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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的生活和北京、和远乡、和“外地”有各种交集,由此逐渐积下愈来愈浓的南方感、本土感和家园感。这是人性的一种地理学塑造,也影响了我的诗学思考和意象世界。
去年,诗人、老友安琪受邀参与主编《北漂诗选》,向我约了稿。除了诗作,还需拟写一句“北漂观”,我说的是:“诗中没有北漂,唯有天下。”书为“北漂诗选”,但诗自然不能拘囿于“北漂”,而应与大地、万虫、众草相互应和。今年夏天,安琪他们又启动新一年《北漂诗选》的编选工作。这次我的“北漂观”是:“北漂是热闹的词,诗在安静的地方。”同样有以“诗”消解(也是拓展)“北漂”的意思,其中也许暗含对“地缘诗学”的反抗与再造。
作为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对于书,对于写书、编书、读书的人,我都心存敬仰。书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明创造史、文化传播史和观念斗争史,也是出版科学、出版技术、出版机械的变革史。谁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谁就是人类社会的造福者。
这一次,是家乡福建东山的朋友要编选《东山诗人》(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一书。据我了解,它由许海钦发起,随后刘黄强参与了进来。很快,数十位诗友热情响应,从生于一九五〇年代的前辈诗人到还在上中学、小学的小诗人,都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东山是个海岛。岛县,岛民,岛文化,海岛人与生俱来的岛性、岛情、岛语。所谓太初有言,此“言”包含了“岛之言”“海之言”,它直接作用于岛上之人的感官、生活和情感。所以,这样一些词群很自然地成为诗歌中的意象群:海,波浪,沙滩;鱼,遨游,彼岸;缆绳,网,桅杆;鸥鸟,礁石,船……
当然,诗并非写了大海而成为诗,而是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出蔚蓝和开阔。诗人必须能够自我成海,或者转身为海。如此,他的诗才可能“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并重新定义大海、命名大海、建设大海。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一方诗也养一方水土。或者说,天养诗,而诗写天。
刘小龙是当代东山第一位“海的歌者”。在那个人们习惯了样板戏的舞台感、快板的戏谑、高音喇叭的喧嚣的年代,作为渔民的刘小龙选择了以新诗的节奏、形象、语言,抒写他的“蓝土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说,东山岛的文学由此进入了“有诗”的时代。
人与诗的相遇绝非偶然。就像同为渔民出身的许海钦,为什么少年时代就拿起诗歌之笔,一写至今四十年?这不是所谓勤勉、执著、诗意所能诠释的。我曾经说过,我是以一个男人体内的女性元素在写诗。现在可以补充一个意思:是骨子里的异质的、跳跃的成分,决定了诗的出现和诗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没有这些因子,人与诗必然擦肩而过。也就是说,诗人与诗天然地存在对话关系、互文关系。这是诗得以显现、诗人身份得以确认的重要标志。所谓“面朝大海”——那种单向度的“看海”,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和背包客的流浪冲动。只有诗人与大海彼此敞开、相互照亮,才意味着:诗发生了。许海钦说,“我希望大海养活我的思想”,其实,他也“养活”了他自己的“大海”。
作为刘小龙的同一代诗人,李维国说:“春天不说逻辑……”我的理解,因为春天自成逻辑。一个人几十年坚持一件事,其中肯定存在某种坚韧的生命逻辑。在高永川那里,这种生命逻辑有着怀旧的质素和自我追溯的理路,“顏厝的宗祠,香火正旺/树顶的芒果争先探头/满满一桌族谱/你们也猜猜我是哪一世子孙”。诗是我们共同的“族谱”,镌刻着我们在某一时的隐秘、在某一地的悲喜。就像我的最早的诗友叶亦武,他从中“倾听5月17日的声音”,并“听见了桃花对自己的歌唱”。“对自己的歌唱”,无疑就是春天的逻辑,诗的逻辑。
