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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路上的大德堂，应该是这里规模最大的一家古玩店了。在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里，东台路在市中心城区的建筑模型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大德堂却标示得一清二楚。
上海的东台路古玩市场正处于“胎动”阶段，今天这幢房子推倒了，明天这一排窗口用砖头封死了，沿街两边的摊棚还是挤得满满当当，后面就是一片片废墟。
生意清淡，古董店的老板就让店门洞开，大家聚在一起自娱自乐，打麻将的同时也交换着信息，但这里拆平后将有怎样的景观，谁也不知道。
东台路上的大德堂，应该是这里规模最大的一家古玩店了。在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里，东台路在市中心城区的建筑模型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大德堂却标示得一清二楚。大德堂的老板赵凯华，大家亲切地叫他“阿凯”。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眼光好，沉得住气，搞得到顶级的好货，人脉关系广泛，客户当然近悦远来。他前一阵在日本淘宝，一批名人字画、文房四宝、案头清供以及日本茶道所用的竹编花篓都回流至大德堂了。
阿凯做古玩生意，跟他的家族有点瓜葛，他外公徐梦华，在旧上海商界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五金生意的市面做得不小。1949年后，以资方代表身份出任中国五金机械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是上海市一、二、三届人大代表。阿凯是1963年出生的，在他的儿时印象中，外公家里象牙筷、银筷都是一捆捆的，盛饭盛菜的瓷碗漂亮而精致，后来才知道都是官窑器。1959年，徐梦华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包括商代武丁时期卜骨和商代青铜爵、觚在内的65件珍贵文物，文化部给他颁发了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名的褒奖状。1960年至1964年间，他又先后四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169件，图书4798册。
徐梦华的家在方斜路，独幢石库门房子，有三四间房子专门用来堆放古董字画，“文革”一声霹雳，红卫兵列出的第一批抄家名单中就有徐梦华。扫四旧的成果巨大，古董字画约有两万多件，稀里哗啦装了18卡车，浩浩荡荡运到文物商店的仓库里。抄家后，阿凯的外公、外婆只能住在一间14平方米的偏房里，每月拿20元生活费。1973年，邓小平复出，有关方面给阿凯的外公有限地落实政策，但方斜路的住户搬不走了，他们就只能住到嵩山路去，这条弄堂只有三幢房子，另外两幢以前分别是吴湖帆和冯超然的。
1975年，阿凯的外公因病去世。“文革”结束后，阿凯的外公第二次落实政策，发还了六卡车古董字画。阿凯跟我说：“抄家时是用四吨头卡车装的，发还时用两吨头的卡车，大部分古董字画都不知去向了。比如有些青铜器、瓷器都在上海博物馆，那里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说：这些东西如果还给你们，展柜就空空如也，如何向中外观众交待？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向前看，不要跟国家为难。我们叫了卡车去九江路外滩的仓库认领，上海文物商店的一个人就跟我母亲说：这几卡车东西你们拿回去也没啥用，卖给文物商店吧，给1万元钱。我母亲不肯，还是运回来了。不能发还的东西至少在三分之二，要么算捐献，要么算低值易耗物品折算。我家拿到1000元，都用它去接济外公的朋友了。”
抄家物资运回家，还来不及拆开纸板箱，家里来人就像走马灯般的热闹，文物商店、旧货商店、旧书店的人都有，希望从这堆东西里挑一些收购。阿凯印象中，像边寿平、吴昌硕、徐悲鸿等名家的画，明清的官窑瓷器、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和唐三彩、晋瓷、宋瓷就这样得而复失了。阿凯的父亲赵君邦是大境中学的历史老师，看看情况不对，赶紧刹车。他对阿凯说：“祖宗传下来的这批东西都是宝贝啊，再也不能贱卖了。我们不是不爱国，但这些古董都拿到广交会上去赚外汇了，都被外国人低价买走了，将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就难免要受影响。”
