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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波兰尼作为20世纪科学哲学阵营中的重要一员，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充满人性因素,从而形成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人文性科学观这一新的理论形态。波兰尼从人性、信念与价值的角度阐发了其人文性科学观的理论内涵，从而展现了科学与人文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波兰尼；科学创新；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N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93-05
科学创新不是纯逻辑的推演，而是人的各种求知力量综合努力的结果。近代以来，科学和人文的逐渐分野已然成为文化的内伤，这也成为实证主义科学观诞生的土壤。英国科学家兼哲学家波兰尼曾指出，实证主义科学观在关注科学的实在、客观、精确性的同时，却又画地为牢，把事实和价值、科学和人文进行人为地分裂。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平等关系”上。这样，真理和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对理性的崇拜、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取代了对价值的关怀，真理占领了价值的领域，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认识上的怀疑主义、信念上的虚无主义以及价值追求上的功利主义。波兰尼强烈反对科学在价值上绝对中性化的观点，并首次分析了科学与价值，科学家个人与科学理性权威的内在关系，认为科学真理不应该忽略它在宗教和道德上的反响，对事物作普遍的机械性解释只能损害人类的道德觉悟。波兰尼指出，是人赋予科学以生命和美，是科学家的良知与信念赋予科学以价值。人的参与非但没有剥夺科学的“客观性”，还使得科学的人文性得以“合法化”，这正是通过其默会认知理论而实现的。
一、科学认识中的真理与道德
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使人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最终导致了人在科学世界中的遗忘，人的道德理想退出了科学阵地。那么剩下的仅仅是对人和社会严格的机械观念，波兰尼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错位”（moral inversion）。“在道德上错位的人，非但在哲学上以物质目的取代了道德目标，在行动上更是在纯粹唯物主义的目的框架里面，倾注了他那毫无归属感的道德热情之全部力量。”[4](106)
从认识论上看，波兰尼认为现代科学理想在于寻求一致性和普遍性根基，这实质上有着深刻的哲学史根源，它是近代知识论(认识论)传统在科技显赫时代的逻辑演绎。笛卡尔就以追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基础为理论旨归，这种寻找基础的做法被称之为哲学的“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由于这种认识论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竭尽全力追求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又被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这种近代认识论所坚持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所追求的对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真理，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即相关的行为主要与“必然”、“决定”相关；它的主旨在于描述、说明和解释世界，建构关于世界的完整哲学图景；追求的是与客观世界相符合，发现世界的规律，致力于证明现存世界的合理性。因此，这种追求统一本质和基础的理路必然导致一种思维上的怀疑主义。因此，怀疑原则也就成为近代批判哲学的基础原则。
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道德错位”导致了认识上的怀疑主义和信仰的虚无主义。那些曾经打破中世纪神学权威的怀疑论经验主义正在一往无前地试图摧毁良心的权威，由此产出了“非人”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科学一日仍是知识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学的理想，伦理就一日难保不被怀疑论的怀疑完全毁灭。”[5](30)也就是说，怀疑的方法终将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者企图在生活中不靠任何信仰、责任和限制，他们否认存在一个能据以普遍并显著地显现人类思想的基础。
“道德错位”作为实证主义运动的结果，还导致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波兰尼看来，我们之所以形成道德错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把纯科学的价值与应用科学的价值区分开来，以致把应用科学的价值强加给科学，这必然给科学施加以道德的谴责。在功利主义者眼中，“善与恶可以等同于快乐与痛苦，并指出所有善行的理想都只是精明的箴言而已。”[4](98)正如胡塞尔所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6](5-6)他们忘却了生存的意义而专注于物欲的追求和真理的探索，只能使人们在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中挣扎，只能让人们悲叹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苦涩无味。波兰尼痛切地认识到，在功利主义思想包围下，人们对纯科学的热爱就可能发生变化或消失。为科学而科学将被谴责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和自私的行为。如果这种情操丧失的话，人们对科学的修习就会失去最初的原动力，那是引导科学获取真正科学价值的成就的驱动力。而弥补的方法则唯有通过“人以及人性”的彰显而获取。
