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韩国正直面朴槿惠总统提出的“亚洲悖论（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集中表现在是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简称“亚投行”）这个问题上。
　　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韩国不在这21个国家之列。其实早在亚投行筹建工作启动之初，韩国即表示出相当积极的意向并一直与中方保持密切磋商。但在备忘录谈判后期，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尼等逐渐成为了摇摆国家。
　　有分析指出，韩国摇摆是因为怕当“冤大头”，即出钱不当家。还有称是因为银行选址问题。今年4月，韩方提出希望将亚投行总部设在首尔或松岛国际城市，而中方则希望总部设在北京。这些借口都有点勉强。因为无论亚投行设在何处，韩国以其亚洲第三经济体的身份加入，绝对会获得比在亚行更多的股份权重，对机构的议事程序、规则制定、运行管理也会有相对更大的发言权。
　　从深层次看，韩国摇摆与其说是所谓技术性差异，还不如说是战略考虑，或者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不仅公开批评亚投行将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而且对中国主导的这一地区金融合作平台未来的作用和走向抱有极大疑心，直接质疑其在环境标准、公平竞争及贷款规则方面的透明度与有效性，并阻止其盟友和地区伙伴加盟亚投行。很凑巧的是，在亚投行筹建备忘录签署前后，恰逢韩美外长和防长“2 2”会议召开。
　　从安全角度来看，韩国在配合美国再平衡战略方面有着自己的考虑。美韩通过了“联盟全面反导行动的理念与原则”。这是一个旨在“发现、防御、扰乱和摧毁”导弹的联合机制。从字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概念和原则，而且尚未展开讨论。而在此次会议上，韩国购买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问题则完全没有涉及，此举可视为是韩国在充分考虑到中俄在此问题上的关切后所作出的谨慎选择。
　　不过，无论从韩国表态、学界研究还是舆论分析来看，韩国仍存在着较高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除了亚投行本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即欢迎各国随时加入之外，还有两条主要理由。
　　一是亚投行的支撑对象与韩国的未来地区构想一致。
　　亚投行是中国倡议的一个新的亚洲金融体系，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区内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区内互联互通建设，三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正在力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亚洲电信、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将开启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而亚投行将成为提供强大金融支撑的有效平台。
　　如果说未来区域基础建设呈现出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继而由面连成片的现实路线图，那么这一路线图的指向与朴槿惠总统上台以来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欧亚合作”战略构想是契合的。例如，韩国提出的构建从釜山出发，贯通朝鲜、俄罗斯、中国、中亚，直到欧洲的丝绸之路快车、构建“欧亚能源网”，实现欧亚能源双赢合作等，与中国提出的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此外，在朝鲜半岛南北合作中，也可以通过亚投行加大第三方合作力度，共同推进对朝基建的援助，减轻韩国的负担。
　　二是韩国可以借助亚投行获得更大的经济和产业辐射力。
　　亚投行将根据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出来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在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中，除了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之外，其他来自中亚、南亚及东盟的成员国等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关键不在出资多少，重在参与。中方也曾表示可出资到50%，以表明中国对亚投行的强有力支持。
　　韩国曾是亚洲四小龙，系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20国集团成员之一，也是APEC和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这些身份足以证明韩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与影响。一旦韩国加入亚投行，便可借助这一新的平台提升其在地区及全球的经济影响力，拓宽投融资及国际合作渠道。再有，亚投行的运作方式是PPP，即公私合营，韩国私营部门及产业部门可在参与亚投行投融资操作、基金运作及基础建设过程中，寻找更多的发展和增长机会。据称，韩国的财政部门对于加入亚投行非常积极。
　　是否加入亚投行？对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地区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这实际上是韩国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的考试题，也是很多地区国家如何处理“亚洲悖论”的普遍性课题。 （2014年11月2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