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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敌胆，后在中日交往中谈笑风生、真诚感人。从抗日名将到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王震，这位抗日战争期间声名显赫的三五九旅旅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再创辉煌，为现代中日关系史留下了举世无双的佳话。
“骁将经百战，辟道作先锋”
1957年，中日还没有建交，但民间外交已经开始。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访华的回访，中国政府决定派农业代表团访日。对这次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郭沫若、廖承志、王稼祥等高度重视，他们请来王震开会共商大计，并一致认为日本战后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应该派出由各方面负责人及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会议最后商定由王震任代表团团长。当场有同志问王震：“中日没有建交，情况十分复杂，去日本怕不怕？”毛泽东替他回答：“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
是的，他心里没有怕。固然，那个时候的日本还有一股势力公然与中日友好唱反调，为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正常交往设置重重障碍，环境不无险恶。可王震毕竟是王震，战争年代面对侵略者的凶残他浑身是胆，这次是为中日友好而去，为振兴中国农业取经而去，虽然会受到一些干扰，又有何惧？
1957年11月，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阵容强大，成员包括农业、林业、牧业等方面共30名专家、学者。周恩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起程前，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作了具体指示，并就如何吸取日本农业先进经验等工作授权王震酌情决定。
当王震率领的代表团出现在东京羽田机场时，给了日本社会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战争才刚刚过去十余年，日本人脑海中当年那位率三五九旅横刀跃马、无所畏惧的八路军大胡子旅长还记忆犹新，但那些痛恨战争、爱好和平、献身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们却感到由衷的喜悦。羽田机场一片欢声，人们团团围住这位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当年的胡子将军王震。他们迫切希望从这位抗日名将口中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近况，了解新中国人民的和平心声。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
之后，两国政府根据联合声明的规定，着手进行以缔结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其中以签订航空协定、实现中日通航尤为重要和困难。日本列岛与东北亚大陆一衣带水，乘飞机自东京绕道上海再抵北京不过4个小时航程，但由于人为的原因，必须舍近求远自北京先飞广州，再乘火车经深圳到香港，才能乘上飞往东京的航班，最快也要两天的行程。要打通两国间的空中航线，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日台关系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日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74年4月30日，中日航空协定终于在北京签订。中日双方还商定各组100人的访问团随各自的首航班机互访道贺，由双方航空公司免费接待。日方代表团团长是前外相小坂善太郎，中方代表团团长则是王震。
1974年9月29日，中国民航北京——东京首航班机自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冲出云层，先是跨黄河而越泰山，过长江而下上海，再转而调头飞向东方，飞向日本。战后几十年的空白，被这次飞行填补了，20年来艰苦开拓的艰辛似乎在这次飞行中得到了些许补偿。多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黄金通道。王震倚舷窗而坐，他在思考此行的使命，感慨自己几十年与日本打交道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
对这次访问，从组团到访问结束后的总结，王震事必躬亲，访问获得圆满成功。这时，王震虽无法预测自己不久的将来会在一系列变故发生后担起领导中国对日工作的重担，但他知道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开拓，他会毫无保留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此奉献力量。正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0世纪80年代初，经日本老朋友、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向邓小平建议，又经廖承志与冈田春夫等有关日本朋友充分协商和双方两年左右的酝酿，中日建立了一个民间交流的固定渠道——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方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顾问、廖承志为主任的中方委员会，日方成立了以自民党议员伊东正义、冈田春夫和向坊隆为代表的日方委员会，并商定于1982年秋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之际，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双边关系、国际形势和中日经济技术合作。
1982年10月，王震率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代表团访日，同时率中方代表团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得到了双方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198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指定的对日民间友好工作负责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因病猝然去世。廖承志的去世深深地震动了日本朝野各界，舆论甚至评说，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时代结束了。廖承志及其父两代人与日本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他们为民族解放献身的传奇经历、他自幼随父母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赋予他的那口纯正的日语和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使他成为日本朋友的知音。廖承志突然不在了，失落感撕扯着他们的心。
很多日本友人都想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但按惯例，中国各级领导人的追悼会从不邀请外国人参加。王震十分理解日本友人的心情，在他的努力之下，6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得以专程来北京参加廖承志追悼会。追悼会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王震抱病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答谢专程赶来参加廖承志追悼会的日本各界朋友。他在致辞中说：我们一定要将他的遗志继承下来。这既是王震对老友在天之灵的许诺，也是他由衷的心愿。
