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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至1980年10月，我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任区委副书记，1978年初开始负责区委的日常工作。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肥西山南实行包产到户30周年。我作为当时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者和组织者之一，回顾往事，仍历历在目……
包产到户起因
10月19日，区委召开会议。汤茂林把在黄花大队先行借地的办法，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他说，黄花借地种麦按照“四定一奖”办法进行。我们搞的“四定一奖”，就是定土地、定工本费、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全奖、减产全赔。区委7个委员都认为这个办法好，既符合社员的心愿，又符合种“保命麦”的要求，一致同意在全区各社队全面实施。“四定”的关键是“定土地”，它是按人头计算，每人包一定量的田地种麦、种油菜。这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当时谁也不敢说它是，所以就采用“四定一奖”称谓，巧妙地代替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我们不认为它是分田单干。借田与分田，应该是两码事。至于后来外面指责我们山南是“分田单干、变相单干、搞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强加于我们的不实之词。当时的目的只是权宜之计：一是完成国家的任务；二是完成生产队里各项提留；三是社员有饭吃。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后果，要不怕一切困难，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做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所以区、社干部大力推广黄花经验，没有想到后来竟然搞成了包产到户。
“借地与民”的三步曲
面对持续干旱，根据县委书记的指示，区委研究先“借地与民”，借些田给社员种麦。当时省委于1978年9月初召开抗旱保秋种会议，万里在会上提出种“保命麦”，规定每人3分地，把一些集体难以点种的地借给群众自己去种。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精神，因为会议内容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我们之所以“借地与民”，是被老天逼出来的；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按每人1斗田（5分地）借地。关于“借地”，我们分三步走，先易后难，即把容易种的田地先分给社员种，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作非常顺利。
第一步，每人借5分地，先种“保命麦”。社员在借到土地后拍手叫好：“照这样干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并纷纷行动起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田野里一片繁忙。田地犁翻不动，就用铁锹挖、铁镐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麦子在很短时间里已基本种下去了，只有少数户因为劳动力少稍慢些。
第二步，在首批麦子种完的基础上又借给每人五分地。因为近田、好田、容易种的田已借出先行种下，所以这些田地种起来更艰巨，困难更多些。那些田地干裂得如磨子大小，裂缝拳头都能伸下去。尽管如此，社员们就用铁锹撬，锄头刮，锤子锤，利用各种工具，找窍门、想办法、挖潜力。摆脱了精神枷锁的群众，精神振奋，热情高涨。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地自由自在地干活，心情舒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送水送饭到田头，吃喝在田埂，早下田晚收工，点种的时间虽然要长一些，但都完成了任务。
第三步，借地种油菜。麦子种完之后，我们又考虑到农民的吃油问题应该解决。通过前两次借地种麦看到了社员种田的积极性，区委研究决定，再借地种油菜。但此时存在着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季节。江淮之间有句农谚叫“寒露油菜霜降麦”。此时点种油菜已经有些迟了。不过大旱之年有些特别，因主要是要求种“保命麦”，以粮为主，油料次之。二是土地质量差。借出去的土地多数是户旁岗梢山脚下，离村庄较远的地方，群众说这些都是兔子不拉屎的土地，又瘦又不易管理。但社员们在借的土地上却精耕细作。他们根据以往“三干”（地干、种子干、肥料干）点种经验，先施底肥再盖肥，做到合理密度，确保质量。有的群众还将菜种放在洗脚水中浸泡一夜，以便早发芽，多出芽；千方百计多种下一些，保收一些，争取多收。虽说种油菜是第二位的，土地、季节等条件都比较差，但社员表示既种就有收。他们说：“种是基础，管是关键，三分种七分管，得雨后不影响正常生长。”果然，后来油菜也获得了大丰收。
1978年11月初，山南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土壤，麦菜受到了一场喜雨的催生，确实长势喜人。社员的心情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希望。此外，群众在肥料上作起文章，积极收集各种肥料加强田间管理，促使来年有个好收成。
山南：全省包产到户的试点
山南不声不响搞起包产到户，这在省委机关引起了轰动。据说当时机关的人没有心思上班，都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激烈争论。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整理者注），所以山南的做法明显违反中央文件精神，还违反宪法规定，当时真是“大逆不道”。特别是有人写“人民来信”给万里，说我们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是曾希圣阴魂不散”等等。后来省委派人来山南调查，来调查的人也被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感动了，并向万里如实汇报了情况。
