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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经济特区的实践，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和光明前景。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标志并不断书写发展奇迹的深圳经济特区，从一个边陲小镇到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20多年间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递增31.2%，各项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特区速度，不仅创造了中国之最，也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速度之最。回眸历史，饮水思源，策划创建经济特区的伟人们、功臣们无疑将使人们永志心中，铭记不忘。
逃港风愈演愈烈，使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分尴尬，共产党人在痛楚的思索中破茧而出
1978年春，刚被“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仅一个月的习仲勋同志接受中央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到任后，习仲勋抓紧时间，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1978年7月，习仲勋到了当时的宝安县深圳的沙头角镇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据说这边有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了；外流出港的人每月能赚两三千港元，出港两三年，就能汇款回家乡建新楼；香港新界的农民收入人均1.3万多港元，宝安农民一年分配才100多元人民币，同样是做工，收入相差却上百倍，谁不想过好日子？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他当时对宝安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盼富裕、盼开放、盼改革”的急切心情。因为早在60年代，宝安人就尝过对外开放的甜头。从1961年起，国家对宝安实行了一些灵活的边境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过境耕作，允许小额贸易。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宝安县农村经济呈现蓬勃生机，较早地结束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然而“文革”期间，这些政策被废除，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习仲勋到宝安调研“逃港”情况，在当时关押外逃人员的一座部队营房里，习仲勋直截了当问一偷渡人员：“你为什么要外逃啊？”“香港比这里好嘛，有工做，有钱赚。”随后，方苞又组织20多名村支书记与习仲勋座谈。习仲勋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外逃？当时的宝安福永镇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毫不讳言：“香港比内地好嘛！”这次座谈会对习仲勋的触动很大。事后，习仲勋对方苞说：“看来外逃问题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症结找到了，但在当时对一个县委书记来说，要改变这种状况是无能为力的。但方苞抓住一切机会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人民群众的“盼富裕、盼开放、盼改革”的呼声。
习仲勋的心里感到很难受，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吸引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对此，习仲勋着重解除大家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对他什么主义。”这次宝安之行，对习仲勋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紧接着，习仲勋又先后到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考察结束时，习仲勋概括出8个字：“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当时，他反复思考的是：广东的经济究竟应该怎样搞？应该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
经过一番思考，习仲勋觉得，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回到省委后，习仲勋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政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先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他说，从广东来看，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会余地，比如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等。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又出席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的我国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给参加会议的广东的同志以极大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的决策非常相似，对搞好广东的经济心中更有底了。
1979年1月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立即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之后，省委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省委决定，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直辖市，国务院于1979年3月5日即批复，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深圳、珠海市，并决定三年内国家拨给1.5亿元作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型边境城市的启动基金。
李先念画个“小圈”，邓小平画个“大圈”，画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石破天惊”的决心与理念
1979年春，在深圳南头半岛，蛇口工业区已先行悄悄启动。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20天后，起草这一报告的交通部直属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飞赴北京，向李先念、谷牧副总理当面汇报。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两人，随同谷牧一起，来到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
当听到袁庚建议把香港和内地各自有利条件结合起来时，李先念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地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也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这时，心细的袁庚早有准备，不失时机地奉上一张地图。
李先念拿着红铅笔，在宝安县地图上整个南半岛一带，轻轻地划了一道弧线，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你们要赚外汇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袁庚说：“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香港每平方公里土地开发需要15个亿，我们只要1个多亿就够了。所以，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地给我，我就比香港任何一个大财团都要阔气。”
随后，李先念在《报告》上做出批示。1979年2月2日上午，在西皇城根一个大院内，谷牧同志召集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报告一事，谷牧同志主持会议。谷牧同志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李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批示，“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在我们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香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大家讨论得热烈，一直持续到中午，谷牧同志说：不要再讨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按李先念同志批的办起来。
在会议过程中，谷牧同志先后三次提到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对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走一步。做过河卒，探探路子，打个侦察战，震撼全球的战役还在后头呐！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拉开开放序幕的重大意义。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同志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组的会议上，王全国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广东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中南组会议的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能放手干。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省的地方机构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很支持广东提的要求，赞成让广东先行一步，把经济搞上去。
