非海岸定居和建立新家园。总干事萨耶说：“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些文件的那一天，战争已经完全结束了。”①2016年3月，在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举办的关于“利比里亚之旅”的正式启动仪式上，这些感受再次得到回应。在利比里亚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立法者、内阁部长以及利比里亚新闻界发表讲话之前，总干事萨耶谈到该网站作为“回忆利比里亚失去的历史的开始”的重要性，以及获得“其他历史信息以产生利比里亚包容性历史”的手段。
我们还不知道探险队的这些新生活的照片和镜头将在哪里发挥作用。但我们知道，这些遗迹在未来将产生许多故事，许多故事是第一次由祖先的后代讲述，他们的声音可能再次引起共鸣。他们的祖先不仅仅是劳动的身体，生物标本的储存库或者是科学关注的对象。在这些记忆行为中，曾经生活过的幽灵般的生命痕迹被重新开垦和改造，在冲突后的利比里亚寻求和平与和解时具有新的意义。
思想和图像在世界上很重要。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指出，它们的传记“充满了日常经历的影响”②。哈佛探险队所产生、培养和维持的思想和形象，给利比里亚人民和土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景观变化和疾病的政治生态及其后果，即埃博拉再次重塑利比里亚的经济和文化的时刻，让我们不要忘记往前追溯的美国帝国之路③。
（本文原载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2， no.1， 2017， pp. 1-22.此次翻译已获得原作者及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
[关键词]利比里亚;美国;工业种植园;环境史研究
一、导论
1926年7月7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郊區的克鲁格镇（Krutown）是这样一种场景：很多儿童和成年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头，镜头后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一年级学生洛林·惠特曼（Loring Whitman），他在拍摄正在发生的事件;其他人则好奇地看着一个小男孩的耳朵被刺破，哈佛大学医生乔治·沙特克（George Shattuck）采集了他的血样;在他身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摘下帽子，正在用手帕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如下页图1所示）。这些科学探索所遗留下的残余物，后来成为帝国的记忆碎片，我在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前被困扰了许久。
10多年前，我听说过一部私人收藏的经过数字修复的探险影片：将近4小时的原始胶片，记录着一个由哈佛大学8名科研人员组成的探险队穿越利比里亚（Liberia）和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内陆地区的壮举。疾病和橡胶促使哈佛非洲探险队（Harvard African Expedition）到达利比里亚。1926年，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Company）从利比里亚政府手中获得一份长达99年的土地租约，租地面积达100万英亩，其目的是要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种植园之一。但在将广阔的热带雨林改造成工业种植园的过程中，费尔斯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地方性的人类疾病和植物疾病对劳动生产和进口橡胶树的种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公司利益，哈佛大学科学团队对利比里亚开展了一场生物和医学调查。他们通过观察热带地区的生活和工业种植园的生产，构建了一套关于疾病的生态观念，这对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这次探险连同它留下的影片和摄影收藏，完全与政治经济、权力、社会关系和科学知识结构缠绕在一起，正在改变一战后美国资本所触及的全球范围内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