近些年,许海钦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当下生活元素。我视之为藉由介入时代而拓展“诗歌之海”的努力。无独有偶,林平良近期的写作转向生活的细部,深入现实场景,建构了一个“迷你”之海。诗歌写作如何面对当代和当代经验,是一个“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新一代诗人需要投入心力、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完成这项工作,除了要有深刻的智性,去辨识、解读和提炼,还要有具备强大的笼罩能力和容纳性的语言体系,去激活、转化和呈现。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谈到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沉默的一代”代表诗人路易斯·辛普森(1923-2012)在一首题为“美国诗歌”的短诗中就:“无论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胶、煤、铀、月亮和诗”。这个“美国诗歌”的“胃”,不仅消化“橡胶、煤、铀、月亮”,亦即消化自然世界、人造世界和精神世界;还消化“诗”,亦即自我消化、自我更新与再造……
辛普森的“诗歌的胃”,切中肯綮地回应了诗歌如何观照现代社会的命题,更提示了如今进入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诗人们,应该如何重建诗学话语和诗歌写作格局。我正是借用了这个“诗歌的胃”的隐喻之趣与力,探问“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以考察诗歌的当下意义、诗歌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态。
此中强调了诗的“消化”能力,还暗含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之问题。“诗人与社会”并非以对立(互为对象化)的方式共存,而是相互投射、相互应和。时代变迁在诗人内心之湖泛起的波澜,诗人自身在当下的改变——或突进、抬升,或萎靡、坍缩——都是“现代经验/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作为诗人的这个“点”,是否与社会之“面”、世界之“体”血肉相连。
在诗歌地理学的意义上,对于海岛诗人而言,还有一个连接着历史源流和民族基因的“海洋传统”的问题。它包括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岛上民众的信仰如出海仪式、祭海规范、行船禁忌,与之相关的神灵崇拜如关公崇拜、观音崇拜、妈祖崇拜,以及海上贸易、海洋军事、海难事件、海权(捕捞权)纠纷等等,交织着本土的和外来的语言、知识、思想、宗教、习俗、审美、商品乃至疾病。小时候,大人告诉我,在做事、待客、花钱、饮酒诸方面,“讨海人”都比较豪爽;当年作为这个海岛的农家子弟,我的渔业知识和“广东知识”,主要来自一位经常随着父辈兄辈到广东海丰、陆丰一带海域捕鱼的冬古村少年伙伴……它们正是我的“海洋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传统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并影响其诗歌写作,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时代不只有前进一个方向。所谓回到原点,所谓重新开始,可以理解为一种时空折叠。“归来吧!”诗本来就是对游子的呼唤。经历一段辗转的生活之后,黄建宗发现:“我……成了留守千年的儿童”。这是一个很厚实而奇妙的隐喻:诗歌的留守儿童。作为诗歌概念、精神概念,留守对应于流浪,同时两者相互包含、相互提示,流浪是变动不居的留守,留守是深深扎根的流浪。和艾青那一代历经政治苦难和生活磨难的“归来派”不同,中国当代诗坛的新一代“归来派”不是东山再起,更非劫后重生,他们只是找回了原来的心灵节奏。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和黄建宗一样,林舜亮、马锦绣、刘黃强、陈凤君等诗友都是东山诗坛的“归来派”。他们“归来”后,依然站立在原来那个地方,除了曾经的岁月,什么都没有走远,近在咫尺的还有如此新鲜的“旧生活”。
林舜亮也是我最早的诗友。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可以说他的写作专于智性推敲(横)、挖掘(纵),属于典型的哲思一路。说是固执,也是自信。马锦绣时有耀眼的灵光,这样的诗句让人看到语词经由想象力的重组而生发的神妙意趣:“心比石坚/石动于心。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她写的是东山岛上一块天下闻名的石头。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题材。她觉知到“……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并由此与这块“石头”成为“兄弟”。刘黄强也是马锦绣的“兄弟”。他更愿意“谈起一片海”,“读一朵浪花”,一个劲儿地写一条“飞鱼”,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情绪,甚至是决绝的态度,在诗中激起一波又一波的语词之浪。这样的诗句大概来自一场“血肉模糊”的挣扎:“躯体破空的声音使记忆又多了一道擦痕/你有多少旧悲欢就有多少新破碎”。