此后不久，1983年7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王震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接替廖承志的工作，领导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民间对日工作。王震从此担起领导中国对日工作的重担。此后10年间，他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承上启下，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倾注心血，奔走呼号。
每逢中日友好重大活动，他总是义不容辞，担当重任。他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日和平友好的悠久历史和重大意义。在王震主持中日友协工作的10年当中，中日关系有过两次重大庆典。
一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1987年9月29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庆祝招待会。这是中日民间交往中名垂史册的一次重要活动。中日复交时任田中内阁外相、后又任首相的大平正芳的夫人大平志华子率三公子大平明夫妇和外孙（大平正芳在自己选区的接班人）专程赶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此外，还有以公明党最高顾问竹入义胜为首的日本公明党第17次访华团、宇都宫德马率领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著名作家水上勉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1992年，年已82岁高龄的王震身染重疾，不能出席庆祝大典，但他仍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同年8月28日，王震在医院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以及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女婿田中直纪。这是王震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时的田中角荣因中风丧失了行动和语言的自如，仍以初愈之身重访北京。王震则不顾自己体质十分虚弱，坚持不要工作人员搀扶，站着迎接田中。王震说：“田中先生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共同开辟了中日两国友好新局面，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他还与田中十分高兴地举起茶杯，以茶代酒，共同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们互相问候，以病残之躯为中日友好作最后的努力！
“中日友好工作，不要只务虚不务实”
1957年王震第一次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时候，所领受的任务除了促进中日友好之外，还有“考察日本农业，发展中国农业”。 两个月的访问，王震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
11月已是深秋，中国农业代表团奔驰在日本各地的乡间小路上，寻找着可借鉴之处。
一台正在翻整稻田的机器引起了王震的注意：两个小号的胶皮车轮驮着一台小发动机，发动机上装着起汽车方向盘作用的长把扶手，扶手下是驾驶员的座位。机器的主人并不知王震是谁，只是热情地告诉这位外国人，他的机器叫手扶拖拉机。王震在这手扶拖拉机旁站了好长时间，反反复复地问来问去。出生在湖南的王震看中了它的小巧，认为它正好适用于中国南方地区的水田。回国时，王震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带回国内，并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我国开发、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提出建议。手扶拖拉机很快在中国诞生了，一时间成为中国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和富裕的标志。40年过去了，手扶拖拉机的普及范围远远超出了王震当年的预计，不仅南方，北方农村也广泛使用了手扶拖拉机。
在北海道，优质耐寒、味美香糯的大米引起了王震的兴趣，他想到几十万农垦大军正以血汗开垦着的北大荒的黑土地和中国东北肥沃的三江平原，那里的土地有条件引进北海道的优良品种。这就是我国培育出的著名的水稻品种“农垦五号”的种源。
日本多雨，农民常常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在田间劳作。王震便买了一批带回国，希望给中国农民的田间劳作带来方便。
1978年11月，王震在北京会见日本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栽培研究会事务局长石本正一时，进一步了解到地膜覆盖技术对粮食、蔬菜、水果等大幅度增产和打破季节限制有明显作用。王震当即指示农牧渔业部立即引进。1982年8月5日，王震为从日本引进的地膜机械题词：地膜系友情。为提高引进的地膜质量，王震又几次指示石油工业部提供优质的聚乙烯原料等。1983年，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已达938万亩，创直接经济效益3亿元以上。现在，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已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
王震并非偶然的一些发现，改写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手扶拖拉机和塑料地膜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王震为中日农业技术交流树立的无形丰碑。
王震在访问日本时，总是尽可能带上经济部门和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与日本经济界人士进行实质性接触。1985年访日时，随同访问的有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黄毅诚，还有国家经委、煤炭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石油工业部、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原子能工业公司等负责人。他们分别与广岛竹原火电站、美滨核电站、长崎造船厂、八幡炼铁厂、三菱汽车制造厂等数十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技术人员进行对口座谈，共同交流。王震随时听取我方人员汇报，及时进行指导，使中日双方各对口单位谈得比较深，收获颇丰。
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王震总是不失时机地了解各种经济信息，或直接解决经济交往中的问题。哈密瓜是中国新疆特产，曾是清宫贡品。随着中日两国间旅游和其他方式的人员往来的增多，哈密瓜名扬日本。日本许多进口商希望进口哈密瓜，却迟迟难以实现。经了解，王震发现问题出在日方植物检疫部门。王震在北京会见日本老朋友伊东正义时，便拜托他从中斡旋，使哈密瓜很快就打入了日本市场。
王震还经常为两国经济、技术界人士牵线搭桥。在日本井关农机公司四国松山工厂参观时，王震开宗明义：“我国南方的小型农田很多，二十几至四十几匹马力的中、小型拖拉机比较适合。我曾两次访问过贵公司。这次想了解贵公司的新产品情况，以探讨中国有关方面与你们合作的可能性。”王震听了详细的介绍后，建议该公司派员到中国访问。后来，该公司与日商岩井组成的中国拖拉机合资经营考察团果然成行，王震又特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带队的井关农机公司董事长井关昌孝一行，从而促进了两国农机界的交流与合作。