这些镜头再现了美国帝国幽灵的零星记忆，但这绝非是这些镜头展示的唯一内容①。这些镜头不仅体现了科学的客观化视角，用法国人类学家和电影制作人简·鲁什（Jean Rouch）的话来说：“这更是对人类学的控诉，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对所有作为‘殖民主义长女’（the eldest of colonialism）的科学领域的控诉。”②在化学物质和光之间的反应中，遗留下一些丰富的生命物质痕迹，它们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将要被改造的景观，人类、商品和疾病的流动以及一部从未制作过的电影。这次远征拍摄和制作的录像改变了自然景观，也在身体、经济和社会上改变了人类生活。例如公路工人、在政府农场工作的妇女和地区专员搬运工，越来越成为哈佛大学探险队队长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所收集的重要证据文件的组成部分，因为斯特朗试图用其游说美国政府官员采取更积极的立场去反对利比里亚劳工的滥用。与此同时，传统表演的场景、久负盛名的祖先和亲人的一瞥，以及蒙罗维亚和整个利比里亚内部不同民族之间日常生活，都引发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记忆和故事。
经过两年的筹备，我于2014年1月来到距离蒙罗维亚250英里处利比里亚的一个沿海小村庄——大塞斯（Grand Cess）。起初一些朋友试图劝阻我，因为从1989年至2003年利比里亚经历了14年内战，道路变成一片废墟，在雨季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好在一月份天气还算干燥，我们从蒙罗维亚驾车3个小时，就到了人行道尽头。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沿着伐木路、木筏渡船和丛林小径，穿过巴萨（Bassa）、萨布（Sapo）和克鲁人（Kru Peoples）的传统土地，不久之后这些土地就淹没在一波以发展为名的伐木和采矿租地浪潮之中③。当我们接近大塞斯时，热带雨林泥泞的红色粘土路被沿海低地的沙土路所取代。
三位利比里亚同事与我一起去寻找普伦佑诺·沃罗（Plenyono Gbe Wolo）的历史和记忆。他是我在开篇描述的场景中提到的那位汗流浃背的男性，他的这一外观形象被镜头捕捉到，也许他还是大塞斯最著名的“儿子”。我们开车经过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并路过1915年克鲁叛乱（Kru rebellion）期间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们的墓地。这次叛乱是利比里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土著起义之一，最终被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支由美国指挥的利比里亚边境部队残酷镇压，沃罗—克鲁地区最高酋长的儿子、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挺身而出，他会见了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助理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敦促美国公平对待利比里亚的“土著居民”①。正是沃罗应哈佛大学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 Lawrence Lowell）的请求，才为1926年哈佛大学团队利比里亚探险作了诸多安排②。然而，探险队在利比里亚拍摄了近600张照片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记录，但沃罗只出现在其中的两张照片中，且出现在电影中的时间仅为一秒。就像许多对科学知识生产起到重要作用的中间人一样，关于沃罗的描述主要来源于哈佛大学的正式探险记录③。 在大塞斯，我们希望村中的年长者能拓展沃罗的故事，但对他了解的人却所剩无几。利比里亚长达14年的内战使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塞斯很多年长者在20世纪90年代被杀害或自然死亡，而事实上，到2003年战争结束之时，利比里亚人的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47岁④。
我们把沃罗远征照片的重印版留给了当地镇长和学校。不久，关于我们旅程的报道开始在利比里亚的“脸书”网站上传播开来。一些帖子称，大塞斯的年长者故意编造沃罗的故事以激励当地青年，其他人则张贴出我从未见过的沃罗的照片以示反驳。这些群体正在填补内战造成的口述史空白。
利比里亚内战切断了讲述利比里亚土著历史的代际联系，它也使该国的档案变成一片废墟。由于这场10多年的内部冲突给利比里亚与美国之间一向紧密的关系蒙上了阴影，使得其他的一些事情被遗忘，即美国商业、科学、医疗和国家的影响改变了利比里亚的自然景观和人民，但利比里亚在美国帝国史的研究中只占冰山一角⑤。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比里亚成为发展理论的实验室，从20世纪20年代的金元外交到农业、工程、科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技术培训和各种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构成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第四点计划的主要支柱，这一计划于1949年发起，作为赢得发展中国家人心的一种工具①。如今，利比里亚的费尔斯通种植园中矗立着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橡胶树和道路，就是过去这些发展设想最好的见证。
