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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第一次写入中国法律，但关于教育的课时、尺度等，仍然非常模糊且容易引发争议
“性教育”一词，首次被写进了中国法律之中。
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新修订的法律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消息传来时，刘文利正参加“中国性教育的反思与前瞻”线上研讨会。离发言还有一些时间，刘文利激动地临时增加了一页PPT，其中性教育被标红、加粗，显得格外醒目。
刘文利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2005年，她辞去美国的教职回北师大任教，主编了《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并在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性教育课程实践。2017年，这套性教育读本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读本中“阴茎”“阴道”等专有名词以及被认为“露骨”的插图，将刘文利和她背后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推上风口浪尖。
传统观念中，性是一种禁忌，不可言说。在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前，出现在法律中的是“青春期教育”，在业内人看来，这实际上是性教育的代称。
从“青春期教育”到“性教育”
研讨会结束，刘文利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全国人大官网，查看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全文。看到“性教育”三个字确凿地出现在法条中，她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2005年回国后，刘文利与团队开始研发性教育课程。课程研发需要参考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而性教育在中国又十分敏感，她希望能够在法律和上位政策中寻找支持。梳理政策后，刘文利发现，在中国有三部法律规定学校应当开展“性教育”，分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这三部法律中，性教育被冠以“青春期教育”的名称。
最早的关于性教育的法律是1991年9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13条要求学校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为未成年学生提供青春期教育。此后虽经历了2006年和2012年两次修订，这一条款均被保留下来。
在刘文利看来，青春期教育从字面理解是整个青春期阶段接受的全部教育。而性教育涉及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不仅传授性知识，还培养与性有关的生活技能，以及对性积极美好的态度和价值观，“全面的性教育应该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 “从性教育（sex education）到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国际上关于性教育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刘文利认为，随着社会认知水平不断提高，青春期教育应该完成历史使命了。
2014年起，刘文利开始撰写与性教育有关的提案，并委托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交。她希望通过提案影响立法机构，推动性教育入法。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法工作。2020年初，刘文利又撰写了的相应提案，并在两会期间提交。
机缘巧合，刘文利此前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聘为儿童工作智库专家，参与法律组的工作。同在儿童工作智库法律组工作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佟丽华和张雪梅等多位参与未成年人立法工作的专家。刘文利和他们讨论，希望“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阶段能考虑纳入性教育，而不是用青春期教育”。今年6月末，刘文利将提案发给宋英辉，请他从专业角度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刘文利在公开渠道发布了《对法律和国家政策文件中涉及“性教育”内容的修改建议》，请相关法学专家、专业人士等呼吁性教育入法。
今年7月，未成年人保护法进入二审稿讨论阶段。宋英辉告诉刘文利，全国未成年人法学论坛上将会有一场以“共话未成年人保护法二审修订草案”为主题的会议，将召集专家学者研讨针对二审修订草案的修改意见。7月6日晚，刘文利线上参加了会议。在自由发言环节，刘文利再次呼吁用“性教育”代替“青春期教育”和“性健康教育”。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会议结束后，刘文利又单独向宋英辉和苑宁宁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们帮忙呼吁。不久后，她收到回复：“建议已经呈递给法工委相关领导，将予以考虑。”
10月17日，一切尘埃落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首次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教科书尺度争议
2007年，刘文利和团队开始编写性教育读本，并在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开展教学实验。读本编写的依据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这份2009年发布的文件认为，性教育包括身体权利、性别平等、人际关系、健康、福祉、尊严等内容。按照这一脉络，这套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涵盖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和性与生殖健康六个单元。
