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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的生活和北京、和远乡、和“外地”有各种交集，由此逐渐积下愈来愈浓的南方感、本土感和家园感。这是人性的一种地理学塑造，也影响了我的诗学思考和意象世界。
去年，诗人、老友安琪受邀参与主编《北漂诗选》，向我约了稿。除了诗作，还需拟写一句“北漂观”，我说的是：“诗中没有北漂，唯有天下。”书为“北漂诗选”，但诗自然不能拘囿于“北漂”，而应与大地、万虫、众草相互应和。今年夏天，安琪他们又启动新一年《北漂诗选》的编选工作。这次我的“北漂观”是：“北漂是热闹的词，诗在安静的地方。”同样有以“诗”消解（也是拓展）“北漂”的意思，其中也许暗含对“地缘诗学”的反抗与再造。
作为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对于书，对于写书、编书、读书的人，我都心存敬仰。书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明创造史、文化传播史和观念斗争史，也是出版科学、出版技术、出版机械的变革史。谁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谁就是人类社会的造福者。
这一次，是家乡福建东山的朋友要编选《东山诗人》（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一书。据我了解，它由许海钦发起，随后刘黄强参与了进来。很快，数十位诗友热情响应，从生于一九五〇年代的前辈诗人到还在上中学、小学的小诗人，都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东山是个海岛。岛县，岛民，岛文化，海岛人与生俱来的岛性、岛情、岛语。所谓太初有言，此“言”包含了“岛之言”“海之言”，它直接作用于岛上之人的感官、生活和情感。所以，这样一些词群很自然地成为诗歌中的意象群：海，波浪，沙滩；鱼，遨游，彼岸；缆绳，网，桅杆；鸥鸟，礁石，船……
当然，诗并非写了大海而成为诗，而是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出蔚蓝和开阔。诗人必须能够自我成海，或者转身为海。如此，他的诗才可能“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并重新定义大海、命名大海、建设大海。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一方诗也养一方水土。或者说，天养诗，而诗写天。
刘小龙是当代东山第一位“海的歌者”。在那个人们习惯了样板戏的舞台感、快板的戏谑、高音喇叭的喧嚣的年代，作为渔民的刘小龙选择了以新诗的节奏、形象、语言，抒写他的“蓝土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说，东山岛的文学由此进入了“有诗”的时代。
人与诗的相遇绝非偶然。就像同为渔民出身的许海钦，为什么少年时代就拿起诗歌之笔，一写至今四十年？这不是所谓勤勉、执著、诗意所能诠释的。我曾经说过，我是以一个男人体内的女性元素在写诗。现在可以补充一个意思：是骨子里的异质的、跳跃的成分，决定了诗的出现和诗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没有这些因子，人与诗必然擦肩而过。也就是说，诗人与诗天然地存在对话关系、互文关系。这是诗得以显现、诗人身份得以确认的重要标志。所谓“面朝大海”——那种单向度的“看海”，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和背包客的流浪冲动。只有诗人与大海彼此敞开、相互照亮，才意味着：诗发生了。许海钦说，“我希望大海养活我的思想”，其实，他也“养活”了他自己的“大海”。
作为刘小龙的同一代诗人，李维国说：“春天不说逻辑……”我的理解，因为春天自成逻辑。一个人几十年坚持一件事，其中肯定存在某种坚韧的生命逻辑。在高永川那里，这种生命逻辑有着怀旧的质素和自我追溯的理路，“顏厝的宗祠，香火正旺/树顶的芒果争先探头/满满一桌族谱/你们也猜猜我是哪一世子孙”。诗是我们共同的“族谱”，镌刻着我们在某一时的隐秘、在某一地的悲喜。就像我的最早的诗友叶亦武，他从中“倾听5月17日的声音”，并“听见了桃花对自己的歌唱”。“对自己的歌唱”，无疑就是春天的逻辑，诗的逻辑。