1979年2月，春节刚过，省委工作组由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队，县里也组织工作组配合，一行30余人到山南宣讲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即〔1979〕4号、5号文件。估计是省委想在下面有计划地搞责任制试点。工作组召开区直机关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讨论中，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说：“农村生产怎样搞上去，大家大胆设想；农村各种作坊是否可以给私人经营？”他要求参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注意到，周曰礼是有计划地在引导大家怎样来改变生产方式，实现土地承包制。当时万里对农村改革确实有远见，他以超人的胆量，排除非议，支持包产到户。周曰礼要求到会的同志围绕包产到户这个主题大胆地讲。他说：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四不搞秋后算账。要解放思想，农业生产形势要多样化，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到会的人总是怕字当头，顾虑重重。因为过去吃够了苦头，当时对情况都摸不透，所以只讲官话。周曰礼强调说：“三中全会路线是实事求是的，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第二天，我陪同工作组到刘老庄大队宣传中央文件。刘老庄的社员在讨论中情绪高涨，与区直会议上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说：“大锅饭”吃尽了苦头，“大锅饭”是绑家穷。有的说：一个队有100来口人，吃饭都靠生产队长一人，出力不讨好，真是难为他了。有的说：我们干一年口粮难以支回来，春耕大忙时争着要回销粮，人心涣散，怎么不闹家穷？更有人说：要想让我们有饭吃，富裕起来，分一份田地给我们社员自己耕种。要发挥大家智慧，不要把生产重担压在队长一个人肩上。政府只要规定几条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的规定，加强检查就行了。大家七嘴八舌，气氛非常热烈，我们也很兴奋。这些都是我们想说而未敢说的话，让社员替我们说了，心情特别激动。
通过两天的宣讲，山南区的群众一致要求包产到户。周曰礼立即回到合肥，向万里汇报情况。针对出现的情况，万里于2月6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上万里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并同时指出：“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这些精神是周曰礼主任当晚回到山南向我们传达的。第二天，他又召开社、队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我们区的干部群众都拍手欢迎。万里的话一锤定音，山南公社因此而成为全省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由于我们牢记万里的“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指示，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不想扩大影响。所以后来山南的包产到户反没有其他地方叫得响亮。
山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1979年夏，我们山南获得大丰收，麦子突破3000万斤大关，超额完成定购任务。过去没有搞包产到户，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每年上缴给国家入库的麦子只有60多万斤。夏季大丰收后，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同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都发表意见，有赞同的，有反对的，声音都很高。总的说，当时的学者、记者们对我们山南的责任制给予了大力支持。其中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郭崇毅就对包产到户有很大功劳，为山南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郭崇毅是山南金牛人，他善于体察社情民意，关心群众的疾苦，敢讲真话。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他以省政协委员身份，来到肥西肥光高级社视察，后曾因如实向省委反映当地的浮夸风，被以“反对合作化、造谣破坏”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2年。1962年，在李葆华当省委书记时得到平反。1978年秋天，我们悄悄地将土地划到户耕种，一下子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播种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多种30％。1979年夏收比上年有大幅度增产，增加了2倍多。郭崇毅闻此欢欣鼓舞，他意识到肥西农民创造了一条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路子，于是顶着炎炎烈日跑遍了全区各社。在农村，他不仅深入到农户家中调研了解，听取家乡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午季大丰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肯定包产到户，还如实反映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同时坚信包产到户将会改变农民，给全农村带来新的气象，发出了打破“大锅饭”，给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呼声。当许多人指责山南搞包产到户时，1979年7月，郭崇毅又不顾年老体弱，冒着盛夏酷暑，亲自赴北京将调研报告上送中央，对山南包产到户给予有力的支持，帮助山南人民树立了信心。