2010年，读本一年级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起初，刘文利想把这套讀本直接命名为“性教育”。出版社觉得“性教育”三个字太敏感，建议改为“性健康教育”。刘文利选择让步，她觉得性教育与健康教育的内容有所交叉，改为性健康教育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久后，出版社又告知刘文利，“性”这个字太乍眼了，建议把“性健康教育”作为副标题。最终，这套出版的性教育教材被命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在这个读本中，用“阴茎”“睾丸”“阴道”等专有名词描述生殖器官;在描述生命孕育的过程时，插画和语言直观地描述了“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 在开展实验的打工子弟学校，刘文利带着课题组给老师进行培训。一开始，即使他们向老师强调“这是传授科学知识”，但老师们还是羞于开口。刘文利让老师们在心里默念“阴茎”“阴道”等词汇，慢慢地、小声地说，然后老师们互相说，最后鼓励他们站上讲台说。
2017年2月底，杭州萧山高桥小学的一名家长将读本二年级下册中男女生殖器官的插图照片晒到网上，质疑学校发放的漂流读物《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在社会上引发了尖锐、持久的讨论。
“总有一天会这样。”刘文利早就预料到性教育读本可能引发的争议，所以在内容编写过程中慎之又慎，一个名词如何使用都会翻来覆去讨论。出版前，出版社编辑和课题组反复推敲插图和内容是否敏感。
一时间，有近百家媒体找到刘文利，希望对她进行采访。处在舆论漩涡中央，刘文利一一婉拒了采访请求，只是在课题组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上发布了一篇回应。按刘文利的说法，课题组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感觉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跟认识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应该保护好。回应提到，读本已在北京市的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九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性健康教育对学生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令刘文利意外的是，读本并非只在参与课题实验的18所打工子弟学校和一些偏远农村学校中流通。比如，爆料家长所提及的杭州学校将读本纳入学校的课外漂流读物。这次风波中，舆论中也有不少声音支持课题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在回复财新网采访时表示：“我看到读本中的一些相关的小片段，它不过是强调多元之间的互相尊重，特别是强调多数对少数或与众不同的包容。这样的介绍是符合要求的，它的专业性就是让孩子们建立尊重少数的理念。”
引发争议时，《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共出版了11册，还差最后一册未出版。刘文利生怕读本夭折，没日没夜地修改、定稿，在3月底终于出版了最后一册。“最后一册出来后，我大哭了一场，像是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刘文利回忆说。
但是，争议还是有增无减。2019年1月底有人发表微信公众号文章，指责这套读本宣扬同性恋，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北师大出版社随即发表声明，“将组织专家认真研究网友所提意见和建议”，调整完善相关内容和配图。随后，《珍爱生命》读本被下架，并被要求对内容进行修改。
2018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珍爱生命——幼儿性健康教育绘本》也被要求修改，在同一时间被下架。这套绘本中有一册名为《彩虹心情》，封面是一道彩虹，“其实本意是形容孩子的心情像彩虹一样绚烂多彩”刘文利说道。在绘本修改阶段，这道彩虹被要求拿掉，原因是图片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性恋的彩虹旗。
性教育是教育公平
的重要指标
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的缺失会让孩子的成长遭遇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他们没有机会去认识性积极美好的一面，包括他门对自己身体的接纳，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中享受性的愉悦;在情感表达当中，因为没有机会学习，他们不会去表达感情，也很困难去建立亲密关系。”
2008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明确要求小学1～2年级学生应该了解掌握“孕育生命”“成长的基本知识”和“我从哪里来”等内容;在初中（7～9年级）阶段，学生应该掌握“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的知识和技能。纲要还规定了健康教育的主要载体课程为“体育与健康”，每学期应该安排6～7课时。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但实际上，多数学校并未开设性教育课程。少数开设的学校往往将其纳入卫生健康课程，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仅有1～2课时。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但这一政策并未规定性教育的课时。
“性教育有敏感性，一个家长不同意或反对，性教育课程可能就在学校开不下去，校长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刘文利认为，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除非校长对性教育有着特殊的情怀，否则只能寄希望于行政指令。
刘文利希望，未来性教育能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在理想状态中，性教育延伸到15年的基础教育阶段，在性教育當中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在性教育中，我们可以教孩子包容、尊重、平等、公正。这样的价值观有助于减少歧视，减少校园欺凌和暴力。”
刘文利认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已将性教育纳入优质教育，未来越开放、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向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内，而贫困家庭可能很难为孩子提供包含性教育的优质教育。长此以往，将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花钱最少、效果最好、回报最高的方式。”
