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总会觉得选举就像是裙摆，人们今年喜欢长一些的，明年喜欢短一点的。”即将卸任纽约市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如此轻松地调侃着本次市长选举。不过，他也不无严肃地强调，“这显然不是反对我、反对现况的竞选，这是改变，人们都需要改变”。但事实上，纽约市公共利益倡导官比尔·德布拉西奥的确以极端自由派的观念进行了一场反对布隆伯格的竞选，并大获全胜。客观而言，德布拉西奥的胜出并不会太多影响布隆伯格的政治遗产，因为他执政纽约的12年已经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了。
崛起之路
1981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华尔街巨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大型会议室内人头攒动。公司63位股东全部被召集到此，气氛极为神秘。所罗门的合伙人向与会者证实了此前沸沸扬扬的传闻：这家具有70余年历史的金融集团，不久后将被一个化工企业并购。作为公司经营合伙人之一，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亨利·卡夫曼缓缓地走到会场上一位年轻绅士身边耳语说：“你该走了。”
在此前的15年里，这位绅士一直为“所罗门”效力，从最基层的股票交易操作，到掌管全公司的金融业务和计算机系统，最终跻身所罗门合伙人之列。而如今公司并购使裁员在所难免，作为补偿，公司决定支付给他1000万美元。这位“下岗白领”就是布隆伯格。
迈克尔·鲁本斯·布隆伯格，1942年2月14日出生于波士顿一个俄裔犹太人中产家庭，父亲是地产经理人，母亲是公司职员。在少年时代，布隆伯格就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掌控力，“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能主导，他就愿意尝试”。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无法适应波士顿郊区平淡的生活，于是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布隆伯格南下去了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专业选择上，布隆伯格最初并没有考虑金融或媒体，而是延续了他儿时对科学的兴趣，主修了电机工程。
不久，大学生涯开始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工程师，他真正擅长的是与人打交道。于是，在大学即将结束时，布隆伯格转而申请了哈佛商学院攻读硕士。经过数周的等待，他终于收到了哈佛寄来的一个棕色大信封。当时布隆伯格马上邀请同学一起庆祝，同学建议他先打开来看看再说，布隆伯格的回应却是：“有这个必要么？他们不要我就不会寄这么厚的信了，拒信都很薄的！”
1966年，自信满满的布隆伯格面临哈佛学业结束后的人生选择。原本由于学业推迟了越战服役，因此毕业后的布隆伯格应当先入伍，但扁平足的“小缺陷”却把他留在了华尔街。按照布隆伯格自己的说法，他不仅仅是因为金钱才喜欢华尔街，而是那里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他这样一个来自边远小镇的年轻人感受到足够的充实与成就感。在哈佛同窗的推荐下，布隆伯格进入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这是一个“没有机会直接与洛克菲勒交谈或父亲无权无势”的年轻人不错的去处，看似杂乱无章却十分民主，给予每个人机会。于是，布隆伯格最终从交易分析员做到合伙人，而所罗门公司也跻身华尔街翘楚。
1981年的裁员，似乎是命运给予布隆伯格一个重拾雄心壮志的机会：“做了15年的忠诚士兵后，我也想当将军了。”于是他用那笔“遣散费”开办了一家名为“创新市场系统”的公司，专门为金融企业提供财经信息的电脑终端系统。这个买卖使他交叉的专业知识得以最佳融会贯通，又加之其长期在金融业积攒的人脉，公司马上抢占了先机，并在最初时就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成为行业领军企业。而在这个过程中，布隆伯格从一开始的“事必躬亲”逐渐转变到了最后的“放手不管”。虽然布隆伯格本人对这种转变的感觉并不太舒服，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从“实践型”转为“战略型”领导者的关键一步。
1997年，布隆伯格把公司直接冠以自己的姓氏，并同步创办了“彭博新闻社”，主打最全、最新、最具权威的财经新闻与数据服务。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彭博社在十几年中就跃升为在全世界设有两百余个分支机构、雇员超过8000人的庞大新闻数据帝国。与此同时，布隆伯格很快进入了《福布斯》富豪榜前列。按照2013年的最新排行，他以31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全球第13位。
世界之巅
