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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分出城市和乡村的区别，我认为不在风景，而在电影院。我们家从乡下搬到镇上以后，最高兴的是每天晚上可以到镇公所前面的坝子上看露天电影。露天电影院四周是很高的围墙，虽说是露天电影院，却是要买票的。那时，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端着板凳到电影院去占位置。天刚蒙蒙亮就去，也已经有一两张板凳摆在最好的位置了。
卖票的窗口永远都挤，买了票的人被困在最里面，挤出来比挤进去更不容易。两个检票员，一边一个站在电影院门口等着检票，只有镇上最冷酷、最不讲情面的人，才能谋到检票员的职位。一天，瞎了一只眼睛的冯三伯挤到售票窗口，递给售票员五分钱。“一角钱一张。”售票员说。“是啊，但是我只有一只眼睛噻。”冯三伯慢条斯理地回答。
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孩子进电影院。所以每天晚上吃过晚饭，许多孩子都焦急地站在售票口，寻找手里拿着票的熟人。由大人带进门的时候，不买票的孩子都是半蹲着，缩头缩脑地进去。不过只要一进门，头就昂起来了，嚷着跑向自己白天摆好的那根板凳，稳稳坐下来。
住在我家隔壁的岳小强比谁都聪明。他先爬上围墙，再从围墙上跳到一棵大树上，顺着树干滑进电影院，接着，假装出去上厕所，在检票员手里拿了票，把票退了，再从围墙到树上到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的土墙很厚，不过墙角还是被孩子们刨了个坑。专门负责清场的张老头每天放映前都要端一盆水把那个洞灌满，以免有人从洞里钻进电影院。根本不起作用！孩子们仍会奋不顾身。有一天，张老头端着一瓢粪水，阴险地站在洞口。不一会儿，只听“哗”的一声，一个小脑袋伸进洞之后很快又缩回去了。张老头幸灾乐祸地拿着一只空瓢站在洞口。那个带着恶臭的身影，在夜幕下没命地往大堰河跑。那个洞之后就相当于被堵上了。
无论什么电影，看过几遍，我的兴致都不会有一丁点儿减少。坐在一阵轻过一阵的风里，电影情节常常让人不知所措。少年的心还没有长到能装下那么多痛苦和纠葛。在换胶片的时候往后仰，发现最后那排人全都站在板凳上。有时看着看着，胶片一下子给烧去一截，瞬间的黑暗立刻变成一束强光。个子高的就跳起来，把手或脑袋印在银幕上。等到胶片接好，给烧掉的、隐去的一截，每个人自己在心里接上。
好几次，电影快开演了，二姐还在家里找手绢。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就准备好去痛哭一场。
有时候，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起小雨来，人们就把外衣脱下来顶在头上，把身体尽可能压低，以免挡着后面的人。没有人离开。也有大雨把放映机淋坏的时候。因为是端着板凳撤离，越想挤出去，板凳与板凳越是卡得死死的，人都堆在门口。
露天电影院的围墙、周围住户的窗口、阳台，什么时候都挤满了免费看电影的人，因为电影，白天的苦事儿都不苦了。
有时电影开演好一会儿了，仍没有找到熟人，我只好硬着头皮，拽着不认识的阿姨的衣角进门，让检票员误以为我是那个阿姨的孩子。跨进门的一刹那，要是检票员把目光转向我，我就跟被开水浇了似的脸烫心焦。好在“鬼门关”一过就万事大吉了。
有时虽然进了门，但是银幕前面和下面都挤满了人，就只好站在银幕的背面看反电影。字幕是反的，那场电影也怪怪的，说不出哪儿不对头。
后来露天电影院搬到了粮店旁边，和我舅舅家只有一墙之隔，舅舅在我心里突然变亲了。几个表哥表姐也喜欢电影。每晚，我站在高板凳上，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引起舅舅一家人反感。围墙很高，站在板凳上也要努力踮着脚，没有人感到不适。有一次电影结束后，二表哥忘了自己站在高板凳上，悬空踩下，扭伤了膝盖。第二天晚上，用“金鸡独立”的姿势，二表哥又准时站在板凳上了。
再后来室内电影院取代了露天电影院，这着实让我这样的穷孩子痛苦了一番。傍晚极其难熬，站在门口，看着大人孩子三三两两往电影院方向走，就站在门口数数，去那个方向办事的，也把人家数进看电影的人数里去。
我买铅笔和本子的次数少了起来。因为攒一张电影票钱并不容易。当我规规矩矩地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以及我手里那张电影票。
供销社的墙上随时都挂着一块牌子，提前公布当天晚上将要放映的电影。有时已经跑去看过三回了，牌子上写的，还是头天放过的电影，不知是在邻近的小镇上放映的影片没有送到，还是写电影名的谢姐姐有事耽误了，大家打听来打听去，好像天塌下来，也还是要等到看完电影再说。
有天晚上，大姐带我去看电影，走在路上，我问她电影叫什么名字，她说《流氓》。一路上我都在纳闷，心想大姐怎么会带我看这样的电影呢？到了电影院，我们刚找到座位，就听见观众边拍椅子边喊“放错了！”“不是这个。”过了十多分钟，电影又从头开始放，可是观众还是边起哄边拍打椅子。最后，工作人员只好改放另一部武打片。原来，那天去看电影的人大都是街上的混混，都是冲着电影名去的。他们把《牛虻》听成了《流氓》，和我一样。