本文讲述了1926年哈佛大学探险队远征利比里亚的历程以及最近的摄影和电影片段之旅，这些照片和胶片让我们看到导致西非利比里亚共和国广泛的经济、环境和文化变革的被遗忘的美国帝国之路。工业种植园有助于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其兴起伴随着资本、知识、商品和微生物的跨国流动，作者采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认识这些现象背后的环境变化。我认为，在促进对疾病生态学和进化的理解方面，工业规模上的景观改造至关重要。
但引出这篇文章的档案照片和电影胶片也是帝国的“遗迹”，是美国资本和科学开拓之路的记忆碎片。它们与工业橡胶种植园一样，具有物质性特征。利比里亚过去碎片化的历史被战争碾碎：它们可能有什么用途？正如人类学家安·斯托尔（Ann Laura Stoler）所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帝国的遗迹？”②
二、工业种植园与疾病生态学
1914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热带医学院院长的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告诉《波士顿晚报》的记者：“相对于任何重大的生命损失而言，巴拿马运河交通带来的热带疾病的蔓延，对因贸易受其干扰而导致的金融损失更大。”③斯特朗对现代医学能够减少人类死于霍乱、黄热病和瘟疫的能力充满信心，如果它们抵达美国海岸的话。但在斯特朗看来，如果检疫制度是必要的，医学却并不一定能够保障商品的自由流动。他强烈意识到，巴拿马运河有可能通过重新散布世界范围内的疾病来改变各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命运。鉴于此，在获得哈佛大学校友如菲律宾总督威廉姆·卡梅伦·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和爱德华·阿特金斯（Edward Atkins）等人的资金支持后，哈佛大学根据他们的建议聘请时任菲律宾科学生物实验室负责人的斯特朗在哈佛大学成立美国第二个热带医学院（第一所热带医学院是杜兰大学在1913年建立的）。1913年，斯特朗和福布斯离开马尼拉前往波士顿，斯特朗利用美国企业日益增多的海外业务，开始组建一支研究团队，并开设了一门课程;福布斯成为哈佛大学的监督员和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董事，这是是一家农产品营销集团，以在中美洲拥有大量香蕉种植园而闻名①。
诸多像联合水果公司这样的美国跨国公司以拨出资金和开展卫生实践的方式，对20世纪初国际公共卫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相比之下，我们非常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在开展国际卫生运动方面的情况②。然而，正是像联合水果公司、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以及海外美国石油公司之类的跨国公司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被斯特朗视作综合性、跨学科性研究的理想案例。
1914年，就在哈佛热带医学院成立一年后，斯特朗作为医学院实验室和联合水果公司研究工作的新任负责人，被派遣至古巴、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联合水果种植园，巩固了他所在的研究部门与美国海外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系。不同的气候条件、独特的动植物群以及不同地区疾病的不同发病率和特征，为人类理解环境决定因素和生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热带疾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流行，也可能通过研究这些因素而得到控制③。斯特朗强烈反对在热带地区建立中央研究站的想法，而赞成建立一个以远征科学为基础的基础设施研究。他写道：“这种方法要比位于热带国家的实验室所带来的结果好得多，因为实验室不能位于国家中心，工作只能局限于周边地区，而且这样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长期忍受热带气候。”④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疾病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流动研究（Itinerant research）使疾病的地理位置和流动性因素得到明显的缓解，其视野远远超过了从一个固定地区的研究实验室向外看世界。