其后，许多新闻单位都来到山南进行采访。当时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还有许多著名人物来肥西访问，报道山南的包产到户。那时山南很热闹，在全国很有影响，先后有很多省、市的领导来山南考察。1979年，万里来到山南，使我们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改革中的碰撞
1979年夏季获得大丰收，是山南人民受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的影响、先进思想的鼓舞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各级领导支持，尤其是省委、中央一些领导的支持，促使山南人民坚定了对包产到户的决心。这一年对山南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两种观点较量的一年，是摆脱穷困走向丰收的一年，也是破除“大锅饭”走向包产到户开始的一年。当我们坚定地按照实事求是路线前进时，在山南周边地区的县、区、社及社会上的舆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他们对责任制的非议很多，言辞非常激烈。特别是在与山南区交界的地方，有的架起高音喇叭，整天高喊“坚决抵制肥西的单干风”；有的就在地界上竖起牌子，上面写着这些字。就连有些路过肥西的客车上面也写有坚决抵制肥西单干的字样。即使是在本县内，大多数干部也不赞成，主要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些集体家底比较厚的公社，坚决不准社员搞包产到户。有一个公社书记在大会上说：“筑防浪墙，打拦洪坝，坚决顶住单干风”。许多社员跑去论理：“山南能搞包产到户，为什么不给我们搞？我们搞犯不犯法？”这个领导就说：“我不准你干也不犯法！”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媒体对我们进行尖锐的批评。当时的山南，包括肥西都是四面楚歌，县委更处在旋涡之中。
一天下午省委书记王光宇从肥西县小庙区打来电话，其内容大体上是：你们区搞包产到户不能动摇，要定下来大胆干。你们夏季不是已获大丰收了吗，秋季不也是丰收在望了吗？省委在一个区搞试点，即使搞不成功，也不影响大局；如果搞成功影响就大了！当时邓小平来安徽视察，由王光宇陪同邓小平上黄山。我估计王书记向邓小平汇报了我们山南包产到户的情况，所以给山南区委打来电话。既然省领导如此表态，我们也就意识到邓小平对包产到到户可能是支持的，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
秋季我们山南区又获大丰收，全年总产量达亿斤。大旱之年得到全面高产，如此的大丰收创了历史奇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分户经营使产量倍增。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有利的好事。当时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地说：“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但是，我们更不忘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不会忘记他冒着政治风险，让山南农民搞包产到户，使农民因此能够吃饱饭，开启了改革的航船。
此后，虽然仍有曲折，但是包产到户走向全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包产到户起因
10月19日，区委召开会议。汤茂林把在黄花大队先行借地的办法，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他说，黄花借地种麦按照“四定一奖”办法进行。我们搞的“四定一奖”，就是定土地、定工本费、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全奖、减产全赔。区委7个委员都认为这个办法好，既符合社员的心愿，又符合种“保命麦”的要求，一致同意在全区各社队全面实施。“四定”的关键是“定土地”，它是按人头计算，每人包一定量的田地种麦、种油菜。这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当时谁也不敢说它是，所以就采用“四定一奖”称谓，巧妙地代替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我们不认为它是分田单干。借田与分田，应该是两码事。至于后来外面指责我们山南是“分田单干、变相单干、搞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强加于我们的不实之词。当时的目的只是权宜之计：一是完成国家的任务；二是完成生产队里各项提留；三是社员有饭吃。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后果，要不怕一切困难，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做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所以区、社干部大力推广黄花经验，没有想到后来竟然搞成了包产到户。
“借地与民”的三步曲
面对持续干旱，根据县委书记的指示，区委研究先“借地与民”，借些田给社员种麦。当时省委于1978年9月初召开抗旱保秋种会议，万里在会上提出种“保命麦”，规定每人3分地，把一些集体难以点种的地借给群众自己去种。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精神，因为会议内容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我们之所以“借地与民”，是被老天逼出来的；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按每人1斗田（5分地）借地。关于“借地”，我们分三步走，先易后难，即把容易种的田地先分给社员种，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作非常顺利。
第一步，每人借5分地，先种“保命麦”。社员在借到土地后拍手叫好：“照这样干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并纷纷行动起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田野里一片繁忙。田地犁翻不动，就用铁锹挖、铁镐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麦子在很短时间里已基本种下去了，只有少数户因为劳动力少稍慢些。
