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又来了，还穿了一件新衣裳。这新衣不大合身，衬得他身形越发瘦小，再加上领子可能有点硬，他不时地扭动一下脖子。
　　我以为他又是来送稿件的，不料他从旧布袋中掏出一大摞打印稿，嗫嚅着，说他想出版一本作品集，希望请我写序。
　　我说：出书可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呢。
　　老钱说自己快八十岁了，想把这些年的作品汇集起来，做个总结，也给亲朋好友留个念想。
　　我这才明白，他为何穿了件新衣裳。
　　这些反映地域掌故、市井风物之类的小文大部分都在我编辑的版面上刊发过。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类似自传的篇章，它们意外地让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老钱。
　　他十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忙于讨生活，刚上初中的他只能辍学回家洗衣做饭。但仅三天后，班主任带着一位军医来到他家，动员老钱参加志愿军。这当然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一穿上军装就要上战场，生死难料，一般人还是会犹豫的。但老钱非常兴奋，从小他就崇拜当年身为抗日游击队队长的表兄，觉得能当个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哪怕丢了性命，也值。
　　刚开始军医对老钱的身量有所顾虑，班主任却说，小个子身手灵活、目标小啊。没想到还真被她说中了，在朝鲜战场上，老钱将这一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在一次与美国佬的短兵相接中，救下过一个大个子战友。
　　很快，能写会说的老钱就在部队里脱颖而出，被调到军部，成了战地记者，负责一份名为《战地黄花》的油印报，从采访到刻写蜡纸，从印刷到发行，全由他一手包办，真正做到了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
　　小个子的老钱不光身手灵活，脑子也灵活。去前线采访，途中遇上敌人是常有的事，一般人都会想着怎样躲避或者逃离，偏偏他就能看准时机，转危为机。 一次，他与两个南军逃兵狭路相逢，这两人原是釜山一带的小学教员，经过老钱的一番开导，居然自愿跟着老钱来到志愿军军部，从事反战工作。据说后来这两人还立下了大功——经他们策反，李承晚部队的一个团向金日成軍队投诚。
　　另一次，老钱刚刚采访过三团回来，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队“联合国军”，有百十来人。他猜测这支军队很可能是准备去偷袭三团的，当即赶回三团报信，三团遂来了一个包抄后路的“尾打”，漂亮地全歼了这伙敌军。
　　两次立功让老钱收获了一个三等功。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功绩，在常人眼里前途不可估量。不过，这个看似聪明的小个子，却有着将一手好牌打得一塌糊涂的本事。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老钱所在的部队开始整风。受到大会小会上响亮的口号鼓动，又受到某位首长的启发和暗示，老钱向部队检举另一位首长在朝鲜时曾包养过一个当地女人。虽然老钱口口声声说自己亲眼看见，但没有其他人证物证，到后来，事件的走向完全偏离了他预想的方向。他因此被开除党籍，复员回乡。好在启发过他的那位首长心生恻隐，没有在他的档案里留下印迹，但同时，档案里所有的荣誉和引以为豪的经历也一并蒸发了，只剩下几页不痛不痒的材料，令他在回到地方后屡遭质疑。
　　复员后，老钱办过乡村农业中学，上过两回《新华日报》，还一度被借调到县革委会工作，是县里屈指可数的笔杆子……这些往事如果不是老钱自己写出来，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想，这恐怕不是他谦虚，而是因为每一段辉煌，最终几乎都以悲剧或闹剧的方式收场。在我看来，其中有造化弄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性格使然。
　　有一天，老钱打电话来，兴奋地说出书的钱凑齐了。
　　他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还记得参加市作协征文颁奖活动时我抽到那个最大的奖吗？我在网上把它卖了，卖了七千块钱。
　　他脑子里，只有出书的事了。
　　回想起来，我初识老钱时，他就七十出头了。但他不肯服老，写得又多又快，我所在的文艺副刊屡屡发表他的稿子，有两年他还被报社评上了优秀通讯员。
