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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三农”问题是农村题材小说一个常用的视角，鄢么宁志凡小说则独辟溪径写出了内蒙古农村的六类关系问题。宁志凡的漠北小说创作体现了作者地域文化记忆之下的草原样态，如倔强的人，民族记忆的事，漠北农村符号等。作者充分挖掘出了社会上草根力量具有广泛性和根基性，通过不同时段的历史记忆建构族群特征，起到了历史传承的纽带作用。
【关键词】沙漠；族群记忆；文化传承
一般来说，一个地域的书写可以看作是不同作者的不同解释的“样态”，而且还是“再记忆”的一种手段。这种样态通常以一种类似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并把记忆中的客观的精准性以及历史事件的完成性来呈现，但这种作事的背后却背后却把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隐藏起来了。如福柯说过的：“它采取了某种特定的立场所具有的暴力。”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本文就呈现出了作者一种记忆层次构造即地域文学创作的主体记忆手段。宁志凡同志的长篇小说《静悄悄的大漠》以漠北农村“文革”为题材，以鲜明的地域文化传承书写为目标，建构了一个具有独特族群特征民族记忆文本。
通常每一个族群、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族群和民族记忆。人类学正是在这方面特别重视，使得这种对地方文化、地方知识以及具体的民族、族群历史的书写有了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在人类学家眼里，草根社会、草根力量通过自己的记忆系统来突显他们的价值，这种书写也同时是一种建构。因为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正哪记忆和忘却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历史有很多，当你记忆一部分却忘记另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在建构历史。“本真性的历史”和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性的历史有很大差异，所以记忆对每一个具体的族群而言，都是种策略性的选择。
宁志凡的长篇小说《静悄悄的大漠》就是一部族群记忆的文本。这部小产主要写的是中国北方某沙漠边缘的不念旧恶小村
漠北村在“文革”中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文革”时期的真实面貌。这个记忆在作者心中郁结了很多年，最终与读者见面。小说以一位初中和黑石的见闻感受为线索，描述了辽西地无一位农民赵大嚷嚷及周围人们的故事，展现了1966-1968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偏僻贫穷的漠北农村社会动乱的状况，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时期农民们的生活、劳动、爱情及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学会灾难，同时也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带给人民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作者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具有较强的认识穿透力，通过个性相异的芸芸众生（对小说中赵大嚷嚷、翠花婶、坏三儿、老任、老蔫等许许多多具有时代特征人物图谱的精雕细刻）、细琐多变的事件现象（闹革命、造反夺权、闹粮荒、孽缘、绝食、逃亡大漠等），向读者指明了漠北村的过去、现在乃至预写了漠北村的未来。
这部带有强烈族群记忆的小说，体现了民族记忆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家园，一个物质的家园，比如领土、国家；另一个是精神的家园，比如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对应许之地的归属感，对圣地的神往。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和内心世界里，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引导着这个民族，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千百年的漂泊中没有被同化。这里最显著是的作者挖掘出来的带有强烈民族印记的地方民间传说与民间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首先揭开真实的记忆：据辽河县志记载，民国十六年，辽河县漠北地区刮起了一场飓风，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整整刮了一天一宿。同样还是关于据宋代史书记载的，关于小腾格里沙漠的松树记忆。作者还源引民间传说赵家如何发家败家又发家的曲折历史；《西辽河姑娘》的民歌传说及民歌记忆，都体现了作者民族记忆的痕迹。小说中的民俗记忆如“稳连头”尖形草帽、“黑石镇名字由来”、“打对光”的相亲习俗、“三天回门”的婚嫁俗等。小说中最形象生动的莫这于民俗语言了。称不同意亲事的决心“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捻钉”，虽然相对于当下当兵的神圣与庄严，这个俗语正好恰当表达了当时当地农民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癞蛤蟆过门槛又蹾屁股又戗脸”、“该死的兔子逃不出萝卜锅去”、“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等当时民间俗语也极鲜明地勾勒出农民的机智与幽默。再比如“猫腰瓦腚”形象干活实在，很卖力的样子，如此一个老实厚道本份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棱格儿棱”“猴拉稀”“洋胰子”“撒欢尥蹶子”“臊眉耷眼”等这些当地的方言土语也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农民们的可爱与智慧。
作者运用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深入剖析漠北村这个社会典型，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文革”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给今人和后人带来的教训。作者不搞什么“主题先行”，用一些人们熟知的政治概念对社会生活进行图解，而是通过对“个别”“具体”的刻画，使那些正确的政治概念成为读者心中“内生的”观念。这一点，我认为很值得某些力图进行思想“灌输”的文艺作品的作者们加以借鉴。
