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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拨移民潮
吕小萌刚办完加拿大投资移民。谈起异国新生活,她很兴奋——生活舒服、没压力,养老金制度让人放心,福利实惠而覆盖面广。
吕小萌的孩子在她办成移民之前就在加拿大读中学,妹妹全家11年前已移居加拿大。通过做房地产经纪的妹夫引荐,吕小萌能很好地把自己在国内的房地产生意与加拿大对接起来。
这是中国新一代移民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了三拨移民潮。与19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19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第三拨移民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吸引了大部分投资移民者的目光。英国、德国、巴西、阿根廷及传统意义上不接受投资移民的日本,也开始向中国富人们兜售他们的移民政策。
齐一是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老总,正在办加拿大投资移民手续。他那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移民国外了,“以前移民比较低调,现在宣传力度增强了,人一下子变得特别多”。
为了孩子教育
齐一感觉现在投资移民的主体多元化了。以前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人,资金不多,去那边开个餐馆、超市,做点小生意。现在的移民投资各行各业的都有,英语水平也好一些。他说:“最近几年有年轻化趋势,官二代、富二代出去的比较多。日韩移民是真的想去国外生活或闯事业,中国移民更多的是想找条后路,或者为儿女的教育考虑,事业主体仍在国内。中国进行投资移民的,大多是一方陪孩子去国外上学,另一方留在国内挣钱。这种候鸟式移民是中国特色。”吕小萌就是这样。
齐一选择移民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女儿小学成绩非常好,上了初一,就有点跟不上了。同学们早就在寒暑假通过课外班把下学期的课程学完了,小姑娘觉得怎么努力都学不过人家。
“教改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试教育。本该是培养学习习惯的小学,就已经开始加码。这对孩子成长很不利。”齐一说,“留在国内,我能看到孩子未来的路和基本的生活轨迹。我希望她能换一种活法,眼界更开阔一些,价值观更开放和包容一些,活得从容自在。”
为吕小萌装修地下室的也是一位中国移民。这位装修公司的老板原是沈阳一家大型国企的总经理。他女儿先天失聪。为了让她接受最好的语言教育,他在沈阳和北京之间往返奔波,承受着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移民加拿大后,有三个老师教他女儿。小姑娘十岁了,用英语和汉语与人交流都无障碍。
移民还能节省不少费用,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取得移民身份后,读海外的大学,也可以享受本土学生的待遇。
另一位移民林硕说:“在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生起薪一般在两万澳元左右,生活绝不会拮据。年薪达到七八万澳元,生活水平与国内年薪四五十万元的人相当。”
福利风险并存
齐一认为,谋求资产的安全感是投资移民的另一个动机,“国内生存环境存在很多问题,人们的心态不平衡,导致大家有很多担心的地方”。
国外更安全、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也有吸引力。在悉尼偏远一点的郊区,花三四十万澳元(约194万~258万元人民币)能买到一座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靠近市区的地方,五六十万澳元(约323万~388万元人民币)也够买别墅了。
“国外的教育、医疗、法律体系都相当完善,不会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况。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总会有一个渠道能解决你的问题。”林硕说。他遭遇过信用卡遗失后被盗刷的事情。银行核对签名,确认这笔钱不是他刷的之后,他不仅不需要还钱,相关的事务处理也不需要操心,银行通过自身的保险体系处理了这笔无主债务。
北京的黄萍遭遇过同样的事情。家人在法国出差时被盗刷1000美元,国内银行要求她按期还款,否则照常计息。为了维权,她四处查询政策资料,给银行、银联写信,与银行负责人面谈,请人翻译法国警方出具的报案材料,耗时几个月才解决问题。
移民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移民局的批准只相当于给了一张允许登陆的机票。加拿大移民法规定,移民成功后签发的是“枫叶卡”,而非永久绿卡。移民者要在一年之内登陆加拿大,并在签发“枫叶卡”起任何一个五年里累计住满两年,才能保住永久居民身份。很多人因为没有坐满“移民监”而失去永久居民资格。
在澳大利亚,移民局批准之初给予的是临时绿卡,移民者将有四年时间寻找项目,打理生意。项目发展情况符合移民局的相关标准,才能获得永久绿卡。
“澳大利亚每年的投资移民配额大约为两万,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获得四年临时居留权,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只有约10%。”林硕说,“一个新移民去澳大利亚,适应能力强的大概要四五年才能融入社会。即便留下来,融入主流群体也不容易。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和欧洲关注更多,认同感更强,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有煤矿、能挣钱。”