沈舜欣也是渔家子弟,但“海”的题材在他的诗作中占比很小,就像他自己所言,“一个动作可以分解为一个春天的几阵小雨”,他也许是希望能够从自身所处的生活背景中解放出来,多下“几阵小雨”(一种江南气质),而不只是在诗中“讨海”。在他和沈美惜、黄墨卷、徐小泓等更年轻一些的诗人这里,都体现出一种语词控制力,这有助于避免意象拥堵和意义打滑。“我们被一些词语开拓,也被一些词语锁住”。这是马锦绣的一句诗,相信也是她在多年的写作中慢慢明晰起来的诗学意识。唯有懂得自我控制,才可能不被“锁住”。
所以,诗歌写作也体现为一种自我建设:不断挣脱,不断打开,不断更新。它至少沿着三个维度展开:直面时代,对接社会,贯通自身传统。诗即人。诗的复杂即人性的复杂,诗的艰难即人生的艰难。真正的诗歌,一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当中最具活力、弹性和创造品质的那部分,它保留并强化了语言、思想、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时代和时代大势必定在诗歌这里先醒过来——对于一个海岛诗人来说,它也意味着:让海和岛在你的身上先醒过来。而这又彰显了伟大诗篇的伟大之处:它不只作用于人的情感,还作用于人的智慧,作用于人的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作用于人的生命格局和生活态度。
孔子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王勃有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谓“四海”,所谓“海内”,一般被理解为诸如中国、世界、天下等地理概念,而我更愿意视之为海洋意识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的觉醒。这个海洋意识,自然也是诗的意识,语言的意识,创造的意识。它涉及海洋与诗歌、海洋与文学、海洋与文明等关系问题,或许将成为我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
入选这本诗册的,还有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有时我也想起,在家乡东山岛,有一批“未归来者”,他们是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后半期那一段诗歌岁月的同行者:郑娱乐,朱平发,谢大革,方茂生,沈文陆……
一九九二年四月,时为东山县文联负责人的刘小龙编选了一册《东山岛新时期青年诗选》,收入四十四位诗歌作者的一百七十八首诗作。时隔二十六年,《东山诗人》出版,作者数量略有减少,但容量增加许多。东山诗歌的血脉,海一般,一浪一浪,生生不息。
去年,诗人、老友安琪受邀参与主编《北漂诗选》,向我约了稿。除了诗作,还需拟写一句“北漂观”,我说的是:“诗中没有北漂,唯有天下。”书为“北漂诗选”,但诗自然不能拘囿于“北漂”,而应与大地、万虫、众草相互应和。今年夏天,安琪他们又启动新一年《北漂诗选》的编选工作。这次我的“北漂观”是:“北漂是热闹的词,诗在安静的地方。”同样有以“诗”消解(也是拓展)“北漂”的意思,其中也许暗含对“地缘诗学”的反抗与再造。
作为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对于书,对于写书、编书、读书的人,我都心存敬仰。书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明创造史、文化传播史和观念斗争史,也是出版科学、出版技术、出版机械的变革史。谁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谁就是人类社会的造福者。
这一次,是家乡福建东山的朋友要编选《东山诗人》(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一书。据我了解,它由许海钦发起,随后刘黄强参与了进来。很快,数十位诗友热情响应,从生于一九五〇年代的前辈诗人到还在上中学、小学的小诗人,都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东山是个海岛。岛县,岛民,岛文化,海岛人与生俱来的岛性、岛情、岛语。所谓太初有言,此“言”包含了“岛之言”“海之言”,它直接作用于岛上之人的感官、生活和情感。所以,这样一些词群很自然地成为诗歌中的意象群:海,波浪,沙滩;鱼,遨游,彼岸;缆绳,网,桅杆;鸥鸟,礁石,船……
当然,诗并非写了大海而成为诗,而是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出蔚蓝和开阔。诗人必须能够自我成海,或者转身为海。如此,他的诗才可能“像大海一样自我涌现”,并重新定义大海、命名大海、建设大海。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一方诗也养一方水土。或者说,天养诗,而诗写天。