1988年，日本东工物产社长小林隆治陪同日本著名的大型造船企业石川岛播靡株式会社真藤社长访华。王震会见了他们，并请他们为大连造船厂作出企业诊断。之后，小林、真藤一行在中国船舶工业部张有萱副部长的陪同下，专程去大连考察了造船厂，并在充分调查、分析之后提出了企业诊断报告，为大连造船厂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日中农业农民技术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是最早倡导并组织日本农户接收中国青年农民以研修方式到各类专业农户中边劳动边学习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与王震交往甚密。王震曾请这位日中农业技术交流的领导人和团野信夫牵线搭桥，在吉林省公主岭建了一所中日合资的设备、技术、管理都很先进的养鸡场，为当地的养鸡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原国土厅长官河本嘉久藏先生，1984年担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负责北海道的综合开发。1985年，河本以国务大臣的身份第一次访华，与王震相识并成为了好朋友。为了促进北海道与新疆的交流，王震积极促成了河本基金会的设立。河本基金会设立以后，积极在农业、畜牧业领域开展人才交流，接收新疆派遣的人员到北海道学习农业开发技术；向新疆派专家进行以农业开发为中心的技术指导，同时也邀请新疆的专家到北海道交流和考察。这些专家回到中国后，广泛地活跃在新疆乃至全国的农业领域。
钢铁大王、财界巨头稻山嘉宽，曾与冶金工业部合作建设上海宝钢，但遭到了一些非议。王震直言不讳，积极支持，使稻山备感欣慰。事后的发展也证明王震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日本三得利公司是日本第一“洋酒”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得利公司致力于与中国的多方面合作。如：独家赞助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与中信公司、连云港市合资建设啤酒厂，用三得利公司的技术生产“花果山”牌（后更名为“王子”牌）啤酒，并连获国际金奖。王震曾委托三得利公司会长佐治敬三协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引进葡萄新品种，以使新疆葡萄的价值再上新台阶。为此，佐治敬三无偿赠送新疆石河子市4000余株优质葡萄苗，并几次派技术人员前往传授栽培知识。三得利公司还与中信公司、中国民航、日本“徐园”酒楼合资在首都机场开办机场餐厅，王震专程前往首都机场参加了开业仪式。后来，首都机场餐厅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得利公司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便积极探索将中国乌龙茶引进日本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从中国福建进口的乌龙茶为原料开发出深受日本消费者青睐的、物美价廉的各种乌龙茶方便饮料。中国乌龙茶十余年来一直风靡日本，三得利公司成为中国人民信赖的经济合作伙伴。同时，真诚的合作使佐治敬三成为王震的挚友。佐治每次来京必见王震，王震每次访日也必见佐治。
文化传情，真诚动人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两国友好交往留下了很多障碍。为了消除战争在两国人民间造成的沉重阴影，王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86年4月，王震率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闭幕后，王震一行访问广岛。王震应主人之邀走进新建的广岛市政府大楼时，发现一楼大厅尚未来得及装潢点缀。王震沉思片刻后，向广岛市长荒木武夫明确表示，要给大楼赠送两件永久性纪念品。
王震回国后，立即请著名画家黄永玉创作了一幅长7.5米、宽2.5米的巨幅国画“凤凰涅”。王震欲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世界、绝妙的艺术表现演绎一座日本城市的故事，使人在涵盖万千的艺术作品前击节长叹，并由此思考过去和未来。
这幅巨幅中国画和湖南醴陵烧制的一对特大瓷瓶被一同送到了广岛。
翌年，广岛樱花盛开的时节，王震率中国代表团专程前往出席广岛市隆重举行的市政府大楼落成典礼和大楼大厅内“凤凰涅”揭幕典礼。
当帷幕在王震和广岛市市长荒木武夫手中徐徐落下之际，一种中国画中不多见的热烈的火红色赫然眼前，冲天烈焰中一只凤凰昂首腾空，火红的羽毛披着太阳的金光。它寄托着王震的希望和祝福:希望广岛在历尽劫难的生死涅中灿然复生！真诚的祝福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打动了所有的广岛市民。
王震在进行中日友好事业中，非常注重用文艺这个各国人民都喜爱的手段来促进外交。
1984年11月初，日本大映株式会社决定将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拍成故事影片。为此，大映株式会社社长德间康快恳请王震写祝词，王震欣然命笔：“尊敬的井上靖先生：先生不辞辛劳，奔走沙漠瀚海，撰著《敦煌》大作，深受中国广大读者喜爱，近闻小说即将由中日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成电影，这是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谨此预祝影片拍摄成功。”井上靖收到贺信，十分感动，当即回信表示感谢。
1991年6月初，王震收到日本新制作座文化中心理事长真山美保来信。来信首先回顾了1979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与王震、廖承志等会面的动人情景。信中接着说，其父真山青果是日本著名剧作家，其代表作《坂本龙马》是反映日本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话剧。中国京剧院已将话剧改编成京剧在日本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恳切希望能在中国演出。6月7日，王震将来信批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认为该剧反映主题在我国当前具有现实意义，形式也有所创新，似应支持。文化部经专家审查剧本，认为王震批示完全符合实际，决定尽全力支持该剧在中国上演。1992年11月间，京剧《坂本龙马》在北京、大连等地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王震还率领文艺团体到日本演出，支持日本放送协会拍摄电视专题片《东方巨人——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对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黄河》、《长江万里行》，王震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使拍摄工作顺利进展，并成功播出。
“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这是周恩来提出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原则。王震把这一原则作为处理对日关系的准则。
1991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来访，希望王震在他俩合影照片的背面写上一句赠言。王震提笔，略略思忖，写下了我国古代名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王震结交日本朋友的真实写照，也是王震发自肺腑的对中日人民友好交往的祝愿。