任何一个地域作家都会无意识地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心里上的依赖情感，通过这种记忆达到族群内部的价值认同，起到历史传承纽带的作用。《静悄悄的大漠》对中国北方农村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直到亲友关系、爱情关系、邻里关系，都做了生动地、形象地描述。在这种描述过程中，作者发挥出了他那长对人物进行心理刻画的手法，对当事人的鲜活个性作了真切地彰显，如赵大嚷嚷、翠花婶、孙大裤裆等等，使读者感受到了当年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而千千万万的“这一个”，有着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就是对自由的追求。作者只所以在小说中游刃有余地驾驭任何一个人物，原因仍是他的地域记忆。它可以作为个人经验性的、经历性的知识体现出来。漠北村的农民，尽管祖祖辈辈身居偏远、落后之地，但正如马克思说过那样，“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在解放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后代的延续，同各种频繁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害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解放后又经受并挺过了许多煎熬岁月。在突如其来的“文革”中，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自己的行动，进行了抗争。他们在所谓“破四旧”的恶浪中，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在自己的自由权遭到武力攻击时，有时还被迫采取了“以暴制暴”这样的错误方式。作者对人权的歌颂，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公民意识，不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抵制到处滋生和蔓延的腐败现象有不可或缺的遏制作用。很明显，正是由于多年来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只放到了对上司的“服从”“一致”上，而没有放到对上司的“监督”“批评”上，使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贪腐之路上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这对于今天，把公民意识，特别是公的监督意识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每一种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并以此成为该群体得以凝聚和延续的资源。这些记忆使得他们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依然存在。《静悄悄的大漠》所描述的一些正面人物，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这与他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优秀习性直接相关，也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例如“仁者爱人”、“舍生取义”、“威武不屈”一类优秀思想遗产的影响有关。作者在几处关键的场合，热情地歌颂了漠北村的优秀人物的思想品质，鞭挞了极少数人的丑恶的思想灵魂。而这种丑恶的思想又是与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例如“出人头地”“胜王败寇”“阿谀奉承”等糟粕的影响有关。不可否认，在“文革”中，绝大多数的群体、派别，以及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农民的众多个人，都受到了那个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影响，但由于每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不同，便在行为方式上，显示出了很大的不同。例如，小说中展现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破四旧”以及“两派武斗”等问题，对曹树林、张军锋等人的丑恶灵魂的揭露与批判。作者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正确立场。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從“文革”这种黑暗的年代中，甚至是从“两派斗争”这种具有怪异性质的活动中，发现一些亮点，一些显现善良人性光辉的方面。作者在扬善抑恶中，尽力避免陷入两极化的境地。他在歌颂漠北村的以赵大嚷嚷为代表的几位思想道德良好的村干部和村民时，也揭示了他们身上的种种污点和不良习气，包括小农的自私心理，狭隘的宗族意识，泄愤报复的情绪等。他在鞭挞个别的漠北村的恶人时，也没有将其描绘为灭绝人性的魔鬼。这对于那些不顾历史事实和剧情本身的发展逻辑，硬是让英雄人物有意去死，毫无道理地进入敌人布置好，而本人也明知如此的圈套，以体现他的“不怕死”“无私”的高尚品格的文学作品无异是一种校正。根据记忆理论，记忆与认同是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类文本都是某一群人对“自我”的记忆。包括对文本选择意义的注入。某种记忆不论真假，也不论历史上是否发生过，都不重要。记忆成为一种事实，并且通过资源配置转化为生活方式；并强化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建立区隔，是建立边界的一种方式。这部小说中强烈的地域时空展现，体现了作者的族群记忆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把辽西地区当时社会与人文都以一种重述历史的方式重新建构。
该书所体现出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有点，是与作者运用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联系的。我曾拜访作者，并拿到了他的一部教育文集——《教苑耕耘录》。感到他在文集中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直的或相互契合的。首先，小说中对漠北村的社会生活状况，特别是“文革”中的状况所做出的结论，是作者直接体验和实地调查的出来的。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使两者在实践中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既体现了具体与抽象的辩证关系，又体现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小说中把漠北村广大群众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活龙活现地展现出来，并加以肯定和赞扬。