1912年，联合水果公司控制了热带地区30多万英亩的土地，年净收入超过5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公司的资产和利润迅速增加⑤。哈佛热带医学院拥有8个不同地点的研究站，可免费搭乘联合水果公司的蒸汽船，能接触各种各样的临床条件以及从公司医学和周边种植园采集现成的生物样本。斯特朗吹嘘说：“世界上没有哪所热带医学院拥有如此规模的资产，这对哈佛大学来说是一场胜利，即使我们花费100万美元也买不到这样的优势。”①接下来的20年里，他首创了一个研究资助模式，该模式依赖于哈佛大学医学部为美国跨国公司提供医疗和生物服务，帮助它们提高咖啡、香蕉、橡胶、石油和其他热带大宗商品的海外生产和贸易。反过来，通过美国商业公司在海外的运输和通信网络，该部门在世界各地获得大量接触新疾病、新物種和各种环境的机会。这些运输网络也承载了令人疲惫不堪的科学旅行日程，每年都有探险活动，有些甚至长达8个月，从亚马逊河上游到利比里亚内陆。 斯特朗及其同事们的探险之旅遵循了人、商品和疾病的流动路径，这些路径与维持早期种植园经济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关。斯特朗、汉斯·辛瑟（Hans Zinsser）等人以及哈佛大学热带医学院的其他成员阐述了疾病的生态学和进化过程：在这个工业种植农业的新时代，伴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土地的大规模改造使得人、植物和寄生虫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这种关系必须设法将自然转化为利润。该部门几乎所有的考察都是在工业种植园进行的，斯特朗将该部门的工作描述为工业卫生（industrial hygiene），这并非巧合。哈佛大学热带医学院完全被物质关系所缠绕——运输基础设施、劳动制度和商品生产——这些物质关系保障了联合水果公司、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以及美国树胶公司等公司的利益，因为它们改变了全球的面貌。疾病的生态观念源于这些经济和物质转变，反过来加强了对疾病生态学和进化的理解，借助于此，病理学逐渐被视为寄生虫—媒介—宿主相互作用的动态组合的结果，改变了自然景观和人类生活。
正是美国对橡胶的需求在利比里亚引发了广泛的环境、经济和文化变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人拥有世界上85%的汽车产量，消耗世界75%的橡胶，其中80%用于制造汽车轮胎。但英国控制着全球近77%的橡胶生产，而美国仅控制1%的份额。一战后，英国几乎完全垄断橡胶行业，甚至于1922年出台史蒂文森计划（Stevenson Plan）限制橡胶出口，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汽车和轮胎制造商的控制，这导致乳胶（也被称为白金）价格的飙升②。
作为两个英国橡胶种植园的股东，斯特朗敏锐地意识到英国的橡胶垄断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威胁。1925年12月，斯特朗接触了哈维·费尔斯通，并提议对利比里亚进行生物和医学调查③。费尔斯通接受了他的建议，经过斡旋，费尔斯通于1925年与利比里亚政府谈判暂定协议，争取到了2000英亩种植园进行橡胶生产试验的权利以及99年的特许权，可选择租赁多达100万英亩的橡胶种植园土地④。
然而，这项事业困难重重，地方性植物和人类疾病威胁着这些从东南亚进口的橡胶植物的生长，同时利比里亚劳动力的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与费尔斯通会面后的6个月内，斯特朗组建了一个由昆虫学、热带医学、植物学、哺乳动物学及治疗热带疾病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8人科学团队，当探险队启程前往蒙罗维亚时，斯特朗在日记中写道：“希望团队的努力将推动美国对蒙罗维亚的发展施加更积极的影响，就像美国在菲律宾、巴拿马和波多黎各所做的一样。”①
探索的工作——记录在大量的报告、个人杂志、数以百计的静态照片和长达数小时的电影制作中——生发出观察和了解这两种方式，它们都依赖并促进了热带地区生命的发展和工业化，形成新的生物资本形式。这一远见深深植根于对人、景观和疾病的生态和经济理解中，要充分实现利比里亚自然资源的利用，就必须克服热带疾病。斯特朗认为，丰富的生活特别是其非凡的繁殖、增长和发展管理是该国最大的财富，但同时也是利比里亚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沿海地区疟疾传染率高，黄热病、血吸虫病等热带疾病大肆流行。因而他坚信，重新安排热带关系、创造自然和国家新经济的第一步，应该是理解热带关系是如何导致自然景观和人类的“病态”的。