1984年秋，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结束后，王震陪同以伊东正义和日本副议长冈田春夫为首的日方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中方特为代表团安排的专机访问新疆和海南岛。王震亲自陪同，专机往返，这是高规格的接待。日本代表团抵达当日，乌鲁木齐各族人民拥上街头，夹道热烈欢迎王震和他带来的贵宾。日本朋友们被深深感动了，当今世界，这般水乳交融的情景太少见了，他们因此对王震的了解和信任更深了。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制裁中国的浪潮，恶浪拍击日本。日本停止了与中国的官方高层往来，中止了日元贷款项目的谈判，部分民间企业也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华业务，观望政局。中日关系又陷入困境。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前外务大臣伊东正义毅然决定于1989年9月17日访问北京。还在9月初，一位热心的日本外务省的老朋友告诉中方，伊东实际上是有实无名的日本政府特使，希望王震从中斡旋，促成伊东与邓小平和江泽民、李鹏的会面。王震满足了伊东的要求，访问获得成功。伊东回国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种种限制逐渐缓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带头主张不能孤立中国，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已经带头冲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
小林隆治是战后中日民间贸易的开路先锋。20世纪50年代初，他参与创建专门从事日中贸易的公司东工物产株式会社，历任专务董事、社长。从那时起的40多年来，为了开展与中国的贸易，他频繁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1991年7月，小林隆治再次访华，恰逢他工作访华第130次。王震为庆祝小林隆治访华130次，也为感谢这位真诚的朋友长年来为中日经济合作付出的艰苦的、不懈的努力，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宴会。
西园寺公一，一位风度儒雅的社会活动家，曾长年居住在北京，配合中国政府共同开辟中日友好事业，周恩来曾将他誉为“民间大使”。1986年11月15日，王震在钓鱼台养园斋主持宴会，为他庆祝80寿诞，亦即日本人所谓的“伞”寿（日文伞简化为）。应邀出席的有楚图南、夏衍、李一氓、曹禺等西园寺公一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协长年来与西园寺公一密切接触的人士，以及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西园寺公一的好朋友路易·艾黎。有王震亲自操办、主持寿宴，有这么多中国老友的情谊，西园寺公一感到十分温暖，他由衷感谢中国朋友对他始终不移的深情。王震深知日本老人十分注重祝寿，就在这一年，王震还相继出席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中日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的“ （日文卒的简化字）寿”，即90寿诞；黑田寿男的“米寿”，即88寿诞。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夫妇及公明党其他首脑正本良明夫妇、二宫文造夫妇都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过突出贡献的老朋友。1986年8月，他们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访问著名的丝绸之路。他们既向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的美丽，也梦想去看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的瑰宝。可当时乌鲁木齐没有飞敦煌的航线，铁路和公路也都不太方便。为满足老朋友的夙愿，王震请中日友协安排客人乘车前往吐鲁番附近的善鄯，再由新疆军区派值班飞机将客人送到敦煌，完全满足了这几位好朋友的心愿。在这里，王震为客人提供的不仅仅是方便，更是他对中日友好事业开拓者的敬重。
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前首相田中角荣，曾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宇都宫德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经济企业界人士稻山加宽、河合良一、松下幸之助、井深大、川良一、佐治敬三、木村一三，文化界人士平山郁夫、清水正夫、真山美保等，王震总是时刻挂牵，经常与他们往来，促膝交谈。
多次访日，王震接触了一批又一批各界群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团野信夫，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委员、记者。1957年王震率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他冒着被戴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和丢掉饭碗的危险，与爱知大学教授野间清全程陪同。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后来的长年交往中，王震与这位国别不同、语言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的普通人结为至交。团野每来北京必见王震，见不到就觉得没有来到中国；而王震访日如见不到团野就会感到若有所失。他们只要见面就议论中国农业问题，无拘无束。无论团野见的是中国农垦部长王震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亲切随意的朋友间的谈话气氛都不会改变。一次，他们彼此就对方的姓名谈笑起来。团野说：王震这两个字非同寻常，王者大王也，胸怀大志，要震动天下，故名王震。王震则说：你的名字也很了不起，姓团野，野者农民也，团结农民，你又是可以信赖的大丈夫。说罢，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汤浅忠夫是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牧民，王震访问过他家，还抱着他的小孙子照过像。汤浅养奶牛是内行，王震对发展中国的奶牛事业极有兴趣，两人见面，便谈个没完没了。汤浅对中国有极深厚的感情，要无偿赠送中国优良的种牛和奶牛。王震说不能无偿。汤浅坚持说：“不如此，就表达不出我对中国的感情。”现在这批价值几十万元人民币的70多头牛已在中国各地繁衍生息。
1957年，王震在日本冈山还结识了20世纪30年代在大连教日文的小学教师矢木搏。1985年访日时，王震又亲自接见矢木。1992年王震病重时，还为矢木回忆录撰写了序言。王震在序言中满怀希望地写道：“再过10年，我们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时，人类早已跨入了21世纪。21世纪，应该是中日更加友好的世纪。我们愿意同日本各界人士一道，为推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21世纪的中日更加友好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震结交日本朋友不拘一格，无论他身居何职，只要是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都奉为上宾，以诚相待。仅从1983年王震担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至逝世10年间，在国内和访日时，就会见了日本友人近千批达1.5万人之多，可谓“盛友如云”。
王震为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作出的贡献，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一致赞扬。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王震是日中友好事业老一代掘井人之一。”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说：“房子需要梁柱，王震阁下就是支撑日中友好大厦的一根十分坚固的栋梁。”⊙