《画皮》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恐怖片，那场阴森森的电影，把电影院弄得像坟地。有的女孩开演不久就不敢看银幕了，躲在同伴身后打听剧情，任何角落发出尖叫，她们都要跟着惊叫一声。很多人都经不起一声咳嗽或椅子的响动。等到剧终，灯光亮开，人们才仿佛从“墓地”走出来。
《抓壮丁》是那个年代的“喜剧之王”，一阵一阵的哄笑无时无刻不是要将电影院的房顶揭下来。在潮水一样的笑声里，自己的笑声刚出口，就不知被卷到哪儿去了。散场的时候，因为笑得直不起腰而蹲着，像块石头似的挡着人流的，不止一个两个。“潘驼背”“王保长”第二天就成了某些人一生也没有摘掉的绰号。
《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影片，因为邻近的镇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映，我甚至对那个镇的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电影名两个星期前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在那样的心境下，一分一秒都似乎被任意拉长了。等一部片子有点像求雨，眼见天色变暗，乌云在滚动，雨就是下不下来。《妈妈再爱我一次》被盼来的时候，电影院门好像是道悲伤的闸门，在里面，不是被剧情弄哭，而是被旁人的情绪左右也说不定。我们是中午由学校组织去看那场电影的，散场的时候，刺眼的阳光像盐一样撒在眼眶周围。《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支插曲，让每个孩子从此有了一首自己的歌，到老都可以唱的歌。这部电影在我们镇放映了三天，一天三场，也就是邻近的镇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映的时间。 《少林寺》开演那天，母亲买了一袋面粉，几斤肉，十几斤白菜，把乡下的亲戚全都通知到了，让他们到街上来，吃着饺子看电影，似乎那是世间最好的招待。每一场，我手里都差不多握着一两张电影票，在电影放映五分钟后才人场。因为总有亲戚晚到或者无法赶来。唏嘘声、叹息声、毫无遮拦的笑声和热泪，观众的喜怒哀乐似乎没什么两样。电影院的迷人之处是让你置身于情绪的海洋，一点点喜悦和恐惧，在这里都随了巨浪。你不是孤立的，而是推波助澜的一分子。电影院唯一的缺点是看侦破片的时候，唯恐身边坐着一个看过一遍的人，提前指认凶手。
《瓦尔特保护萨拉热窝》《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流浪者》在我们的天空里，岂止是夜晚的星星？卓别林、高仓健、梦露、周璇，岂止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以背电影机为职业的刘三爷说，露天电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的时候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当时放映的是一个战争片，电影结束以后，很多人跑到银幕下面去捡子弹壳。
银幕上打出的“剧终”提示我们，什么都应该告一段落。记不清是在哪一场电影“剧终”后，我转过身，发现我的小学同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学生寝室
我和妹妹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刚开始住在大姐家，后来学校重修宿舍楼，我们便住进了学生寝室。
站在门口往里看，学生寝室像个监狱，二十多张双层铁床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上铺连着下铺，中间仅留一个狭长的过道。挂着蚊帐的床铺看起来像两层白盒子整整齐齐地堆在屋子中间。管寝室的芮老师五十多岁，戴了一副仿佛有许多层玻璃的眼镜。她面无表情，说话的声音又沉又冷，很像警匪片里的监狱长。
寝室一共住了二十二人，一个乡下姑娘当室长。室长从长相到眼神都像牢头狱霸，她学着芮老师的样子随时随地都板着脸，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结了冰。住进寝室的第一天，我和妹妹分到连在一起的两个下铺，高兴得做什么事情都找不到头绪，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把衣物整理好。就在我们准备铺床单时，灯突然关了。我说了声“床单还没铺好”，立刻，一句凶巴巴的“不要讲话”让我住了嘴。我和妹妹摸黑上了床，一句没说完的话也给强行掐断。接着，一个人翻身，十多个人跟着翻身，铁床发出一连串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和妹妹睡不着，就像往常那样说了一会儿悄悄话。没有第二声喝令，也没有警告。第二天，我和妹妹的床位就被调开了，并且罚我们打扫一个礼拜的寝室卫生。
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室长并非是不笑的，她对住在她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女生很好。因为那两个女生的床头常常堆有零食。靠门的位置是室长行使权力的地方，谁露出不满的情绪，谁就被调到那儿，去挨着扫把、簸箕和拖把。每天晚上负责关门。