费尔斯通种植园成为斯特朗及其同事访问的工业种植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们的西非之旅完成了奴隶贸易时代人、货物和微生物穿越大西洋世界的迂回路线。作为全球旅行者，他们目睹并参与了通过工业种植园、帝国征服和世界大战重新分配生命的过程，这些哈佛大学科学家是首批从生态和进化方式提出疾病概念的人②。
例如，盘尾丝虫病（onchocerciasis）即一种被称为“河盲”（river blindness）的热带病，成为中美洲和西非的工业咖啡和橡胶种植园的科学研究对象。1924年，由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医疗部门赞助、在牙买加金斯敦（Kingston）召开的会议上，斯特朗得知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多达70%的工人感染了这种寄生线虫病。如此高的感染率引发哈佛大学长达10年的研究。研究跨越两大洲，遍布4个国家，历经4次考察。在美国经济全球化迅速扩张的时期，咖啡、橡胶和棉花的大宗商品流动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帮助。
在利比里亚，斯特朗和医学昆虫学家约瑟夫·贝克特（Joseph Bequaert）开始绘制一种寄生线虫的生态和生命周期图，这种线虫与在中美洲咖啡种植园里观察到的线虫类似。研究人员注意到，一种后来被确认为叮咬的黑蝇（Simulium damnosum）在该国内陆地区普遍流行，他们开始怀疑这种苍蝇是一种疾病传播媒介，但这只是绘制出一种疾病的生态学和地理学的第一步③。
在联合水果咖啡种植者的帮助下，该小组将其流行病学和生态调查扩展到危地马拉西南部的咖啡种植园，并发现盘尾丝虫病是一种地方病（如下页图2所示）。斯特朗和他的同事们在进行详细研究后开始相信，在盘尾丝虫病的生态学中，人类的生活史和习性远比苍蝇的自然史重要。咖啡种植园的工作具有季节性，在收获季节把临时居住者和永久居民聚集在一起，创造了适宜感染和传播的环境条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拥挤的住房创造了一个人类宿主的集中生物库，这些宿主携带着寄生虫和血液，而成年雌性黑蝇正是在这些寄生虫和血液上获得营养的。斯特朗总结说：“很明显，危地马拉的咖啡工业种植园在这种疾病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的例子表明，在追逐热带森林商品化的过程中，自然景观发生了大规模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带有“工业化”特征的自然景观又对疾病生态学产生重要影响。为了确定在利比里亚内陆发现的非洲寄生虫和在中美洲发现的寄生虫实际上是同一种寄生虫，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走上了一条历史推测的道路。斯特朗想知道，这种寄生虫是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传播到中美洲的吗？这个问题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态和人类历史是如何在疾病叙事中融合在一起的，如何与美国企业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以及它们帮助支持和依赖的知识学科交织在一起的。这些想法在斯特朗的同事——辛瑟（Hans Zinsser）于1935年所著的《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一书中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解释。早在行為网络理论出现之前，或者环境史学关于自然作用的辩论之前，他就引入一种微生物——斑疹伤寒及其宿主——虱子，作为世界历史进程参与者的角色出现②。 三、废墟出新路
在工业化种植经济的增长中，帝国维持了跨洋生物标本、商品和知识的交换，其道路跨越大西洋，深入利比里亚腹地。这一点在探险队的镜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乘坐摩托艇沿着杜河（Du River）前往费尔斯通种植园，在数百名搬运工的帮助下徒步穿越内陆，在建造的道路上行进，所有这些项目都反映了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行动开展业务的范围和前景。哈佛探险队所走的路线并没有绘制在任何利比里亚官方地图上，但却是曼丁哥商人、19世纪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巴萨人（Bassa）、克佩勒人（Kpelle）、马诺人（Mano）和瓦伊人（Vai）等民族所熟知的路线③（如下页图3所示）。长期以来作为奴隶、可乐果和其他商品从利比里亚内陆运往沿海市场的贸易路线，在20世纪初将成为利比里亚边防部队和地区专员征服利比里亚土著人口的途径①。20年内，探险之路已成为利比里亚的橡胶走廊：一条100英里长的道路，由劳役所建，范围从费尔斯通种植园中心哈贝尔（Harbel）延伸到邦加（Gbarnga）和克佩勒人的中心②。