“骁将经百战，辟道作先锋”
1957年，中日还没有建交，但民间外交已经开始。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访华的回访，中国政府决定派农业代表团访日。对这次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郭沫若、廖承志、王稼祥等高度重视，他们请来王震开会共商大计，并一致认为日本战后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应该派出由各方面负责人及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会议最后商定由王震任代表团团长。当场有同志问王震：“中日没有建交，情况十分复杂，去日本怕不怕？”毛泽东替他回答：“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
是的，他心里没有怕。固然，那个时候的日本还有一股势力公然与中日友好唱反调，为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正常交往设置重重障碍，环境不无险恶。可王震毕竟是王震，战争年代面对侵略者的凶残他浑身是胆，这次是为中日友好而去，为振兴中国农业取经而去，虽然会受到一些干扰，又有何惧？
1957年11月，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阵容强大，成员包括农业、林业、牧业等方面共30名专家、学者。周恩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起程前，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作了具体指示，并就如何吸取日本农业先进经验等工作授权王震酌情决定。
当王震率领的代表团出现在东京羽田机场时，给了日本社会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战争才刚刚过去十余年，日本人脑海中当年那位率三五九旅横刀跃马、无所畏惧的八路军大胡子旅长还记忆犹新，但那些痛恨战争、爱好和平、献身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们却感到由衷的喜悦。羽田机场一片欢声，人们团团围住这位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当年的胡子将军王震。他们迫切希望从这位抗日名将口中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近况，了解新中国人民的和平心声。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
之后，两国政府根据联合声明的规定，着手进行以缔结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其中以签订航空协定、实现中日通航尤为重要和困难。日本列岛与东北亚大陆一衣带水，乘飞机自东京绕道上海再抵北京不过4个小时航程，但由于人为的原因，必须舍近求远自北京先飞广州，再乘火车经深圳到香港，才能乘上飞往东京的航班，最快也要两天的行程。要打通两国间的空中航线，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日台关系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日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74年4月30日，中日航空协定终于在北京签订。中日双方还商定各组100人的访问团随各自的首航班机互访道贺，由双方航空公司免费接待。日方代表团团长是前外相小坂善太郎，中方代表团团长则是王震。
1974年9月29日，中国民航北京——东京首航班机自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冲出云层，先是跨黄河而越泰山，过长江而下上海，再转而调头飞向东方，飞向日本。战后几十年的空白，被这次飞行填补了，20年来艰苦开拓的艰辛似乎在这次飞行中得到了些许补偿。多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黄金通道。王震倚舷窗而坐，他在思考此行的使命，感慨自己几十年与日本打交道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
对这次访问，从组团到访问结束后的总结，王震事必躬亲，访问获得圆满成功。这时，王震虽无法预测自己不久的将来会在一系列变故发生后担起领导中国对日工作的重担，但他知道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开拓，他会毫无保留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此奉献力量。正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0世纪80年代初，经日本老朋友、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向邓小平建议，又经廖承志与冈田春夫等有关日本朋友充分协商和双方两年左右的酝酿，中日建立了一个民间交流的固定渠道——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方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顾问、廖承志为主任的中方委员会，日方成立了以自民党议员伊东正义、冈田春夫和向坊隆为代表的日方委员会，并商定于1982年秋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之际，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双边关系、国际形势和中日经济技术合作。
1982年10月，王震率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代表团访日，同时率中方代表团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得到了双方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198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指定的对日民间友好工作负责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因病猝然去世。廖承志的去世深深地震动了日本朝野各界，舆论甚至评说，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时代结束了。廖承志及其父两代人与日本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他们为民族解放献身的传奇经历、他自幼随父母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赋予他的那口纯正的日语和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使他成为日本朋友的知音。廖承志突然不在了，失落感撕扯着他们的心。
很多日本友人都想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但按惯例，中国各级领导人的追悼会从不邀请外国人参加。王震十分理解日本友人的心情，在他的努力之下，6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得以专程来北京参加廖承志追悼会。追悼会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王震抱病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答谢专程赶来参加廖承志追悼会的日本各界朋友。他在致辞中说：我们一定要将他的遗志继承下来。这既是王震对老友在天之灵的许诺，也是他由衷的心愿。