“道德错位”之疾病，最后只能依靠个体的“道德转换”才能痊愈。根据默会认知理论的逻辑，相对于传统认识论所依托的可明确表述的逻辑理性，人的认知活动中还活跃着另一种与认知个体活动无法分离的不可言传只能默会的默会认知，而这种默会认知恰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实际上，这种默会行为是一种在我们的言传知识里无法避免的个人参与。恰恰是这种个人参与实际指导和掌控着我们的认知能力。由此，波兰尼信心十足地指出：“人类思想具有联系实在的能力以及推动我们去实现这种联系的知性激情，已经足以指导我们得出能藉以获取人类特殊使命的领域内所存真理的判断。”[7](27) 这样，“默会认知理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3](160)可见立足于默会认知理论，真理和道德便在无所不在的“人”这里处在同一个连续性框架之内，由此超越了实证主义科学观所蕴涵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波兰尼也指出，尽管识知的行为必然需要识知人的热情参与，可是这不是一种任意行为，也不是一种被动经验。它要求透过个人所依赖的线索而建立起与隐藏的现实间的联系。而“求知美”恰恰在于它是发现的向导和真理的标志。这充分表明科学求知是追求真理的客观性与个人道德归属的结合，仍然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所以才有波兰尼一往情深的呼吁：“我们坚信真理之实在，坚信众人心怀普遍的真理之爱，坚信人类具有发现真理的能力。”[2](73)
二、科学探索中的理性与信念
科学探索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但它并不排斥信念的成份。波兰尼曾一度公开声称：“科学是我们所寄托的信仰体系（system of belief）。”[1](171)在波兰尼眼中，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冷冰冰的公理体系，而恰恰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与宗教一样，也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并由当代社会中的专门部门培育着。由此，科学的发现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科学的发现一直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充满热情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他们以自己的信念力量征服了整个当代的人们”。[1](171)
显然，在波兰尼看来，信念成为科学探索的必不可少的成分，这也构成了科学探索的前提。这意味着，“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能得到考虑的东
西。”[1](305)它表达了一种启发性的确信或宗教信念在理性事业中的不可或缺性。人们唯有对被了解之物的信念，方能坚持各种了解它的努力，也只有确信某事物一定存在，并确信它正期待着被你发掘之时，才能发现它。这种信念激励着求知者迈向超越视野之外的创造愉悦。可以说，没有科学家把其一生精力的一点一滴作为信徒般的投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知识）都是不可能取得的。“科学的前提是在科学追求的实践中、在承认科学追求的结果为真实时默会地予以遵循的。”[1](161)它能向其追随者显示某种合理性且能激起人们探讨的兴趣。
那些通过重新思索已知的现象而取得的重大发现，恰恰就是科学前提存在的鲜明的说明和其正当性的标志。波兰尼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进行一切知性活动的时候都不是“毫无信念的白板一块”，我们的身上背负着一个无法挣脱的预设框架，这个框架所涵甚广，并且随着每一个新知识的摄入，这个框架的疆域不断扩大，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特定的群体语言熏陶”及其带来的群体文化标签，“我们最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由我们用以解释我们的经验并建立我们的言述体系的群体语言所决定的。”[2](439)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再一次承认信念是所有知识的源泉。……无论是多么具有批判性和具有原创性的理智，都不能在这样的信念框架之外起作用。”[1](266)
这样，包含信念的科学前提是现代科学家和以往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前提里包含着许多早先的科学前提。因此，从科学的性质上来讲，人类永远无法穷尽科学前提可能存在的全部陈述。事实上，自从300年前现代科学起源之后，在科学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包括数学领域，科学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以及验证标准都曾经历一系列重要变革。但是，科学的普遍前提又是所有科学家能够达到的，因为他们在进入科学传统之日，就接受了这一普遍前提。波兰尼告诉我们，人们所持有的科学信念，绝大多数是由早期的教育得来的。“任何科学研究或科学教育的前提，都在于科学家对事物总体特征所持有的信念。”[2](10-11)这样，信仰的种子便可以渗透进我们的思想当中去，这些信仰的总体便会形成一些系统，我们也就可以把其作为前提而寄托进去。
这样，科学传统与法律、宗教传统就有了类似的结构。比如在宗教领域中，新教徒们既可以将圣经作为富有创造力的传统而加以固守，也可以在新形势下听从自身良心的召唤对之进行重解，这样，圣经才会具备完整的信仰价值。对科学而言，每一世代的科学家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独特灵感应用、更新并巩固着科学传统。可见，“这种创造性的更新过程始终在向我们暗示：我们所求助的传统不是指‘当下是’的传统，而是‘应然是’的科学传统。那是一个体现在传统之中而又超越于传统之上的精神实在。它表达了对这个超越实在的信仰，并愿意为它献身。”[2](56-57)
