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向关注中国近代史，尤其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近作《新学记》是他关于民国教育长期思考的结果。
　　作品以李弘祺著作《学以为己》入题，“学以为己”四个字就是理解传统教育的一把钥匙，或者就像罗庸《论为己之学》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而现代教育多仿西洋，有国家目的在内，变成了“学以为人”。
　　从“学以为己”到“学以为人”，伴随19世纪中下叶“西学东渐”的兴起。提倡“西学”，是为了培养新的人才，赶上西方，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冲突。康有为有言，八股取士使得知识分子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形势，没有能力应付不断变化的时局，不能做出富有现实意义的事务。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推动清政府多次教育改革，在1905年终于下旨“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中国科举制度。
　　傅国涌把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几代人，归纳为1870年代出生的“七零后”，继之以“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二零后”“三零后”排列。教育家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教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傅国涌列举了一个不完全的教育家的名单，这些人里有大学校长、中学校长，也有小学校长，他说，我们固然要关注那些知名度高、贡献很大的名校校长，同样也要注意那些默默奉献的“小先生”。
　　傅国涌之前就有“教育相遇论”，他说，一个人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在小学、中学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对于他一生影响深远。甚至校园里的一棵树、一朵花，老师的一堂课、一句话，都有可能在少年心中播下奇异的种子。在《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里，傅国涌以“摆事实”的形式尽力还原旧人旧事，在他看來，“讲道理”太过于苍白无力，事实本身已胜过一切雄辩。在《新学记》里，材料的罗列仍是主要方式，直观地表达带来直接的感受。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与他们的生命气质完全吻合。先生们的人格是怎样建立的呢？傅国涌强调了教育家的来源，也就是他们自身接受的教育，主要如下：1.旧学出身，比如孙诒让、蔡元培、张謇。2.留学出身，比如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3.教会出身，比如马相伯。4.国内新式学堂出身，比如张伯苓、王培孙。不同出身并不妨碍他们投身教育的共同愿望。比如，蔡元培曾受过十年私塾教育，并中过秀才和举人，深谙旧学之道，却绝不顽固保守，他所开创的北大的自由之风在今天依然骀荡。
　　现代教育兴起的标志之一，也包括现代课本的出现。新学，应该学什么呢？
　　1912年之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政体更新带来的变化，在国文课本内容上也相当明显。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将“公民道德教育”放在“五育”之首，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也就相应地担负起了部分公民教育的责任。
　　幼儿开蒙是传统，新教育同样重视。傅国涌历数各种蒙学自编教材的功用，介绍郭沫若、冰心等人在新式蒙学教科书中得到的收获。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系列，上海澄衷学堂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等都很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尤其是小学的这一套。好的教材都强调学以致用，发展学生蓬勃的个性，允许差异化的存在，而不是同质化的模式。傅国涌强调了知识生产中的上海优势，因为出版机构几乎都是上海的，这也说明了教育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人认识世界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