为促进费尔斯通与当地劳工之间的联系而修建的道路加剧了土地的异化（如下页图4所示）。19世纪20年代，来自美国的自由黑人在西非海岸定居，带来西方的私人财产所有制，这种制度与利比里亚十六个民族的习惯做法和文化信仰相悖，造成利比里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破坏。第二次土地破坏主要是伴随着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的到来，首先是大规模的森林清除，然后是道路建设③。
到20世纪50年代，即哈佛大学科学家以徒步和驾摩托艇穿越利比里亚内陆30年后，费尔斯通已经修建了近1000英里的主要公共道路和私人通道，一直延伸到利比里亚内陆，按照土地习惯传统管理道路沿线的土地，很容易被圈占。当费尔斯通开始分发免费的橡胶幼苗并推广独立的橡胶农场时，橡胶走廊沿线的土地让位给了家庭定居者。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发展研究所指出的，其结果是“对现有部落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的破坏”④。
道路也成为利润流动的通道。1951年，价值4800多万美元的7900多万磅原乳胶沿着原探险路线运送。费尔斯通公司拥有这些乳胶的94%，并向利比里亚政府支付了380万美元，外加每英亩6美分，以换取在利比里亚开拓业务，当年费尔斯通橡胶占利比里亚出口的91%⑤。作为杜鲁门第四点计划的一部分，利比里亚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援助人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美国政府在1944年至1971年期间，向利比里亚提供的2.75亿美元赠款和贷款与估计数相比相形见绌。费尔斯通公司在几乎同一时期从利比里亚获得4.1亿美元的利润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之路在科学和医学的帮助下会更加通畅，从而巩固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的存在和影响。但是哈佛探险队的帝国碎片能开辟什么样的新路径呢？探险队在利比里亚发现了近600张照片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胶片，而这些材料的残余物又有什么用呢？
直到最近，图像内容一直是环境史学中许多视觉文化和环境研究的核心②。但正如詹妮弗·塔克（Jennifer Tucker）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图像也是物理物质的产物，是由“过去和现在的力量”所推动的③。将摄影和胶片文件注入媒介，就是通过人与物之间动态的社会互动来看待它们，照片和电影因而不断获得新的意义，成为动态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通过使用他们联系彼此、过去和未来。“一旦从他们的历史时刻和初衷中释放出来”，法耶·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说，电影和照片“往往会跨越社会和认识论的界限;他们可以从科学记录领域迅速过渡到法律或私人领域，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一种档案。”④人类学的电影往往与殖民主义和帝国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為帝国重新塑造和配置提供场所。在现在和一些无法想象的未来，这种电影能够在世界内部传播和上演。
斯特朗动员探险队拍摄了政府强制劳工的照片和录像，以帮助启动1930年国际联盟对利比里亚奴隶制的调查，这将威胁利比里亚的主权，并缓解费尔斯通在获得稳定的种植园工人供应方面的困难⑤。但我第一次与利比里亚人分享这段录像时，他们想象着从这个档案废墟中建造出完全不同的道路。哈佛探险队的帝国废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开始收集不同民族的观点和声音，这些民族的生活因费尔斯通的到来和随之而来的土地大破坏而发生了改变。这是一段今天在利比里亚引起共鸣的历史，因为大规模的农业、采矿和伐木特许权正在吞噬传统的部落土地，破坏根植于土地和地方的文化传统，加剧威胁战后和平时期土地的不安全感因素①。