波兰尼还提供了传统的运作机制。在他看来，科学传统可以在世代之间传承，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从逻辑讲，在传统代代相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全新元素的注入。否则，即如果不引入一些完全原创的诠释性判断元素，传统就无法运作。在科学、宗教等模糊性案例中，人类的决策行动和每次决策中都须涉及的个人判断一刻也不曾间断地修改着这些领域的主要原则。“除了这种稳定无声的重铸文化遗产的改革之外，伟大的先驱们也倡导着有力的创新。以上种种行动，共同组成了传统运行进程的基本部分。”[2](59)
在波兰尼默会理论架构内，科学得以存在，或者说得以持续存在，只因其前提能够体现在某种普遍取信于整个社会的传统中。保持对实在的思想成就的信仰，就将获得一片确认和强化这种信仰的广阔视野。正是因为有了信仰的品格，人的求知力量才不会偏离人性的轨道。从而使科学以更饱满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所以说，科学传统是科学前提立足的坚实基石，是培育科学家良心的肥沃土壤。这也是科学家们坚持科学前提的最终基础。当然，这个道理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个体穷其一生去追求的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三、科学发展中的权威与良心
波兰尼克服了批判哲学对权威和传统的敌意，他认为，科学界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即在科学权威们将科学传统传授给新一代的过程中，必然引起一些与传统相悖的东西，而新一代在重新诠释学习到的传统时也会逐步同化这些东西。科学权威们往往会对这些原创性加以赞赏。同时，波兰尼也提到，“科学的内在张力（internal tension）和危险性都是必然存在的。”[2](16)
波兰尼指出，对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科学权威和科学舆论所能体现的纪律性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科学发现作为一种创造性工作，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得要求科学家自己去探索道路，寻求对自然提出问题的解答，这就需要科学家使用由科学良心控制的直觉能力。波兰尼认为，这是实现与隐而不彰的现实建立关联并进行创造性的手段。
一方面，科学权威是科学新手及科学研习者的精神导师。“学习一门艺术或者师从某人，就必须将这门艺术视为神圣，将这人视为权威。只有相信科学的实质与技巧本质上就是健全的，我们才能把握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探寻的技能，这是认知之途，也是基督教神父们所谓的‘信仰寻求理解’的道理。”[2](15) 因为，“只有来自有效的科学舆论的纪律，才能够防止奇思怪想者和浅尝辄止者所制造的科学假货，在世界上那些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和权威的科学舆论的地方，研究工作因为缺乏动力而停止不前，不健康的声誉鹊起是建立在稀松平常的研究成果或者纯粹的空谈之上的。政治和商业使研究职位和科研资助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期刊由于充斥了垃圾而不堪卒读。”[3](57)所以，科学权威及其形成的科学舆论氛围不但具有启示作用，也具有规范作用。只有科学家们在为它工作之时，它才能为他们所用，那是一种凌驾于科学家之上的、强迫他们为之效忠的精神实在。
另一方面，波兰尼认为，我们的知性任务和道德任务最终还得取决于每代人的自由良心，所以只有科学良心才能把错位的一切颠倒过来。在《科学、信仰与社会》中，他声言科学家的心灵在实现发现的过程中始终不曾完全保持中立，他的个人判断在科学发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包括接受何种证据为有效都是科学家个人判断的事情。那么问题就来了，如若每个科学家均可随意听从自己的心灵判断而不受约束，科学将被导向何方? 接着，波兰尼又提出：这种判断中还有一个道德层面。可见，科学家的判断还是良心的事情，科学家在作出个人判断的时候必须本着科学良心。此时，波兰尼所声称的个人判断中已经嵌入了对理想的信念和确信。可见，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良心指的是对科学理想的信念与奉献精神。
对科学家而言，听从于科学良心的命令而进行的冒险行动是他们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为科学做贡献的机会。“从头至尾，科学探寻的每一步最终都是由科学家自己的判断来决定的，他始终得在自己的热烈的直觉与他本身对这种直觉的批判性克制（critical restraint）中做出抉择。”[2](15) 波兰尼看来，不加约束的直觉性思考将导致放任的结果，但对批判性规则的严格履行又可能使发现系统彻底瘫痪，解决的办法就是得有一个凌驾于这二者之上的第三方来做出公正的裁决。在波兰尼看来，科学良心的角色就是超越创造性冲动和批判性谨慎的第三方。波兰尼把科学认知的过程比作艺术的鉴赏过程，“识知的行为都包含着某种鉴赏，而使一切真实知识得以形成的这一个人系数在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弥合了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裂缝。它意味着人类在热情地努力完成自己对种种普遍标准承担的个人义务时是可以超越自己的主观性的。”[1](17)我们就生活在有责任的寄托之中，这“就像生活于用自己的皮肤织就的衣服里。这种寄托就像一种爱且与爱同类，它是一件‘火衬衣’，燃烧着热情之火；与爱一样，它吸引人之处在于奉献给普遍性意图。”[1](64)这样，科学良心维系着科学的在人类知性事业中的恰当位置。
可见，波兰尼的默会认知理论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解释。不论“背叛”的科学家的思想可能怎样具有革命性，他都听从自己的良心召唤，并把他的论点建立在“科学权威”之上。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正是由于这种纪律的制约，才不至于使其陷于混乱乃至崩溃的境地，从而维护科学的健康发展，体现出不断累积的进步过程。
四、科学与人文的相似性
波兰尼进一步指出，学习高等艺术（higher arts）与学习科学类似。“关于自然的每一种解释——无论是科学的、非科学的，还是反科学的，都是以对事物总体特征的某些直觉观念为依据的。”[2](10)直觉是创造力的源泉，而科学直觉则将塑造对事物的感知，促使他在洞察各种错综复杂的理论之后跨越发现的逻辑鸿沟。它往往会比天天发生的事情更具有洞察力。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整个思想便得以延承。