刘小龙是当代东山第一位“海的歌者”。在那个人们习惯了样板戏的舞台感、快板的戏谑、高音喇叭的喧嚣的年代,作为渔民的刘小龙选择了以新诗的节奏、形象、语言,抒写他的“蓝土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说,东山岛的文学由此进入了“有诗”的时代。
人与诗的相遇绝非偶然。就像同为渔民出身的许海钦,为什么少年时代就拿起诗歌之笔,一写至今四十年?这不是所谓勤勉、执著、诗意所能诠释的。我曾经说过,我是以一个男人体内的女性元素在写诗。现在可以补充一个意思:是骨子里的异质的、跳跃的成分,决定了诗的出现和诗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没有这些因子,人与诗必然擦肩而过。也就是说,诗人与诗天然地存在对话关系、互文关系。这是诗得以显现、诗人身份得以确认的重要标志。所谓“面朝大海”——那种单向度的“看海”,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和背包客的流浪冲动。只有诗人与大海彼此敞开、相互照亮,才意味着:诗发生了。许海钦说,“我希望大海养活我的思想”,其实,他也“养活”了他自己的“大海”。
作为刘小龙的同一代诗人,李维国说:“春天不说逻辑……”我的理解,因为春天自成逻辑。一个人几十年坚持一件事,其中肯定存在某种坚韧的生命逻辑。在高永川那里,这种生命逻辑有着怀旧的质素和自我追溯的理路,“顏厝的宗祠,香火正旺/树顶的芒果争先探头/满满一桌族谱/你们也猜猜我是哪一世子孙”。诗是我们共同的“族谱”,镌刻着我们在某一时的隐秘、在某一地的悲喜。就像我的最早的诗友叶亦武,他从中“倾听5月17日的声音”,并“听见了桃花对自己的歌唱”。“对自己的歌唱”,无疑就是春天的逻辑,诗的逻辑。
近些年,许海钦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当下生活元素。我视之为藉由介入时代而拓展“诗歌之海”的努力。无独有偶,林平良近期的写作转向生活的细部,深入现实场景,建构了一个“迷你”之海。诗歌写作如何面对当代和当代经验,是一个“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新一代诗人需要投入心力、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完成这项工作,除了要有深刻的智性,去辨识、解读和提炼,还要有具备强大的笼罩能力和容纳性的语言体系,去激活、转化和呈现。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谈到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沉默的一代”代表诗人路易斯·辛普森(1923-2012)在一首题为“美国诗歌”的短诗中就:“无论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胶、煤、铀、月亮和诗”。这个“美国诗歌”的“胃”,不仅消化“橡胶、煤、铀、月亮”,亦即消化自然世界、人造世界和精神世界;还消化“诗”,亦即自我消化、自我更新与再造……
辛普森的“诗歌的胃”,切中肯綮地回应了诗歌如何观照现代社会的命题,更提示了如今进入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诗人们,应该如何重建诗学话语和诗歌写作格局。我正是借用了这个“诗歌的胃”的隐喻之趣与力,探问“诗如何消化一列火车”,以考察诗歌的当下意义、诗歌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态。
此中强调了诗的“消化”能力,还暗含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之问题。“诗人与社会”并非以对立(互为对象化)的方式共存,而是相互投射、相互应和。时代变迁在诗人内心之湖泛起的波澜,诗人自身在当下的改变——或突进、抬升,或萎靡、坍缩——都是“现代经验/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作为诗人的这个“点”,是否与社会之“面”、世界之“体”血肉相连。
在诗歌地理学的意义上,对于海岛诗人而言,还有一个连接着历史源流和民族基因的“海洋传统”的问题。它包括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岛上民众的信仰如出海仪式、祭海规范、行船禁忌,与之相关的神灵崇拜如关公崇拜、观音崇拜、妈祖崇拜,以及海上贸易、海洋军事、海难事件、海权(捕捞权)纠纷等等,交织着本土的和外来的语言、知识、思想、宗教、习俗、审美、商品乃至疾病。小时候,大人告诉我,在做事、待客、花钱、饮酒诸方面,“讨海人”都比较豪爽;当年作为这个海岛的农家子弟,我的渔业知识和“广东知识”,主要来自一位经常随着父辈兄辈到广东海丰、陆丰一带海域捕鱼的冬古村少年伙伴……它们正是我的“海洋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传统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并影响其诗歌写作,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时代不只有前进一个方向。