每隔两个星期。芮老师就要组织大家训一次话，偷盗啦、邋遢啦、晚上偷偷起来煮吃的啦，总之是当着我们的面给室长树立威信，这样她这个“监狱长”就可以甩手什么都不管。
有一次给我们训话，芮老师批评晚上悄悄起来“煮吃的人”。我们的室长就背着手，表情比芮老师还严肃，向站在一旁的男寝室的宿舍生们表明她是主持人，而不是煮吃的人，我和妹妹就暗地里给室长起了个绰号叫“煮吃人”。
一个学期后，我发现熄灯后的片刻是最难得的。随着灯线弹回去的“啪嗒”声，什么都得收起，学业啦、前途啦、牢头狱霸啦，全都不再缠人。偶尔有磨牙的声音传来，仔细听才听出是有人在偷偷地嚼麻花；被窝盖住的电筒光在谁翻身的时候，闪电般地一闪就不见了：住在上铺的人说了几句梦话之后，下铺的那个不一会儿也跟着说起来……
住在我旁边的袁欣欣和我一样恨“煮吃人”，她年龄最小，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晚上想家的时候，只要哭出声来，哪怕那声音被压抑成了大口大口的呼吸，“煮吃人”也要厉声请她到外面去哭。
一天夜里，于小丽的阑尾炎突然发作，尖叫声把全寝室的人都叫醒了。她从床上滚到地上，又使劲往床底下钻。仗着是芮老师的亲戚，平时她傲慢又骄横，连“煮吃人”也不敢冲她发脾气。但那一刻，大家似乎忘了于小丽平时的所作所为，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医务室。从医务室回来后，于小丽主动参加值日了，早晨起来也学会轻手轻脚的。
有一个周末，“煮吃人”回家了，全寝室顿时觉出家长不在家的感觉。大家把自己的油辣椒一人倒一点在锅里，做了一锅火锅，然后关上门，等着天黑。寝室晚上才有电，而且是禁止用电炉的。饭下午就打好了，菜也洗干净了——一盆蒜苗。操场附近无菜可偷，我们就扯了人家差不多半块地的蒜苗。正吃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全都吓傻了，从敲门声来判断，不是“监狱长”就是“煮吃人”。大家赶紧把锅塞进床底，一个个躲进被子里装睡，留一个人开门。打开门才发现，原来是男生寝室的同学闻到了火锅味儿，故意敲门吓唬我们。门被重新关上，藏在床底的锅也以最快的速度端出来。突然，大家傻眼了，先前慌慌张张把锅往床底下塞的时候，不知把谁的一只鞋铲进了锅里。迟疑了约莫一分钟，一只手把鞋捞了出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吃起来。
张佳英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站在镜子跟前的。哪怕已经打了预备铃，只要她觉得不满意，也还是要把头发解开来重梳一遍。有天早上，我还没出寝室，张佳英就回来了，倒在床上就哭。我猜测一定是她家有人去世了，后来才知道，她早上穿衣服的时候，风衣帽子里装了一个乳罩就进教室了。
冬天的寝室冷得像冰窖，谁进寝室的第一个动作，都是脱鞋进被窝。一个人感冒，大家都被传染。一关灯，寝室里全是咳嗽声。那种感觉很像在医院里。
“煮吃人”比我高一届，在即将高考的那段时间，她的架子一天放一点下来。高考结束，她整个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和谁都笑着说话的人。在得知高考落榜那天，“煮吃人”收拾衣物准备离开。没有人安慰“煮吃人”一句，没有人与她道别。她的行李还放在寝室的一角，新选出来的室长已经把床单铺在了“煮吃人”的床铺上。
新室长和“煮吃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芮老师根据多年管寝室的经验，已经把室长的人选，刻成了一个模子。 我和妹妹每顿只打一份饭菜分来吃，说是怕长胖，其实是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一份。一次妹妹打饭回来，不小心摔进了寝室门口的阴沟里，倒下去的一瞬间，饭盒高举着，一颗饭粒也没有洒出来。
寝室里没有几天是平静的，二十二个人的喜怒哀乐凑在一起，每件事都要沾上点别人的欢喜和忧愁。偷油辣椒、偷饭票甚至偷短裤，寝室相当于一个小社会。在那里的三年时间，我感到抵触、压抑和失望，离开时，却唯有不舍。
久违了
五舅去世，大姐、妹妹和我一起回到了从前居住的小镇——安底。一切已生疏：税务所搬到了新街后面，烟叶站搬到了环城路上，水巷子那口井连同它周围的几亩地，成了一座新型小区。当时的粮店已变成许多店铺里的许多米箱子——好在羊肉粉馆还在。
我们从正街朝陡滩方向走，那里有许多成片的浅滩，石板被细流冲刷得很滑，也浸出了许多洞。只要你的眼睛盯着浅滩看上几秒钟，就会发现鱼和小虾在这个洞或那个洞里。“安底醋”刚开始是陡滩的一家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如今这家小作坊已成了一间工厂，“安底醋”也远销国内外。安底人对醋的挑剔和偏爱因这家作坊而起。把调味的醋做到跟盐和糖一样重要，除了水源和配方之外，似乎还有开作坊的黄氏家族的性情在里面。曾有港商来找黄氏家族合作，要求做“安底醋”的外包装，接着做成上市公司。黄氏家族的负责人拒绝了，他说，“安底醋”之所以香，除了配方，跟水源有很大关系。如果做成上市公司，必然要迁到大城市，离开了陡滩，就等于挖了水源的根。
我们吸着带酸味的空气，想起那个夏天，我和妹妹在陡滩旁边的小水沟里洗澡，下去才发现水浅得要命，就是趴着，也不能把身子完全泡进水里。我们赶紧爬起来，把身上的青苔和淤泥用手弄干净，尴尬地穿上衣服。而在下水之前，水上的亮光让它看上去完全可以把人淹死。