显然，在默会理论体系中，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中立于价值的成分丝毫不比人文科学的多。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有效性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每一项识知行为中，都融进了一个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人之热情洋溢的贡献；而这一系数非但不是其美中不足，相反而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1]( Preface,ⅷ)由此，波兰尼塑造出一个满怀求知热情而诚挚追求实在、追求真善美的高大的“人”来。这样，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意志非但不是科学的敌人，相反，它还是科学不可或缺的盟友。这样，波兰尼的默会理论以“人”为坐标，以文化“同质”为基点，使科学和人性处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在这种视野中，科学方法是人的认知方法，科学就是人的艺术。激情、直觉、创造性猜想、鉴赏与寄托是这一艺术的典型特征。所以，“科学价值必须被认为是延伸到包含人文科学、法律和宗教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1](173)显然，作为整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是相通的，而且，科学的人文价值比物质福利更珍贵。
首先，科学的内在价值构成科学的人文价值内核。纯科学的合法性就在于其服务于本身的目的。“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知识的爱，而知识的功用绝非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我们必须一再为科学要求公众的尊敬和支持，追求知识且只追求知识的科学应该受到这样的尊敬和支持。”[4](6)科学的内在价值是科学本质的体现，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即确定性、系统贴切性和内在的兴趣。所谓科学的确定性，又称科学的精确性，它是科学的独特性征。系统贴切性又称深邃性，即一项研究能够很好地与现有的理论体系相协调，能够推进这些理论的系统发展。科学的内在兴趣指研究主题的内在兴趣，即指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三者之间是互补和竞争的关系，这三者联合奠定了对科学成果进行评价的基础，这也是科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所在。
其次，科学的人文价值还包括审美的价值。波兰尼认为，科学的亲和力来自于“科学之美”的召唤。因为，“激情寻求满足，知性激情则期待知性愉悦，关于这种愉悦的源头，最普遍的说法是‘美’。……事实上，如今我们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口中比从艺术和文学评论家口中更频繁地听到美。”[7](37)我们人类是为着追求科学本身、追求美而真的事物而追求科学的。我们的思想会被美的问题所吸引，期待美的答案；心灵在美的发现的重要线索中沉迷，不懈追求美的发明。在对“求知美”的召唤之中，会触发求知者的激情。激情赋予物体以感情，使物体变得讨厌或吸引人。科学激情不是“心理上的副产品，它们具有逻辑的功能，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们相当于科学命题中的一种基本性质，并可以相应地被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1](134)这种热情是一种知性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它具有三种基本功能：①选择功能，即把具有科学意义的可演证的事实与那些没有科学意义的事实区别开来的功能；②启发性功能，即能唤起具体发现前兆的功能；③说服性功能，即激励发现者跨越新旧范式的功能。波兰尼认为，科学命题实质上是一些建立在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假设和利用科学方法收集的试验数据基础的猜想。猜想要求新手感知自己潜在的天赋能力和自然界中隐藏的事实。一旦二者结合，就会激发出心中的灵感，启迪他走向发现。
再次，科学的人文价值亦包括甄善的价值。在波兰尼看来，科学良心会在发现过程中负起完全的责任来，这正是科学之道德意蕴的保障。波兰尼宣称：“当科学家宣布最终结论的时候，必定要奏出个人责任的调子，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科学良心敲出的音符。由此可见，科学的基础里藏着道德的因素。”[2](41)个人在科学认知的过程里无所不在的参与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这就使人类的每一项行为都负有责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波兰尼的过渡，即“实现从研究自然过渡到研究负责任行动的人类，他们在普遍理想的苍穹下谨慎行事。”[7](39)
可见，波兰尼的人文性科学观是对现代科学观的一种反叛，他所要建立的则是重新审视科学的结构，恢复科学的丰满形象。从而恢复了被客观主义视野所遮蔽的人文内涵，从而打通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藩篱，实现了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通问题。这不仅解决了科学观的核心问题即科学的本质及其合理性问题，还解决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这一点在默会理论的视野中得以完满解决。
〔参考文献〕
［１］Polanyi，M.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
［２］Polanyi，M.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３］Polanyi，M. Kowing and Being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４］Polanyi，M. The Logic of Liberty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
［５］波兰尼.意义[Ｍ].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
