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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陈耀方，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小学、幼儿园“红杉树”园丁奖银奖获得者，第1期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高级研究班成员，《江苏教育》封面人物，2011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年度人物，全国新学校研究中心理事，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语文主题学习”课题组主要成员，现任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中心小学校长。
朝着“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这一方向，他提出了“将书香变成语文课程”的构想，带领全校语文教师革新从汉语拼音开始的识字教学，扫除儿童识字障碍，将百科书籍引入语文课程，“课外阅读”课内实施，课堂上实现大量阅读，从而建立语文教学新的体系和秩序。如是，让学生身处博大圆融的文化背景中，在语言的海洋里浸泡，在活跃的精神反应中积累语汇，培养语感，提升语文素养。
陈耀方说“书香，即语文课程”，这是很有个性、很有见地的思想。自朱永新教授倡导“书香校园”以来，“书香”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学校读书活动的展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既是教育心理学的经典表述，也是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表述。陈耀方从语文教育的专业角度来理解“书香”，并把它提到课程的高度，“书香”不再仅被认为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而是当然地构成了语文教育的课程。
“书香语文课程论”是对母语教育传统的回归。欧阳修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这就告诉我们，语文学习其实并没有什么窍门，多读多写而已。有民国第一写手之誉的张恨水回忆少年时代进私塾开蒙，印象最深的是热闹的读书场面。获得克鲁格奖这一“人文诺贝尔奖”的华人余英时说，他那点语文基本功都是私塾读书读出来的。叶圣陶先生说，从前的读书人学文字，把大半的工夫花在揣摩和诵读方面，他们的文字虽然单调，但在形式上倒是通的，近来学生的毛病适得其反。现在的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探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陈耀方的语文教育观与先贤是一致的，认为语文教学必须让学生浸润在书籍和语言里。他说：“一个幼童习得口语，不是靠父辈讲解词句意思和语言法则，而是靠身边成人海量口语范例式的浸泡。同样，书面语言的习得，不是靠语文教师的讲解，而是靠大量书面语言的浸泡。道理就这么简单。”的确，道理本来很明了，也简单，但它不符合专家们进口来的理论。专家们从来不相信简单，因为简单了就显不出学问，而且从来不相信脚，而是相信尺码。背离母语教育的传统，语文教学难免问题多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教育理论来指导母语学习，据说能体现科学化与现代化。但是不读或很少读书，只是埋头做标准化的练习，再高明的语文教师也难以教出高素质的学生。西方哲人黑格尔说，人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也赞同这一观点。语言学习是口耳之学，倘没有大量的感性语言材料的刺激，大脑皮层根本无法建立知识联系。语言学习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更源于间接的生活经验。生命时空的有限靠阅读得以极大地延伸和拓宽，生活的丰富感受和语言的丰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缺乏大量的阅读和语言的模仿，既无生活及思想素材，也无语言积累和借鉴，语文水平怎能提高呢？陈耀方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倘若儿童生下来以后不是在海量口语范例的浸泡中，而是靠父辈讲解词句意思和语言法则，结果将会怎么样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孩子从此再也不会说话！生活中的常识包含真理，而许多所谓“真理”常常是谬误。“真理”之所以成为“谬误”，用列宁的话来说便是多走了一步。语文教学中脱离大量感性的体悟，而塞给学生理性的结论，这种急功近利、颠倒人类认识规律的做法结果只能是失败。
陈耀方认为“书香”必须课程化。他说：“把语文教材看作是语文课程的全部，期望通过‘一篇’‘一本’的学习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长此以往，学生不但难以形成阅读的技能，而且大大降低了学生对书面词汇的积淀，减缓了学生良好语感的习得。”这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有很现实的针对性。语文学习主要不是为了累积一些知识，更不是要领会一些语言理论，而是要形成很好的语感。语感是灵性的感悟，是知识的顺应、同化、迁移和创新，这是语文素养的本质。但如果阅读量不够，学生必然视野狭窄，思想浅薄，情感欠丰，词汇贫乏，难以形成语文素养的“精、气、神”，当然也就难有良好的语感。有人问：“以后还能不能出国学大师？”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回答说：“我到老师刘盼遂家去，他家好几个房间都是陈列的图书，今天我们哪能读这么多书，而且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书了，况且家里一百多个平方放书也不够呀。”看来古人说“读书破万卷”，绝不是夸饰之词，这也启发我们语文教学之路该怎么走。