不过，单纯只做个媒体大亨，显然不是布隆伯格的设想。按照他学生时代的想法，这辈子至少要做到三个位子中的一个：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随着境遇与政治现实的变化，布隆伯格适时调整了设想，希望从某个具体的职位上起步，而2001年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时任纽约市市长的共和党人朱利安尼因任期限制而无法连任，与民主党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布隆伯格为了避开民主党内太多的竞争对手，决定转而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选。按照布隆伯格本人的回忆，竞选一开始很不顺利：一方面，公众认定这位富翁要“收购市政厅”，因而心生厌烦；另一方面，布隆伯格本人虽然习惯了人际管理，但仍旧不习惯把自己无限暴露在公众面前，甚至不知该如何公开讲话。索性，他开始极为固执地竞选，“不是赢就是输，但得是我自己的方式”。
9.11事件的不期而至，彻底打乱了选情，朱利安尼为了重振城市信心高调地采取了积极应对。这位共和党人暴风骤雨式的两个任期本来就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其在危急时刻的坚守更是颇得民心。这样一来，2001年的市长选举俨然成了对朱利安尼满意度的投票，而他对本党候选人布隆伯格的支持则成为压倒性决定因素，扭转了选情。虽然有强大的党内支持，布隆伯格还是采取了放弃公众募款而自掏腰包的竞选方式。据媒体统计，布隆伯格为登上“世界之巅”纽约市的市长宝座共烧掉了7400万美元，是民主党对手的五倍。
2002年1月，布隆伯格正式掌舵“世界之巅”纽约市。原本希望追逐影响力的他，必须考虑的是应该给予这座城市的公众以何种影响。事实证明，布隆伯格将高效的公司管理移植过来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他大刀阔斧地推进公共教育改革、致力于降低城市的贫困率和犯罪率；同时，他尝试以一种绩效导向的统计评估体系来管理市政，任命在专业领域极为优秀的市政委员，并全面放权，实现一种负责任、流畅且重视效率的市政治理模式。 布隆伯格的市长角色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市民的广泛认同，以至于2005年他以共和党身份谋求连任时，仅用了100万美元竞选经费就以20%的优势轻松获胜，而且其支持者中不乏死忠的民主党人，纽约市民都对这位把“纽约有限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市长爱戴有加。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市长虽然富可敌国，但却从不摆阔。布隆伯格上任以来从不住在市长专属官邸当中，每天都要搭乘城市轨道捷运上下班，与民同行。2012年曾经有媒体观察到，布隆伯格在当市长的十年期间，竟然只穿过两双皮鞋。有一次，当布隆伯格与第一夫人米歇尔并肩坐在一起谈话时，他下意识地将两只脚团缩在一起，似乎是不好意思地试图将脚上的旧鞋藏起来。
2008年总统大选年，已经在纽约市长位子上大获成功的布隆伯格却公开宣布希望谋求市长的第三任期。这应当是他反复斟酌的结果，按照他母亲夏洛特的说法，她深知儿子终会竞选总统，也会给予支持，但还是很担心反犹情绪可能对儿子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能够三度竞选市长，布隆伯格不得不推动市议会修改关于市长只能连续两届的法律限制。他给出的理由是：“应对金融危机、强化城市基础服务，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一旦市议会同意修改规则，我将请每个纽约市民基于我的从政记录来评判我是否应该继续坚守岗位。”结果，市议会投票同意修法，布隆伯格也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独立人士的身份赢得了第三个任期。
2010年11月，纽约市市议会再次动议，将市长任期限制修改回两个任期。这一决定不但意味着布隆伯格成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段内惟一一位在任12年的纽约市市长，也说明在位良久的市长已然遭遇了民意的瓶颈。客观而言，布隆伯格在城市事务上很多主张的确符合自由派利益，特别是在同性婚姻、控枪等社会议题上，但在税收等财政议题上则表现得比较保守，展现了其上层经济精英的一般立场。更为严重的是，布隆伯格治下的纽约市政府似乎把触角太多伸向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比如为了维持治安而几乎随便搜查少数裔的“拦截搜身”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而更为有趣的例子是，布隆伯格为了营造“健康纽约”，花大力气彻底禁止了在公共场合吸烟。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却要走得更远，要求在纽约市内禁止贩售大号包装的软饮料，以此保护公众健康。这种做法，无疑挑战了自由与管制的疆界，站在了民意的另一边。
布隆伯格模式
虽然已是71岁的老人，但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布隆伯格卸任市长后下一个政治目标的猜测。从目前的政治走势看，不能排除布隆伯格在下一个竞选周期以独立人士参选总统的可能性，但其胜算应当比较有限。