［６］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７］Polanyi，M. The Study of Ma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责任编辑：柯平）
〔关键词〕波兰尼；科学创新；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N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93-05
科学创新不是纯逻辑的推演，而是人的各种求知力量综合努力的结果。近代以来，科学和人文的逐渐分野已然成为文化的内伤，这也成为实证主义科学观诞生的土壤。英国科学家兼哲学家波兰尼曾指出，实证主义科学观在关注科学的实在、客观、精确性的同时，却又画地为牢，把事实和价值、科学和人文进行人为地分裂。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平等关系”上。这样，真理和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对理性的崇拜、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取代了对价值的关怀，真理占领了价值的领域，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认识上的怀疑主义、信念上的虚无主义以及价值追求上的功利主义。波兰尼强烈反对科学在价值上绝对中性化的观点，并首次分析了科学与价值，科学家个人与科学理性权威的内在关系，认为科学真理不应该忽略它在宗教和道德上的反响，对事物作普遍的机械性解释只能损害人类的道德觉悟。波兰尼指出，是人赋予科学以生命和美，是科学家的良知与信念赋予科学以价值。人的参与非但没有剥夺科学的“客观性”，还使得科学的人文性得以“合法化”，这正是通过其默会认知理论而实现的。
一、科学认识中的真理与道德
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使人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最终导致了人在科学世界中的遗忘，人的道德理想退出了科学阵地。那么剩下的仅仅是对人和社会严格的机械观念，波兰尼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错位”（moral inversion）。“在道德上错位的人，非但在哲学上以物质目的取代了道德目标，在行动上更是在纯粹唯物主义的目的框架里面，倾注了他那毫无归属感的道德热情之全部力量。”[4](106)
从认识论上看，波兰尼认为现代科学理想在于寻求一致性和普遍性根基，这实质上有着深刻的哲学史根源，它是近代知识论(认识论)传统在科技显赫时代的逻辑演绎。笛卡尔就以追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基础为理论旨归，这种寻找基础的做法被称之为哲学的“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由于这种认识论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竭尽全力追求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又被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这种近代认识论所坚持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所追求的对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真理，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即相关的行为主要与“必然”、“决定”相关；它的主旨在于描述、说明和解释世界，建构关于世界的完整哲学图景；追求的是与客观世界相符合，发现世界的规律，致力于证明现存世界的合理性。因此，这种追求统一本质和基础的理路必然导致一种思维上的怀疑主义。因此，怀疑原则也就成为近代批判哲学的基础原则。
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道德错位”导致了认识上的怀疑主义和信仰的虚无主义。那些曾经打破中世纪神学权威的怀疑论经验主义正在一往无前地试图摧毁良心的权威，由此产出了“非人”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科学一日仍是知识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学的理想，伦理就一日难保不被怀疑论的怀疑完全毁灭。”[5](30)也就是说，怀疑的方法终将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者企图在生活中不靠任何信仰、责任和限制，他们否认存在一个能据以普遍并显著地显现人类思想的基础。
“道德错位”作为实证主义运动的结果，还导致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波兰尼看来，我们之所以形成道德错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把纯科学的价值与应用科学的价值区分开来，以致把应用科学的价值强加给科学，这必然给科学施加以道德的谴责。在功利主义者眼中，“善与恶可以等同于快乐与痛苦，并指出所有善行的理想都只是精明的箴言而已。”[4](98)正如胡塞尔所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6](5-6)他们忘却了生存的意义而专注于物欲的追求和真理的探索，只能使人们在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中挣扎，只能让人们悲叹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苦涩无味。波兰尼痛切地认识到，在功利主义思想包围下，人们对纯科学的热爱就可能发生变化或消失。为科学而科学将被谴责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和自私的行为。如果这种情操丧失的话，人们对科学的修习就会失去最初的原动力，那是引导科学获取真正科学价值的成就的驱动力。而弥补的方法则唯有通过“人以及人性”的彰显而获取。