(摘自《经济观察报》图/巴迪斯蒂尼)
吕小萌刚办完加拿大投资移民。谈起异国新生活,她很兴奋——生活舒服、没压力,养老金制度让人放心,福利实惠而覆盖面广。
吕小萌的孩子在她办成移民之前就在加拿大读中学,妹妹全家11年前已移居加拿大。通过做房地产经纪的妹夫引荐,吕小萌能很好地把自己在国内的房地产生意与加拿大对接起来。
这是中国新一代移民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了三拨移民潮。与19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19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第三拨移民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吸引了大部分投资移民者的目光。英国、德国、巴西、阿根廷及传统意义上不接受投资移民的日本,也开始向中国富人们兜售他们的移民政策。
齐一是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老总,正在办加拿大投资移民手续。他那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移民国外了,“以前移民比较低调,现在宣传力度增强了,人一下子变得特别多”。
为了孩子教育
齐一感觉现在投资移民的主体多元化了。以前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人,资金不多,去那边开个餐馆、超市,做点小生意。现在的移民投资各行各业的都有,英语水平也好一些。他说:“最近几年有年轻化趋势,官二代、富二代出去的比较多。日韩移民是真的想去国外生活或闯事业,中国移民更多的是想找条后路,或者为儿女的教育考虑,事业主体仍在国内。中国进行投资移民的,大多是一方陪孩子去国外上学,另一方留在国内挣钱。这种候鸟式移民是中国特色。”吕小萌就是这样。
齐一选择移民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女儿小学成绩非常好,上了初一,就有点跟不上了。同学们早就在寒暑假通过课外班把下学期的课程学完了,小姑娘觉得怎么努力都学不过人家。
“教改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试教育。本该是培养学习习惯的小学,就已经开始加码。这对孩子成长很不利。”齐一说,“留在国内,我能看到孩子未来的路和基本的生活轨迹。我希望她能换一种活法,眼界更开阔一些,价值观更开放和包容一些,活得从容自在。”
为吕小萌装修地下室的也是一位中国移民。这位装修公司的老板原是沈阳一家大型国企的总经理。他女儿先天失聪。为了让她接受最好的语言教育,他在沈阳和北京之间往返奔波,承受着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移民加拿大后,有三个老师教他女儿。小姑娘十岁了,用英语和汉语与人交流都无障碍。
移民还能节省不少费用,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取得移民身份后,读海外的大学,也可以享受本土学生的待遇。
另一位移民林硕说:“在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生起薪一般在两万澳元左右,生活绝不会拮据。年薪达到七八万澳元,生活水平与国内年薪四五十万元的人相当。”
福利风险并存
齐一认为,谋求资产的安全感是投资移民的另一个动机,“国内生存环境存在很多问题,人们的心态不平衡,导致大家有很多担心的地方”。
国外更安全、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也有吸引力。在悉尼偏远一点的郊区,花三四十万澳元(约194万~258万元人民币)能买到一座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靠近市区的地方,五六十万澳元(约323万~388万元人民币)也够买别墅了。
“国外的教育、医疗、法律体系都相当完善,不会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况。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总会有一个渠道能解决你的问题。”林硕说。他遭遇过信用卡遗失后被盗刷的事情。银行核对签名,确认这笔钱不是他刷的之后,他不仅不需要还钱,相关的事务处理也不需要操心,银行通过自身的保险体系处理了这笔无主债务。
北京的黄萍遭遇过同样的事情。家人在法国出差时被盗刷1000美元,国内银行要求她按期还款,否则照常计息。为了维权,她四处查询政策资料,给银行、银联写信,与银行负责人面谈,请人翻译法国警方出具的报案材料,耗时几个月才解决问题。
移民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移民局的批准只相当于给了一张允许登陆的机票。加拿大移民法规定,移民成功后签发的是“枫叶卡”,而非永久绿卡。移民者要在一年之内登陆加拿大,并在签发“枫叶卡”起任何一个五年里累计住满两年,才能保住永久居民身份。很多人因为没有坐满“移民监”而失去永久居民资格。
在澳大利亚,移民局批准之初给予的是临时绿卡,移民者将有四年时间寻找项目,打理生意。项目发展情况符合移民局的相关标准,才能获得永久绿卡。
“澳大利亚每年的投资移民配额大约为两万,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获得四年临时居留权,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只有约10%。”林硕说,“一个新移民去澳大利亚,适应能力强的大概要四五年才能融入社会。即便留下来,融入主流群体也不容易。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和欧洲关注更多,认同感更强,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有煤矿、能挣钱。”
(摘自《经济观察报》图/巴迪斯蒂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