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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止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还为社会提供食品、工业生产要素等。其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以及农村文化的传递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刘易斯教授经济发展学说中，假设农业和其他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出很低，为零，甚至为负值，是其无限劳动供给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支柱之一（Tignor， 2004）。利用印度大流感案例提供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源自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上与刘易斯教授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虽然两人同时获得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传统农业经济属性特征，对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功能作用具有不同甚至对立认识和解读。舒尔茨不同意农业零值劳动假设，并在上世纪60 年代利用印度大流感对农业影响的经济史案例，第一次对上述假设进行定量经验分析，得到不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舒尔茨这一研究引发与另一位经济学大家森教授争论。大流感对农业生产影响本身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然而为实证检验农业零值劳动假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场景或案例。
一、对零值农业劳动的赞成
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零值农业劳动”这一概念。他认为，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劳动力是如此丰裕，以致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为零或负的情况下，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在这个学说中，其认为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一些劳动力对农产的增长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即使是有些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以，刘易斯认为这些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其认为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剥离出去也不会对农产的生产造成任何的影响。
对于零值农业劳动并没有考虑到农民劳动能力方面存在不同，而且也没有把一些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外。1943年，P·N.罗森斯坦-罗丹通过对东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其发现这些地区的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在这个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并且波兰的农民有20%被德国抽调，这样并没有导致农业产量的减少。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通过对印度劳动力的实证研究得出，针对印度的目前劳动需求，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
二、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反对
R·S.埃卡斯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要素比例》（1955）一文中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假设是：农业要素技术无替代，这是在适用余量存在的条件下，然后通过对穷国农业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论点，通过例子的形式来说明零值农业劳动力的存在。瓦尹纳在《对“隐蔽事业”概念的某些说明》中提出：“我发现，要是人文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形式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已知的方法，即通过更仔细地选种和播种，更广泛地锄草、耕作、间苗和施肥，更辛勤的收割、拾穗和清扫谷物来追加劳动不会使产量有某些增加，这是不可能的。”
西奥多·W·舒尔茨在其“拉丁美洲经济政策教训”一文中，首先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存在提出质疑；在《改造传统农业》（1967）一书中提出“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其通过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各种理论和思想进行评述，并且使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的数据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检验，舒尔茨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学说。它有一些值得怀疑的根源，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理论前提之上。从经验分析角度看，舒尔茨（1964）认为零值劳动假说如果成立，就应能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观察到以下现象：农业基础生产条件没有改变前提下部分劳动力脱离农业时，农业产出仍能保持固定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已实现现代增长国家曾经历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农业产出增加同时发生的事实，并不构成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因为这可能是伴随农业技术现代化与资本深化结果。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经验证据要求，在基本没有发生上述变革前提下，农业劳动力显著下降不会导致农业产出显著减少。
森从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经验含义和统计检验两方面对舒尔茨检验提出挑战。森认为，通常理解的剩余劳动力假说认为，如果农业劳动力减少方式服从一种特定的家庭或地区分布，那么N%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森之所以强调劳动力减少方式因素影响，是因为他认为市场不完美导致劳动和土地再配置过程需要较多时间或存在较多局限。就“特定分布”的具体含义，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命题，农业经济中转移出N%劳动力，只要是在经济激励作用下发生的，譬如外出务工，那就不会对总产出产生影响。他认为在经济激励下，边际生产率越低的家庭将有越多的转移劳动力。由于印度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损失在地理与家户上具有集中特点，森认为舒尔茨应用印度大流感事件来检验剩余劳动假说有不适当之处。
李远芳，卢锋，Kyle P. Chauvin，陈思丞在《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说的“自然实验” 检验--来自印度大流感与中国大跃进的证据》（2012）一文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0的三年自然灾害作为个案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研究。其得出了在这个期间，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和舒尔茨的观点相一致。
三、总结
舒尔茨把刘易斯理论基础命题之一概括为农业零值劳动假说，从经济学常识角度对这一理论逻辑提出评论，利用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实践案例对这一理论假说提出质疑。尤其重要的是，舒尔茨结合印度20 世纪初大流感疫情前后经济环境变化这一难得“自然实验”条件，对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设提出计量分析检验。无论在推动当时经济发展研究方法朝实证化和可检验化方向演进，还是在认识刘易斯流行学说潜在局限性方面都自有积极意义。虽然森教授对舒尔茨研究提出反批评，不过森利用印度大流感时期调整数据提供分析结果也显示零值劳动假说缺乏严格经验依据。刘易斯和舒尔茨两位发展经济学大师同获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我们理解什么是好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思想如何通过学术批评演讲发展都具有经济学说史角度的启示意义。