“道德错位”之疾病，最后只能依靠个体的“道德转换”才能痊愈。根据默会认知理论的逻辑，相对于传统认识论所依托的可明确表述的逻辑理性，人的认知活动中还活跃着另一种与认知个体活动无法分离的不可言传只能默会的默会认知，而这种默会认知恰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实际上，这种默会行为是一种在我们的言传知识里无法避免的个人参与。恰恰是这种个人参与实际指导和掌控着我们的认知能力。由此，波兰尼信心十足地指出：“人类思想具有联系实在的能力以及推动我们去实现这种联系的知性激情，已经足以指导我们得出能藉以获取人类特殊使命的领域内所存真理的判断。”[7](27) 这样，“默会认知理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3](160)可见立足于默会认知理论，真理和道德便在无所不在的“人”这里处在同一个连续性框架之内，由此超越了实证主义科学观所蕴涵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波兰尼也指出，尽管识知的行为必然需要识知人的热情参与，可是这不是一种任意行为，也不是一种被动经验。它要求透过个人所依赖的线索而建立起与隐藏的现实间的联系。而“求知美”恰恰在于它是发现的向导和真理的标志。这充分表明科学求知是追求真理的客观性与个人道德归属的结合，仍然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所以才有波兰尼一往情深的呼吁：“我们坚信真理之实在，坚信众人心怀普遍的真理之爱，坚信人类具有发现真理的能力。”[2](73)
二、科学探索中的理性与信念
科学探索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但它并不排斥信念的成份。波兰尼曾一度公开声称：“科学是我们所寄托的信仰体系（system of belief）。”[1](171)在波兰尼眼中，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冷冰冰的公理体系，而恰恰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与宗教一样，也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并由当代社会中的专门部门培育着。由此，科学的发现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科学的发现一直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充满热情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他们以自己的信念力量征服了整个当代的人们”。[1](171)
显然，在波兰尼看来，信念成为科学探索的必不可少的成分，这也构成了科学探索的前提。这意味着，“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能得到考虑的东
西。”[1](305)它表达了一种启发性的确信或宗教信念在理性事业中的不可或缺性。人们唯有对被了解之物的信念，方能坚持各种了解它的努力，也只有确信某事物一定存在，并确信它正期待着被你发掘之时，才能发现它。这种信念激励着求知者迈向超越视野之外的创造愉悦。可以说，没有科学家把其一生精力的一点一滴作为信徒般的投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知识）都是不可能取得的。“科学的前提是在科学追求的实践中、在承认科学追求的结果为真实时默会地予以遵循的。”[1](161)它能向其追随者显示某种合理性且能激起人们探讨的兴趣。
那些通过重新思索已知的现象而取得的重大发现，恰恰就是科学前提存在的鲜明的说明和其正当性的标志。波兰尼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进行一切知性活动的时候都不是“毫无信念的白板一块”，我们的身上背负着一个无法挣脱的预设框架，这个框架所涵甚广，并且随着每一个新知识的摄入，这个框架的疆域不断扩大，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特定的群体语言熏陶”及其带来的群体文化标签，“我们最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由我们用以解释我们的经验并建立我们的言述体系的群体语言所决定的。”[2](439)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再一次承认信念是所有知识的源泉。……无论是多么具有批判性和具有原创性的理智，都不能在这样的信念框架之外起作用。”[1](266)
这样，包含信念的科学前提是现代科学家和以往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前提里包含着许多早先的科学前提。因此，从科学的性质上来讲，人类永远无法穷尽科学前提可能存在的全部陈述。事实上，自从300年前现代科学起源之后，在科学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包括数学领域，科学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以及验证标准都曾经历一系列重要变革。但是，科学的普遍前提又是所有科学家能够达到的，因为他们在进入科学传统之日，就接受了这一普遍前提。波兰尼告诉我们，人们所持有的科学信念，绝大多数是由早期的教育得来的。“任何科学研究或科学教育的前提，都在于科学家对事物总体特征所持有的信念。”[2](10-11)这样，信仰的种子便可以渗透进我们的思想当中去，这些信仰的总体便会形成一些系统，我们也就可以把其作为前提而寄托进去。
这样，科学传统与法律、宗教传统就有了类似的结构。比如在宗教领域中，新教徒们既可以将圣经作为富有创造力的传统而加以固守，也可以在新形势下听从自身良心的召唤对之进行重解，这样，圣经才会具备完整的信仰价值。对科学而言，每一世代的科学家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独特灵感应用、更新并巩固着科学传统。可见，“这种创造性的更新过程始终在向我们暗示：我们所求助的传统不是指‘当下是’的传统，而是‘应然是’的科学传统。那是一个体现在传统之中而又超越于传统之上的精神实在。它表达了对这个超越实在的信仰，并愿意为它献身。”[2](56-57)
波兰尼还提供了传统的运作机制。在他看来，科学传统可以在世代之间传承，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从逻辑讲，在传统代代相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全新元素的注入。否则，即如果不引入一些完全原创的诠释性判断元素，传统就无法运作。在科学、宗教等模糊性案例中，人类的决策行动和每次决策中都须涉及的个人判断一刻也不曾间断地修改着这些领域的主要原则。“除了这种稳定无声的重铸文化遗产的改革之外，伟大的先驱们也倡导着有力的创新。以上种种行动，共同组成了传统运行进程的基本部分。”[2](59)