即使在旧社会和象“文革”这样暗无天日的时代，他们的抗争屡屡遭到压制和摧残，也未能阻止他们争自由的步伐，这一点，在小说中提到改革开放后漠北人中已有经商致富者即可看到。作者认识到马克思当年阐述唯物史观时，所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的观点的重要性。很明显，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唯物史观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原则，不但对于学生和教师，而且对于更广大的群众和干部都是十分重要的。那种认为群众或下级愈是愚昧和盲从便愈好领导，愈是缺主体性或公民意识便愈能提高工作效率吧的观点、做法是十分有害的。最后，小说中在弘扬良好的思想道德时，没有将其任意拔高，过分理想化，而是立于现实的基地，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这里描述的人物的良好道德品质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因而是可信的。作者在这三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也与现代科学所引发的思维方式的变革相适应。人们知道，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由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力学和由玻尔、海森堡等人所创立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由系统科学新进展所引发的非线性科学，则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近几十年来，学界所谈论的“主体设定参考系”的方法，“互补”的方法，“模糊和混沌”的方法，对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宁志凡同志曾说他喜欢哲学，这一点从他小说创作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一个历史记忆不管其是真是假，一旦成为记忆就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reality），这样的记忆通过资源的配置转化到具体的生计中去，就是所谓的“策略性记忆”和“记忆的转化”。无论这种记忆是真实的、重构的还是创造的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把它当成是事实，或者至少认为它有用、有意义。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
【关键词】沙漠；族群记忆；文化传承
一般来说，一个地域的书写可以看作是不同作者的不同解释的“样态”，而且还是“再记忆”的一种手段。这种样态通常以一种类似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并把记忆中的客观的精准性以及历史事件的完成性来呈现，但这种作事的背后却背后却把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隐藏起来了。如福柯说过的：“它采取了某种特定的立场所具有的暴力。”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本文就呈现出了作者一种记忆层次构造即地域文学创作的主体记忆手段。宁志凡同志的长篇小说《静悄悄的大漠》以漠北农村“文革”为题材，以鲜明的地域文化传承书写为目标，建构了一个具有独特族群特征民族记忆文本。
通常每一个族群、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族群和民族记忆。人类学正是在这方面特别重视，使得这种对地方文化、地方知识以及具体的民族、族群历史的书写有了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在人类学家眼里，草根社会、草根力量通过自己的记忆系统来突显他们的价值，这种书写也同时是一种建构。因为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正哪记忆和忘却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历史有很多，当你记忆一部分却忘记另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在建构历史。“本真性的历史”和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性的历史有很大差异，所以记忆对每一个具体的族群而言，都是种策略性的选择。
宁志凡的长篇小说《静悄悄的大漠》就是一部族群记忆的文本。这部小产主要写的是中国北方某沙漠边缘的不念旧恶小村
漠北村在“文革”中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文革”时期的真实面貌。这个记忆在作者心中郁结了很多年，最终与读者见面。小说以一位初中和黑石的见闻感受为线索，描述了辽西地无一位农民赵大嚷嚷及周围人们的故事，展现了1966-1968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偏僻贫穷的漠北农村社会动乱的状况，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时期农民们的生活、劳动、爱情及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学会灾难，同时也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带给人民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作者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具有较强的认识穿透力，通过个性相异的芸芸众生（对小说中赵大嚷嚷、翠花婶、坏三儿、老任、老蔫等许许多多具有时代特征人物图谱的精雕细刻）、细琐多变的事件现象（闹革命、造反夺权、闹粮荒、孽缘、绝食、逃亡大漠等），向读者指明了漠北村的过去、现在乃至预写了漠北村的未来。