近年来，书香校园搞得很有声色，但陈耀方认为这种“大量阅读”，仍“只是一种‘活动’，是语文教学的补充，是语文教学的游击战，远没有在‘课程’上聚焦”。这一判断很准确。“书香”的提出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大创造，今天的“书香”要推向深入，完成一个飞跃，即课程化。胡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或许对我们今天的语文课程建设有所裨益，他说：“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学习国语？所以，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通行之时。”陈耀方的“书香课程”是对胡适语文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着眼于宏观抽象，留意于微观具体，从大量阅读、广泛阅读入手，将固定教材和补充教材相结合，精读泛读相结合，课内课外结合，文化与背景知识结合，这是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全方位的改革。
陈耀方认为“书香课程”是“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他主张“大大缩减精读课的数量，丰富学生阅读材料，扩展学生自主阅读的空间”。课程紧密联系教材和教法，课程观包含着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这轮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这对语文教学尤为重要，因为语文水平绝不单纯是教师教出来的。叶圣陶先生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胡适也说：“许多文字明白晓畅的人都不是在讲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大家的残篇古文而得来的成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沈从文初中都没读毕业，而且经常逃学，气得父亲要砍掉他的手指。后来他给一位军阀当文书，读了几大箱图书画册，方豁然开朗。汪曾祺常常逃学去戏园看戏，尤对戏曲着迷。莫言也只上到小学五年级。看来学生语文水平的有效提高，实在并不是靠老师耳提面命的灌输。上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蒋伯潜便说过：“我认为学生国文程度低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只重教师的教而不重学生的学，只重课内教授，而不重课外自学！我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国文程度非提倡他们自学不可！非辅导他们自学不可！非养成他们课外阅读的能力兴趣和习惯不可！”这番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的民族曾有许多卓有识见的精英，他们的见解何曾落后于今天的“创新观念”？ 陈耀方的“书香课程”，着眼于全方位的育人。他所主张的“大量阅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用涉及天文地理等多领域的百科书籍，来武装学生，引领他们闯入科学的理性世界”，其目的是让“学生身处博大圆融的文化背景中”，提升语文的综合素养。叶圣陶、夏尊、朱自清等都强调要培养听说读写诸多语文能力，同时他们强调这些能力和习惯的培养要建立在“自我”和“生活”的基础之上。目前学校教材所选文章以文学作品为主，文学色彩浓，语言形象生动的多，简明生动的不多；表现人情、人性的内容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不多。师生在课堂上花很多时间分析操练语言，走出课堂却无多大用处。一些书刊语言平实朴素、简洁实用，具有多种视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大众生活、科技信息等，可以有效地弥补课文内容和语言的不足，而且这些报刊和书籍的语言具有时效性，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明显的社会交际功能，自然可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掌握大量真实的生活素材，丰富自我语言体验，无论是从应试的角度还是长远的语言学习来看，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1922年教育家舒新城即提出，语文教学必须让学生多接触社会，多读书，力求各学科知识的联系和贯通。
