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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空军抗战后备力量,1940年,国民政府建立空军幼年学校。然而,时运弄人,等到空幼一期毕业,已经是1946年,为抗战而培养的雏鹰前途未卜。及至1949年,雏鹰分飞各地,再度相逢已是数十年后。
2010年9月18日,280余位矫健的白发老人来到位于都江堰市浦阳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疗养院。70年前,这里是为抗战培养飞行预备人才的空军幼年学校。当年胸怀报国壮志的少年如今已白发苍苍,他们从北美、台湾和大陆各地聚会于此,追忆峥嵘岁月。
■ 壮志少年
1938年6月的一天,河南省确山县12岁少年叶本健和同学们如往常一般坐在教室里上国文课。老师狄冈青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严肃地告诉孩子们,开封快要沦陷了,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他们将把中国沦陷区的儿童送到东三省,实施奴化教育,训练中国人残杀中国人。狄老师郑重其事地劝诫大家,回家和父母商量,逃难到汉口去,到后方去。叶本健随即收拾好行李,步行五十里回到老家,说服家人让他逃往汉口。父亲为他凑足了20块大洋,送他匆匆踏上流亡之路。
在确山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叶本健这样逃难的少年。这些逃往后方的中国孩子,在汉口被安置到“战时儿童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院是抗战初期由妇女界领袖宋庆龄、李德全、邓颖超等联合社会各爱国团体和人士创办的,主要任务是抢救沦陷区的儿童,送往大后方安置和给予教育培养。
孩子们在汉口被编队分别登船,溯江而上,向四川疏散。叶本健乘坐民生公司的“江汉”号轮船抵达宜昌时,曾在法国教会学校“哀欧娜”女中暂住。这座学校的校舍顶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一天下午三点,突然警报声起,孩子们都惊呆了。顿时,轰炸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孩子们抱着脑袋哭泣,整个校园笼罩在恐怖之中。抵达重庆后,叶本健一行被安排在万寿宫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那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每拉响一次警报,都会有狂轰滥炸紧随其后。“敌机的暴行,是我们血的课本!”此时的叶本健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杀敌报国,让中国的孩子们不再过惊魂未定的生活。
那时的中国空军,却几乎拼耗殆尽。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之后的7个月中,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相继陨落,战机消耗殆尽。日军却变本加厉,咄咄逼人,对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实施疲劳轰炸,试图摧毁中国人抗战的决心。中国人吃够了丧失制空权的苦。而要夺取制空权,空军后备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到成都视察空军后,提出建立空军幼年学校的相关建议。之后,航空委员会主任周志柔专程前往苏联和西欧诸国考察。1940年初,决定将学校正式命名为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精选12-15岁体质、学识各方面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入学,施以六年中等教育及奠定飞行基础所需的各种训练。同时重视营养,强化体育锻炼,然后直接升入航校学习飞行。
在重庆朝天门、贵阳中华南路贵山图书馆等招生站,挤满了前来报名的孩子们。父母送爱子,考生瞒家人,有人为上空幼甚至连续考三年,有的家送两子、三子报考,刘泰来同学一家四兄弟先后考进空幼,白祟禧将军的儿子、李济深先生的两个儿子,都考进了空幼。
空幼一期实际招收学生297名。叶本健也考入了空幼,他的同学们,大多和他有着同样的逃亡经历。13岁考进空幼第五期楼世正在《我们是抗日空中后备军》一书中记叙:1940年底,空军幼年学校先后在大后方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芷江、衡阳、南郑八个考区招生。经过严格的体检、笔试、口试、取保(保人保证在学出问题赔偿费用),一至六期筛选了近两千名小学毕业生入学。
■ 蒲阳空幼
空幼的校址最初考虑定在成都,后又改定灌县。因担心目标太大,引来日机轰炸而危及川西灌溉枢纽都江堰,遂将校址选定在灌县东北的蒲阳镇,并租赁当地豪绅唐家五个院子及道观大明寺现成房屋作为校舍。空幼的同学们至今回忆起竹筋泥巴墙稻草顶的大礼堂,依然倍感亲切。
空幼的学制和课程与普通中学相似,初高中各三年,而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与目的则有所不同。学生在初中三年阶段接受全面的童子军训练,在高中三年阶段接受军事训练及滑翔和航空常识训练。学生毕业前接受一次甄别,即空勤考核。凡学科水平优良、体格强健者,升空军军官学校接受飞行训练,学科及格而身体不符合飞行要求者,转空军机械学校或通讯学校。空幼可以称得上是空军各校的预备学校。
空幼课程与普通中学相同的有国文、英文、数学、化学、生物、美术、音乐、工艺、体育等。学校尤为重视对孩子们的体育训练,体育器材和设备较之任何中学齐全,并要求学生学好游泳。