近些年，许海钦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当下生活元素。我视之为藉由介入时代而拓展“诗歌之海”的努力。无独有偶，林平良近期的写作转向生活的细部，深入现实场景，建构了一个“迷你”之海。诗歌写作如何面对当代和当代经验，是一个“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新一代诗人需要投入心力、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完成这项工作，除了要有深刻的智性，去辨识、解读和提炼，还要有具备强大的笼罩能力和容纳性的语言体系，去激活、转化和呈现。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谈到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沉默的一代”代表诗人路易斯·辛普森（1923-2012）在一首题为“美国诗歌”的短诗中就：“无论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胶、煤、铀、月亮和诗”。这个“美国诗歌”的“胃”，不仅消化“橡胶、煤、铀、月亮”，亦即消化自然世界、人造世界和精神世界；还消化“诗”，亦即自我消化、自我更新与再造……
辛普森的“诗歌的胃”，切中肯綮地回应了诗歌如何观照现代社会的命题，更提示了如今进入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诗人们，应该如何重建诗学话语和诗歌写作格局。我正是借用了这个“诗歌的胃”的隐喻之趣与力，探问“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以考察诗歌的当下意义、诗歌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态。
此中强调了诗的“消化”能力，还暗含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之问题。“诗人与社会”并非以对立（互为对象化）的方式共存，而是相互投射、相互应和。时代变迁在诗人内心之湖泛起的波澜，诗人自身在当下的改变——或突进、抬升，或萎靡、坍缩——都是“现代经验/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作为诗人的这个“点”，是否与社会之“面”、世界之“体”血肉相连。
在诗歌地理学的意义上，对于海岛诗人而言，还有一个连接着历史源流和民族基因的“海洋传统”的问题。它包括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岛上民众的信仰如出海仪式、祭海规范、行船禁忌，与之相关的神灵崇拜如关公崇拜、观音崇拜、妈祖崇拜，以及海上贸易、海洋军事、海难事件、海权（捕捞权）纠纷等等，交织着本土的和外来的语言、知识、思想、宗教、习俗、审美、商品乃至疾病。小时候，大人告诉我，在做事、待客、花钱、饮酒诸方面，“讨海人”都比较豪爽；当年作为这个海岛的农家子弟，我的渔业知识和“广东知识”，主要来自一位经常随着父辈兄辈到广东海丰、陆丰一带海域捕鱼的冬古村少年伙伴……它们正是我的“海洋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传统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并影响其诗歌写作，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时代不只有前进一个方向。所谓回到原点，所谓重新开始，可以理解为一种时空折叠。“归来吧！”诗本来就是对游子的呼唤。经历一段辗转的生活之后，黄建宗发现：“我……成了留守千年的儿童”。这是一个很厚实而奇妙的隐喻：诗歌的留守儿童。作为诗歌概念、精神概念，留守对应于流浪，同时两者相互包含、相互提示，流浪是变动不居的留守，留守是深深扎根的流浪。和艾青那一代历经政治苦难和生活磨难的“归来派”不同，中国当代诗坛的新一代“归来派”不是东山再起，更非劫后重生，他们只是找回了原来的心灵节奏。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和黄建宗一样，林舜亮、马锦绣、刘黃强、陈凤君等诗友都是东山诗坛的“归来派”。他们“归来”后，依然站立在原来那个地方，除了曾经的岁月，什么都没有走远，近在咫尺的还有如此新鲜的“旧生活”。
林舜亮也是我最早的诗友。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可以说他的写作专于智性推敲（横）、挖掘（纵），属于典型的哲思一路。说是固执，也是自信。马锦绣时有耀眼的灵光，这样的诗句让人看到语词经由想象力的重组而生发的神妙意趣：“心比石坚/石动于心。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她写的是东山岛上一块天下闻名的石头。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题材。她觉知到“……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并由此与这块“石头”成为“兄弟”。刘黄强也是马锦绣的“兄弟”。他更愿意“谈起一片海”，“读一朵浪花”，一个劲儿地写一条“飞鱼”，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情绪，甚至是决绝的态度，在诗中激起一波又一波的语词之浪。这样的诗句大概来自一场“血肉模糊”的挣扎：“躯体破空的声音使记忆又多了一道擦痕/你有多少旧悲欢就有多少新破碎”。