如前所述，在过去4年里，根据哈佛探险队遗留下的影响资料，我们团队（包括笔者、摄影师、录音师和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生以及一些利比里亚人）重走了探险队当年的路程;而在这之前，探险队的这些资料仅在美国帝国网络中传播，如在哈佛旅行者俱乐部的午餐会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受托人会议中以及圣路易斯圆桌会议的私人聚会上，但从未作为科学凝视的研究对象②。然而，在将近75年的时间里，这些影像被遗忘了。在探险队的照片和胶片再次流通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把它们从束缚其行动的帝国枷锁中解放出来，给予它们第二次生命。通过将电影记录与探险队日记联系，我们开始追溯探险队成员及其利比里亚搬运工和向导走过的路线。我们所到之处，最高首领、部族首领、长老和当地村民都争先恐后地观看视频，并与我们的团队分享他们的故事（如图5所示）。例如，格邦加（Gbarnga）酋长弗洛莫·巴沃勒（Flomo Barwolor）在看到父亲博维（Gboveh）酋长跳舞的镜头时表示：“我的心和我的脸一样微笑着。”我们会见了亚塔·杨（Yatta Young）牧师等女性教育工作者，当她们看到了伟大的女性领袖和生命医治者苏·可可夫人（Madam Suakoko）仅有的几张照片和录像，深受鼓舞，想要回忆这位神话英雄的记忆。正如巴萨（Bassa）地名具有“文明或白人把我们驱逐”的含义一样，年长的人们在观看他们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表演的传统舞蹈时，痛苦地讲述着当费尔斯通把他们从自己的民族家园赶出来时，他们身上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 通过与乔治梅森大学的罗伊罗森茨威格历史与新媒体中心、印第安纳大学利比里亚馆藏以及利比里亚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Center for National Documents and Records Agency）的合作，我们开发并推出了一个公共历史网站，即“利比里亚之旅：历史，记忆和国家的建立”，使得这些材料首次在利比里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公开。该网站的特色是一个关于苏·可可夫人的试点展览以及包含近600张照片、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胶片、口述历史和链接到交互式地图的文档的数字集合，旨在告知并提出问题，还邀请大众讲述利比里亚土地和人民历史上一个变革时刻的故事。它基于新媒体和数字历史的核心原则，包含基于非等级和非线性探索的公共历史，旨在从最广泛的人口基础上重建一项历史记录和意义，其人民的土地、文化傳统和疾病负担已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焦点，并成为美国海外商业发展的机会。
四、帝国的分解
4年前，当我第一次到利比里亚访问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时，国家档案馆刚刚恢复正常。在内战期间，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处于重灾区。破旧的基础设施、被毁的建筑和被毁的文件——散落、烧毁、在战争的混乱中丢失——对重建国家档案馆构成严重挑战。但国家民主与发展委员会总干事布洛·萨耶（Bloh P. Sayeh）决心重建档案，她热情洋溢地谈到历史对利比里亚战后和平的重要性。两年前，在一幢废弃的政府大楼里发现了两个生锈的保险柜，这是一个转折点。一支乙炔炬烧穿了沉重的铁板。在这里，人们发现了1847年的利比里亚宪法和土地契约。在这些契约中，土著首领允许来自美国的自由黑人获得土地，在西非海岸定居和建立新家园。总干事萨耶说：“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些文件的那一天，战争已经完全结束了。”①2016年3月，在国家文献和记录中心举办的关于“利比里亚之旅”的正式启动仪式上，这些感受再次得到回应。在利比里亚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立法者、内阁部长以及利比里亚新闻界发表讲话之前，总干事萨耶谈到该网站作为“回忆利比里亚失去的历史的开始”的重要性，以及获得“其他历史信息以产生利比里亚包容性历史”的手段。
我们还不知道探险队的这些新生活的照片和镜头将在哪里发挥作用。但我们知道，这些遗迹在未来将产生许多故事，许多故事是第一次由祖先的后代讲述，他们的声音可能再次引起共鸣。他们的祖先不仅仅是劳动的身体，生物标本的储存库或者是科学关注的对象。在这些记忆行为中，曾经生活过的幽灵般的生命痕迹被重新开垦和改造，在冲突后的利比里亚寻求和平与和解时具有新的意义。
思想和图像在世界上很重要。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指出，它们的传记“充满了日常经历的影响”②。哈佛探险队所产生、培养和维持的思想和形象，给利比里亚人民和土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景观变化和疾病的政治生态及其后果，即埃博拉再次重塑利比里亚的经济和文化的时刻，让我们不要忘记往前追溯的美国帝国之路③。
（本文原载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2， no.1， 2017， pp. 1-22.此次翻译已获得原作者及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