在波兰尼默会理论架构内，科学得以存在，或者说得以持续存在，只因其前提能够体现在某种普遍取信于整个社会的传统中。保持对实在的思想成就的信仰，就将获得一片确认和强化这种信仰的广阔视野。正是因为有了信仰的品格，人的求知力量才不会偏离人性的轨道。从而使科学以更饱满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所以说，科学传统是科学前提立足的坚实基石，是培育科学家良心的肥沃土壤。这也是科学家们坚持科学前提的最终基础。当然，这个道理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个体穷其一生去追求的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三、科学发展中的权威与良心
波兰尼克服了批判哲学对权威和传统的敌意，他认为，科学界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即在科学权威们将科学传统传授给新一代的过程中，必然引起一些与传统相悖的东西，而新一代在重新诠释学习到的传统时也会逐步同化这些东西。科学权威们往往会对这些原创性加以赞赏。同时，波兰尼也提到，“科学的内在张力（internal tension）和危险性都是必然存在的。”[2](16)
波兰尼指出，对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科学权威和科学舆论所能体现的纪律性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科学发现作为一种创造性工作，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得要求科学家自己去探索道路，寻求对自然提出问题的解答，这就需要科学家使用由科学良心控制的直觉能力。波兰尼认为，这是实现与隐而不彰的现实建立关联并进行创造性的手段。
一方面，科学权威是科学新手及科学研习者的精神导师。“学习一门艺术或者师从某人，就必须将这门艺术视为神圣，将这人视为权威。只有相信科学的实质与技巧本质上就是健全的，我们才能把握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探寻的技能，这是认知之途，也是基督教神父们所谓的‘信仰寻求理解’的道理。”[2](15) 因为，“只有来自有效的科学舆论的纪律，才能够防止奇思怪想者和浅尝辄止者所制造的科学假货，在世界上那些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和权威的科学舆论的地方，研究工作因为缺乏动力而停止不前，不健康的声誉鹊起是建立在稀松平常的研究成果或者纯粹的空谈之上的。政治和商业使研究职位和科研资助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期刊由于充斥了垃圾而不堪卒读。”[3](57)所以，科学权威及其形成的科学舆论氛围不但具有启示作用，也具有规范作用。只有科学家们在为它工作之时，它才能为他们所用，那是一种凌驾于科学家之上的、强迫他们为之效忠的精神实在。
另一方面，波兰尼认为，我们的知性任务和道德任务最终还得取决于每代人的自由良心，所以只有科学良心才能把错位的一切颠倒过来。在《科学、信仰与社会》中，他声言科学家的心灵在实现发现的过程中始终不曾完全保持中立，他的个人判断在科学发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包括接受何种证据为有效都是科学家个人判断的事情。那么问题就来了，如若每个科学家均可随意听从自己的心灵判断而不受约束，科学将被导向何方? 接着，波兰尼又提出：这种判断中还有一个道德层面。可见，科学家的判断还是良心的事情，科学家在作出个人判断的时候必须本着科学良心。此时，波兰尼所声称的个人判断中已经嵌入了对理想的信念和确信。可见，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良心指的是对科学理想的信念与奉献精神。
对科学家而言，听从于科学良心的命令而进行的冒险行动是他们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为科学做贡献的机会。“从头至尾，科学探寻的每一步最终都是由科学家自己的判断来决定的，他始终得在自己的热烈的直觉与他本身对这种直觉的批判性克制（critical restraint）中做出抉择。”[2](15) 波兰尼看来，不加约束的直觉性思考将导致放任的结果，但对批判性规则的严格履行又可能使发现系统彻底瘫痪，解决的办法就是得有一个凌驾于这二者之上的第三方来做出公正的裁决。在波兰尼看来，科学良心的角色就是超越创造性冲动和批判性谨慎的第三方。波兰尼把科学认知的过程比作艺术的鉴赏过程，“识知的行为都包含着某种鉴赏，而使一切真实知识得以形成的这一个人系数在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弥合了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裂缝。它意味着人类在热情地努力完成自己对种种普遍标准承担的个人义务时是可以超越自己的主观性的。”[1](17)我们就生活在有责任的寄托之中，这“就像生活于用自己的皮肤织就的衣服里。这种寄托就像一种爱且与爱同类，它是一件‘火衬衣’，燃烧着热情之火；与爱一样，它吸引人之处在于奉献给普遍性意图。”[1](64)这样，科学良心维系着科学的在人类知性事业中的恰当位置。
可见，波兰尼的默会认知理论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解释。不论“背叛”的科学家的思想可能怎样具有革命性，他都听从自己的良心召唤，并把他的论点建立在“科学权威”之上。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正是由于这种纪律的制约，才不至于使其陷于混乱乃至崩溃的境地，从而维护科学的健康发展，体现出不断累积的进步过程。
四、科学与人文的相似性
波兰尼进一步指出，学习高等艺术（higher arts）与学习科学类似。“关于自然的每一种解释——无论是科学的、非科学的，还是反科学的，都是以对事物总体特征的某些直觉观念为依据的。”[2](10)直觉是创造力的源泉，而科学直觉则将塑造对事物的感知，促使他在洞察各种错综复杂的理论之后跨越发现的逻辑鸿沟。它往往会比天天发生的事情更具有洞察力。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整个思想便得以延承。