第二步，在首批麦子种完的基础上又借给每人五分地。因为近田、好田、容易种的田已借出先行种下，所以这些田地种起来更艰巨，困难更多些。那些田地干裂得如磨子大小，裂缝拳头都能伸下去。尽管如此，社员们就用铁锹撬，锄头刮，锤子锤，利用各种工具，找窍门、想办法、挖潜力。摆脱了精神枷锁的群众，精神振奋，热情高涨。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地自由自在地干活，心情舒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送水送饭到田头，吃喝在田埂，早下田晚收工，点种的时间虽然要长一些，但都完成了任务。
第三步，借地种油菜。麦子种完之后，我们又考虑到农民的吃油问题应该解决。通过前两次借地种麦看到了社员种田的积极性，区委研究决定，再借地种油菜。但此时存在着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季节。江淮之间有句农谚叫“寒露油菜霜降麦”。此时点种油菜已经有些迟了。不过大旱之年有些特别，因主要是要求种“保命麦”，以粮为主，油料次之。二是土地质量差。借出去的土地多数是户旁岗梢山脚下，离村庄较远的地方，群众说这些都是兔子不拉屎的土地，又瘦又不易管理。但社员们在借的土地上却精耕细作。他们根据以往“三干”（地干、种子干、肥料干）点种经验，先施底肥再盖肥，做到合理密度，确保质量。有的群众还将菜种放在洗脚水中浸泡一夜，以便早发芽，多出芽；千方百计多种下一些，保收一些，争取多收。虽说种油菜是第二位的，土地、季节等条件都比较差，但社员表示既种就有收。他们说：“种是基础，管是关键，三分种七分管，得雨后不影响正常生长。”果然，后来油菜也获得了大丰收。
1978年11月初，山南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土壤，麦菜受到了一场喜雨的催生，确实长势喜人。社员的心情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希望。此外，群众在肥料上作起文章，积极收集各种肥料加强田间管理，促使来年有个好收成。
山南：全省包产到户的试点
山南不声不响搞起包产到户，这在省委机关引起了轰动。据说当时机关的人没有心思上班，都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激烈争论。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整理者注），所以山南的做法明显违反中央文件精神，还违反宪法规定，当时真是“大逆不道”。特别是有人写“人民来信”给万里，说我们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是曾希圣阴魂不散”等等。后来省委派人来山南调查，来调查的人也被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感动了，并向万里如实汇报了情况。
1979年2月，春节刚过，省委工作组由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队，县里也组织工作组配合，一行30余人到山南宣讲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即〔1979〕4号、5号文件。估计是省委想在下面有计划地搞责任制试点。工作组召开区直机关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讨论中，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说：“农村生产怎样搞上去，大家大胆设想；农村各种作坊是否可以给私人经营？”他要求参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注意到，周曰礼是有计划地在引导大家怎样来改变生产方式，实现土地承包制。当时万里对农村改革确实有远见，他以超人的胆量，排除非议，支持包产到户。周曰礼要求到会的同志围绕包产到户这个主题大胆地讲。他说：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四不搞秋后算账。要解放思想，农业生产形势要多样化，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到会的人总是怕字当头，顾虑重重。因为过去吃够了苦头，当时对情况都摸不透，所以只讲官话。周曰礼强调说：“三中全会路线是实事求是的，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第二天，我陪同工作组到刘老庄大队宣传中央文件。刘老庄的社员在讨论中情绪高涨，与区直会议上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说：“大锅饭”吃尽了苦头，“大锅饭”是绑家穷。有的说：一个队有100来口人，吃饭都靠生产队长一人，出力不讨好，真是难为他了。有的说：我们干一年口粮难以支回来，春耕大忙时争着要回销粮，人心涣散，怎么不闹家穷？更有人说：要想让我们有饭吃，富裕起来，分一份田地给我们社员自己耕种。要发挥大家智慧，不要把生产重担压在队长一个人肩上。政府只要规定几条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的规定，加强检查就行了。大家七嘴八舌，气氛非常热烈，我们也很兴奋。这些都是我们想说而未敢说的话，让社员替我们说了，心情特别激动。
通过两天的宣讲，山南区的群众一致要求包产到户。周曰礼立即回到合肥，向万里汇报情况。针对出现的情况，万里于2月6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上万里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并同时指出：“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这些精神是周曰礼主任当晚回到山南向我们传达的。第二天，他又召开社、队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我们区的干部群众都拍手欢迎。万里的话一锤定音，山南公社因此而成为全省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由于我们牢记万里的“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指示，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不想扩大影响。所以后来山南的包产到户反没有其他地方叫得响亮。