张倩，（1987-）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安徽省阜阳市。
潘乃涛，（1986-）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安徽省亳州市。
在刘易斯教授经济发展学说中，假设农业和其他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出很低，为零，甚至为负值，是其无限劳动供给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支柱之一（Tignor， 2004）。利用印度大流感案例提供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源自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上与刘易斯教授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虽然两人同时获得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传统农业经济属性特征，对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功能作用具有不同甚至对立认识和解读。舒尔茨不同意农业零值劳动假设，并在上世纪60 年代利用印度大流感对农业影响的经济史案例，第一次对上述假设进行定量经验分析，得到不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舒尔茨这一研究引发与另一位经济学大家森教授争论。大流感对农业生产影响本身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然而为实证检验农业零值劳动假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场景或案例。
一、对零值农业劳动的赞成
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零值农业劳动”这一概念。他认为，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劳动力是如此丰裕，以致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为零或负的情况下，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在这个学说中，其认为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一些劳动力对农产的增长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即使是有些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以，刘易斯认为这些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其认为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剥离出去也不会对农产的生产造成任何的影响。
对于零值农业劳动并没有考虑到农民劳动能力方面存在不同，而且也没有把一些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外。1943年，P·N.罗森斯坦-罗丹通过对东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其发现这些地区的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在这个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并且波兰的农民有20%被德国抽调，这样并没有导致农业产量的减少。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通过对印度劳动力的实证研究得出，针对印度的目前劳动需求，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
二、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反对
R·S.埃卡斯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要素比例》（1955）一文中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假设是：农业要素技术无替代，这是在适用余量存在的条件下，然后通过对穷国农业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论点，通过例子的形式来说明零值农业劳动力的存在。瓦尹纳在《对“隐蔽事业”概念的某些说明》中提出：“我发现，要是人文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形式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已知的方法，即通过更仔细地选种和播种，更广泛地锄草、耕作、间苗和施肥，更辛勤的收割、拾穗和清扫谷物来追加劳动不会使产量有某些增加，这是不可能的。”
西奥多·W·舒尔茨在其“拉丁美洲经济政策教训”一文中，首先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存在提出质疑；在《改造传统农业》（1967）一书中提出“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其通过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各种理论和思想进行评述，并且使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的数据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检验，舒尔茨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学说。它有一些值得怀疑的根源，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理论前提之上。从经验分析角度看，舒尔茨（1964）认为零值劳动假说如果成立，就应能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观察到以下现象：农业基础生产条件没有改变前提下部分劳动力脱离农业时，农业产出仍能保持固定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已实现现代增长国家曾经历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农业产出增加同时发生的事实，并不构成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因为这可能是伴随农业技术现代化与资本深化结果。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经验证据要求，在基本没有发生上述变革前提下，农业劳动力显著下降不会导致农业产出显著减少。
森从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经验含义和统计检验两方面对舒尔茨检验提出挑战。森认为，通常理解的剩余劳动力假说认为，如果农业劳动力减少方式服从一种特定的家庭或地区分布，那么N%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森之所以强调劳动力减少方式因素影响，是因为他认为市场不完美导致劳动和土地再配置过程需要较多时间或存在较多局限。就“特定分布”的具体含义，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命题，农业经济中转移出N%劳动力，只要是在经济激励作用下发生的，譬如外出务工，那就不会对总产出产生影响。他认为在经济激励下，边际生产率越低的家庭将有越多的转移劳动力。由于印度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损失在地理与家户上具有集中特点，森认为舒尔茨应用印度大流感事件来检验剩余劳动假说有不适当之处。
李远芳，卢锋，Kyle P. Chauvin，陈思丞在《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说的“自然实验” 检验--来自印度大流感与中国大跃进的证据》（2012）一文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0的三年自然灾害作为个案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研究。其得出了在这个期间，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和舒尔茨的观点相一致。
三、总结
舒尔茨把刘易斯理论基础命题之一概括为农业零值劳动假说，从经济学常识角度对这一理论逻辑提出评论，利用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实践案例对这一理论假说提出质疑。尤其重要的是，舒尔茨结合印度20 世纪初大流感疫情前后经济环境变化这一难得“自然实验”条件，对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设提出计量分析检验。无论在推动当时经济发展研究方法朝实证化和可检验化方向演进，还是在认识刘易斯流行学说潜在局限性方面都自有积极意义。虽然森教授对舒尔茨研究提出反批评，不过森利用印度大流感时期调整数据提供分析结果也显示零值劳动假说缺乏严格经验依据。刘易斯和舒尔茨两位发展经济学大师同获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我们理解什么是好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思想如何通过学术批评演讲发展都具有经济学说史角度的启示意义。
张倩，（1987-）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安徽省阜阳市。
潘乃涛，（1986-）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安徽省亳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