习仲勋请王全国同志代表省委先后作了3次发言，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市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希望中央组织有关部门尽快会同广东进行调研，定下方案。习仲勋同志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就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对广东要求中央放松，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邓小平同志非常支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时，小平在插话中就举新加坡为例说，可以吸收外资开厂，取得利润，又有劳务收入和税收。他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的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每年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多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习仲勋将广东的这些想法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听取习仲勋、吴南生的汇报后，极表赞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也表态支持：“广东可以搞一个新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小平同志作了专门汇报，要求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向中央常委和小平同志汇报后，习仲勋就让跟他赴京开会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同志立即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式先行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省里做好必要的准备。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5月14日开始，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上，习仲勋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作了一段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工作情况和经济情况，如何改革体制和为国家多作贡献的问题。在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我们又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对广东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行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决定派谷牧同志来，与省里一起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作出决定后，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这对广东是关系重大的事情。
197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甘子玉，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的工作小组，在广东省开了十多天会议，和广东的同志细细分析，共同研究，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谷牧同志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两省的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就作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这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央（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对于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我的心情是，一则是喜，一则是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行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不过，我有思想准备，大不了撤职不干。”
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广东省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3位书记组成3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习仲勋在贯彻中央50号文件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也要提，明天不提后天也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了老命我们也要干。
这次会议后，习仲勋即和王全国同志到了深圳。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讨论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镜耕作等具体政策问题。
小平同志定下特区之名，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叫什么特区呢，又颇费脑筋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叫“出口加工区”吧，和台湾的新竹一样了；叫“自由贸易区”，又像把资本主义和标签贴在了脸上；叫“工业贸易区”，似乎格局又太局限了——几个称谓拨过来拨过去，终是不得要领。
这时又传来反对的声音：他们不懂！陕西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
反对者的声音，顿时给急于筹建特区的省委吴南生同志以启发，“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好！
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于1979年12月16日在京西宾馆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中，第一次使用了“经济特区”之名，而且在“谈谈特区规划的一些情况”里，用几百个字阐发使用这一称谓的必要：“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交换了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它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报告，并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
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世纪末的跑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后的较量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同志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对广东创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还说，将来台湾统一了，香港回来了，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小平的批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勋和省委一班人又进一步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认真、具体的规划，加快了筹建的步伐。
1980年8月上旬，江泽民同志就任国家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对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不久，来到深圳，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筹建进行全面考察和指导，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来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他到深圳下车时正碰上暴雨，罗湖口岸一片汪洋，来往的行人卷起裤管、提着鞋子在街上穿行。目睹这一场景，江泽民感慨万分。后来（1995年12月），江泽民在深圳会见到访的外宾时，还回忆起这一段情景。
8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经济特区。从此，“8·26”定位为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共同的生日。吴南生出任深圳市委的第一任书记兼市长。
9月24日，习仲勋和杨尚昆、刘田夫赶赴中南海，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工作，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会上，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
特区启动，钱从哪些来？据初步测算，光搞“三通一平”，每平方米也得90元，加上通路、通电、通水、通讯等等开发，如果第一期仅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这10亿元从哪里来呀？
没办法，吴南生又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希望中央给拨点贷款。”早已体察深圳创业者苦衷的谷牧，同情地说：“可以，但是贷款还是要还的，你能说点怎样用和怎么还的办法吗？”
早有准备而来的吴南生把开发罗湖的想法告诉给谷牧，并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先开发0.8平方公里土地，每平方米投资90元，共要72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土地收入每平方米按5000元计算，就可收入20亿港元。“谷牧一听十分赞同，说：“我先帮助贷3000万元，估计今年你们还用不完。”谷牧同志贷来的3000万元就成了罗湖小区和上步工业区的“酵母”。
9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江泽民同志率团观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墨西哥、英国、瑞士等国家和“出口特区”、“自由贸易区”等，回国后起草了《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为我国创办经济特区收集、积累了可以借鉴的第一手材料。
1980年12月12日，江泽民陪谷牧考察深圳。后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江泽民说：“从广东，福建四个特区讲，比较艰巨的是深圳。如把罗湖搞起来，先小后大，就可以把外资吸引过来。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这坚定了深圳开发罗湖的决心。谷牧、江泽民这次来深圳，还为蛇口等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1981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向委员们做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以后，这项建议有利于经济特区的建设顺利进行，能够使特区经济管理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使用，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尽管如此，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特区开发之初，有位抗战时期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他们一下子卖掉了。据说，后来此类事甚多。当时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之后，纷纷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他们“断送”了。
1982年3月，内地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同年4月，该报又在“读史杂记”栏目里登载署名文章：《痛战〈租地章程〉》。文章说：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在同国际资本主义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以忘记的一页。”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吴南生感觉到了不堪承受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在写下《特区工作总结报告》第9稿以后，终于患急性心包炎倒下，送医院急诊。
所幸，邓小平1984年元月首次南下视察，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以后，这位老人还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并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如是，对特区的否定声浪，才渐次平息。