沈舜欣也是渔家子弟，但“海”的题材在他的诗作中占比很小，就像他自己所言，“一个动作可以分解为一个春天的几阵小雨”，他也许是希望能够从自身所处的生活背景中解放出来，多下“几阵小雨”（一种江南气质），而不只是在诗中“讨海”。在他和沈美惜、黄墨卷、徐小泓等更年轻一些的诗人这里，都体现出一种语词控制力，这有助于避免意象拥堵和意义打滑。“我们被一些词语开拓，也被一些词语锁住”。这是马锦绣的一句诗，相信也是她在多年的写作中慢慢明晰起来的诗学意识。唯有懂得自我控制，才可能不被“锁住”。
所以，诗歌写作也体现为一种自我建设：不断挣脱，不断打开，不断更新。它至少沿着三个维度展开：直面时代，对接社会，贯通自身传统。诗即人。诗的复杂即人性的复杂，诗的艰难即人生的艰难。真正的诗歌，一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当中最具活力、弹性和创造品质的那部分，它保留并强化了语言、思想、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时代和时代大势必定在诗歌这里先醒过来——对于一个海岛诗人来说，它也意味着：让海和岛在你的身上先醒过来。而这又彰显了伟大诗篇的伟大之处：它不只作用于人的情感，还作用于人的智慧，作用于人的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作用于人的生命格局和生活态度。
孔子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王勃有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谓“四海”，所谓“海内”，一般被理解为诸如中国、世界、天下等地理概念，而我更愿意视之为海洋意识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的觉醒。这个海洋意识，自然也是诗的意识，语言的意识，创造的意识。它涉及海洋与诗歌、海洋与文学、海洋与文明等关系问题，或许将成为我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
入选这本诗册的，还有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有时我也想起，在家乡东山岛，有一批“未归来者”，他们是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后半期那一段诗歌岁月的同行者：郑娱乐，朱平发，谢大革，方茂生，沈文陆……
一九九二年四月，时为东山县文联负责人的刘小龙编选了一册《东山岛新时期青年诗选》，收入四十四位诗歌作者的一百七十八首诗作。时隔二十六年，《东山诗人》出版，作者数量略有减少，但容量增加许多。东山诗歌的血脉，海一般，一浪一浪，生生不息。
去年，诗人、老友安琪受邀参与主编《北漂诗选》，向我约了稿。除了诗作，还需拟写一句“北漂观”，我说的是：“诗中没有北漂，唯有天下。”书为“北漂诗选”，但诗自然不能拘囿于“北漂”，而应与大地、万虫、众草相互应和。今年夏天，安琪他们又启动新一年《北漂诗选》的编选工作。这次我的“北漂观”是：“北漂是热闹的词，诗在安静的地方。”同样有以“诗”消解（也是拓展）“北漂”的意思，其中也许暗含对“地缘诗学”的反抗与再造。
作为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对于书，对于写书、编书、读书的人，我都心存敬仰。书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明创造史、文化传播史和观念斗争史，也是出版科学、出版技术、出版机械的变革史。谁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谁就是人类社会的造福者。
这一次，是家乡福建东山的朋友要编选《东山诗人》（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一书。据我了解，它由许海钦发起，随后刘黄强参与了进来。很快，数十位诗友热情响应，从生于一九五〇年代的前辈诗人到还在上中学、小学的小诗人，都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东山是个海岛。岛县，岛民，岛文化，海岛人与生俱来的岛性、岛情、岛语。所谓太初有言，此“言”包含了“岛之言”“海之言”，它直接作用于岛上之人的感官、生活和情感。所以，这样一些词群很自然地成为诗歌中的意象群：海，波浪，沙滩；鱼，遨游，彼岸；缆绳，网，桅杆；鸥鸟，礁石，船……
当然，诗并非写了大海而成为诗，而是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出蔚蓝和开阔。诗人必须能够自我成海，或者转身为海。如此，他的诗才可能“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并重新定义大海、命名大海、建设大海。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一方诗也养一方水土。或者说，天养诗，而诗写天。