此后不久，1983年7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王震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接替廖承志的工作，领导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民间对日工作。王震从此担起领导中国对日工作的重担。此后10年间，他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承上启下，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倾注心血，奔走呼号。
每逢中日友好重大活动，他总是义不容辞，担当重任。他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日和平友好的悠久历史和重大意义。在王震主持中日友协工作的10年当中，中日关系有过两次重大庆典。
一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1987年9月29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庆祝招待会。这是中日民间交往中名垂史册的一次重要活动。中日复交时任田中内阁外相、后又任首相的大平正芳的夫人大平志华子率三公子大平明夫妇和外孙（大平正芳在自己选区的接班人）专程赶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此外，还有以公明党最高顾问竹入义胜为首的日本公明党第17次访华团、宇都宫德马率领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著名作家水上勉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1992年，年已82岁高龄的王震身染重疾，不能出席庆祝大典，但他仍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同年8月28日，王震在医院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以及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女婿田中直纪。这是王震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时的田中角荣因中风丧失了行动和语言的自如，仍以初愈之身重访北京。王震则不顾自己体质十分虚弱，坚持不要工作人员搀扶，站着迎接田中。王震说：“田中先生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共同开辟了中日两国友好新局面，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他还与田中十分高兴地举起茶杯，以茶代酒，共同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们互相问候，以病残之躯为中日友好作最后的努力！
“中日友好工作，不要只务虚不务实”
1957年王震第一次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时候，所领受的任务除了促进中日友好之外，还有“考察日本农业，发展中国农业”。 两个月的访问，王震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
11月已是深秋，中国农业代表团奔驰在日本各地的乡间小路上，寻找着可借鉴之处。
一台正在翻整稻田的机器引起了王震的注意：两个小号的胶皮车轮驮着一台小发动机，发动机上装着起汽车方向盘作用的长把扶手，扶手下是驾驶员的座位。机器的主人并不知王震是谁，只是热情地告诉这位外国人，他的机器叫手扶拖拉机。王震在这手扶拖拉机旁站了好长时间，反反复复地问来问去。出生在湖南的王震看中了它的小巧，认为它正好适用于中国南方地区的水田。回国时，王震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带回国内，并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我国开发、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提出建议。手扶拖拉机很快在中国诞生了，一时间成为中国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和富裕的标志。40年过去了，手扶拖拉机的普及范围远远超出了王震当年的预计，不仅南方，北方农村也广泛使用了手扶拖拉机。
在北海道，优质耐寒、味美香糯的大米引起了王震的兴趣，他想到几十万农垦大军正以血汗开垦着的北大荒的黑土地和中国东北肥沃的三江平原，那里的土地有条件引进北海道的优良品种。这就是我国培育出的著名的水稻品种“农垦五号”的种源。
日本多雨，农民常常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在田间劳作。王震便买了一批带回国，希望给中国农民的田间劳作带来方便。
1978年11月，王震在北京会见日本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栽培研究会事务局长石本正一时，进一步了解到地膜覆盖技术对粮食、蔬菜、水果等大幅度增产和打破季节限制有明显作用。王震当即指示农牧渔业部立即引进。1982年8月5日，王震为从日本引进的地膜机械题词：地膜系友情。为提高引进的地膜质量，王震又几次指示石油工业部提供优质的聚乙烯原料等。1983年，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已达938万亩，创直接经济效益3亿元以上。现在，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已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
王震并非偶然的一些发现，改写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手扶拖拉机和塑料地膜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王震为中日农业技术交流树立的无形丰碑。
王震在访问日本时，总是尽可能带上经济部门和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与日本经济界人士进行实质性接触。1985年访日时，随同访问的有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黄毅诚，还有国家经委、煤炭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石油工业部、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原子能工业公司等负责人。他们分别与广岛竹原火电站、美滨核电站、长崎造船厂、八幡炼铁厂、三菱汽车制造厂等数十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技术人员进行对口座谈，共同交流。王震随时听取我方人员汇报，及时进行指导，使中日双方各对口单位谈得比较深，收获颇丰。
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王震总是不失时机地了解各种经济信息，或直接解决经济交往中的问题。哈密瓜是中国新疆特产，曾是清宫贡品。随着中日两国间旅游和其他方式的人员往来的增多，哈密瓜名扬日本。日本许多进口商希望进口哈密瓜，却迟迟难以实现。经了解，王震发现问题出在日方植物检疫部门。王震在北京会见日本老朋友伊东正义时，便拜托他从中斡旋，使哈密瓜很快就打入了日本市场。
王震还经常为两国经济、技术界人士牵线搭桥。在日本井关农机公司四国松山工厂参观时，王震开宗明义：“我国南方的小型农田很多，二十几至四十几匹马力的中、小型拖拉机比较适合。我曾两次访问过贵公司。这次想了解贵公司的新产品情况，以探讨中国有关方面与你们合作的可能性。”王震听了详细的介绍后，建议该公司派员到中国访问。后来，该公司与日商岩井组成的中国拖拉机合资经营考察团果然成行，王震又特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带队的井关农机公司董事长井关昌孝一行，从而促进了两国农机界的交流与合作。