从此后，每临特区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必亲临深圳并发表重要讲话，从而使深圳经济特区得以稳定发展，在世纪末的跑道上，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后较量中，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与令人鼓舞的光辉成就。 （作者单位：新华社深圳支社）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标志并不断书写发展奇迹的深圳经济特区，从一个边陲小镇到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20多年间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递增31.2%，各项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特区速度，不仅创造了中国之最，也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速度之最。回眸历史，饮水思源，策划创建经济特区的伟人们、功臣们无疑将使人们永志心中，铭记不忘。
逃港风愈演愈烈，使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分尴尬，共产党人在痛楚的思索中破茧而出
1978年春，刚被“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仅一个月的习仲勋同志接受中央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到任后，习仲勋抓紧时间，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1978年7月，习仲勋到了当时的宝安县深圳的沙头角镇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据说这边有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了；外流出港的人每月能赚两三千港元，出港两三年，就能汇款回家乡建新楼；香港新界的农民收入人均1.3万多港元，宝安农民一年分配才100多元人民币，同样是做工，收入相差却上百倍，谁不想过好日子？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他当时对宝安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盼富裕、盼开放、盼改革”的急切心情。因为早在60年代，宝安人就尝过对外开放的甜头。从1961年起，国家对宝安实行了一些灵活的边境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过境耕作，允许小额贸易。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宝安县农村经济呈现蓬勃生机，较早地结束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然而“文革”期间，这些政策被废除，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习仲勋到宝安调研“逃港”情况，在当时关押外逃人员的一座部队营房里，习仲勋直截了当问一偷渡人员：“你为什么要外逃啊？”“香港比这里好嘛，有工做，有钱赚。”随后，方苞又组织20多名村支书记与习仲勋座谈。习仲勋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外逃？当时的宝安福永镇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毫不讳言：“香港比内地好嘛！”这次座谈会对习仲勋的触动很大。事后，习仲勋对方苞说：“看来外逃问题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症结找到了，但在当时对一个县委书记来说，要改变这种状况是无能为力的。但方苞抓住一切机会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人民群众的“盼富裕、盼开放、盼改革”的呼声。
习仲勋的心里感到很难受，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吸引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对此，习仲勋着重解除大家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对他什么主义。”这次宝安之行，对习仲勋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紧接着，习仲勋又先后到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考察结束时，习仲勋概括出8个字：“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当时，他反复思考的是：广东的经济究竟应该怎样搞？应该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
经过一番思考，习仲勋觉得，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回到省委后，习仲勋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政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先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他说，从广东来看，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会余地，比如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等。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又出席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的我国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给参加会议的广东的同志以极大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的决策非常相似，对搞好广东的经济心中更有底了。
1979年1月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立即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之后，省委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省委决定，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直辖市，国务院于1979年3月5日即批复，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深圳、珠海市，并决定三年内国家拨给1.5亿元作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型边境城市的启动基金。
李先念画个“小圈”，邓小平画个“大圈”，画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石破天惊”的决心与理念
1979年春，在深圳南头半岛，蛇口工业区已先行悄悄启动。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20天后，起草这一报告的交通部直属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飞赴北京，向李先念、谷牧副总理当面汇报。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两人，随同谷牧一起，来到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
当听到袁庚建议把香港和内地各自有利条件结合起来时，李先念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地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也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这时，心细的袁庚早有准备，不失时机地奉上一张地图。
李先念拿着红铅笔，在宝安县地图上整个南半岛一带，轻轻地划了一道弧线，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你们要赚外汇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袁庚说：“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香港每平方公里土地开发需要15个亿，我们只要1个多亿就够了。所以，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地给我，我就比香港任何一个大财团都要阔气。”
随后，李先念在《报告》上做出批示。1979年2月2日上午，在西皇城根一个大院内，谷牧同志召集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报告一事，谷牧同志主持会议。谷牧同志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李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批示，“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在我们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香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大家讨论得热烈，一直持续到中午，谷牧同志说：不要再讨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按李先念同志批的办起来。
在会议过程中，谷牧同志先后三次提到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对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走一步。做过河卒，探探路子，打个侦察战，震撼全球的战役还在后头呐！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拉开开放序幕的重大意义。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同志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组的会议上，王全国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广东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中南组会议的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能放手干。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省的地方机构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很支持广东提的要求，赞成让广东先行一步，把经济搞上去。
习仲勋请王全国同志代表省委先后作了3次发言，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市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希望中央组织有关部门尽快会同广东进行调研，定下方案。习仲勋同志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就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对广东要求中央放松，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邓小平同志非常支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时，小平在插话中就举新加坡为例说，可以吸收外资开厂，取得利润，又有劳务收入和税收。他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的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每年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多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习仲勋将广东的这些想法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听取习仲勋、吴南生的汇报后，极表赞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也表态支持：“广东可以搞一个新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小平同志作了专门汇报，要求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向中央常委和小平同志汇报后，习仲勋就让跟他赴京开会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同志立即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式先行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省里做好必要的准备。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5月14日开始，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上，习仲勋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作了一段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工作情况和经济情况，如何改革体制和为国家多作贡献的问题。在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我们又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对广东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行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决定派谷牧同志来，与省里一起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作出决定后，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这对广东是关系重大的事情。