刘小龙是当代东山第一位“海的歌者”。在那个人们习惯了样板戏的舞台感、快板的戏谑、高音喇叭的喧嚣的年代，作为渔民的刘小龙选择了以新诗的节奏、形象、语言，抒写他的“蓝土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说，东山岛的文学由此进入了“有诗”的时代。
人与诗的相遇绝非偶然。就像同为渔民出身的许海钦，为什么少年时代就拿起诗歌之笔，一写至今四十年？这不是所谓勤勉、执著、诗意所能诠释的。我曾经说过，我是以一个男人体内的女性元素在写诗。现在可以补充一个意思：是骨子里的异质的、跳跃的成分，决定了诗的出现和诗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没有这些因子，人与诗必然擦肩而过。也就是说，诗人与诗天然地存在对话关系、互文关系。这是诗得以显现、诗人身份得以确认的重要标志。所谓“面朝大海”——那种单向度的“看海”，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和背包客的流浪冲动。只有诗人与大海彼此敞开、相互照亮，才意味着：诗发生了。许海钦说，“我希望大海养活我的思想”，其实，他也“养活”了他自己的“大海”。
作为刘小龙的同一代诗人，李维国说：“春天不说逻辑……”我的理解，因为春天自成逻辑。一个人几十年坚持一件事，其中肯定存在某种坚韧的生命逻辑。在高永川那里，这种生命逻辑有着怀旧的质素和自我追溯的理路，“顏厝的宗祠，香火正旺/树顶的芒果争先探头/满满一桌族谱/你们也猜猜我是哪一世子孙”。诗是我们共同的“族谱”，镌刻着我们在某一时的隐秘、在某一地的悲喜。就像我的最早的诗友叶亦武，他从中“倾听5月17日的声音”，并“听见了桃花对自己的歌唱”。“对自己的歌唱”，无疑就是春天的逻辑，诗的逻辑。
近些年，许海钦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当下生活元素。我视之为藉由介入时代而拓展“诗歌之海”的努力。无独有偶，林平良近期的写作转向生活的细部，深入现实场景，建构了一个“迷你”之海。诗歌写作如何面对当代和当代经验，是一个“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新一代诗人需要投入心力、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完成这项工作，除了要有深刻的智性，去辨识、解读和提炼，还要有具备强大的笼罩能力和容纳性的语言体系，去激活、转化和呈现。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谈到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沉默的一代”代表诗人路易斯·辛普森（1923-2012）在一首题为“美国诗歌”的短诗中就：“无论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胶、煤、铀、月亮和诗”。这个“美国诗歌”的“胃”，不仅消化“橡胶、煤、铀、月亮”，亦即消化自然世界、人造世界和精神世界；还消化“诗”，亦即自我消化、自我更新与再造……
辛普森的“诗歌的胃”，切中肯綮地回应了诗歌如何观照现代社会的命题，更提示了如今进入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诗人们，应该如何重建诗学话语和诗歌写作格局。我正是借用了这个“诗歌的胃”的隐喻之趣与力，探问“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以考察诗歌的当下意义、诗歌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态。
此中强调了诗的“消化”能力，还暗含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之问题。“诗人与社会”并非以对立（互为对象化）的方式共存，而是相互投射、相互应和。时代变迁在诗人内心之湖泛起的波澜，诗人自身在当下的改变——或突进、抬升，或萎靡、坍缩——都是“现代经验/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作为诗人的这个“点”，是否与社会之“面”、世界之“体”血肉相连。
在诗歌地理学的意义上，对于海岛诗人而言，还有一个连接着历史源流和民族基因的“海洋传统”的问题。它包括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岛上民众的信仰如出海仪式、祭海规范、行船禁忌，与之相关的神灵崇拜如关公崇拜、观音崇拜、妈祖崇拜，以及海上贸易、海洋军事、海难事件、海权（捕捞权）纠纷等等，交织着本土的和外来的语言、知识、思想、宗教、习俗、审美、商品乃至疾病。小时候，大人告诉我，在做事、待客、花钱、饮酒诸方面，“讨海人”都比较豪爽；当年作为这个海岛的农家子弟，我的渔业知识和“广东知识”，主要来自一位经常随着父辈兄辈到广东海丰、陆丰一带海域捕鱼的冬古村少年伙伴……它们正是我的“海洋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传统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并影响其诗歌写作，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时代不只有前进一个方向。