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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在其名著《英国史》的一开头即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这场革命因为它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获得成功，被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誉为：“光荣革命”。
天主教徒的君主专制
1685年，55岁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1660年-1685年在位）因中风去世。约克公爵詹姆士继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85年-1688年在位）。
查理二世表面上是一个新教徒，实际上却是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詹姆士本人以及其母亲和妻子也都是天主教徒。为了减轻臣民们在宗教信仰上对王室的压力，在公开场合，詹姆士参加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他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从小都皈依国教。
詹姆士二世继位后，并没有表现出不顾议会而实行专制独裁的政治倾向，也没有要将天主教作为唯一宗教、禁绝新教。这样的统治政策的转变，发生在成功镇压国内叛乱之后。一次是1685年5月苏格兰阿吉尔领导的，不满英国政府迫害清教徒的起义，这场反对专制的起义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另一次起义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领导的反对詹姆士二世登基的起义。最终，起义队伍被王军剿灭，蒙默思被处决，起义者中被绞死二三百人，800多人被流放。两次起义的镇压表明了英格兰中央政府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国王的全力支持。镇压叛乱后，詹姆士的统治政策开始转向强硬的政治手段。首先，詹姆士扩充了军备，军队由原来的5000余人激增到3万人。其中13000人驻守京都，以威慑政治异己分子。他还不顾“宣誓法案”的规定，在军队中提升天主教徒为军官。詹姆士二世此举在政治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此后，他还利用国王拥有“赦免”的特权，让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进入枢密院、军队和法院。同时，从1686年开始，詹姆士二世开始公开宣传天主教，王室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金钱贿赂、劝诱等方式号召新教臣民皈依天主教。1685年11月，议会复会，不少议员抨击国王的做法，要求解除天主教徒的职务，詹姆士二世下令议会休会。同年，法国路易十四宣布取消“南特敕令”，许多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英国，他们讲述了许多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的情况，激起了英国人对天主教的更大愤恨和恐慌，也使他们更加敌视天主教和封建专制主义。
复兴天主教使得詹姆士二世丧失了国教徒的支持，他被迫寻找新的同盟者。詹姆士二世对一切非国教宗教团体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废除了1673年和1678年颁布的《宗教考查法》。为此与议会和国教会发生了直接的尖锐冲突。1687年4月詹姆士二世发布了第一个《赦免宣言》，1688年5月颁布了第二个，给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非国教教徒以信教自由。坎特博雷大主教率领其他六名主教向詹姆士二世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这一法令，结果却被国王下令逮捕，监禁并进行审判，引起了宗教界一片哗然。
为了对以后的议会选举加以控制，詹姆士二世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由于当时地方上的选举是受各郡郡长和地方法官控制，而城镇里的选举则由市政机关控制，所以詹姆士二世将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地方官和市镇机关的人员大量撤职，改任一些天主教徒和忠于他的人员担任这些职务。这些行为使地方上的贵族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更为不满。到了1688年春，全国上下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界的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人士，都在反对詹姆士二世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
矛盾爆发
对于詹姆士二世的刚愎自用，议会和国教会并没有要用暴力手段来对抗的意图。而是期待之后的王位继承人詹姆士二世的长女——信仰新教的玛丽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然而，王后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小王子无疑是天主教徒，而他的继承权也先于他两个信仰新教的姐姐。围绕着詹姆士二世之子是否为王室血脉，产生了种种猜测。而这种猜测开始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
这时，群众的政治态度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自40年代革命以来，英国人民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支柱。但现在由于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强烈反对詹姆士二世，群众对主教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前面谈到的七个主教被宣布无罪时，群众高声欢呼，甚至军队里的士兵，对此也欢声雷动。最终，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被邀请率军到英国来反对詹姆士二世。威廉的政治态度和其岳父截然不同，他一直致力于同天主教势力的斗争，还曾收留过流亡的蒙默斯公爵，反对废除《宗教考查法》和颁布赦免宣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威廉不希望英国变成天主教国家。收到邀请函后，基于新教荷兰的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考虑，也为了保护妻子玛丽的王位继承权和借用英国强大的力量继续对法作战，威廉应允出兵。
詹姆士二世出逃
1688年，威廉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当时威廉的军队共1.4万人，而英国的军队则有4万人，众寡悬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士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他这次胜利的进军，被看做是17至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在威廉登陆后，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有辉格派，也有托利派。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詹姆士二世。甚至玛丽对她父亲的处境也毫无同情。詹姆士二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他计划逃往法国。他先把妻儿送走，自己随后深夜逃出王宫，企图乘船逃往爱尔兰。但到海边时，被一个渔夫发现，然后被押送伦敦。威廉认为把他留在英国不免会生出别的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士二世先逃到爱尔兰，后又逃往法国。
1689年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
上述1688年-1689年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变革之后，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有关“光荣革命”的史学研究
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学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学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计划的终结。随着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休谟在其《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中强调：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当代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倍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