白虎山还是那样高高屹立，我们站在山脚，搜寻着由灰和黄汇成的小路，灰色是石块，黄色是泥土，它们是被绿色挤出来的，不看绿丛，正好可以看出一条小路的曲折程度。听说上山的路如今已经修成了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有一家人还在山顶开了间餐馆，想必那餐馆比寺庙还冷清吧？如今上山容易，人们反而去得少了。
大姐提议到民校去看看——我们从前的家就在校园里。然而，民校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所学校，我们从前的卧室、厨房以及操场旁边的几棵老树，连影子也找不着了。从前，那几棵老树比教学楼还高，四五个人伸直双臂才能环住。有一年冬天，凝冻了，冰结了几厘米厚。杨老师的儿子小能在操场上玩，突然发现有只老鹰在树上一动不动。他捡起石头打树上的老鹰，只听“扑通”一声，老鹰直直地掉了下来。原来，夜里老鹰在树上睡觉，翅膀被冻住了。小能一吓唬，老鹰想飞又张不开翅膀，便从树上掉了下来。小能拾起地上的老鹰，飞快地跑回家报喜。杨老师听了儿子说的情况，断定树上还有老鹰，便带着儿子来到树下。果然，后来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三只冻僵的老鹰从树上吓掉下来。
从民校下来，我们接着往新贵医院方向走，那里不仅有从前的“周末”，还有撇下我们独自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二姐。我们在新贵医院周围的树林里来回走了几趟，没有找到二姐的坟。这么多年过去了，坟墓的大概位置我们也回忆不起来了，只好在一个树桩旁烧了几沓纸钱。谁也没有掉泪。
后来，我们去了小龙井。那里的温泉还是那么温和，只是被承包商圈了起来，每滴水都标了价。而在从前，没钱买票的孩子是可以在沟里的水流里洗热水澡的。那时澡堂的票价也不贵，两毛一张，水龙头把温泉大股大股地放出来，就一个开关——冷暖由大地调节。感觉太热，只能冲一会儿赶紧闪开……
走回小镇，我们在做米皮出了名的尹叔叔家吃了一碗米皮，又买了三十多斤准备带走。住在尹叔叔家对面的时候，尹叔叔制作米皮的每一道工序都从不回避我们。那时，起床就能看见尹叔叔将一勺黏稠的米浆，倒在绷直的棉布上，慢慢滚成一个圆，然后放进蒸锅里蒸几分钟。再用一块竹条把成型的米皮挑下来放平整。所有工序当然还包括：把发霉的米磨细：无所谓地把一只苍蝇从米浆里捞出来：把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米皮择起来。把上面的头发和泥块择干净……无论哪一道工序，都不会降低我对米皮的喜爱程度。
从尹叔叔家出来，我和妹妹站住了，大概我们同时想起了一桩事。有一天，妹妹睡得很早，过一会儿她起来上厕所，接着又回来睡了。不多会儿，有人敲门，听声音是对面卖糍粑的老头：“小幺妹在家没得？”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早就睡了，什么事？”
“她赊了十个糍粑，我来收钱。”
“不会哟，她天黑就睡了。”
“她才在我摊子上赊的，你问她嘛。”
我看见妹妹像条泥鳅似的从床上一骨碌爬到床底下。爸爸进屋看到被窝里没人，又看了看床底下说：“出来吧，我把钱给人家了。馋嘴。”我不敢相信妹妹背着我吃独食，两天没跟她说话。
我们又继续走，看到了从前祖祖家住过的房子。祖祖当时是小镇的“五保户”（无儿无女且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我们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因为祖祖和外婆同姓，母亲就把她当作亲人照管。记得有年春节，母亲让妹妹提着猪肝去给祖祖拜年，快到祖祖家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条狗，一口把猪肝叼走了。妹妹提着手里的半截绳子，既不敢去祖祖家，又不敢回家，伤心地站在路上哭。
另一条路——通向何校长家，有一年冬天，刘老师的儿子小王虎去给何校长拜年，王虎放下鸡蛋就慌慌张张往外跑，结果跌了一跤，哭着趴在地上不起来。等到何校长把他抱起来时，发现他裤兜里流出许多黄色的水汤——带去拜年的十个鸡蛋，小王虎不知什么时候拿了一个悄悄揣在裤兜里……
另一条街上的徐五孃，应该已在去世的名单里。她并不丑，可不知什么原因终身未嫁。在我们搬到徐五婊家隔壁的第一天，白发苍苍的她见我端着碗站在门口，招手叫我过去，把锅里煮的灰灰菜夹了一筷子给我。我尝出一股很特别的味道，以后也多次在徐五婊家尝过那种味道。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猪油过期的哈喇儿味。
一个雨夜，几声“救命”的呼喊把我从梦中叫醒，等我和隔壁的几个人跑过去。发现徐五孃家的门大大地敞着，她像个鬼魂似的坐在地上。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第三天大家才知道原委：徐五孃晚上从来不睡觉，只在每天中午躺一小会儿。那天晚上，两个小偷去她家偷东西，徐五孃听到了响动，吓得睁大眼睛，靠在墙上一动不动。这时，炸雷后面一个闪电，把披头散发的徐五孃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两个小偷吓得走不了路，哭喊着爬出门去。几声凄惨的“救命”是那两个小偷喊的。