所谓回到原点，所谓重新开始，可以理解为一种时空折叠。“归来吧！”诗本来就是对游子的呼唤。经历一段辗转的生活之后，黄建宗发现：“我……成了留守千年的儿童”。这是一个很厚实而奇妙的隐喻：诗歌的留守儿童。作为诗歌概念、精神概念，留守对应于流浪，同时两者相互包含、相互提示，流浪是变动不居的留守，留守是深深扎根的流浪。和艾青那一代历经政治苦难和生活磨难的“归来派”不同，中国当代诗坛的新一代“归来派”不是东山再起，更非劫后重生，他们只是找回了原来的心灵节奏。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和黄建宗一样，林舜亮、马锦绣、刘黃强、陈凤君等诗友都是东山诗坛的“归来派”。他们“归来”后，依然站立在原来那个地方，除了曾经的岁月，什么都没有走远，近在咫尺的还有如此新鲜的“旧生活”。
林舜亮也是我最早的诗友。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可以说他的写作专于智性推敲（横）、挖掘（纵），属于典型的哲思一路。说是固执，也是自信。马锦绣时有耀眼的灵光，这样的诗句让人看到语词经由想象力的重组而生发的神妙意趣：“心比石坚/石动于心。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她写的是东山岛上一块天下闻名的石头。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题材。她觉知到“……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并由此与这块“石头”成为“兄弟”。刘黄强也是马锦绣的“兄弟”。他更愿意“谈起一片海”，“读一朵浪花”，一个劲儿地写一条“飞鱼”，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情绪，甚至是决绝的态度，在诗中激起一波又一波的语词之浪。这样的诗句大概来自一场“血肉模糊”的挣扎：“躯体破空的声音使记忆又多了一道擦痕/你有多少旧悲欢就有多少新破碎”。
沈舜欣也是渔家子弟，但“海”的题材在他的诗作中占比很小，就像他自己所言，“一个动作可以分解为一个春天的几阵小雨”，他也许是希望能够从自身所处的生活背景中解放出来，多下“几阵小雨”（一种江南气质），而不只是在诗中“讨海”。在他和沈美惜、黄墨卷、徐小泓等更年轻一些的诗人这里，都体现出一种语词控制力，这有助于避免意象拥堵和意义打滑。“我们被一些词语开拓，也被一些词语锁住”。这是马锦绣的一句诗，相信也是她在多年的写作中慢慢明晰起来的诗学意识。唯有懂得自我控制，才可能不被“锁住”。
所以，诗歌写作也体现为一种自我建设：不断挣脱，不断打开，不断更新。它至少沿着三个维度展开：直面时代，对接社会，贯通自身传统。诗即人。诗的复杂即人性的复杂，诗的艰难即人生的艰难。真正的诗歌，一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当中最具活力、弹性和创造品质的那部分，它保留并强化了语言、思想、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时代和时代大势必定在诗歌这里先醒过来——对于一个海岛诗人来说，它也意味着：让海和岛在你的身上先醒过来。而这又彰显了伟大诗篇的伟大之处：它不只作用于人的情感，还作用于人的智慧，作用于人的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作用于人的生命格局和生活态度。
孔子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王勃有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谓“四海”，所谓“海内”，一般被理解为诸如中国、世界、天下等地理概念，而我更愿意视之为海洋意识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的觉醒。这个海洋意识，自然也是诗的意识，语言的意识，创造的意识。它涉及海洋与诗歌、海洋与文学、海洋与文明等关系问题，或许将成为我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
入选这本诗册的，还有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有时我也想起，在家乡东山岛，有一批“未归来者”，他们是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后半期那一段诗歌岁月的同行者：郑娱乐，朱平发，谢大革，方茂生，沈文陆……
一九九二年四月，时为东山县文联负责人的刘小龙编选了一册《东山岛新时期青年诗选》，收入四十四位诗歌作者的一百七十八首诗作。时隔二十六年，《东山诗人》出版，作者数量略有减少，但容量增加许多。东山诗歌的血脉，海一般，一浪一浪，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