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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面临重要历史转折机遇
全球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尚未消退之时，部分发达经济体又推出了第二轮宽松货币政策。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并不排除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截至2010年9月，美联储总资产突破两万亿美元，而金融危机之前其资产仅为八千亿美元，期间美联储共发行了1.3万亿美元的货币。当前欧美的“流动性刺激”并不是经济向好的标志，而是其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复苏遭遇挫折的应对措施。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加大了全球通胀风险，而且长远来看也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此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将是其丧失全球金融主导地位的开始，而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次重要历史机遇。
要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中国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要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科技含量的战略新兴行业转变，从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转型。如果我们把加工制造业比作“陆军”的话，那么现代金融服务业则是“空军”，定价主导权就是“制空”权。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强大金融行业的有力支持。
正确处理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与资本的关系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融资模式的转变，即从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向以证券发行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与资本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
(一)货币方面的不利因素：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泛滥是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烦恼。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69.6万亿元，同比增长1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24.4万亿元，增长20.9％；流通中货币(M0)余额4.2万亿元，增长13.8％。虽然相较于2009年，货币供应已经有所收紧，但流动性泛滥压力依旧巨大。
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央行为了回收流动性，已经先后六次上调银行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年初的15.5％调整至目前的18.5％，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依然持续困扰中国经济：
首先，物价持续上涨，直接导致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其次，国内资产价格出现泡沫迹象，尤以房地产为代表，历经多轮调整政策之后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居高不下；
最后，金融机构掌握巨额资金易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未来出现不良资产的风险加大，影响国内金融系统健康。
(二)资本方面的不利因素：市场扩容和大小非解禁
据WIND最新统计显示，2010年全年涉及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共有683家，合计解禁股数为3829.90亿股，为2009年的54.12％；合计解禁额度为57480.24亿元，比2009年增加16.77％，占A股总市值的25.62％。到2010年底，限售股仅占到A股总股本的10.10％，A股市场接近全流通的状态。另外，根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2月12日，2010年沪深两市共有327家公司IPO，发行数量为564.90亿股，IPO融资规模高达4685.22亿元，超越2007年4473亿元的IPO历史融资纪录，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两者综合来看，A股市场今年扩容压力巨大，对二级市场投资者无疑具有心理打击的利空效应，这也是目前股市大盘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蓬勃发展的支持下，A股市场保持足够活力和竞争力的标志就是4000点以上的大盘指数和平均25倍以上的市盈率。而A股市场的低迷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不利于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创新继续推进。创业板推出一年之后，“新三板”已是箭在弦上，而迎接红筹股回归，开通国际板同样已经列上日程，而这一切均有待于中国股市维持在强大的竞争力的起点上；
其次，不利于巩固商业银行改革初战告捷的成果。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如果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经济发展的重担还会重新落到商业银行的单腿支撑上。届时商业银行在现有的内外体制背景下，仍将再次面临坏帐率上升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不利于政府深化国资体制改革和促动政府职能转变。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上述两项变革随着股市的大发展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国企改革成果的巩固，新国资体制的变革和进一步的完善都仰仗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以弱化审批经济，批项目、批贷款的银行间接融资体制为前提，加强直接融资模式就是对转变政府行政审批职能的强有力支持。
推进积极股市政策，发挥股市分流作用
全球流动性问题因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而更加泛滥的局面已经很难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要继续严控资本项下外汇投机资金的进出，化汇为产，让央行资产“瘦身减肥”；同时，电要为泛滥的流动性寻找一个释放的场所。很显然，A股市场已经成为吸收超额流动性最主要的“蓄水池”。
一方面，通过高频度扩容可以对冲流动性，把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来支持和稳定实体经济，而且与2007年流动性催生股市泡沫的形势不同，目前A股在经历了今年的“大小非解禁”之后，大多数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权已经具有流通权，该部分足以对抗泛滥流动性的冲击。另一方面，股市在面临持续扩容和大小非解禁的压力之下也需要新的资金注入以活跃市场，从而保障资本市场的再融资功能，缓解银行不良信贷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因此，必须推进积极的股市政策，让两个不利因素“负负得正”。
而推进积极的股市政策就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仅要培育壮大主板，而目，要稳固发展中小板，加速推进创业板，并逐步形成能够覆盖全国、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体系，从各个方面来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股权转让和融资服务。其次，应提高监管水平，解决有限资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同时避免不当政策对于股市的负面影响。最后，要开展股市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正确投资观念，普及科学、专业的投资知识，树立诚信为本的道德风尚。
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遥相呼应，才能有效应对货币、资本两大方面的不利因素，使其“负负得正”。中央有关部门需要统筹考虑，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如何在一行三会之上成立一个权威机构，将是我们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