　　将一个耄耋老人带入了“歧途”——我常常担心他瘦弱多病的身体，会因写作而透支。但发得越多，他越来劲，口口声声说是我给了他写作的春天。
　　据说，他每天清晨四点醒来，就躺着构思，或披衣而起伏案疾书。也有夜不成寐时，便秉烛埋首，直到天明。
　　如此不顾老命，绝对是个危险信号。于是每次见面，我总要苦心相劝，直说得唇焦舌燥，却收效甚微。
　　老钱仍然一意孤行。他的理由是，写作是最好的养生保健，自从爱上了写作，他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浑身有劲。
　　我彻底无语。不过看他面色红润，耳聪目明，我略感心安。
　　但另一个麻烦随即到来。自从有一年被评上报社的“优秀通讯员”，老钱的写作开始变得功利了，他时刻想着要保持住荣誉，最好还能更上层楼。
　　这个宏伟的目标让老钱精神百倍，却让我苦不堪言。每隔十天半月，他就会送来一沓稿件，不光给我下达用稿指标，还隔三岔五地来电催促。人一旦写作动机不纯了，就会直接影响到文章的质量，我发现，老钱粗制滥造的毛病开始有点变本加厉。而且，有其他编辑悄悄对我说，老钱有些纪实的稿件明显是杜撰的。
　　这怎么可以？我生气地责问老钱，他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先是心虚地一笑，然后低声辩解说，也不是无中生有，只不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是有的，进行一些艺术加工，也不行吗？
　　当然不行！我有些恼怒。他这么做，我也要受牵连。
　　有年冬天，一篇稿件临到排版前被总编枪毙了。这是一个策划版，必须补上一篇题材相近的文章才行。情急之下我想到了老钱，他二话没说，埋头就写。那晚，我冒雨赶到乡下，在接过他递上的稿件时，眼睛不禁有点湿润。
　　不过，老钱信马由缰的毛病总也改不了。所谓的“艺术加工”，也是他惯用的伎俩。但凡他写的过于特别的人物和戏剧化的情节，我都会就此对他进行一番细致的盘查，严格程度不亚于政审，往往架不住我连珠炮似的发问，他很快就会露馅。
　　但十多年来，他的投稿热情并没有受到打击，相反，他觉得我是在培养他。在碰了无数次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与风格，也知道怎样规避被我封杀的风险。让我欣慰的是，老钱的写作水平也堪称突飞猛进。
　　写他熟悉的山乡，那真是信手拈来，都是干货。那里的山岭、河涧、竹林、村庄，他是如数家珍;四时物候，一应农事，也说得头头是道。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知道，当年他上山拖毛竹，下田耥水稻，山里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
　　家乡的风物掌故、乡俗民情、方言俚语、故老传说，老钱都了然于心。他写当年山镇黄石古道上，运送山货的独轮车队、骡马帮、挑担族你追我赶的壮观场面，写集市上那些操着各种口音的商贩们说的黑话，还有他们的马靴里寒光点点的匕首，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当然，老钱最喜欢写的还是山乡的各色人物，茶农、竹匠、放排人、外来民工、移民部落，老钱写起来很是得心应手。他也热衷于为身边的小人物立传，虽然他们像万顷竹海里的毛竹一样稀松平常，却植根大地，有着强健的生命力。
　　不幸总是纠缠着老钱，先是他刚上大学的孙女得了白血病，全家人砸锅卖铁，报社也为他公开募捐，终于使孙女的病情稳定下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钱乡下的老宅被人给占了，那可是他和老伴最后的安身之地啊。
　　侵占房屋的，是他家的租客，一个精明的上海女人。
　　其间种种细节非常狗血。作为受害者，老钱选择了层层上诉，几年来，他写的申诉材料足足有两尺高，市里省里跑了无数趟，问题始终没能解决。
　　连遭重创，老钱夫妇一度疾病缠身。
　　意外的是，老钱却没有停止投稿。他的解释是，他是上过战场的老兵，不能被打垮。何况只有写作能让他健康和快乐。
　　我觉得，老钱远比我这个文学编辑更热爱文学，也更懂得它的价值。
　　遭受重大挫折的老钱，笔下更多了现世沧桑、人情冷暖。他用诙谐的笔调写暴雨来临时，他和老伴在破旧的租房里手忙脚乱地用大盆小盆接“天漏”，还自无禁忌地说，但愿这里不是我俩的葬身之地！老伴连忙按住他的嘴。
　　老钱戏称他的邻居们为吉卜赛人，都是些四海为家的外地打工者，他们生活不易，却都坚忍乐观。老钱觉得，他和老伴这些年也是老吉卜赛人。他愿意自己成为一株野草，在哪里都能生生不息。
　　这样的老钱，几乎让我不认识了。
　　他需要的，其实不是一篇序，而是对他在稿纸上安身立命的一个肯定。
　　 虽然这个肯定，其实分量也并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