在五舅的葬礼上，我们还见到了肖老表哥、周幺伯和齐孃孃，能认出来的，我们马上就跑过去打招呼：大部分看起来熟悉，想不起姓啥的，我们只好回避。那些惊喜的眼光，在我们装作没看见之后，似乎受到了伤害，再相遇时，就冷淡多了。
卖票的窗口永远都挤，买了票的人被困在最里面，挤出来比挤进去更不容易。两个检票员，一边一个站在电影院门口等着检票，只有镇上最冷酷、最不讲情面的人，才能谋到检票员的职位。一天，瞎了一只眼睛的冯三伯挤到售票窗口，递给售票员五分钱。“一角钱一张。”售票员说。“是啊，但是我只有一只眼睛噻。”冯三伯慢条斯理地回答。
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孩子进电影院。所以每天晚上吃过晚饭，许多孩子都焦急地站在售票口，寻找手里拿着票的熟人。由大人带进门的时候，不买票的孩子都是半蹲着，缩头缩脑地进去。不过只要一进门，头就昂起来了，嚷着跑向自己白天摆好的那根板凳，稳稳坐下来。
住在我家隔壁的岳小强比谁都聪明。他先爬上围墙，再从围墙上跳到一棵大树上，顺着树干滑进电影院，接着，假装出去上厕所，在检票员手里拿了票，把票退了，再从围墙到树上到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的土墙很厚，不过墙角还是被孩子们刨了个坑。专门负责清场的张老头每天放映前都要端一盆水把那个洞灌满，以免有人从洞里钻进电影院。根本不起作用！孩子们仍会奋不顾身。有一天，张老头端着一瓢粪水，阴险地站在洞口。不一会儿，只听“哗”的一声，一个小脑袋伸进洞之后很快又缩回去了。张老头幸灾乐祸地拿着一只空瓢站在洞口。那个带着恶臭的身影，在夜幕下没命地往大堰河跑。那个洞之后就相当于被堵上了。
无论什么电影，看过几遍，我的兴致都不会有一丁点儿减少。坐在一阵轻过一阵的风里，电影情节常常让人不知所措。少年的心还没有长到能装下那么多痛苦和纠葛。在换胶片的时候往后仰，发现最后那排人全都站在板凳上。有时看着看着，胶片一下子给烧去一截，瞬间的黑暗立刻变成一束强光。个子高的就跳起来，把手或脑袋印在银幕上。等到胶片接好，给烧掉的、隐去的一截，每个人自己在心里接上。
好几次，电影快开演了，二姐还在家里找手绢。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就准备好去痛哭一场。
有时候，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起小雨来，人们就把外衣脱下来顶在头上，把身体尽可能压低，以免挡着后面的人。没有人离开。也有大雨把放映机淋坏的时候。因为是端着板凳撤离，越想挤出去，板凳与板凳越是卡得死死的，人都堆在门口。
露天电影院的围墙、周围住户的窗口、阳台，什么时候都挤满了免费看电影的人，因为电影，白天的苦事儿都不苦了。
有时电影开演好一会儿了，仍没有找到熟人，我只好硬着头皮，拽着不认识的阿姨的衣角进门，让检票员误以为我是那个阿姨的孩子。跨进门的一刹那，要是检票员把目光转向我，我就跟被开水浇了似的脸烫心焦。好在“鬼门关”一过就万事大吉了。
有时虽然进了门，但是银幕前面和下面都挤满了人，就只好站在银幕的背面看反电影。字幕是反的，那场电影也怪怪的，说不出哪儿不对头。
后来露天电影院搬到了粮店旁边，和我舅舅家只有一墙之隔，舅舅在我心里突然变亲了。几个表哥表姐也喜欢电影。每晚，我站在高板凳上，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引起舅舅一家人反感。围墙很高，站在板凳上也要努力踮着脚，没有人感到不适。有一次电影结束后，二表哥忘了自己站在高板凳上，悬空踩下，扭伤了膝盖。第二天晚上，用“金鸡独立”的姿势，二表哥又准时站在板凳上了。
再后来室内电影院取代了露天电影院，这着实让我这样的穷孩子痛苦了一番。傍晚极其难熬，站在门口，看着大人孩子三三两两往电影院方向走，就站在门口数数，去那个方向办事的，也把人家数进看电影的人数里去。
我买铅笔和本子的次数少了起来。因为攒一张电影票钱并不容易。当我规规矩矩地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以及我手里那张电影票。
供销社的墙上随时都挂着一块牌子，提前公布当天晚上将要放映的电影。有时已经跑去看过三回了，牌子上写的，还是头天放过的电影，不知是在邻近的小镇上放映的影片没有送到，还是写电影名的谢姐姐有事耽误了，大家打听来打听去，好像天塌下来，也还是要等到看完电影再说。
有天晚上，大姐带我去看电影，走在路上，我问她电影叫什么名字，她说《流氓》。一路上我都在纳闷，心想大姐怎么会带我看这样的电影呢？到了电影院，我们刚找到座位，就听见观众边拍椅子边喊“放错了！”“不是这个。”过了十多分钟，电影又从头开始放，可是观众还是边起哄边拍打椅子。最后，工作人员只好改放另一部武打片。原来，那天去看电影的人大都是街上的混混，都是冲着电影名去的。他们把《牛虻》听成了《流氓》，和我一样。
《画皮》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恐怖片，那场阴森森的电影，把电影院弄得像坟地。有的女孩开演不久就不敢看银幕了，躲在同伴身后打听剧情，任何角落发出尖叫，她们都要跟着惊叫一声。很多人都经不起一声咳嗽或椅子的响动。等到剧终，灯光亮开，人们才仿佛从“墓地”走出来。