初中阶段,按照童子军教育的规定,学习野营、徒步行军、识别地形地物、旗语通讯、星象观察等科目。在劳作课中学习基本的木工、金工技术。当时的著名新型飞机,如英国喷火、美国P-51、日本零式等,都被同学们仿作了精美的模型。
高中阶段,由空军飞行军官讲授航空常识,初步学习飞行原理、气象学和空军战史等科目。每周一次的滑翔课尤其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当时,空幼使用了第二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狄克逊型初级滑翔机,实践地点是本校滑翔场和成都太平寺机场。空幼滑翔课开了中国滑翔运动的先河。
空幼的伙食标准为“丙种空勤”。按照当时的规定,“甲种空勤”是正值执行飞行任务的空勤人员享用;“乙种空勤”是有飞行人员资格,目前不在空勤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享用;“丙种空勤”则是专门为空幼学生制定的。“丙种空勤”的正餐标准为:六菜一汤,六人一桌。在抗战艰难时期,这无疑是许多同龄人难以奢望的待遇。
虽然迄今已七十年过去,白发苍苍的空幼人回忆往事,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当年的教育长汪强。在国军的军校中,校长通常都是由蒋介石兼任,学子们都是“天子门生”。而实际掌管学校教育职权的,则是教育长。
汪强189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幼年家境清苦,后入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与张治中同班。抗战前,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体育总教官。“八一三”后赴苏州前线任炮兵总指挥等职。
汪强担任空幼首任教育长后,要求学生学习好又不能成为书呆子,强调锻炼身体,又不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培养军人素质,又不能制造“军事机器”。他一直认为,空幼的学生应具备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品德、优美的情操、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为此,他建立了“管教训”三合一的教育体制。
汪强走马上任后,即从全国广聘知名教师,还专程赴新加坡请来华侨中学校长陈充恩支持教务。国文组主任教官陈国桦是爱国归侨教育家和文艺家,精通多国文字。国文教官谢少白也是华侨,毕业于暨南大学,书画兼长,是徐悲鸿大师的高徒。英语教官劳远培、郭有玉是留美硕士,以大学教授身份来校任教。强大的师资力量,在抗战烽火的中国堪称“豪华阵容”。
此外,空幼的重视素质教育,开辟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包括中英文演讲、论文写作、黑板报等竞赛活动,各种球类的比赛等。大操场的电影更是令人记忆深刻。空幼四期的陈斯俊回忆说,当时播放的多是美国的时事片和军事教育片。他至今还记得有一部是美国人拍的《我们为何而战》(What We Are Fighting For),而《魂断蓝桥》中的费雯丽和那首《友谊万岁》则让人永生难忘。描述1942年4月杜立特准将率领B-25轰炸机编队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日本的《东京上空三十秒》更是鼓舞了无数空幼同学立志报国。
■ 分飞
可惜,满怀报国志的叶本建没有来得及飞上蓝天。1945年,为迎接抗战胜利,空幼首批毕业生提前一年毕业,次年停止招生。毕业后,叶本建通过考核,和180名空幼一期的同学一起成为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第26期学员。然而,抗战硝烟方歇,内战枪声又起。1947年,不愿参加内战的叶本建选择脱离军校,雏鹰初长成,双翼已尽折。他转而进入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的前身)学习英文,后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俄文。
1949年,空幼的少年们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这年初,空军幼年学校更名为空军预备学校并迁至成都太平寺原空军士官学校旧址。6月,空军预备学校迁往台湾东港大鹏湾,不愿赴台的各期同学自愿遣散。雏鹰分飞,天各一方。“空幼的同学在大陆、台湾和海外的,约各占三分之一。”叶本建说。赴台的空幼学员不少人最后成为了飞行员,加入了“黑蝙蝠中队”和“黑猫中队”。然而,当他们再次飞上蓝天,却是以另一种身份飞临这块土地的上空了。
1958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空幼五期余建华,奉命侦查解放军空军连城机场,他与一同前来侦查的长机抵达连城上空,在1万米高空打开相机准备拍照。然而,此时的余建华并不知道,死神已经张开镰刀准备收割。驻守江西新城机场的刘玉堤副师长驾驶一架米格-15比斯飞机升空,准备对余建华实施攻击。后来成为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是有“孤胆英雄”美称的中国王牌飞行员,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曾一战击落4架敌机。
后来,余建华因刘玉堤油料即将耗尽而脱离了危险。至今回想起来,余建华仍然是心有余悸。更让余建华后怕的是,一个礼拜之后,另外一组人马被派往连城侦查,同样遭遇了解放军的拦截。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在逃避解放军战机的拦截过程当中,他的同伴撞向山头,机毁人亡。
