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5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陈氏家庭因陈衍庶的经营而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陈独秀虽是陈家的唯一继承者，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履。1909年，陈衍庶因不识外文经济协约，中了英商圈套而败讼，不得不变卖财产，家业也因之衰落。如此大事，陈独秀虽通晓英文，却如无事人一般，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他在北平时，叔父开设的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竭力想巴结他，多次恭请他赏个面子，到铺子去一趟，可他却淡然地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就是不肯去，决意不染指父辈留下的私产。
　　陈独秀按照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方式，教育儿子。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17岁的延年和13岁的乔年带到上海。兄弟俩寄宿在亚东图书馆，白天在外做工，饥了吃块大饼，渴了喝口自来水；晚上，在法语班补习法语，过着“冬仍衣袷，夏不张盖”的艰苦生活。既是姨妈又是继母的高君曼看到他们面容憔悴，整日劳累，常常喟然长叹，唏嘘流涕，每每想开口让他们回家食宿，可又恐陈独秀不允，只得找到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求他代为说情。陈独秀听后，紧蹙双眉，生气地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1917年后，延年和乔年在上海读书，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给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来信，让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支付10元钱给延年和乔年，供他们读书和生活。每月，他们都要来书店取父亲给的钱，从不多支一文，来了还主动帮助书店干些杂活，诸如打包、送书、站柜台、开发票等。一次，乔年替工友打包，因使劲太大，竟把裤带崩断，他哈哈一笑，顺手从地上拾起麻绳，熟练地搓了几下，便往腰间一束。有人问他们，在学校吃些什么，乔年风趣地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
　　两个孩子相差4岁，外貌性格迥异。延年个头不高，皮肤黧黑，性格沉郁；乔年身材瘦削修长，皮肤白皙，性格开朗、活泼。兄弟俩感情甚笃。1919年12月，他们同去法国勤工俭学，像大多数旅法的中国留学生那样，他们也曾倾向无政府主义。但是，当他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就抛弃无政府主义，改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且毕生不改初衷。
　　1922年6月，他们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他们认识了阮爱国(即胡志明)。经阮爱国介绍，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他们相继回国。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后又接任周恩来的区委书记职务。乔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直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延年和苏兆征、邓中夏等直接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乔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共同领导和参加北京“三一八”示威游行。在中共五大上，兄弟俩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延年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同志都称他们为“陈氏俩英豪”。
　　延年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为保持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常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穿着和工人一样的服装，吃睡都和工人在一起，外人很难辨认出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留学生。他整日为革命奔波操劳，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和私事。他的生活方式，被同志们概括为：不照相、不看戏、不沾烟酒、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谈恋爱。同志们赞誉他是党在广东“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旅居广州的外国革命家都愿和他交朋友，如胡志明便经常去广州区委找周恩来和他商谈越南革命大事。
　　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时，才23岁。他是北方区委中最年轻的领导者。他理论水平高，并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党初建时缺少组织工作经验，他便摸索着设计许多表格，发到基层填写。他的方法受到中央表扬，所设计的表格被推广到全国。乔年在北京时，尽管过着清贫的生活，可是，他却从不跨进崇古斋的门槛，更没从铺中支过一文钱。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弥漫着血腥味。此时，陈延年正在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6月，他在党的机关工作时被捕，当时，他穿着短裤，腰间系着草绳，敌人一直以为他是干粗活的工人，后经叛徒指认，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陈延年。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7月4日，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敌人杀害，他至死都骂不绝口。
　　延年牺牲后，乔年又于年底到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他在成都路参加党的会议时，被敌人逮捕。监禁中，他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仍然谈吐诙谐、风趣幽默，经常给难友讲中外古今故事，借古讽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罪行。6月6日，敌人在龙华监狱枫林桥旁，将陈乔年枪杀，临刑前，他嘱咐难友：“努力学习，坚强战斗!”并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
　　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中共的重要领导者。在家中，延年、乔年成人后，陈独秀平等相待之，以“民主作风”见长，不以“父父子子”的纲常，压抑儿子的个性发展。在党内，他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延年、乔年给父亲写信时，也多以“独秀同志”相称。他们从不掩饰父亲的错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徇一点私。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使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陈延年对此极为不满，批评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他还和广东区委的同志说：“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可是，他不甘寂寞，频频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主张。党内推行“左倾”路线的人，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陈乔年同情父亲的处境，常抽空看望他，并劝他不要再给中央写信，因为，他的信已被中央一些人“当作笑话宣传”。陈乔年要父亲相信中央，相信党内大多数同志。陈独秀听从儿子的劝告，在一段时间里再没有给中央去信。
　　延年牺牲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延年的名字。乔年于1926年和史静仪结婚，并生下一男孩，取名红五。乔年被捕后，史静仪多方奔波、营救，已无精力抚养幼儿，红五便夭折在襁褓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连失二子一孙，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悲痛。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他在囹圄寂寥中，除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外，更多的是思念两个儿子。“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竟如稚童般地高兴，托人打酒买菜，对人说，我生平很少喝酒，今天我要痛饮一杯。他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深情地说，大革命以来，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说完便把酒奠酹于地。接着又斟了第二杯，颤抖着呜咽起来：延年、乔年，为父的给你们酹此一杯……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随安徽难民流寓四川江津。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相继派了胡宗南、戴笠、丁默村、张国焘等去游说，均遭到拒绝。一天，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并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他嗤之以鼻，对朱家骅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明确表示，决不做蒋介石的反共枪手。
　　日落黄昏，山间小道。寂寞苍凉的陈独秀独自漫步，往事不堪回首，儿子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延年、乔年自幼随叔祖父陈衍庶长大，成人后，虽然他们父子同在中共党内，但是他奔走革命，南来北往，来去匆匆，难得长聚，全无世俗的天伦之乐。每每忆及，不免惆怅和凄苦。失子之痛，刻骨铭心。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加，生活艰难，两个儿子“先我而去”的痛苦情结，时时折磨着他本已孤苦的心灵，使疾病缠身的他如雪上加霜，每况愈下。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不治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