陈耀方“书香课程”重在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在班级授课制为主要教学形式的背景下，所有教学改革都必须表现为具体的课堂教学行为。综观陈耀方的课堂，最重要的特色是自由民主氛围下学生学习的主动和活跃。对于教育而言，“自由”和“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以学生为主体理念的具体化，它不但表现为促进学生内在思想的自由，更体现出语境的自由。胡适对语文课堂改革有非常鲜明的主张，他说：“课堂上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和大家讨论这两项事。”陈耀方也认为：“语文课堂上主要有两项基本活动，学生阅读和师生讨论。”课堂教学中放弃照本宣科的讲解和分析，面对学生各种质疑问难组织有效的讨论，这对于教师的语文专业水平和课堂组织能力是极大的考验。陈耀方说：“语文教师的文化底蕴制约着‘书香课程’的实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垂文而治”的社会，传统的中国语文是文史哲不分，传统的教师是教育家和文学家的合二为一，但现代教育制度的实施造成彼此的分离。叶圣陶先生说过：“对于当代语文教师而言，教育理论素养的缺失固然是一种缺憾，然而，语文教师缺乏丰富的语文素养，不读书，不写作，仅仅抱住几部教育著作，泛泛而谈，却要承担语文教师的重任，这才很可怕。讲读教学就是教学生读书，跟教作文一样，唯有老师善于读书，深有所得才能教好读书，只有学生读书，而自己少读书或者不读书，是不容易收到成效的。”这番话语重心长。许多职业大概可以不读书，但教师决不能不读书。陈耀方主张教师“不仅要读专业书，还要读些文史哲”，“要勤于笔耕”，“教师的书香气决定班级书香的浓度”，说得很好，大致有他个人的深切体验。
上世纪70年代末，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指出：“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很大的震动。3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能否有勇气说这一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况且当年主要是指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属于教学效率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转型，今天的语文教学问题，更须深入到“人性化”“个性化”和“人文化”的层面。新课改的理念重视学生的自主自由发展，以及课程的综合化、学习方式的探究式、教学目标的三维性，但怎样和道、教、文合一的民族文化传统相融合，尚需深入研究。当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着力发扬乾嘉学派的求实致用精神，他说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强调语言与民族最深处的“心思”往返相通。最近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深情回忆，初中语文教师对《白杨礼赞》的讲解怎样影响了她的为文与为人。学语文不仅是掌握一门通用工具，还涉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语文教育“修辞以立诚”，如何做到现代科学型教育与传统伦理型教育相结合，这方面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耀方“书香语文课程”的建设同样任重而道远。
陈耀方，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小学、幼儿园“红杉树”园丁奖银奖获得者，第1期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高级研究班成员，《江苏教育》封面人物，2011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年度人物，全国新学校研究中心理事，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语文主题学习”课题组主要成员，现任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中心小学校长。
朝着“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这一方向，他提出了“将书香变成语文课程”的构想，带领全校语文教师革新从汉语拼音开始的识字教学，扫除儿童识字障碍，将百科书籍引入语文课程，“课外阅读”课内实施，课堂上实现大量阅读，从而建立语文教学新的体系和秩序。如是，让学生身处博大圆融的文化背景中，在语言的海洋里浸泡，在活跃的精神反应中积累语汇，培养语感，提升语文素养。
陈耀方说“书香，即语文课程”，这是很有个性、很有见地的思想。自朱永新教授倡导“书香校园”以来，“书香”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学校读书活动的展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既是教育心理学的经典表述，也是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表述。陈耀方从语文教育的专业角度来理解“书香”，并把它提到课程的高度，“书香”不再仅被认为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而是当然地构成了语文教育的课程。
“书香语文课程论”是对母语教育传统的回归。欧阳修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这就告诉我们，语文学习其实并没有什么窍门，多读多写而已。有民国第一写手之誉的张恨水回忆少年时代进私塾开蒙，印象最深的是热闹的读书场面。获得克鲁格奖这一“人文诺贝尔奖”的华人余英时说，他那点语文基本功都是私塾读书读出来的。叶圣陶先生说，从前的读书人学文字，把大半的工夫花在揣摩和诵读方面，他们的文字虽然单调，但在形式上倒是通的，近来学生的毛病适得其反。现在的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探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陈耀方的语文教育观与先贤是一致的，认为语文教学必须让学生浸润在书籍和语言里。