在赴台空幼学员中,华锡钧可谓佼佼者。从空幼一期毕业后,他于1948年至1964年担任台湾空军飞行军官,1961年起为“黑猫中队”队员,曾十次驾驶U-2战机深入祖国大陆执行高空侦察任务。1969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学成返台湾,历任台湾“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室”主任,航研院副院长、院长,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任,台翔公司董事,以及“总统府”战略顾问,深入参与台湾军用航空自制发展历程,如设计试制介寿号、自强号、中兴号、经国号等战机。
窄窄一道海峡,把两岸分隔在两个敌对阵营。赴台空幼再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已是30余年后。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波音747货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写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劫持这架飞机造成“华航事件”的机长王锡爵,正是当年空幼四期学员。
留在大陆的空幼同学们没有经历海峡上空惊心动魄的飞行,却长时间沉浸在另一种恐惧的阴影和磨难之中。他们在1949年后普遍受到歧视、冲击甚至迫害。空幼一期的李文耀就因空幼经历而获刑20年。他的同学叶本建则要幸运一些。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1953年开始在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因空幼的经历,他于1961年被调往四川省图书馆工作,直至离休。
■ 重逢
目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空幼约有1200多人,如国际电脑界人工智能和模拟识别两大领域的世界级大师、美国自动化研究所原所长傅良藻,国际著名材料学专家何焯彦,美国纽约国家图书馆中国馆主任朱光复,国际著名水利学家何达明,国际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涂剑穆,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兰州大学校长段一士,彩色粉墨画创始人周诗成,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楚庄,等等。白崇禧也将自己一个儿子送进空幼五期就读,他就是后来的著名文学家白先勇。
如今,昔日空幼少年已成白发老人,一群在抗战烽火中胸怀报国志向的少年,经历了数十年的分离最终聚在一起。今年的同学会后,老人们专程赶往建川博物馆,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将一批抗战文物文献捐赠该馆,将空军幼年学校的历史永久留在了这座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中。■
2010年9月18日,280余位矫健的白发老人来到位于都江堰市浦阳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疗养院。70年前,这里是为抗战培养飞行预备人才的空军幼年学校。当年胸怀报国壮志的少年如今已白发苍苍,他们从北美、台湾和大陆各地聚会于此,追忆峥嵘岁月。
■ 壮志少年
1938年6月的一天,河南省确山县12岁少年叶本健和同学们如往常一般坐在教室里上国文课。老师狄冈青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严肃地告诉孩子们,开封快要沦陷了,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他们将把中国沦陷区的儿童送到东三省,实施奴化教育,训练中国人残杀中国人。狄老师郑重其事地劝诫大家,回家和父母商量,逃难到汉口去,到后方去。叶本健随即收拾好行李,步行五十里回到老家,说服家人让他逃往汉口。父亲为他凑足了20块大洋,送他匆匆踏上流亡之路。
在确山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叶本健这样逃难的少年。这些逃往后方的中国孩子,在汉口被安置到“战时儿童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院是抗战初期由妇女界领袖宋庆龄、李德全、邓颖超等联合社会各爱国团体和人士创办的,主要任务是抢救沦陷区的儿童,送往大后方安置和给予教育培养。
孩子们在汉口被编队分别登船,溯江而上,向四川疏散。叶本健乘坐民生公司的“江汉”号轮船抵达宜昌时,曾在法国教会学校“哀欧娜”女中暂住。这座学校的校舍顶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一天下午三点,突然警报声起,孩子们都惊呆了。顿时,轰炸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孩子们抱着脑袋哭泣,整个校园笼罩在恐怖之中。抵达重庆后,叶本健一行被安排在万寿宫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那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每拉响一次警报,都会有狂轰滥炸紧随其后。“敌机的暴行,是我们血的课本!”此时的叶本健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杀敌报国,让中国的孩子们不再过惊魂未定的生活。