天主教徒的君主专制
1685年，55岁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1660年-1685年在位）因中风去世。约克公爵詹姆士继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85年-1688年在位）。
查理二世表面上是一个新教徒，实际上却是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詹姆士本人以及其母亲和妻子也都是天主教徒。为了减轻臣民们在宗教信仰上对王室的压力，在公开场合，詹姆士参加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他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从小都皈依国教。
詹姆士二世继位后，并没有表现出不顾议会而实行专制独裁的政治倾向，也没有要将天主教作为唯一宗教、禁绝新教。这样的统治政策的转变，发生在成功镇压国内叛乱之后。一次是1685年5月苏格兰阿吉尔领导的，不满英国政府迫害清教徒的起义，这场反对专制的起义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另一次起义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领导的反对詹姆士二世登基的起义。最终，起义队伍被王军剿灭，蒙默思被处决，起义者中被绞死二三百人，800多人被流放。两次起义的镇压表明了英格兰中央政府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国王的全力支持。镇压叛乱后，詹姆士的统治政策开始转向强硬的政治手段。首先，詹姆士扩充了军备，军队由原来的5000余人激增到3万人。其中13000人驻守京都，以威慑政治异己分子。他还不顾“宣誓法案”的规定，在军队中提升天主教徒为军官。詹姆士二世此举在政治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此后，他还利用国王拥有“赦免”的特权，让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进入枢密院、军队和法院。同时，从1686年开始，詹姆士二世开始公开宣传天主教，王室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金钱贿赂、劝诱等方式号召新教臣民皈依天主教。1685年11月，议会复会，不少议员抨击国王的做法，要求解除天主教徒的职务，詹姆士二世下令议会休会。同年，法国路易十四宣布取消“南特敕令”，许多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英国，他们讲述了许多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的情况，激起了英国人对天主教的更大愤恨和恐慌，也使他们更加敌视天主教和封建专制主义。
复兴天主教使得詹姆士二世丧失了国教徒的支持，他被迫寻找新的同盟者。詹姆士二世对一切非国教宗教团体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废除了1673年和1678年颁布的《宗教考查法》。为此与议会和国教会发生了直接的尖锐冲突。1687年4月詹姆士二世发布了第一个《赦免宣言》，1688年5月颁布了第二个，给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非国教教徒以信教自由。坎特博雷大主教率领其他六名主教向詹姆士二世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这一法令，结果却被国王下令逮捕，监禁并进行审判，引起了宗教界一片哗然。
为了对以后的议会选举加以控制，詹姆士二世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由于当时地方上的选举是受各郡郡长和地方法官控制，而城镇里的选举则由市政机关控制，所以詹姆士二世将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地方官和市镇机关的人员大量撤职，改任一些天主教徒和忠于他的人员担任这些职务。这些行为使地方上的贵族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更为不满。到了1688年春，全国上下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界的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人士，都在反对詹姆士二世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
矛盾爆发
对于詹姆士二世的刚愎自用，议会和国教会并没有要用暴力手段来对抗的意图。而是期待之后的王位继承人詹姆士二世的长女——信仰新教的玛丽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然而，王后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小王子无疑是天主教徒，而他的继承权也先于他两个信仰新教的姐姐。围绕着詹姆士二世之子是否为王室血脉，产生了种种猜测。而这种猜测开始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
这时，群众的政治态度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自40年代革命以来，英国人民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支柱。但现在由于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强烈反对詹姆士二世，群众对主教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前面谈到的七个主教被宣布无罪时，群众高声欢呼，甚至军队里的士兵，对此也欢声雷动。最终，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被邀请率军到英国来反对詹姆士二世。威廉的政治态度和其岳父截然不同，他一直致力于同天主教势力的斗争，还曾收留过流亡的蒙默斯公爵，反对废除《宗教考查法》和颁布赦免宣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威廉不希望英国变成天主教国家。收到邀请函后，基于新教荷兰的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考虑，也为了保护妻子玛丽的王位继承权和借用英国强大的力量继续对法作战，威廉应允出兵。
詹姆士二世出逃
1688年，威廉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当时威廉的军队共1.4万人，而英国的军队则有4万人，众寡悬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士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他这次胜利的进军，被看做是17至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在威廉登陆后，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有辉格派，也有托利派。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詹姆士二世。甚至玛丽对她父亲的处境也毫无同情。詹姆士二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他计划逃往法国。他先把妻儿送走，自己随后深夜逃出王宫，企图乘船逃往爱尔兰。但到海边时，被一个渔夫发现，然后被押送伦敦。威廉认为把他留在英国不免会生出别的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士二世先逃到爱尔兰，后又逃往法国。
1689年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
上述1688年-1689年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变革之后，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有关“光荣革命”的史学研究
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学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学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计划的终结。随着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休谟在其《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中强调：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当代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倍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