《抓壮丁》是那个年代的“喜剧之王”，一阵一阵的哄笑无时无刻不是要将电影院的房顶揭下来。在潮水一样的笑声里，自己的笑声刚出口，就不知被卷到哪儿去了。散场的时候，因为笑得直不起腰而蹲着，像块石头似的挡着人流的，不止一个两个。“潘驼背”“王保长”第二天就成了某些人一生也没有摘掉的绰号。
《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影片，因为邻近的镇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映，我甚至对那个镇的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电影名两个星期前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在那样的心境下，一分一秒都似乎被任意拉长了。等一部片子有点像求雨，眼见天色变暗，乌云在滚动，雨就是下不下来。《妈妈再爱我一次》被盼来的时候，电影院门好像是道悲伤的闸门，在里面，不是被剧情弄哭，而是被旁人的情绪左右也说不定。我们是中午由学校组织去看那场电影的，散场的时候，刺眼的阳光像盐一样撒在眼眶周围。《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支插曲，让每个孩子从此有了一首自己的歌，到老都可以唱的歌。这部电影在我们镇放映了三天，一天三场，也就是邻近的镇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映的时间。 《少林寺》开演那天，母亲买了一袋面粉，几斤肉，十几斤白菜，把乡下的亲戚全都通知到了，让他们到街上来，吃着饺子看电影，似乎那是世间最好的招待。每一场，我手里都差不多握着一两张电影票，在电影放映五分钟后才人场。因为总有亲戚晚到或者无法赶来。唏嘘声、叹息声、毫无遮拦的笑声和热泪，观众的喜怒哀乐似乎没什么两样。电影院的迷人之处是让你置身于情绪的海洋，一点点喜悦和恐惧，在这里都随了巨浪。你不是孤立的，而是推波助澜的一分子。电影院唯一的缺点是看侦破片的时候，唯恐身边坐着一个看过一遍的人，提前指认凶手。
《瓦尔特保护萨拉热窝》《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流浪者》在我们的天空里，岂止是夜晚的星星？卓别林、高仓健、梦露、周璇，岂止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以背电影机为职业的刘三爷说，露天电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的时候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当时放映的是一个战争片，电影结束以后，很多人跑到银幕下面去捡子弹壳。
银幕上打出的“剧终”提示我们，什么都应该告一段落。记不清是在哪一场电影“剧终”后，我转过身，发现我的小学同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学生寝室
我和妹妹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刚开始住在大姐家，后来学校重修宿舍楼，我们便住进了学生寝室。
站在门口往里看，学生寝室像个监狱，二十多张双层铁床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上铺连着下铺，中间仅留一个狭长的过道。挂着蚊帐的床铺看起来像两层白盒子整整齐齐地堆在屋子中间。管寝室的芮老师五十多岁，戴了一副仿佛有许多层玻璃的眼镜。她面无表情，说话的声音又沉又冷，很像警匪片里的监狱长。
寝室一共住了二十二人，一个乡下姑娘当室长。室长从长相到眼神都像牢头狱霸，她学着芮老师的样子随时随地都板着脸，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结了冰。住进寝室的第一天，我和妹妹分到连在一起的两个下铺，高兴得做什么事情都找不到头绪，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把衣物整理好。就在我们准备铺床单时，灯突然关了。我说了声“床单还没铺好”，立刻，一句凶巴巴的“不要讲话”让我住了嘴。我和妹妹摸黑上了床，一句没说完的话也给强行掐断。接着，一个人翻身，十多个人跟着翻身，铁床发出一连串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和妹妹睡不着，就像往常那样说了一会儿悄悄话。没有第二声喝令，也没有警告。第二天，我和妹妹的床位就被调开了，并且罚我们打扫一个礼拜的寝室卫生。
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室长并非是不笑的，她对住在她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女生很好。因为那两个女生的床头常常堆有零食。靠门的位置是室长行使权力的地方，谁露出不满的情绪，谁就被调到那儿，去挨着扫把、簸箕和拖把。每天晚上负责关门。
每隔两个星期。芮老师就要组织大家训一次话，偷盗啦、邋遢啦、晚上偷偷起来煮吃的啦，总之是当着我们的面给室长树立威信，这样她这个“监狱长”就可以甩手什么都不管。
有一次给我们训话，芮老师批评晚上悄悄起来“煮吃的人”。我们的室长就背着手，表情比芮老师还严肃，向站在一旁的男寝室的宿舍生们表明她是主持人，而不是煮吃的人，我和妹妹就暗地里给室长起了个绰号叫“煮吃人”。
