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拨移民潮
　　吕小萌刚办完加拿大投资移民。谈起异国新生活，她很兴奋——生活舒服、没压力，养老金制度让人放心，福利实惠而覆盖面广。
　　吕小萌的孩子在她办成移民之前就在加拿大读中学，妹妹全家11年前已移居加拿大。通过做房地产经纪的妹夫引荐，吕小萌能很好地把自己在国内的房地产生意与加拿大对接起来。
　　这是中国新一代移民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了三拨移民潮。与19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19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第三拨移民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吸引了大部分投资移民者的目光。英国、德国、巴西、阿根廷及传统意义上不接受投资移民的日本，也开始向中国富人们兜售他们的移民政策。
　　齐一是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老总，正在办加拿大投资移民手续。他那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移民国外了，“以前移民比较低调，现在宣传力度增强了，人一下子变得特别多”。
　　为了孩子教育
　　齐一感觉现在投资移民的主体多元化了。以前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人，资金不多，去那边开个餐馆、超市，做点小生意。现在的移民投资各行各业的都有，英语水平也好一些。他说：“最近几年有年轻化趋势，官二代、富二代出去的比较多。日韩移民是真的想去国外生活或闯事业，中国移民更多的是想找条后路，或者为儿女的教育考虑，事业主体仍在国内。中国进行投资移民的，大多是一方陪孩子去国外上学，另一方留在国内挣钱。这种候鸟式移民是中国特色。”吕小萌就是这样。
　　齐一选择移民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女儿小学成绩非常好，上了初一，就有点跟不上了。同学们早就在寒暑假通过课外班把下学期的课程学完了，小姑娘觉得怎么努力都学不过人家。
　　“教改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试教育。本该是培养学习习惯的小学，就已经开始加码。这对孩子成长很不利。”齐一说，“留在国内，我能看到孩子未来的路和基本的生活轨迹。我希望她能换一种活法，眼界更开阔一些，价值观更开放和包容一些，活得从容自在。”
　　为吕小萌装修地下室的也是一位中国移民。这位装修公司的老板原是沈阳一家大型国企的总经理。他女儿先天失聪。为了让她接受最好的语言教育，他在沈阳和北京之间往返奔波，承受着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移民加拿大后，有三个老师教他女儿。小姑娘十岁了，用英语和汉语与人交流都无障碍。
　　移民还能节省不少费用，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取得移民身份后，读海外的大学，也可以享受本土学生的待遇。
　　另一位移民林硕说：“在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生起薪一般在两万澳元左右，生活绝不会拮据。年薪达到七八万澳元，生活水平与国内年薪四五十万元的人相当。”
　　福利风险并存
　　齐一认为，谋求资产的安全感是投资移民的另一个动机，“国内生存环境存在很多问题，人们的心态不平衡，导致大家有很多担心的地方”。
　　国外更安全、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也有吸引力。在悉尼偏远一点的郊区，花三四十万澳元（约194万~258万元人民币）能买到一座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靠近市区的地方，五六十万澳元（约323万~388万元人民币）也够买别墅了。
　　“国外的教育、医疗、法律体系都相当完善，不会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况。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总会有一个渠道能解决你的问题。”林硕说。他遭遇过信用卡遗失后被盗刷的事情。银行核对签名，确认这笔钱不是他刷的之后，他不仅不需要还钱，相关的事务处理也不需要操心，银行通过自身的保险体系处理了这笔无主债务。
　　北京的黄萍遭遇过同样的事情。家人在法国出差时被盗刷1000美元，国内银行要求她按期还款，否则照常计息。为了维权，她四处查询政策资料，给银行、银联写信，与银行负责人面谈，请人翻译法国警方出具的报案材料，耗时几个月才解决问题。
　　移民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移民局的批准只相当于给了一张允许登陆的机票。加拿大移民法规定，移民成功后签发的是“枫叶卡”，而非永久绿卡。移民者要在一年之内登陆加拿大，并在签发“枫叶卡”起任何一个五年里累计住满两年，才能保住永久居民身份。很多人因为没有坐满“移民监”而失去永久居民资格。
　　在澳大利亚，移民局批准之初给予的是临时绿卡，移民者将有四年时间寻找项目，打理生意。项目发展情况符合移民局的相关标准，才能获得永久绿卡。
　　“澳大利亚每年的投资移民配额大约为两万，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获得四年临时居留权，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只有约10%。”林硕说，“一个新移民去澳大利亚，适应能力强的大概要四五年才能融入社会。即便留下来，融入主流群体也不容易。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和欧洲关注更多，认同感更强，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有煤矿、能挣钱。”
　　（摘自《经济观察报》图/巴迪斯蒂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