他说：“一个幼童习得口语，不是靠父辈讲解词句意思和语言法则，而是靠身边成人海量口语范例式的浸泡。同样，书面语言的习得，不是靠语文教师的讲解，而是靠大量书面语言的浸泡。道理就这么简单。”的确，道理本来很明了，也简单，但它不符合专家们进口来的理论。专家们从来不相信简单，因为简单了就显不出学问，而且从来不相信脚，而是相信尺码。背离母语教育的传统，语文教学难免问题多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教育理论来指导母语学习，据说能体现科学化与现代化。但是不读或很少读书，只是埋头做标准化的练习，再高明的语文教师也难以教出高素质的学生。西方哲人黑格尔说，人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也赞同这一观点。语言学习是口耳之学，倘没有大量的感性语言材料的刺激，大脑皮层根本无法建立知识联系。语言学习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更源于间接的生活经验。生命时空的有限靠阅读得以极大地延伸和拓宽，生活的丰富感受和语言的丰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缺乏大量的阅读和语言的模仿，既无生活及思想素材，也无语言积累和借鉴，语文水平怎能提高呢？陈耀方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倘若儿童生下来以后不是在海量口语范例的浸泡中，而是靠父辈讲解词句意思和语言法则，结果将会怎么样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孩子从此再也不会说话！生活中的常识包含真理，而许多所谓“真理”常常是谬误。“真理”之所以成为“谬误”，用列宁的话来说便是多走了一步。语文教学中脱离大量感性的体悟，而塞给学生理性的结论，这种急功近利、颠倒人类认识规律的做法结果只能是失败。
陈耀方认为“书香”必须课程化。他说：“把语文教材看作是语文课程的全部，期望通过‘一篇’‘一本’的学习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长此以往，学生不但难以形成阅读的技能，而且大大降低了学生对书面词汇的积淀，减缓了学生良好语感的习得。”这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有很现实的针对性。语文学习主要不是为了累积一些知识，更不是要领会一些语言理论，而是要形成很好的语感。语感是灵性的感悟，是知识的顺应、同化、迁移和创新，这是语文素养的本质。但如果阅读量不够，学生必然视野狭窄，思想浅薄，情感欠丰，词汇贫乏，难以形成语文素养的“精、气、神”，当然也就难有良好的语感。有人问：“以后还能不能出国学大师？”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回答说：“我到老师刘盼遂家去，他家好几个房间都是陈列的图书，今天我们哪能读这么多书，而且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书了，况且家里一百多个平方放书也不够呀。”看来古人说“读书破万卷”，绝不是夸饰之词，这也启发我们语文教学之路该怎么走。
近年来，书香校园搞得很有声色，但陈耀方认为这种“大量阅读”，仍“只是一种‘活动’，是语文教学的补充，是语文教学的游击战，远没有在‘课程’上聚焦”。这一判断很准确。“书香”的提出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大创造，今天的“书香”要推向深入，完成一个飞跃，即课程化。胡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或许对我们今天的语文课程建设有所裨益，他说：“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学习国语？所以，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通行之时。”陈耀方的“书香课程”是对胡适语文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着眼于宏观抽象，留意于微观具体，从大量阅读、广泛阅读入手，将固定教材和补充教材相结合，精读泛读相结合，课内课外结合，文化与背景知识结合，这是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全方位的改革。
陈耀方认为“书香课程”是“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他主张“大大缩减精读课的数量，丰富学生阅读材料，扩展学生自主阅读的空间”。课程紧密联系教材和教法，课程观包含着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这轮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这对语文教学尤为重要，因为语文水平绝不单纯是教师教出来的。叶圣陶先生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胡适也说：“许多文字明白晓畅的人都不是在讲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大家的残篇古文而得来的成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沈从文初中都没读毕业，而且经常逃学，气得父亲要砍掉他的手指。后来他给一位军阀当文书，读了几大箱图书画册，方豁然开朗。汪曾祺常常逃学去戏园看戏，尤对戏曲着迷。莫言也只上到小学五年级。看来学生语文水平的有效提高，实在并不是靠老师耳提面命的灌输。上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蒋伯潜便说过：“我认为学生国文程度低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只重教师的教而不重学生的学，只重课内教授，而不重课外自学！