“性教育”一词，首次被写进了中国法律之中。
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新修订的法律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消息传来时，刘文利正参加“中国性教育的反思与前瞻”线上研讨会。离发言还有一些时间，刘文利激动地临时增加了一页PPT，其中性教育被标红、加粗，显得格外醒目。
刘文利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2005年，她辞去美国的教职回北师大任教，主编了《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并在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性教育课程实践。2017年，这套性教育读本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读本中“阴茎”“阴道”等专有名词以及被认为“露骨”的插图，将刘文利和她背后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推上风口浪尖。
传统观念中，性是一种禁忌，不可言说。在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前，出现在法律中的是“青春期教育”，在业内人看来，这实际上是性教育的代称。
从“青春期教育”到“性教育”
研讨会结束，刘文利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全国人大官网，查看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全文。看到“性教育”三个字确凿地出现在法条中，她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2005年回国后，刘文利与团队开始研发性教育课程。课程研发需要参考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而性教育在中国又十分敏感，她希望能够在法律和上位政策中寻找支持。梳理政策后，刘文利发现，在中国有三部法律规定学校应当开展“性教育”，分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这三部法律中，性教育被冠以“青春期教育”的名称。
最早的关于性教育的法律是1991年9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13条要求学校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为未成年学生提供青春期教育。此后虽经历了2006年和2012年两次修订，这一条款均被保留下来。
在刘文利看来，青春期教育从字面理解是整个青春期阶段接受的全部教育。而性教育涉及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不仅传授性知识，还培养与性有关的生活技能，以及对性积极美好的态度和价值观，“全面的性教育应该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 “从性教育（sex education）到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国际上关于性教育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刘文利认为，随着社会认知水平不断提高，青春期教育应该完成历史使命了。
2014年起，刘文利开始撰写与性教育有关的提案，并委托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交。她希望通过提案影响立法机构，推动性教育入法。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法工作。2020年初，刘文利又撰写了的相应提案，并在两会期间提交。
机缘巧合，刘文利此前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聘为儿童工作智库专家，参与法律组的工作。同在儿童工作智库法律组工作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佟丽华和张雪梅等多位参与未成年人立法工作的专家。刘文利和他们讨论，希望“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阶段能考虑纳入性教育，而不是用青春期教育”。今年6月末，刘文利将提案发给宋英辉，请他从专业角度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刘文利在公开渠道发布了《对法律和国家政策文件中涉及“性教育”内容的修改建议》，请相关法学专家、专业人士等呼吁性教育入法。
今年7月，未成年人保护法进入二审稿讨论阶段。宋英辉告诉刘文利，全国未成年人法学论坛上将会有一场以“共话未成年人保护法二审修订草案”为主题的会议，将召集专家学者研讨针对二审修订草案的修改意见。7月6日晚，刘文利线上参加了会议。在自由发言环节，刘文利再次呼吁用“性教育”代替“青春期教育”和“性健康教育”。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会议结束后，刘文利又单独向宋英辉和苑宁宁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们帮忙呼吁。不久后，她收到回复：“建议已经呈递给法工委相关领导，将予以考虑。”
10月17日，一切尘埃落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首次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教科书尺度争议
2007年，刘文利和团队开始编写性教育读本，并在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开展教学实验。读本编写的依据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这份2009年发布的文件认为，性教育包括身体权利、性别平等、人际关系、健康、福祉、尊严等内容。按照这一脉络，这套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涵盖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和性与生殖健康六个单元。