纵观12年的市长生涯，布隆伯格的从政之路明显有别于其他一般的选任政治人物。首先，布隆伯格最为特别的风格在于他是完全凭借个人资产参与竞选，而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资助。虽然这一做法为了遵守竞选法律而需要某些周折的安排，但却令布隆伯格彻底摆脱了竞选财政的束缚，不需要讨好金主，而可以自由进退。第二，也正是因为是“自给自足”的选举，布隆伯格可以自由地在不同议题上表达个人立场，不需要顾及政党或者利益集团的诉求，充分将自己的执政理念贯穿到纽约市的城市治理当中。第三，正是由于纽约市这样一个适当大小规模的选民基本盘，布隆伯格的“个人政治”模式才足以覆盖或动员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因而才造就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竞选和治理，而非政党或利益集团驱动的一般方式。这些也就共同构成了布隆伯格在纽约市实践出的某种从政模式。这一模式概括而言即：一个对政治感兴趣、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具有高超管理能力的经济精英加上一个适当大小的选民范围，等于较为高效且能令公众基本满意的政府治理。
这样看来，布隆伯格如果将在纽约市的成功模式照搬到联邦层次，估计不会一帆风顺，最为首要的问题就是联邦层次跨度与范围太大，布隆伯格个人主义的竞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全面覆盖的。换言之，在联邦层次，任何候选人都不得不借助已存在的政党体系来扩展影响力。这是布隆伯格前景的局限所在。
美国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一本名为《如果市长统治世界：失能的国家与崛起的城市》的书籍。按照巴伯的说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毒品、枪支、人口贩卖等等众多挑战，而来自国家层次的应对似乎弥散在权力与党争之中，几乎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在巴伯看来，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着力量，且并不存在着国家层面需要处理的主权、边界等问题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城市领导的市长，往往更少地被党争驱动甚至是超越党派限制的政治人物，他们更为直接地回应着市民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预期下，巴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将为人类带来更为美好的前景。
有趣的是，巴伯本人正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我们无从知晓他这本书的理念是否来源于对布隆伯格的观察，也无法预期反过来是否会激发出更多布隆伯格式的市长。但布隆伯格的实践和巴伯的理论，无疑为今天支离破碎的美国政坛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性思考。
一个对政治感兴趣、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具有高超管理能力的经济精英加上一个适当大小的选民范围，等于较为高效且能令公众基本满意的政府治理。
崛起之路
1981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华尔街巨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大型会议室内人头攒动。公司63位股东全部被召集到此，气氛极为神秘。所罗门的合伙人向与会者证实了此前沸沸扬扬的传闻：这家具有70余年历史的金融集团，不久后将被一个化工企业并购。作为公司经营合伙人之一，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亨利·卡夫曼缓缓地走到会场上一位年轻绅士身边耳语说：“你该走了。”
在此前的15年里，这位绅士一直为“所罗门”效力，从最基层的股票交易操作，到掌管全公司的金融业务和计算机系统，最终跻身所罗门合伙人之列。而如今公司并购使裁员在所难免，作为补偿，公司决定支付给他1000万美元。这位“下岗白领”就是布隆伯格。
迈克尔·鲁本斯·布隆伯格，1942年2月14日出生于波士顿一个俄裔犹太人中产家庭，父亲是地产经理人，母亲是公司职员。在少年时代，布隆伯格就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掌控力，“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能主导，他就愿意尝试”。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无法适应波士顿郊区平淡的生活，于是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布隆伯格南下去了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专业选择上，布隆伯格最初并没有考虑金融或媒体，而是延续了他儿时对科学的兴趣，主修了电机工程。
不久，大学生涯开始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工程师，他真正擅长的是与人打交道。于是，在大学即将结束时，布隆伯格转而申请了哈佛商学院攻读硕士。经过数周的等待，他终于收到了哈佛寄来的一个棕色大信封。当时布隆伯格马上邀请同学一起庆祝，同学建议他先打开来看看再说，布隆伯格的回应却是：“有这个必要么？他们不要我就不会寄这么厚的信了，拒信都很薄的！”