所谓回到原点,所谓重新开始,可以理解为一种时空折叠。“归来吧!”诗本来就是对游子的呼唤。经历一段辗转的生活之后,黄建宗发现:“我……成了留守千年的儿童”。这是一个很厚实而奇妙的隐喻:诗歌的留守儿童。作为诗歌概念、精神概念,留守对应于流浪,同时两者相互包含、相互提示,流浪是变动不居的留守,留守是深深扎根的流浪。和艾青那一代历经政治苦难和生活磨难的“归来派”不同,中国当代诗坛的新一代“归来派”不是东山再起,更非劫后重生,他们只是找回了原来的心灵节奏。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和黄建宗一样,林舜亮、马锦绣、刘黃强、陈凤君等诗友都是东山诗坛的“归来派”。他们“归来”后,依然站立在原来那个地方,除了曾经的岁月,什么都没有走远,近在咫尺的还有如此新鲜的“旧生活”。
林舜亮也是我最早的诗友。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可以说他的写作专于智性推敲(横)、挖掘(纵),属于典型的哲思一路。说是固执,也是自信。马锦绣时有耀眼的灵光,这样的诗句让人看到语词经由想象力的重组而生发的神妙意趣:“心比石坚/石动于心。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她写的是东山岛上一块天下闻名的石头。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题材。她觉知到“……两种不同的心跳/藏在同一块石头里称兄道弟”,并由此与这块“石头”成为“兄弟”。刘黄强也是马锦绣的“兄弟”。他更愿意“谈起一片海”,“读一朵浪花”,一个劲儿地写一条“飞鱼”,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情绪,甚至是决绝的态度,在诗中激起一波又一波的语词之浪。这样的诗句大概来自一场“血肉模糊”的挣扎:“躯体破空的声音使记忆又多了一道擦痕/你有多少旧悲欢就有多少新破碎”。
沈舜欣也是渔家子弟,但“海”的题材在他的诗作中占比很小,就像他自己所言,“一个动作可以分解为一个春天的几阵小雨”,他也许是希望能够从自身所处的生活背景中解放出来,多下“几阵小雨”(一种江南气质),而不只是在诗中“讨海”。在他和沈美惜、黄墨卷、徐小泓等更年轻一些的诗人这里,都体现出一种语词控制力,这有助于避免意象拥堵和意义打滑。“我们被一些词语开拓,也被一些词语锁住”。这是马锦绣的一句诗,相信也是她在多年的写作中慢慢明晰起来的诗学意识。唯有懂得自我控制,才可能不被“锁住”。
所以,诗歌写作也体现为一种自我建设:不断挣脱,不断打开,不断更新。它至少沿着三个维度展开:直面时代,对接社会,贯通自身传统。诗即人。诗的复杂即人性的复杂,诗的艰难即人生的艰难。真正的诗歌,一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当中最具活力、弹性和创造品质的那部分,它保留并强化了语言、思想、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时代和时代大势必定在诗歌这里先醒过来——对于一个海岛诗人来说,它也意味着:让海和岛在你的身上先醒过来。而这又彰显了伟大诗篇的伟大之处:它不只作用于人的情感,还作用于人的智慧,作用于人的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作用于人的生命格局和生活态度。
孔子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王勃有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谓“四海”,所谓“海内”,一般被理解为诸如中国、世界、天下等地理概念,而我更愿意视之为海洋意识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的觉醒。这个海洋意识,自然也是诗的意识,语言的意识,创造的意识。它涉及海洋与诗歌、海洋与文学、海洋与文明等关系问题,或许将成为我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
入选这本诗册的,还有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有时我也想起,在家乡东山岛,有一批“未归来者”,他们是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后半期那一段诗歌岁月的同行者:郑娱乐,朱平发,谢大革,方茂生,沈文陆……
一九九二年四月,时为东山县文联负责人的刘小龙编选了一册《东山岛新时期青年诗选》,收入四十四位诗歌作者的一百七十八首诗作。时隔二十六年,《东山诗人》出版,作者数量略有减少,但容量增加许多。东山诗歌的血脉,海一般,一浪一浪,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