过了几年，阿凯中学毕业，读了两年建筑工程学校，又在淮海路做了几年个体户，1988年出国潮中，阿凯去日本留学，不久到东京荣丰斋学生意。荣丰斋在日本古玩界的地位非常高，相当于中国的荣宝斋。阿凯在那里学古董鉴定，但更在意这门生意的规律与秘密，在那里没有专人教他，一切全靠偷看，自己领会。“别人鉴定古董，只会说好或坏，我要求自己弄明白为什么这件东西，一转手可以获利数倍甚至几十倍，哪只手在起如此神奇的作用？”阿凯说。
阿凯在荣丰斋学了几年，接触到了数以万计的古玩字画，练好了身手，视野大大开阔，也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特别是荣丰斋的社长佐野丰进，比阿凯大9岁，19岁来中国学习古玩鉴定知识，每年两届两次广交会他都会来疯狂扫货，并在中国内地各大城市编织关系网，他后来成了阿凯的好朋友，将许多业内秘密告诉他，并为他在此后的日本拓展业务提供了很大帮助。
1994年早春二月，羽毛渐丰的阿凯回到上海主政大德堂。起步并不顺风顺水，阿凯一连19天吃白板，一笔生意都没做成，到了心灰意懒的第20天，有个客人一下子买了他几件字画，金额好几万元，似乎应证了“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老话。还有一次，他认识的一位古董商以500元买进一块田黄印石，但看不准，阿凯知道这是真货，而且是田黄中的极品，就不动声色地翻了个倍吃进。过了几天，台湾一位古董老板知道了，找到阿凯，愿意出12万元收购，90 年代初的12万绝对是天价啊。
阿凯从来不卖假货，店里也偶尔会上几件新东西，但一定跟顾客说明白。开业至今二十多年，大德堂没有一次因为售假而起纠纷。大陆与港台的文化界、演艺界大腕一来上海也喜欢往大德堂钻，王刚、冯小刚、张铁林、董桥等都是常客。书画家江兆申最逗，他的一帮学生每到过年都要送老师礼物，江兆申就跟他们说：在上海，我就认大德堂的东西，学生听了赶紧往大德堂跑。江兆申庶几成了大德堂的“托”！有一次，美国影星施瓦辛格在一帮保镖的簇拥下来到大德堂，阿凯一高兴就送了他一口大缸，施瓦辛格就举着这口缸从南至北从东台路穿过。
对东台路古玩市场的动迁，阿凯的内心相当矛盾。东台路基本上属于露天市场，马路两边的摊棚是违章建筑，但这条世界闻名的古玩街如果不复存在，对上海的城市历史、商业文化以及风情风俗等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阿凯说：“我们今天面临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像东台路这样的市场其实是可以用更智慧的办法保存下来，发挥它提升城市影响力的作用。退一步讲，如果这条马路另有他用，那么我也希望大德堂能在这里延续它的生命，让更多的民众走进来，分享传统文化带來的快乐。”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上海的东台路古玩市场正处于“胎动”阶段，今天这幢房子推倒了，明天这一排窗口用砖头封死了，沿街两边的摊棚还是挤得满满当当，后面就是一片片废墟。
生意清淡，古董店的老板就让店门洞开，大家聚在一起自娱自乐，打麻将的同时也交换着信息，但这里拆平后将有怎样的景观，谁也不知道。
东台路上的大德堂，应该是这里规模最大的一家古玩店了。在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里，东台路在市中心城区的建筑模型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大德堂却标示得一清二楚。大德堂的老板赵凯华，大家亲切地叫他“阿凯”。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眼光好，沉得住气，搞得到顶级的好货，人脉关系广泛，客户当然近悦远来。他前一阵在日本淘宝，一批名人字画、文房四宝、案头清供以及日本茶道所用的竹编花篓都回流至大德堂了。
阿凯做古玩生意，跟他的家族有点瓜葛，他外公徐梦华，在旧上海商界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五金生意的市面做得不小。1949年后，以资方代表身份出任中国五金机械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是上海市一、二、三届人大代表。阿凯是1963年出生的，在他的儿时印象中，外公家里象牙筷、银筷都是一捆捆的，盛饭盛菜的瓷碗漂亮而精致，后来才知道都是官窑器。1959年，徐梦华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包括商代武丁时期卜骨和商代青铜爵、觚在内的65件珍贵文物，文化部给他颁发了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名的褒奖状。1960年至1964年间，他又先后四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169件，图书4798册。