1966年，自信满满的布隆伯格面临哈佛学业结束后的人生选择。原本由于学业推迟了越战服役，因此毕业后的布隆伯格应当先入伍，但扁平足的“小缺陷”却把他留在了华尔街。按照布隆伯格自己的说法，他不仅仅是因为金钱才喜欢华尔街，而是那里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他这样一个来自边远小镇的年轻人感受到足够的充实与成就感。在哈佛同窗的推荐下，布隆伯格进入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这是一个“没有机会直接与洛克菲勒交谈或父亲无权无势”的年轻人不错的去处，看似杂乱无章却十分民主，给予每个人机会。于是，布隆伯格最终从交易分析员做到合伙人，而所罗门公司也跻身华尔街翘楚。
1981年的裁员，似乎是命运给予布隆伯格一个重拾雄心壮志的机会：“做了15年的忠诚士兵后，我也想当将军了。”于是他用那笔“遣散费”开办了一家名为“创新市场系统”的公司，专门为金融企业提供财经信息的电脑终端系统。这个买卖使他交叉的专业知识得以最佳融会贯通，又加之其长期在金融业积攒的人脉，公司马上抢占了先机，并在最初时就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成为行业领军企业。而在这个过程中，布隆伯格从一开始的“事必躬亲”逐渐转变到了最后的“放手不管”。虽然布隆伯格本人对这种转变的感觉并不太舒服，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从“实践型”转为“战略型”领导者的关键一步。
1997年，布隆伯格把公司直接冠以自己的姓氏，并同步创办了“彭博新闻社”，主打最全、最新、最具权威的财经新闻与数据服务。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彭博社在十几年中就跃升为在全世界设有两百余个分支机构、雇员超过8000人的庞大新闻数据帝国。与此同时，布隆伯格很快进入了《福布斯》富豪榜前列。按照2013年的最新排行，他以31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全球第13位。
世界之巅
不过，单纯只做个媒体大亨，显然不是布隆伯格的设想。按照他学生时代的想法，这辈子至少要做到三个位子中的一个：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随着境遇与政治现实的变化，布隆伯格适时调整了设想，希望从某个具体的职位上起步，而2001年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时任纽约市市长的共和党人朱利安尼因任期限制而无法连任，与民主党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布隆伯格为了避开民主党内太多的竞争对手，决定转而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选。按照布隆伯格本人的回忆，竞选一开始很不顺利：一方面，公众认定这位富翁要“收购市政厅”，因而心生厌烦；另一方面，布隆伯格本人虽然习惯了人际管理，但仍旧不习惯把自己无限暴露在公众面前，甚至不知该如何公开讲话。索性，他开始极为固执地竞选，“不是赢就是输，但得是我自己的方式”。
9.11事件的不期而至，彻底打乱了选情，朱利安尼为了重振城市信心高调地采取了积极应对。这位共和党人暴风骤雨式的两个任期本来就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其在危急时刻的坚守更是颇得民心。这样一来，2001年的市长选举俨然成了对朱利安尼满意度的投票，而他对本党候选人布隆伯格的支持则成为压倒性决定因素，扭转了选情。虽然有强大的党内支持，布隆伯格还是采取了放弃公众募款而自掏腰包的竞选方式。据媒体统计，布隆伯格为登上“世界之巅”纽约市的市长宝座共烧掉了7400万美元，是民主党对手的五倍。
2002年1月，布隆伯格正式掌舵“世界之巅”纽约市。原本希望追逐影响力的他，必须考虑的是应该给予这座城市的公众以何种影响。事实证明，布隆伯格将高效的公司管理移植过来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他大刀阔斧地推进公共教育改革、致力于降低城市的贫困率和犯罪率；同时，他尝试以一种绩效导向的统计评估体系来管理市政，任命在专业领域极为优秀的市政委员，并全面放权，实现一种负责任、流畅且重视效率的市政治理模式。 布隆伯格的市长角色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市民的广泛认同，以至于2005年他以共和党身份谋求连任时，仅用了100万美元竞选经费就以20%的优势轻松获胜，而且其支持者中不乏死忠的民主党人，纽约市民都对这位把“纽约有限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市长爱戴有加。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市长虽然富可敌国，但却从不摆阔。布隆伯格上任以来从不住在市长专属官邸当中，每天都要搭乘城市轨道捷运上下班，与民同行。2012年曾经有媒体观察到，布隆伯格在当市长的十年期间，竟然只穿过两双皮鞋。有一次，当布隆伯格与第一夫人米歇尔并肩坐在一起谈话时，他下意识地将两只脚团缩在一起，似乎是不好意思地试图将脚上的旧鞋藏起来。
2008年总统大选年，已经在纽约市长位子上大获成功的布隆伯格却公开宣布希望谋求市长的第三任期。这应当是他反复斟酌的结果，按照他母亲夏洛特的说法，她深知儿子终会竞选总统，也会给予支持，但还是很担心反犹情绪可能对儿子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能够三度竞选市长，布隆伯格不得不推动市议会修改关于市长只能连续两届的法律限制。他给出的理由是：“应对金融危机、强化城市基础服务，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一旦市议会同意修改规则，我将请每个纽约市民基于我的从政记录来评判我是否应该继续坚守岗位。”结果，市议会投票同意修法，布隆伯格也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独立人士的身份赢得了第三个任期。