一个学期后，我发现熄灯后的片刻是最难得的。随着灯线弹回去的“啪嗒”声，什么都得收起，学业啦、前途啦、牢头狱霸啦，全都不再缠人。偶尔有磨牙的声音传来，仔细听才听出是有人在偷偷地嚼麻花；被窝盖住的电筒光在谁翻身的时候，闪电般地一闪就不见了：住在上铺的人说了几句梦话之后，下铺的那个不一会儿也跟着说起来……
住在我旁边的袁欣欣和我一样恨“煮吃人”，她年龄最小，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晚上想家的时候，只要哭出声来，哪怕那声音被压抑成了大口大口的呼吸，“煮吃人”也要厉声请她到外面去哭。
一天夜里，于小丽的阑尾炎突然发作，尖叫声把全寝室的人都叫醒了。她从床上滚到地上，又使劲往床底下钻。仗着是芮老师的亲戚，平时她傲慢又骄横，连“煮吃人”也不敢冲她发脾气。但那一刻，大家似乎忘了于小丽平时的所作所为，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医务室。从医务室回来后，于小丽主动参加值日了，早晨起来也学会轻手轻脚的。
有一个周末，“煮吃人”回家了，全寝室顿时觉出家长不在家的感觉。大家把自己的油辣椒一人倒一点在锅里，做了一锅火锅，然后关上门，等着天黑。寝室晚上才有电，而且是禁止用电炉的。饭下午就打好了，菜也洗干净了——一盆蒜苗。操场附近无菜可偷，我们就扯了人家差不多半块地的蒜苗。正吃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全都吓傻了，从敲门声来判断，不是“监狱长”就是“煮吃人”。大家赶紧把锅塞进床底，一个个躲进被子里装睡，留一个人开门。打开门才发现，原来是男生寝室的同学闻到了火锅味儿，故意敲门吓唬我们。门被重新关上，藏在床底的锅也以最快的速度端出来。突然，大家傻眼了，先前慌慌张张把锅往床底下塞的时候，不知把谁的一只鞋铲进了锅里。迟疑了约莫一分钟，一只手把鞋捞了出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吃起来。
张佳英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站在镜子跟前的。哪怕已经打了预备铃，只要她觉得不满意，也还是要把头发解开来重梳一遍。有天早上，我还没出寝室，张佳英就回来了，倒在床上就哭。我猜测一定是她家有人去世了，后来才知道，她早上穿衣服的时候，风衣帽子里装了一个乳罩就进教室了。
冬天的寝室冷得像冰窖，谁进寝室的第一个动作，都是脱鞋进被窝。一个人感冒，大家都被传染。一关灯，寝室里全是咳嗽声。那种感觉很像在医院里。
“煮吃人”比我高一届，在即将高考的那段时间，她的架子一天放一点下来。高考结束，她整个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和谁都笑着说话的人。在得知高考落榜那天，“煮吃人”收拾衣物准备离开。没有人安慰“煮吃人”一句，没有人与她道别。她的行李还放在寝室的一角，新选出来的室长已经把床单铺在了“煮吃人”的床铺上。
新室长和“煮吃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芮老师根据多年管寝室的经验，已经把室长的人选，刻成了一个模子。 我和妹妹每顿只打一份饭菜分来吃，说是怕长胖，其实是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一份。一次妹妹打饭回来，不小心摔进了寝室门口的阴沟里，倒下去的一瞬间，饭盒高举着，一颗饭粒也没有洒出来。
寝室里没有几天是平静的，二十二个人的喜怒哀乐凑在一起，每件事都要沾上点别人的欢喜和忧愁。偷油辣椒、偷饭票甚至偷短裤，寝室相当于一个小社会。在那里的三年时间，我感到抵触、压抑和失望，离开时，却唯有不舍。
久违了
五舅去世，大姐、妹妹和我一起回到了从前居住的小镇——安底。一切已生疏：税务所搬到了新街后面，烟叶站搬到了环城路上，水巷子那口井连同它周围的几亩地，成了一座新型小区。当时的粮店已变成许多店铺里的许多米箱子——好在羊肉粉馆还在。
我们从正街朝陡滩方向走，那里有许多成片的浅滩，石板被细流冲刷得很滑，也浸出了许多洞。只要你的眼睛盯着浅滩看上几秒钟，就会发现鱼和小虾在这个洞或那个洞里。“安底醋”刚开始是陡滩的一家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如今这家小作坊已成了一间工厂，“安底醋”也远销国内外。安底人对醋的挑剔和偏爱因这家作坊而起。把调味的醋做到跟盐和糖一样重要，除了水源和配方之外，似乎还有开作坊的黄氏家族的性情在里面。曾有港商来找黄氏家族合作，要求做“安底醋”的外包装，接着做成上市公司。黄氏家族的负责人拒绝了，他说，“安底醋”之所以香，除了配方，跟水源有很大关系。如果做成上市公司，必然要迁到大城市，离开了陡滩，就等于挖了水源的根。
我们吸着带酸味的空气，想起那个夏天，我和妹妹在陡滩旁边的小水沟里洗澡，下去才发现水浅得要命，就是趴着，也不能把身子完全泡进水里。我们赶紧爬起来，把身上的青苔和淤泥用手弄干净，尴尬地穿上衣服。而在下水之前，水上的亮光让它看上去完全可以把人淹死。
白虎山还是那样高高屹立，我们站在山脚，搜寻着由灰和黄汇成的小路，灰色是石块，黄色是泥土，它们是被绿色挤出来的，不看绿丛，正好可以看出一条小路的曲折程度。听说上山的路如今已经修成了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有一家人还在山顶开了间餐馆，想必那餐馆比寺庙还冷清吧？如今上山容易，人们反而去得少了。