那时的中国空军,却几乎拼耗殆尽。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之后的7个月中,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相继陨落,战机消耗殆尽。日军却变本加厉,咄咄逼人,对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实施疲劳轰炸,试图摧毁中国人抗战的决心。中国人吃够了丧失制空权的苦。而要夺取制空权,空军后备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到成都视察空军后,提出建立空军幼年学校的相关建议。之后,航空委员会主任周志柔专程前往苏联和西欧诸国考察。1940年初,决定将学校正式命名为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精选12-15岁体质、学识各方面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入学,施以六年中等教育及奠定飞行基础所需的各种训练。同时重视营养,强化体育锻炼,然后直接升入航校学习飞行。
在重庆朝天门、贵阳中华南路贵山图书馆等招生站,挤满了前来报名的孩子们。父母送爱子,考生瞒家人,有人为上空幼甚至连续考三年,有的家送两子、三子报考,刘泰来同学一家四兄弟先后考进空幼,白祟禧将军的儿子、李济深先生的两个儿子,都考进了空幼。
空幼一期实际招收学生297名。叶本健也考入了空幼,他的同学们,大多和他有着同样的逃亡经历。13岁考进空幼第五期楼世正在《我们是抗日空中后备军》一书中记叙:1940年底,空军幼年学校先后在大后方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芷江、衡阳、南郑八个考区招生。经过严格的体检、笔试、口试、取保(保人保证在学出问题赔偿费用),一至六期筛选了近两千名小学毕业生入学。
■ 蒲阳空幼
空幼的校址最初考虑定在成都,后又改定灌县。因担心目标太大,引来日机轰炸而危及川西灌溉枢纽都江堰,遂将校址选定在灌县东北的蒲阳镇,并租赁当地豪绅唐家五个院子及道观大明寺现成房屋作为校舍。空幼的同学们至今回忆起竹筋泥巴墙稻草顶的大礼堂,依然倍感亲切。
空幼的学制和课程与普通中学相似,初高中各三年,而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与目的则有所不同。学生在初中三年阶段接受全面的童子军训练,在高中三年阶段接受军事训练及滑翔和航空常识训练。学生毕业前接受一次甄别,即空勤考核。凡学科水平优良、体格强健者,升空军军官学校接受飞行训练,学科及格而身体不符合飞行要求者,转空军机械学校或通讯学校。空幼可以称得上是空军各校的预备学校。
空幼课程与普通中学相同的有国文、英文、数学、化学、生物、美术、音乐、工艺、体育等。学校尤为重视对孩子们的体育训练,体育器材和设备较之任何中学齐全,并要求学生学好游泳。
初中阶段,按照童子军教育的规定,学习野营、徒步行军、识别地形地物、旗语通讯、星象观察等科目。在劳作课中学习基本的木工、金工技术。当时的著名新型飞机,如英国喷火、美国P-51、日本零式等,都被同学们仿作了精美的模型。
高中阶段,由空军飞行军官讲授航空常识,初步学习飞行原理、气象学和空军战史等科目。每周一次的滑翔课尤其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当时,空幼使用了第二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狄克逊型初级滑翔机,实践地点是本校滑翔场和成都太平寺机场。空幼滑翔课开了中国滑翔运动的先河。
空幼的伙食标准为“丙种空勤”。按照当时的规定,“甲种空勤”是正值执行飞行任务的空勤人员享用;“乙种空勤”是有飞行人员资格,目前不在空勤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享用;“丙种空勤”则是专门为空幼学生制定的。“丙种空勤”的正餐标准为:六菜一汤,六人一桌。在抗战艰难时期,这无疑是许多同龄人难以奢望的待遇。
虽然迄今已七十年过去,白发苍苍的空幼人回忆往事,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当年的教育长汪强。在国军的军校中,校长通常都是由蒋介石兼任,学子们都是“天子门生”。而实际掌管学校教育职权的,则是教育长。
汪强189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幼年家境清苦,后入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与张治中同班。抗战前,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体育总教官。“八一三”后赴苏州前线任炮兵总指挥等职。
汪强担任空幼首任教育长后,要求学生学习好又不能成为书呆子,强调锻炼身体,又不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培养军人素质,又不能制造“军事机器”。他一直认为,空幼的学生应具备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品德、优美的情操、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为此,他建立了“管教训”三合一的教育体制。
汪强走马上任后,即从全国广聘知名教师,还专程赴新加坡请来华侨中学校长陈充恩支持教务。国文组主任教官陈国桦是爱国归侨教育家和文艺家,精通多国文字。国文教官谢少白也是华侨,毕业于暨南大学,书画兼长,是徐悲鸿大师的高徒。英语教官劳远培、郭有玉是留美硕士,以大学教授身份来校任教。强大的师资力量,在抗战烽火的中国堪称“豪华阵容”。
此外,空幼的重视素质教育,开辟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包括中英文演讲、论文写作、黑板报等竞赛活动,各种球类的比赛等。大操场的电影更是令人记忆深刻。空幼四期的陈斯俊回忆说,当时播放的多是美国的时事片和军事教育片。他至今还记得有一部是美国人拍的《我们为何而战》(What We Are Fighting For),而《魂断蓝桥》中的费雯丽和那首《友谊万岁》则让人永生难忘。描述1942年4月杜立特准将率领B-25轰炸机编队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日本的《东京上空三十秒》更是鼓舞了无数空幼同学立志报国。