我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国文程度非提倡他们自学不可！非辅导他们自学不可！非养成他们课外阅读的能力兴趣和习惯不可！”这番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的民族曾有许多卓有识见的精英，他们的见解何曾落后于今天的“创新观念”？ 陈耀方的“书香课程”，着眼于全方位的育人。他所主张的“大量阅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用涉及天文地理等多领域的百科书籍，来武装学生，引领他们闯入科学的理性世界”，其目的是让“学生身处博大圆融的文化背景中”，提升语文的综合素养。叶圣陶、夏尊、朱自清等都强调要培养听说读写诸多语文能力，同时他们强调这些能力和习惯的培养要建立在“自我”和“生活”的基础之上。目前学校教材所选文章以文学作品为主，文学色彩浓，语言形象生动的多，简明生动的不多；表现人情、人性的内容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不多。师生在课堂上花很多时间分析操练语言，走出课堂却无多大用处。一些书刊语言平实朴素、简洁实用，具有多种视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大众生活、科技信息等，可以有效地弥补课文内容和语言的不足，而且这些报刊和书籍的语言具有时效性，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明显的社会交际功能，自然可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掌握大量真实的生活素材，丰富自我语言体验，无论是从应试的角度还是长远的语言学习来看，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1922年教育家舒新城即提出，语文教学必须让学生多接触社会，多读书，力求各学科知识的联系和贯通。
陈耀方“书香课程”重在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在班级授课制为主要教学形式的背景下，所有教学改革都必须表现为具体的课堂教学行为。综观陈耀方的课堂，最重要的特色是自由民主氛围下学生学习的主动和活跃。对于教育而言，“自由”和“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以学生为主体理念的具体化，它不但表现为促进学生内在思想的自由，更体现出语境的自由。胡适对语文课堂改革有非常鲜明的主张，他说：“课堂上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和大家讨论这两项事。”陈耀方也认为：“语文课堂上主要有两项基本活动，学生阅读和师生讨论。”课堂教学中放弃照本宣科的讲解和分析，面对学生各种质疑问难组织有效的讨论，这对于教师的语文专业水平和课堂组织能力是极大的考验。陈耀方说：“语文教师的文化底蕴制约着‘书香课程’的实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垂文而治”的社会，传统的中国语文是文史哲不分，传统的教师是教育家和文学家的合二为一，但现代教育制度的实施造成彼此的分离。叶圣陶先生说过：“对于当代语文教师而言，教育理论素养的缺失固然是一种缺憾，然而，语文教师缺乏丰富的语文素养，不读书，不写作，仅仅抱住几部教育著作，泛泛而谈，却要承担语文教师的重任，这才很可怕。讲读教学就是教学生读书，跟教作文一样，唯有老师善于读书，深有所得才能教好读书，只有学生读书，而自己少读书或者不读书，是不容易收到成效的。”这番话语重心长。许多职业大概可以不读书，但教师决不能不读书。陈耀方主张教师“不仅要读专业书，还要读些文史哲”，“要勤于笔耕”，“教师的书香气决定班级书香的浓度”，说得很好，大致有他个人的深切体验。
上世纪70年代末，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指出：“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很大的震动。3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能否有勇气说这一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况且当年主要是指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属于教学效率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转型，今天的语文教学问题，更须深入到“人性化”“个性化”和“人文化”的层面。新课改的理念重视学生的自主自由发展，以及课程的综合化、学习方式的探究式、教学目标的三维性，但怎样和道、教、文合一的民族文化传统相融合，尚需深入研究。当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着力发扬乾嘉学派的求实致用精神，他说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强调语言与民族最深处的“心思”往返相通。最近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深情回忆，初中语文教师对《白杨礼赞》的讲解怎样影响了她的为文与为人。学语文不仅是掌握一门通用工具，还涉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语文教育“修辞以立诚”，如何做到现代科学型教育与传统伦理型教育相结合，这方面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耀方“书香语文课程”的建设同样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