全球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尚未消退之时，部分发达经济体又推出了第二轮宽松货币政策。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并不排除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截至2010年9月，美联储总资产突破两万亿美元，而金融危机之前其资产仅为八千亿美元，期间美联储共发行了1.3万亿美元的货币。当前欧美的“流动性刺激”并不是经济向好的标志，而是其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复苏遭遇挫折的应对措施。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加大了全球通胀风险，而且长远来看也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此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将是其丧失全球金融主导地位的开始，而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次重要历史机遇。
要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中国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要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科技含量的战略新兴行业转变，从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转型。如果我们把加工制造业比作“陆军”的话，那么现代金融服务业则是“空军”，定价主导权就是“制空”权。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强大金融行业的有力支持。
正确处理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与资本的关系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融资模式的转变，即从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向以证券发行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与资本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
(一)货币方面的不利因素：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泛滥是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烦恼。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69.6万亿元，同比增长1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24.4万亿元，增长20.9％；流通中货币(M0)余额4.2万亿元，增长13.8％。虽然相较于2009年，货币供应已经有所收紧，但流动性泛滥压力依旧巨大。
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央行为了回收流动性，已经先后六次上调银行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年初的15.5％调整至目前的18.5％，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依然持续困扰中国经济：
首先，物价持续上涨，直接导致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其次，国内资产价格出现泡沫迹象，尤以房地产为代表，历经多轮调整政策之后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居高不下；
最后，金融机构掌握巨额资金易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未来出现不良资产的风险加大，影响国内金融系统健康。
(二)资本方面的不利因素：市场扩容和大小非解禁
据WIND最新统计显示，2010年全年涉及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共有683家，合计解禁股数为3829.90亿股，为2009年的54.12％；合计解禁额度为57480.24亿元，比2009年增加16.77％，占A股总市值的25.62％。到2010年底，限售股仅占到A股总股本的10.10％，A股市场接近全流通的状态。另外，根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2月12日，2010年沪深两市共有327家公司IPO，发行数量为564.90亿股，IPO融资规模高达4685.22亿元，超越2007年4473亿元的IPO历史融资纪录，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两者综合来看，A股市场今年扩容压力巨大，对二级市场投资者无疑具有心理打击的利空效应，这也是目前股市大盘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蓬勃发展的支持下，A股市场保持足够活力和竞争力的标志就是4000点以上的大盘指数和平均25倍以上的市盈率。而A股市场的低迷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不利于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创新继续推进。创业板推出一年之后，“新三板”已是箭在弦上，而迎接红筹股回归，开通国际板同样已经列上日程，而这一切均有待于中国股市维持在强大的竞争力的起点上；
其次，不利于巩固商业银行改革初战告捷的成果。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如果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经济发展的重担还会重新落到商业银行的单腿支撑上。届时商业银行在现有的内外体制背景下，仍将再次面临坏帐率上升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不利于政府深化国资体制改革和促动政府职能转变。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上述两项变革随着股市的大发展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国企改革成果的巩固，新国资体制的变革和进一步的完善都仰仗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以弱化审批经济，批项目、批贷款的银行间接融资体制为前提，加强直接融资模式就是对转变政府行政审批职能的强有力支持。
推进积极股市政策，发挥股市分流作用
全球流动性问题因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而更加泛滥的局面已经很难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要继续严控资本项下外汇投机资金的进出，化汇为产，让央行资产“瘦身减肥”；同时，电要为泛滥的流动性寻找一个释放的场所。很显然，A股市场已经成为吸收超额流动性最主要的“蓄水池”。
一方面，通过高频度扩容可以对冲流动性，把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来支持和稳定实体经济，而且与2007年流动性催生股市泡沫的形势不同，目前A股在经历了今年的“大小非解禁”之后，大多数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权已经具有流通权，该部分足以对抗泛滥流动性的冲击。另一方面，股市在面临持续扩容和大小非解禁的压力之下也需要新的资金注入以活跃市场，从而保障资本市场的再融资功能，缓解银行不良信贷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因此，必须推进积极的股市政策，让两个不利因素“负负得正”。
而推进积极的股市政策就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仅要培育壮大主板，而目，要稳固发展中小板，加速推进创业板，并逐步形成能够覆盖全国、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体系，从各个方面来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股权转让和融资服务。其次，应提高监管水平，解决有限资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同时避免不当政策对于股市的负面影响。最后，要开展股市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正确投资观念，普及科学、专业的投资知识，树立诚信为本的道德风尚。
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遥相呼应，才能有效应对货币、资本两大方面的不利因素，使其“负负得正”。中央有关部门需要统筹考虑，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如何在一行三会之上成立一个权威机构，将是我们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