山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1979年夏，我们山南获得大丰收，麦子突破3000万斤大关，超额完成定购任务。过去没有搞包产到户，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每年上缴给国家入库的麦子只有60多万斤。夏季大丰收后，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同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都发表意见，有赞同的，有反对的，声音都很高。总的说，当时的学者、记者们对我们山南的责任制给予了大力支持。其中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郭崇毅就对包产到户有很大功劳，为山南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郭崇毅是山南金牛人，他善于体察社情民意，关心群众的疾苦，敢讲真话。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他以省政协委员身份，来到肥西肥光高级社视察，后曾因如实向省委反映当地的浮夸风，被以“反对合作化、造谣破坏”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2年。1962年，在李葆华当省委书记时得到平反。1978年秋天，我们悄悄地将土地划到户耕种，一下子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播种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多种30％。1979年夏收比上年有大幅度增产，增加了2倍多。郭崇毅闻此欢欣鼓舞，他意识到肥西农民创造了一条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路子，于是顶着炎炎烈日跑遍了全区各社。在农村，他不仅深入到农户家中调研了解，听取家乡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午季大丰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肯定包产到户，还如实反映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同时坚信包产到户将会改变农民，给全农村带来新的气象，发出了打破“大锅饭”，给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呼声。当许多人指责山南搞包产到户时，1979年7月，郭崇毅又不顾年老体弱，冒着盛夏酷暑，亲自赴北京将调研报告上送中央，对山南包产到户给予有力的支持，帮助山南人民树立了信心。
其后，许多新闻单位都来到山南进行采访。当时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还有许多著名人物来肥西访问，报道山南的包产到户。那时山南很热闹，在全国很有影响，先后有很多省、市的领导来山南考察。1979年，万里来到山南，使我们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改革中的碰撞
1979年夏季获得大丰收，是山南人民受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的影响、先进思想的鼓舞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各级领导支持，尤其是省委、中央一些领导的支持，促使山南人民坚定了对包产到户的决心。这一年对山南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两种观点较量的一年，是摆脱穷困走向丰收的一年，也是破除“大锅饭”走向包产到户开始的一年。当我们坚定地按照实事求是路线前进时，在山南周边地区的县、区、社及社会上的舆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他们对责任制的非议很多，言辞非常激烈。特别是在与山南区交界的地方，有的架起高音喇叭，整天高喊“坚决抵制肥西的单干风”；有的就在地界上竖起牌子，上面写着这些字。就连有些路过肥西的客车上面也写有坚决抵制肥西单干的字样。即使是在本县内，大多数干部也不赞成，主要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些集体家底比较厚的公社，坚决不准社员搞包产到户。有一个公社书记在大会上说：“筑防浪墙，打拦洪坝，坚决顶住单干风”。许多社员跑去论理：“山南能搞包产到户，为什么不给我们搞？我们搞犯不犯法？”这个领导就说：“我不准你干也不犯法！”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媒体对我们进行尖锐的批评。当时的山南，包括肥西都是四面楚歌，县委更处在旋涡之中。
一天下午省委书记王光宇从肥西县小庙区打来电话，其内容大体上是：你们区搞包产到户不能动摇，要定下来大胆干。你们夏季不是已获大丰收了吗，秋季不也是丰收在望了吗？省委在一个区搞试点，即使搞不成功，也不影响大局；如果搞成功影响就大了！当时邓小平来安徽视察，由王光宇陪同邓小平上黄山。我估计王书记向邓小平汇报了我们山南包产到户的情况，所以给山南区委打来电话。既然省领导如此表态，我们也就意识到邓小平对包产到到户可能是支持的，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
秋季我们山南区又获大丰收，全年总产量达亿斤。大旱之年得到全面高产，如此的大丰收创了历史奇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分户经营使产量倍增。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有利的好事。当时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地说：“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但是，我们更不忘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不会忘记他冒着政治风险，让山南农民搞包产到户，使农民因此能够吃饱饭，开启了改革的航船。
此后，虽然仍有曲折，但是包产到户走向全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