1988年，日本东工物产社长小林隆治陪同日本著名的大型造船企业石川岛播靡株式会社真藤社长访华。王震会见了他们，并请他们为大连造船厂作出企业诊断。之后，小林、真藤一行在中国船舶工业部张有萱副部长的陪同下，专程去大连考察了造船厂，并在充分调查、分析之后提出了企业诊断报告，为大连造船厂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日中农业农民技术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是最早倡导并组织日本农户接收中国青年农民以研修方式到各类专业农户中边劳动边学习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与王震交往甚密。王震曾请这位日中农业技术交流的领导人和团野信夫牵线搭桥，在吉林省公主岭建了一所中日合资的设备、技术、管理都很先进的养鸡场，为当地的养鸡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原国土厅长官河本嘉久藏先生，1984年担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负责北海道的综合开发。1985年，河本以国务大臣的身份第一次访华，与王震相识并成为了好朋友。为了促进北海道与新疆的交流，王震积极促成了河本基金会的设立。河本基金会设立以后，积极在农业、畜牧业领域开展人才交流，接收新疆派遣的人员到北海道学习农业开发技术；向新疆派专家进行以农业开发为中心的技术指导，同时也邀请新疆的专家到北海道交流和考察。这些专家回到中国后，广泛地活跃在新疆乃至全国的农业领域。
钢铁大王、财界巨头稻山嘉宽，曾与冶金工业部合作建设上海宝钢，但遭到了一些非议。王震直言不讳，积极支持，使稻山备感欣慰。事后的发展也证明王震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日本三得利公司是日本第一“洋酒”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得利公司致力于与中国的多方面合作。如：独家赞助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与中信公司、连云港市合资建设啤酒厂，用三得利公司的技术生产“花果山”牌（后更名为“王子”牌）啤酒，并连获国际金奖。王震曾委托三得利公司会长佐治敬三协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引进葡萄新品种，以使新疆葡萄的价值再上新台阶。为此，佐治敬三无偿赠送新疆石河子市4000余株优质葡萄苗，并几次派技术人员前往传授栽培知识。三得利公司还与中信公司、中国民航、日本“徐园”酒楼合资在首都机场开办机场餐厅，王震专程前往首都机场参加了开业仪式。后来，首都机场餐厅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得利公司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便积极探索将中国乌龙茶引进日本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从中国福建进口的乌龙茶为原料开发出深受日本消费者青睐的、物美价廉的各种乌龙茶方便饮料。中国乌龙茶十余年来一直风靡日本，三得利公司成为中国人民信赖的经济合作伙伴。同时，真诚的合作使佐治敬三成为王震的挚友。佐治每次来京必见王震，王震每次访日也必见佐治。
文化传情，真诚动人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两国友好交往留下了很多障碍。为了消除战争在两国人民间造成的沉重阴影，王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86年4月，王震率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闭幕后，王震一行访问广岛。王震应主人之邀走进新建的广岛市政府大楼时，发现一楼大厅尚未来得及装潢点缀。王震沉思片刻后，向广岛市长荒木武夫明确表示，要给大楼赠送两件永久性纪念品。
王震回国后，立即请著名画家黄永玉创作了一幅长7.5米、宽2.5米的巨幅国画“凤凰涅”。王震欲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世界、绝妙的艺术表现演绎一座日本城市的故事，使人在涵盖万千的艺术作品前击节长叹，并由此思考过去和未来。
这幅巨幅中国画和湖南醴陵烧制的一对特大瓷瓶被一同送到了广岛。
翌年，广岛樱花盛开的时节，王震率中国代表团专程前往出席广岛市隆重举行的市政府大楼落成典礼和大楼大厅内“凤凰涅”揭幕典礼。
当帷幕在王震和广岛市市长荒木武夫手中徐徐落下之际，一种中国画中不多见的热烈的火红色赫然眼前，冲天烈焰中一只凤凰昂首腾空，火红的羽毛披着太阳的金光。它寄托着王震的希望和祝福:希望广岛在历尽劫难的生死涅中灿然复生！真诚的祝福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打动了所有的广岛市民。
王震在进行中日友好事业中，非常注重用文艺这个各国人民都喜爱的手段来促进外交。
1984年11月初，日本大映株式会社决定将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拍成故事影片。为此，大映株式会社社长德间康快恳请王震写祝词，王震欣然命笔：“尊敬的井上靖先生：先生不辞辛劳，奔走沙漠瀚海，撰著《敦煌》大作，深受中国广大读者喜爱，近闻小说即将由中日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成电影，这是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谨此预祝影片拍摄成功。”井上靖收到贺信，十分感动，当即回信表示感谢。
1991年6月初，王震收到日本新制作座文化中心理事长真山美保来信。来信首先回顾了1979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与王震、廖承志等会面的动人情景。信中接着说，其父真山青果是日本著名剧作家，其代表作《坂本龙马》是反映日本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话剧。中国京剧院已将话剧改编成京剧在日本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恳切希望能在中国演出。6月7日，王震将来信批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认为该剧反映主题在我国当前具有现实意义，形式也有所创新，似应支持。文化部经专家审查剧本，认为王震批示完全符合实际，决定尽全力支持该剧在中国上演。1992年11月间，京剧《坂本龙马》在北京、大连等地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王震还率领文艺团体到日本演出，支持日本放送协会拍摄电视专题片《东方巨人——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对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黄河》、《长江万里行》，王震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使拍摄工作顺利进展，并成功播出。
“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这是周恩来提出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原则。王震把这一原则作为处理对日关系的准则。
1991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来访，希望王震在他俩合影照片的背面写上一句赠言。王震提笔，略略思忖，写下了我国古代名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王震结交日本朋友的真实写照，也是王震发自肺腑的对中日人民友好交往的祝愿。
