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系统研究“人口红利”的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用人口抚养比指标对今日中国和当年日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把日本经济分成了三个20年：1950～1970年，人口抚养比下降，年平均经济增长9.2%；1970～1990年，人口抚养比盘整，年平均经济增长3.8%；1990年之后的20年，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日本进入老龄社会，年平均经济增长仅0.85%。从这个角度看中国，2010～2020年间劳动力人口将减少近2900多万人，相当于进入日本的第二个20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不久前在答记者问时特别强调了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量减少345万人。蔡昉解释说，伴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预计“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降至7.19%，“十三五”期间再降至6.08%！在我看来，若没有创新的推动，参照日本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中国的经济减速可能会超预期，因为人口抚养比上升不仅降低消费力，而且弱化创新力。
　　通俗地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就是年轻人拉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相比之下，此时综合消费力较高的群体并非已婚家庭，而是“剩男剩女”，这就必然强化社会生育偏好的下降，导致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不足的负效应可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来抵消，但创新必须承担风险，而一个人的家庭负担越重，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就越弱。一个国家的老龄人口比例越高，该国投资和创业的冲动就越弱。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偏好：其一是生育偏好，其二是风险偏好。若两种偏好同时下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创新活动就必然下降。此时，若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仍低于一万美元，绝大多数家庭没有财产性收入，社会就将进入令人担忧的“未富先老”，并使贫富悬殊的鸿沟不断加深。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就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尤其是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一些微小的变更也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城市化驱动消费升级的内在经济机制主要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女权的觉醒会激发社会的消费欲望，其二是财富的货币化可创造社会的虚拟财富。前者是欲望升级驱动创新，后者是财富增长驱动消费，这就是城市化的经济意义。2011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全球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一国经济的城市化率在超过50%时，该国的城市化进入“最后的疯狂”：或者一鼓作气完成经济转型，或者功亏一篑再度陷入停滞。此时国家人口政策的逐步完善可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国家的人口政策会改变一国的生育偏好和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以实现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可以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相关因素，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此外，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心也可更多转向立法执法，建立和完善婴幼儿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和健全失业者的就业培训制度。与此同时，生育补贴、社会救助和职业教育又会形成一个产业链，在未来15年内提高国家的综合消费力，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升级。15年之后，新生代劳动年龄人口将改变社会的人口抚养比，提高社会的经济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