2010年，读本一年级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起初，刘文利想把这套讀本直接命名为“性教育”。出版社觉得“性教育”三个字太敏感，建议改为“性健康教育”。刘文利选择让步，她觉得性教育与健康教育的内容有所交叉，改为性健康教育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久后，出版社又告知刘文利，“性”这个字太乍眼了，建议把“性健康教育”作为副标题。最终，这套出版的性教育教材被命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在这个读本中，用“阴茎”“睾丸”“阴道”等专有名词描述生殖器官;在描述生命孕育的过程时，插画和语言直观地描述了“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 在开展实验的打工子弟学校，刘文利带着课题组给老师进行培训。一开始，即使他们向老师强调“这是传授科学知识”，但老师们还是羞于开口。刘文利让老师们在心里默念“阴茎”“阴道”等词汇，慢慢地、小声地说，然后老师们互相说，最后鼓励他们站上讲台说。
2017年2月底，杭州萧山高桥小学的一名家长将读本二年级下册中男女生殖器官的插图照片晒到网上，质疑学校发放的漂流读物《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在社会上引发了尖锐、持久的讨论。
“总有一天会这样。”刘文利早就预料到性教育读本可能引发的争议，所以在内容编写过程中慎之又慎，一个名词如何使用都会翻来覆去讨论。出版前，出版社编辑和课题组反复推敲插图和内容是否敏感。
一时间，有近百家媒体找到刘文利，希望对她进行采访。处在舆论漩涡中央，刘文利一一婉拒了采访请求，只是在课题组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上发布了一篇回应。按刘文利的说法，课题组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感觉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跟认识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应该保护好。回应提到，读本已在北京市的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九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性健康教育对学生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令刘文利意外的是，读本并非只在参与课题实验的18所打工子弟学校和一些偏远农村学校中流通。比如，爆料家长所提及的杭州学校将读本纳入学校的课外漂流读物。这次风波中，舆论中也有不少声音支持课题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在回复财新网采访时表示：“我看到读本中的一些相关的小片段，它不过是强调多元之间的互相尊重，特别是强调多数对少数或与众不同的包容。这样的介绍是符合要求的，它的专业性就是让孩子们建立尊重少数的理念。”
引发争议时，《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共出版了11册，还差最后一册未出版。刘文利生怕读本夭折，没日没夜地修改、定稿，在3月底终于出版了最后一册。“最后一册出来后，我大哭了一场，像是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刘文利回忆说。
但是，争议还是有增无减。2019年1月底有人发表微信公众号文章，指责这套读本宣扬同性恋，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北师大出版社随即发表声明，“将组织专家认真研究网友所提意见和建议”，调整完善相关内容和配图。随后，《珍爱生命》读本被下架，并被要求对内容进行修改。
2018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珍爱生命——幼儿性健康教育绘本》也被要求修改，在同一时间被下架。这套绘本中有一册名为《彩虹心情》，封面是一道彩虹，“其实本意是形容孩子的心情像彩虹一样绚烂多彩”刘文利说道。在绘本修改阶段，这道彩虹被要求拿掉，原因是图片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性恋的彩虹旗。
性教育是教育公平
的重要指标
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的缺失会让孩子的成长遭遇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他们没有机会去认识性积极美好的一面，包括他门对自己身体的接纳，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中享受性的愉悦;在情感表达当中，因为没有机会学习，他们不会去表达感情，也很困难去建立亲密关系。”
2008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明确要求小学1～2年级学生应该了解掌握“孕育生命”“成长的基本知识”和“我从哪里来”等内容;在初中（7～9年级）阶段，学生应该掌握“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的知识和技能。纲要还规定了健康教育的主要载体课程为“体育与健康”，每学期应该安排6～7课时。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但实际上，多数学校并未开设性教育课程。少数开设的学校往往将其纳入卫生健康课程，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仅有1～2课时。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但这一政策并未规定性教育的课时。
“性教育有敏感性，一个家长不同意或反对，性教育课程可能就在学校开不下去，校长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刘文利认为，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除非校长对性教育有着特殊的情怀，否则只能寄希望于行政指令。
刘文利希望，未来性教育能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在理想状态中，性教育延伸到15年的基础教育阶段，在性教育當中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在性教育中，我们可以教孩子包容、尊重、平等、公正。这样的价值观有助于减少歧视，减少校园欺凌和暴力。”
刘文利认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已将性教育纳入优质教育，未来越开放、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向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内，而贫困家庭可能很难为孩子提供包含性教育的优质教育。长此以往，将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花钱最少、效果最好、回报最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