■ 分飞
可惜,满怀报国志的叶本建没有来得及飞上蓝天。1945年,为迎接抗战胜利,空幼首批毕业生提前一年毕业,次年停止招生。毕业后,叶本建通过考核,和180名空幼一期的同学一起成为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第26期学员。然而,抗战硝烟方歇,内战枪声又起。1947年,不愿参加内战的叶本建选择脱离军校,雏鹰初长成,双翼已尽折。他转而进入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的前身)学习英文,后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俄文。
1949年,空幼的少年们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这年初,空军幼年学校更名为空军预备学校并迁至成都太平寺原空军士官学校旧址。6月,空军预备学校迁往台湾东港大鹏湾,不愿赴台的各期同学自愿遣散。雏鹰分飞,天各一方。“空幼的同学在大陆、台湾和海外的,约各占三分之一。”叶本建说。赴台的空幼学员不少人最后成为了飞行员,加入了“黑蝙蝠中队”和“黑猫中队”。然而,当他们再次飞上蓝天,却是以另一种身份飞临这块土地的上空了。
1958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空幼五期余建华,奉命侦查解放军空军连城机场,他与一同前来侦查的长机抵达连城上空,在1万米高空打开相机准备拍照。然而,此时的余建华并不知道,死神已经张开镰刀准备收割。驻守江西新城机场的刘玉堤副师长驾驶一架米格-15比斯飞机升空,准备对余建华实施攻击。后来成为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是有“孤胆英雄”美称的中国王牌飞行员,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曾一战击落4架敌机。
后来,余建华因刘玉堤油料即将耗尽而脱离了危险。至今回想起来,余建华仍然是心有余悸。更让余建华后怕的是,一个礼拜之后,另外一组人马被派往连城侦查,同样遭遇了解放军的拦截。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在逃避解放军战机的拦截过程当中,他的同伴撞向山头,机毁人亡。
在赴台空幼学员中,华锡钧可谓佼佼者。从空幼一期毕业后,他于1948年至1964年担任台湾空军飞行军官,1961年起为“黑猫中队”队员,曾十次驾驶U-2战机深入祖国大陆执行高空侦察任务。1969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学成返台湾,历任台湾“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室”主任,航研院副院长、院长,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任,台翔公司董事,以及“总统府”战略顾问,深入参与台湾军用航空自制发展历程,如设计试制介寿号、自强号、中兴号、经国号等战机。
窄窄一道海峡,把两岸分隔在两个敌对阵营。赴台空幼再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已是30余年后。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波音747货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写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劫持这架飞机造成“华航事件”的机长王锡爵,正是当年空幼四期学员。
留在大陆的空幼同学们没有经历海峡上空惊心动魄的飞行,却长时间沉浸在另一种恐惧的阴影和磨难之中。他们在1949年后普遍受到歧视、冲击甚至迫害。空幼一期的李文耀就因空幼经历而获刑20年。他的同学叶本建则要幸运一些。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1953年开始在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因空幼的经历,他于1961年被调往四川省图书馆工作,直至离休。
■ 重逢
目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空幼约有1200多人,如国际电脑界人工智能和模拟识别两大领域的世界级大师、美国自动化研究所原所长傅良藻,国际著名材料学专家何焯彦,美国纽约国家图书馆中国馆主任朱光复,国际著名水利学家何达明,国际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涂剑穆,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兰州大学校长段一士,彩色粉墨画创始人周诗成,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楚庄,等等。白崇禧也将自己一个儿子送进空幼五期就读,他就是后来的著名文学家白先勇。
如今,昔日空幼少年已成白发老人,一群在抗战烽火中胸怀报国志向的少年,经历了数十年的分离最终聚在一起。今年的同学会后,老人们专程赶往建川博物馆,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将一批抗战文物文献捐赠该馆,将空军幼年学校的历史永久留在了这座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