1984年秋，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结束后，王震陪同以伊东正义和日本副议长冈田春夫为首的日方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中方特为代表团安排的专机访问新疆和海南岛。王震亲自陪同，专机往返，这是高规格的接待。日本代表团抵达当日，乌鲁木齐各族人民拥上街头，夹道热烈欢迎王震和他带来的贵宾。日本朋友们被深深感动了，当今世界，这般水乳交融的情景太少见了，他们因此对王震的了解和信任更深了。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制裁中国的浪潮，恶浪拍击日本。日本停止了与中国的官方高层往来，中止了日元贷款项目的谈判，部分民间企业也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华业务，观望政局。中日关系又陷入困境。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前外务大臣伊东正义毅然决定于1989年9月17日访问北京。还在9月初，一位热心的日本外务省的老朋友告诉中方，伊东实际上是有实无名的日本政府特使，希望王震从中斡旋，促成伊东与邓小平和江泽民、李鹏的会面。王震满足了伊东的要求，访问获得成功。伊东回国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种种限制逐渐缓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带头主张不能孤立中国，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已经带头冲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
小林隆治是战后中日民间贸易的开路先锋。20世纪50年代初，他参与创建专门从事日中贸易的公司东工物产株式会社，历任专务董事、社长。从那时起的40多年来，为了开展与中国的贸易，他频繁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1991年7月，小林隆治再次访华，恰逢他工作访华第130次。王震为庆祝小林隆治访华130次，也为感谢这位真诚的朋友长年来为中日经济合作付出的艰苦的、不懈的努力，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宴会。
西园寺公一，一位风度儒雅的社会活动家，曾长年居住在北京，配合中国政府共同开辟中日友好事业，周恩来曾将他誉为“民间大使”。1986年11月15日，王震在钓鱼台养园斋主持宴会，为他庆祝80寿诞，亦即日本人所谓的“伞”寿（日文伞简化为）。应邀出席的有楚图南、夏衍、李一氓、曹禺等西园寺公一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协长年来与西园寺公一密切接触的人士，以及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西园寺公一的好朋友路易·艾黎。有王震亲自操办、主持寿宴，有这么多中国老友的情谊，西园寺公一感到十分温暖，他由衷感谢中国朋友对他始终不移的深情。王震深知日本老人十分注重祝寿，就在这一年，王震还相继出席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中日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的“ （日文卒的简化字）寿”，即90寿诞；黑田寿男的“米寿”，即88寿诞。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夫妇及公明党其他首脑正本良明夫妇、二宫文造夫妇都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过突出贡献的老朋友。1986年8月，他们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访问著名的丝绸之路。他们既向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的美丽，也梦想去看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的瑰宝。可当时乌鲁木齐没有飞敦煌的航线，铁路和公路也都不太方便。为满足老朋友的夙愿，王震请中日友协安排客人乘车前往吐鲁番附近的善鄯，再由新疆军区派值班飞机将客人送到敦煌，完全满足了这几位好朋友的心愿。在这里，王震为客人提供的不仅仅是方便，更是他对中日友好事业开拓者的敬重。
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前首相田中角荣，曾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宇都宫德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经济企业界人士稻山加宽、河合良一、松下幸之助、井深大、川良一、佐治敬三、木村一三，文化界人士平山郁夫、清水正夫、真山美保等，王震总是时刻挂牵，经常与他们往来，促膝交谈。
多次访日，王震接触了一批又一批各界群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团野信夫，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委员、记者。1957年王震率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他冒着被戴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和丢掉饭碗的危险，与爱知大学教授野间清全程陪同。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后来的长年交往中，王震与这位国别不同、语言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的普通人结为至交。团野每来北京必见王震，见不到就觉得没有来到中国；而王震访日如见不到团野就会感到若有所失。他们只要见面就议论中国农业问题，无拘无束。无论团野见的是中国农垦部长王震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亲切随意的朋友间的谈话气氛都不会改变。一次，他们彼此就对方的姓名谈笑起来。团野说：王震这两个字非同寻常，王者大王也，胸怀大志，要震动天下，故名王震。王震则说：你的名字也很了不起，姓团野，野者农民也，团结农民，你又是可以信赖的大丈夫。说罢，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汤浅忠夫是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牧民，王震访问过他家，还抱着他的小孙子照过像。汤浅养奶牛是内行，王震对发展中国的奶牛事业极有兴趣，两人见面，便谈个没完没了。汤浅对中国有极深厚的感情，要无偿赠送中国优良的种牛和奶牛。王震说不能无偿。汤浅坚持说：“不如此，就表达不出我对中国的感情。”现在这批价值几十万元人民币的70多头牛已在中国各地繁衍生息。
1957年，王震在日本冈山还结识了20世纪30年代在大连教日文的小学教师矢木搏。1985年访日时，王震又亲自接见矢木。1992年王震病重时，还为矢木回忆录撰写了序言。王震在序言中满怀希望地写道：“再过10年，我们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时，人类早已跨入了21世纪。21世纪，应该是中日更加友好的世纪。我们愿意同日本各界人士一道，为推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21世纪的中日更加友好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震结交日本朋友不拘一格，无论他身居何职，只要是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都奉为上宾，以诚相待。仅从1983年王震担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至逝世10年间，在国内和访日时，就会见了日本友人近千批达1.5万人之多，可谓“盛友如云”。
王震为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作出的贡献，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一致赞扬。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王震是日中友好事业老一代掘井人之一。”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说：“房子需要梁柱，王震阁下就是支撑日中友好大厦的一根十分坚固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