197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甘子玉，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的工作小组，在广东省开了十多天会议，和广东的同志细细分析，共同研究，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谷牧同志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两省的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就作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这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央（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对于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我的心情是，一则是喜，一则是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行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不过，我有思想准备，大不了撤职不干。”
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广东省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3位书记组成3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习仲勋在贯彻中央50号文件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也要提，明天不提后天也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了老命我们也要干。
这次会议后，习仲勋即和王全国同志到了深圳。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讨论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镜耕作等具体政策问题。
小平同志定下特区之名，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叫什么特区呢，又颇费脑筋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叫“出口加工区”吧，和台湾的新竹一样了；叫“自由贸易区”，又像把资本主义和标签贴在了脸上；叫“工业贸易区”，似乎格局又太局限了——几个称谓拨过来拨过去，终是不得要领。
这时又传来反对的声音：他们不懂！陕西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
反对者的声音，顿时给急于筹建特区的省委吴南生同志以启发，“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好！
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于1979年12月16日在京西宾馆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中，第一次使用了“经济特区”之名，而且在“谈谈特区规划的一些情况”里，用几百个字阐发使用这一称谓的必要：“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交换了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它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报告，并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
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世纪末的跑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后的较量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同志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对广东创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还说，将来台湾统一了，香港回来了，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小平的批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勋和省委一班人又进一步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认真、具体的规划，加快了筹建的步伐。
1980年8月上旬，江泽民同志就任国家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对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不久，来到深圳，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筹建进行全面考察和指导，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来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他到深圳下车时正碰上暴雨，罗湖口岸一片汪洋，来往的行人卷起裤管、提着鞋子在街上穿行。目睹这一场景，江泽民感慨万分。后来（1995年12月），江泽民在深圳会见到访的外宾时，还回忆起这一段情景。
8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经济特区。从此，“8·26”定位为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共同的生日。吴南生出任深圳市委的第一任书记兼市长。
9月24日，习仲勋和杨尚昆、刘田夫赶赴中南海，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工作，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会上，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
特区启动，钱从哪些来？据初步测算，光搞“三通一平”，每平方米也得90元，加上通路、通电、通水、通讯等等开发，如果第一期仅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这10亿元从哪里来呀？
没办法，吴南生又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希望中央给拨点贷款。”早已体察深圳创业者苦衷的谷牧，同情地说：“可以，但是贷款还是要还的，你能说点怎样用和怎么还的办法吗？”
早有准备而来的吴南生把开发罗湖的想法告诉给谷牧，并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先开发0.8平方公里土地，每平方米投资90元，共要72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土地收入每平方米按5000元计算，就可收入20亿港元。“谷牧一听十分赞同，说：“我先帮助贷3000万元，估计今年你们还用不完。”谷牧同志贷来的3000万元就成了罗湖小区和上步工业区的“酵母”。
9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江泽民同志率团观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墨西哥、英国、瑞士等国家和“出口特区”、“自由贸易区”等，回国后起草了《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为我国创办经济特区收集、积累了可以借鉴的第一手材料。
1980年12月12日，江泽民陪谷牧考察深圳。后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江泽民说：“从广东，福建四个特区讲，比较艰巨的是深圳。如把罗湖搞起来，先小后大，就可以把外资吸引过来。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这坚定了深圳开发罗湖的决心。谷牧、江泽民这次来深圳，还为蛇口等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1981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向委员们做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以后，这项建议有利于经济特区的建设顺利进行，能够使特区经济管理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使用，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尽管如此，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特区开发之初，有位抗战时期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他们一下子卖掉了。据说，后来此类事甚多。当时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之后，纷纷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他们“断送”了。
1982年3月，内地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同年4月，该报又在“读史杂记”栏目里登载署名文章：《痛战〈租地章程〉》。文章说：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在同国际资本主义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以忘记的一页。”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吴南生感觉到了不堪承受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在写下《特区工作总结报告》第9稿以后，终于患急性心包炎倒下，送医院急诊。
所幸，邓小平1984年元月首次南下视察，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以后，这位老人还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并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如是，对特区的否定声浪，才渐次平息。
从此后，每临特区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必亲临深圳并发表重要讲话，从而使深圳经济特区得以稳定发展，在世纪末的跑道上，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后较量中，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与令人鼓舞的光辉成就。 （作者单位：新华社深圳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