徐梦华的家在方斜路，独幢石库门房子，有三四间房子专门用来堆放古董字画，“文革”一声霹雳，红卫兵列出的第一批抄家名单中就有徐梦华。扫四旧的成果巨大，古董字画约有两万多件，稀里哗啦装了18卡车，浩浩荡荡运到文物商店的仓库里。抄家后，阿凯的外公、外婆只能住在一间14平方米的偏房里，每月拿20元生活费。1973年，邓小平复出，有关方面给阿凯的外公有限地落实政策，但方斜路的住户搬不走了，他们就只能住到嵩山路去，这条弄堂只有三幢房子，另外两幢以前分别是吴湖帆和冯超然的。
1975年，阿凯的外公因病去世。“文革”结束后，阿凯的外公第二次落实政策，发还了六卡车古董字画。阿凯跟我说：“抄家时是用四吨头卡车装的，发还时用两吨头的卡车，大部分古董字画都不知去向了。比如有些青铜器、瓷器都在上海博物馆，那里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说：这些东西如果还给你们，展柜就空空如也，如何向中外观众交待？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向前看，不要跟国家为难。我们叫了卡车去九江路外滩的仓库认领，上海文物商店的一个人就跟我母亲说：这几卡车东西你们拿回去也没啥用，卖给文物商店吧，给1万元钱。我母亲不肯，还是运回来了。不能发还的东西至少在三分之二，要么算捐献，要么算低值易耗物品折算。我家拿到1000元，都用它去接济外公的朋友了。”
抄家物资运回家，还来不及拆开纸板箱，家里来人就像走马灯般的热闹，文物商店、旧货商店、旧书店的人都有，希望从这堆东西里挑一些收购。阿凯印象中，像边寿平、吴昌硕、徐悲鸿等名家的画，明清的官窑瓷器、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和唐三彩、晋瓷、宋瓷就这样得而复失了。阿凯的父亲赵君邦是大境中学的历史老师，看看情况不对，赶紧刹车。他对阿凯说：“祖宗传下来的这批东西都是宝贝啊，再也不能贱卖了。我们不是不爱国，但这些古董都拿到广交会上去赚外汇了，都被外国人低价买走了，将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就难免要受影响。”
过了几年，阿凯中学毕业，读了两年建筑工程学校，又在淮海路做了几年个体户，1988年出国潮中，阿凯去日本留学，不久到东京荣丰斋学生意。荣丰斋在日本古玩界的地位非常高，相当于中国的荣宝斋。阿凯在那里学古董鉴定，但更在意这门生意的规律与秘密，在那里没有专人教他，一切全靠偷看，自己领会。“别人鉴定古董，只会说好或坏，我要求自己弄明白为什么这件东西，一转手可以获利数倍甚至几十倍，哪只手在起如此神奇的作用？”阿凯说。
阿凯在荣丰斋学了几年，接触到了数以万计的古玩字画，练好了身手，视野大大开阔，也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特别是荣丰斋的社长佐野丰进，比阿凯大9岁，19岁来中国学习古玩鉴定知识，每年两届两次广交会他都会来疯狂扫货，并在中国内地各大城市编织关系网，他后来成了阿凯的好朋友，将许多业内秘密告诉他，并为他在此后的日本拓展业务提供了很大帮助。
1994年早春二月，羽毛渐丰的阿凯回到上海主政大德堂。起步并不顺风顺水，阿凯一连19天吃白板，一笔生意都没做成，到了心灰意懒的第20天，有个客人一下子买了他几件字画，金额好几万元，似乎应证了“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老话。还有一次，他认识的一位古董商以500元买进一块田黄印石，但看不准，阿凯知道这是真货，而且是田黄中的极品，就不动声色地翻了个倍吃进。过了几天，台湾一位古董老板知道了，找到阿凯，愿意出12万元收购，90 年代初的12万绝对是天价啊。
阿凯从来不卖假货，店里也偶尔会上几件新东西，但一定跟顾客说明白。开业至今二十多年，大德堂没有一次因为售假而起纠纷。大陆与港台的文化界、演艺界大腕一来上海也喜欢往大德堂钻，王刚、冯小刚、张铁林、董桥等都是常客。书画家江兆申最逗，他的一帮学生每到过年都要送老师礼物，江兆申就跟他们说：在上海，我就认大德堂的东西，学生听了赶紧往大德堂跑。江兆申庶几成了大德堂的“托”！有一次，美国影星施瓦辛格在一帮保镖的簇拥下来到大德堂，阿凯一高兴就送了他一口大缸，施瓦辛格就举着这口缸从南至北从东台路穿过。
对东台路古玩市场的动迁，阿凯的内心相当矛盾。东台路基本上属于露天市场，马路两边的摊棚是违章建筑，但这条世界闻名的古玩街如果不复存在，对上海的城市历史、商业文化以及风情风俗等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阿凯说：“我们今天面临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像东台路这样的市场其实是可以用更智慧的办法保存下来，发挥它提升城市影响力的作用。退一步讲，如果这条马路另有他用，那么我也希望大德堂能在这里延续它的生命，让更多的民众走进来，分享传统文化带來的快乐。”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