大姐提议到民校去看看——我们从前的家就在校园里。然而，民校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所学校，我们从前的卧室、厨房以及操场旁边的几棵老树，连影子也找不着了。从前，那几棵老树比教学楼还高，四五个人伸直双臂才能环住。有一年冬天，凝冻了，冰结了几厘米厚。杨老师的儿子小能在操场上玩，突然发现有只老鹰在树上一动不动。他捡起石头打树上的老鹰，只听“扑通”一声，老鹰直直地掉了下来。原来，夜里老鹰在树上睡觉，翅膀被冻住了。小能一吓唬，老鹰想飞又张不开翅膀，便从树上掉了下来。小能拾起地上的老鹰，飞快地跑回家报喜。杨老师听了儿子说的情况，断定树上还有老鹰，便带着儿子来到树下。果然，后来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三只冻僵的老鹰从树上吓掉下来。
从民校下来，我们接着往新贵医院方向走，那里不仅有从前的“周末”，还有撇下我们独自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二姐。我们在新贵医院周围的树林里来回走了几趟，没有找到二姐的坟。这么多年过去了，坟墓的大概位置我们也回忆不起来了，只好在一个树桩旁烧了几沓纸钱。谁也没有掉泪。
后来，我们去了小龙井。那里的温泉还是那么温和，只是被承包商圈了起来，每滴水都标了价。而在从前，没钱买票的孩子是可以在沟里的水流里洗热水澡的。那时澡堂的票价也不贵，两毛一张，水龙头把温泉大股大股地放出来，就一个开关——冷暖由大地调节。感觉太热，只能冲一会儿赶紧闪开……
走回小镇，我们在做米皮出了名的尹叔叔家吃了一碗米皮，又买了三十多斤准备带走。住在尹叔叔家对面的时候，尹叔叔制作米皮的每一道工序都从不回避我们。那时，起床就能看见尹叔叔将一勺黏稠的米浆，倒在绷直的棉布上，慢慢滚成一个圆，然后放进蒸锅里蒸几分钟。再用一块竹条把成型的米皮挑下来放平整。所有工序当然还包括：把发霉的米磨细：无所谓地把一只苍蝇从米浆里捞出来：把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米皮择起来。把上面的头发和泥块择干净……无论哪一道工序，都不会降低我对米皮的喜爱程度。
从尹叔叔家出来，我和妹妹站住了，大概我们同时想起了一桩事。有一天，妹妹睡得很早，过一会儿她起来上厕所，接着又回来睡了。不多会儿，有人敲门，听声音是对面卖糍粑的老头：“小幺妹在家没得？”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早就睡了，什么事？”
“她赊了十个糍粑，我来收钱。”
“不会哟，她天黑就睡了。”
“她才在我摊子上赊的，你问她嘛。”
我看见妹妹像条泥鳅似的从床上一骨碌爬到床底下。爸爸进屋看到被窝里没人，又看了看床底下说：“出来吧，我把钱给人家了。馋嘴。”我不敢相信妹妹背着我吃独食，两天没跟她说话。
我们又继续走，看到了从前祖祖家住过的房子。祖祖当时是小镇的“五保户”（无儿无女且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我们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因为祖祖和外婆同姓，母亲就把她当作亲人照管。记得有年春节，母亲让妹妹提着猪肝去给祖祖拜年，快到祖祖家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条狗，一口把猪肝叼走了。妹妹提着手里的半截绳子，既不敢去祖祖家，又不敢回家，伤心地站在路上哭。
另一条路——通向何校长家，有一年冬天，刘老师的儿子小王虎去给何校长拜年，王虎放下鸡蛋就慌慌张张往外跑，结果跌了一跤，哭着趴在地上不起来。等到何校长把他抱起来时，发现他裤兜里流出许多黄色的水汤——带去拜年的十个鸡蛋，小王虎不知什么时候拿了一个悄悄揣在裤兜里……
另一条街上的徐五孃，应该已在去世的名单里。她并不丑，可不知什么原因终身未嫁。在我们搬到徐五婊家隔壁的第一天，白发苍苍的她见我端着碗站在门口，招手叫我过去，把锅里煮的灰灰菜夹了一筷子给我。我尝出一股很特别的味道，以后也多次在徐五婊家尝过那种味道。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猪油过期的哈喇儿味。
一个雨夜，几声“救命”的呼喊把我从梦中叫醒，等我和隔壁的几个人跑过去。发现徐五孃家的门大大地敞着，她像个鬼魂似的坐在地上。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第三天大家才知道原委：徐五孃晚上从来不睡觉，只在每天中午躺一小会儿。那天晚上，两个小偷去她家偷东西，徐五孃听到了响动，吓得睁大眼睛，靠在墙上一动不动。这时，炸雷后面一个闪电，把披头散发的徐五孃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两个小偷吓得走不了路，哭喊着爬出门去。几声凄惨的“救命”是那两个小偷喊的。
在五舅的葬礼上，我们还见到了肖老表哥、周幺伯和齐孃孃，能认出来的，我们马上就跑过去打招呼：大部分看起来熟悉，想不起姓啥的，我们只好回避。那些惊喜的眼光，在我们装作没看见之后，似乎受到了伤害，再相遇时，就冷淡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