显然，在默会理论体系中，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中立于价值的成分丝毫不比人文科学的多。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有效性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每一项识知行为中，都融进了一个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人之热情洋溢的贡献；而这一系数非但不是其美中不足，相反而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1]( Preface,ⅷ)由此，波兰尼塑造出一个满怀求知热情而诚挚追求实在、追求真善美的高大的“人”来。这样，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意志非但不是科学的敌人，相反，它还是科学不可或缺的盟友。这样，波兰尼的默会理论以“人”为坐标，以文化“同质”为基点，使科学和人性处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在这种视野中，科学方法是人的认知方法，科学就是人的艺术。激情、直觉、创造性猜想、鉴赏与寄托是这一艺术的典型特征。所以，“科学价值必须被认为是延伸到包含人文科学、法律和宗教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1](173)显然，作为整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是相通的，而且，科学的人文价值比物质福利更珍贵。
首先，科学的内在价值构成科学的人文价值内核。纯科学的合法性就在于其服务于本身的目的。“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知识的爱，而知识的功用绝非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我们必须一再为科学要求公众的尊敬和支持，追求知识且只追求知识的科学应该受到这样的尊敬和支持。”[4](6)科学的内在价值是科学本质的体现，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即确定性、系统贴切性和内在的兴趣。所谓科学的确定性，又称科学的精确性，它是科学的独特性征。系统贴切性又称深邃性，即一项研究能够很好地与现有的理论体系相协调，能够推进这些理论的系统发展。科学的内在兴趣指研究主题的内在兴趣，即指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三者之间是互补和竞争的关系，这三者联合奠定了对科学成果进行评价的基础，这也是科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所在。
其次，科学的人文价值还包括审美的价值。波兰尼认为，科学的亲和力来自于“科学之美”的召唤。因为，“激情寻求满足，知性激情则期待知性愉悦，关于这种愉悦的源头，最普遍的说法是‘美’。……事实上，如今我们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口中比从艺术和文学评论家口中更频繁地听到美。”[7](37)我们人类是为着追求科学本身、追求美而真的事物而追求科学的。我们的思想会被美的问题所吸引，期待美的答案；心灵在美的发现的重要线索中沉迷，不懈追求美的发明。在对“求知美”的召唤之中，会触发求知者的激情。激情赋予物体以感情，使物体变得讨厌或吸引人。科学激情不是“心理上的副产品，它们具有逻辑的功能，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们相当于科学命题中的一种基本性质，并可以相应地被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1](134)这种热情是一种知性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它具有三种基本功能：①选择功能，即把具有科学意义的可演证的事实与那些没有科学意义的事实区别开来的功能；②启发性功能，即能唤起具体发现前兆的功能；③说服性功能，即激励发现者跨越新旧范式的功能。波兰尼认为，科学命题实质上是一些建立在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假设和利用科学方法收集的试验数据基础的猜想。猜想要求新手感知自己潜在的天赋能力和自然界中隐藏的事实。一旦二者结合，就会激发出心中的灵感，启迪他走向发现。
再次，科学的人文价值亦包括甄善的价值。在波兰尼看来，科学良心会在发现过程中负起完全的责任来，这正是科学之道德意蕴的保障。波兰尼宣称：“当科学家宣布最终结论的时候，必定要奏出个人责任的调子，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科学良心敲出的音符。由此可见，科学的基础里藏着道德的因素。”[2](41)个人在科学认知的过程里无所不在的参与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这就使人类的每一项行为都负有责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波兰尼的过渡，即“实现从研究自然过渡到研究负责任行动的人类，他们在普遍理想的苍穹下谨慎行事。”[7](39)
可见，波兰尼的人文性科学观是对现代科学观的一种反叛，他所要建立的则是重新审视科学的结构，恢复科学的丰满形象。从而恢复了被客观主义视野所遮蔽的人文内涵，从而打通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藩篱，实现了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通问题。这不仅解决了科学观的核心问题即科学的本质及其合理性问题，还解决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这一点在默会理论的视野中得以完满解决。
〔参考文献〕
［１］Polanyi，M.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
［２］Polanyi，M.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３］Polanyi，M. Kowing and Being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４］Polanyi，M. The Logic of Liberty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
［５］波兰尼.意义[Ｍ].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
［６］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７］Polanyi，M. The Study of Ma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责任编辑：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