2010年11月，纽约市市议会再次动议，将市长任期限制修改回两个任期。这一决定不但意味着布隆伯格成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段内惟一一位在任12年的纽约市市长，也说明在位良久的市长已然遭遇了民意的瓶颈。客观而言，布隆伯格在城市事务上很多主张的确符合自由派利益，特别是在同性婚姻、控枪等社会议题上，但在税收等财政议题上则表现得比较保守，展现了其上层经济精英的一般立场。更为严重的是，布隆伯格治下的纽约市政府似乎把触角太多伸向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比如为了维持治安而几乎随便搜查少数裔的“拦截搜身”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而更为有趣的例子是，布隆伯格为了营造“健康纽约”，花大力气彻底禁止了在公共场合吸烟。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却要走得更远，要求在纽约市内禁止贩售大号包装的软饮料，以此保护公众健康。这种做法，无疑挑战了自由与管制的疆界，站在了民意的另一边。
布隆伯格模式
虽然已是71岁的老人，但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布隆伯格卸任市长后下一个政治目标的猜测。从目前的政治走势看，不能排除布隆伯格在下一个竞选周期以独立人士参选总统的可能性，但其胜算应当比较有限。
纵观12年的市长生涯，布隆伯格的从政之路明显有别于其他一般的选任政治人物。首先，布隆伯格最为特别的风格在于他是完全凭借个人资产参与竞选，而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资助。虽然这一做法为了遵守竞选法律而需要某些周折的安排，但却令布隆伯格彻底摆脱了竞选财政的束缚，不需要讨好金主，而可以自由进退。第二，也正是因为是“自给自足”的选举，布隆伯格可以自由地在不同议题上表达个人立场，不需要顾及政党或者利益集团的诉求，充分将自己的执政理念贯穿到纽约市的城市治理当中。第三，正是由于纽约市这样一个适当大小规模的选民基本盘，布隆伯格的“个人政治”模式才足以覆盖或动员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因而才造就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竞选和治理，而非政党或利益集团驱动的一般方式。这些也就共同构成了布隆伯格在纽约市实践出的某种从政模式。这一模式概括而言即：一个对政治感兴趣、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具有高超管理能力的经济精英加上一个适当大小的选民范围，等于较为高效且能令公众基本满意的政府治理。
这样看来，布隆伯格如果将在纽约市的成功模式照搬到联邦层次，估计不会一帆风顺，最为首要的问题就是联邦层次跨度与范围太大，布隆伯格个人主义的竞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全面覆盖的。换言之，在联邦层次，任何候选人都不得不借助已存在的政党体系来扩展影响力。这是布隆伯格前景的局限所在。
美国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一本名为《如果市长统治世界：失能的国家与崛起的城市》的书籍。按照巴伯的说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毒品、枪支、人口贩卖等等众多挑战，而来自国家层次的应对似乎弥散在权力与党争之中，几乎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在巴伯看来，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着力量，且并不存在着国家层面需要处理的主权、边界等问题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城市领导的市长，往往更少地被党争驱动甚至是超越党派限制的政治人物，他们更为直接地回应着市民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预期下，巴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将为人类带来更为美好的前景。
有趣的是，巴伯本人正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我们无从知晓他这本书的理念是否来源于对布隆伯格的观察，也无法预期反过来是否会激发出更多布隆伯格式的市长。但布隆伯格的实践和巴伯的理论，无疑为今天支离破碎的美国政坛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性思考。
一个对政治感兴趣、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具有高超管理能力的经济精英加上一个适当大小的选民范围，等于较为高效且能令公众基本满意的政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