这部带有强烈族群记忆的小说，体现了民族记忆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家园，一个物质的家园，比如领土、国家；另一个是精神的家园，比如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对应许之地的归属感，对圣地的神往。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和内心世界里，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引导着这个民族，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千百年的漂泊中没有被同化。这里最显著是的作者挖掘出来的带有强烈民族印记的地方民间传说与民间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首先揭开真实的记忆：据辽河县志记载，民国十六年，辽河县漠北地区刮起了一场飓风，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整整刮了一天一宿。同样还是关于据宋代史书记载的，关于小腾格里沙漠的松树记忆。作者还源引民间传说赵家如何发家败家又发家的曲折历史；《西辽河姑娘》的民歌传说及民歌记忆，都体现了作者民族记忆的痕迹。小说中的民俗记忆如“稳连头”尖形草帽、“黑石镇名字由来”、“打对光”的相亲习俗、“三天回门”的婚嫁俗等。小说中最形象生动的莫这于民俗语言了。称不同意亲事的决心“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捻钉”，虽然相对于当下当兵的神圣与庄严，这个俗语正好恰当表达了当时当地农民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癞蛤蟆过门槛又蹾屁股又戗脸”、“该死的兔子逃不出萝卜锅去”、“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等当时民间俗语也极鲜明地勾勒出农民的机智与幽默。再比如“猫腰瓦腚”形象干活实在，很卖力的样子，如此一个老实厚道本份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棱格儿棱”“猴拉稀”“洋胰子”“撒欢尥蹶子”“臊眉耷眼”等这些当地的方言土语也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农民们的可爱与智慧。
作者运用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深入剖析漠北村这个社会典型，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文革”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给今人和后人带来的教训。作者不搞什么“主题先行”，用一些人们熟知的政治概念对社会生活进行图解，而是通过对“个别”“具体”的刻画，使那些正确的政治概念成为读者心中“内生的”观念。这一点，我认为很值得某些力图进行思想“灌输”的文艺作品的作者们加以借鉴。
任何一个地域作家都会无意识地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心里上的依赖情感，通过这种记忆达到族群内部的价值认同，起到历史传承纽带的作用。《静悄悄的大漠》对中国北方农村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直到亲友关系、爱情关系、邻里关系，都做了生动地、形象地描述。在这种描述过程中，作者发挥出了他那长对人物进行心理刻画的手法，对当事人的鲜活个性作了真切地彰显，如赵大嚷嚷、翠花婶、孙大裤裆等等，使读者感受到了当年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而千千万万的“这一个”，有着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就是对自由的追求。作者只所以在小说中游刃有余地驾驭任何一个人物，原因仍是他的地域记忆。它可以作为个人经验性的、经历性的知识体现出来。漠北村的农民，尽管祖祖辈辈身居偏远、落后之地，但正如马克思说过那样，“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在解放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后代的延续，同各种频繁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害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解放后又经受并挺过了许多煎熬岁月。在突如其来的“文革”中，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自己的行动，进行了抗争。他们在所谓“破四旧”的恶浪中，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在自己的自由权遭到武力攻击时，有时还被迫采取了“以暴制暴”这样的错误方式。作者对人权的歌颂，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公民意识，不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抵制到处滋生和蔓延的腐败现象有不可或缺的遏制作用。很明显，正是由于多年来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只放到了对上司的“服从”“一致”上，而没有放到对上司的“监督”“批评”上，使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贪腐之路上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这对于今天，把公民意识，特别是公的监督意识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每一种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并以此成为该群体得以凝聚和延续的资源。这些记忆使得他们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依然存在。《静悄悄的大漠》所描述的一些正面人物，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这与他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优秀习性直接相关，也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例如“仁者爱人”、“舍生取义”、“威武不屈”一类优秀思想遗产的影响有关。作者在几处关键的场合，热情地歌颂了漠北村的优秀人物的思想品质，鞭挞了极少数人的丑恶的思想灵魂。而这种丑恶的思想又是与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例如“出人头地”“胜王败寇”“阿谀奉承”等糟粕的影响有关。不可否认，在“文革”中，绝大多数的群体、派别，以及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农民的众多个人，都受到了那个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影响，但由于每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不同，便在行为方式上，显示出了很大的不同。例如，小说中展现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破四旧”以及“两派武斗”等问题，对曹树林、张军锋等人的丑恶灵魂的揭露与批判。作者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正确立场。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從“文革”这种黑暗的年代中，甚至是从“两派斗争”这种具有怪异性质的活动中，发现一些亮点，一些显现善良人性光辉的方面。作者在扬善抑恶中，尽力避免陷入两极化的境地。他在歌颂漠北村的以赵大嚷嚷为代表的几位思想道德良好的村干部和村民时，也揭示了他们身上的种种污点和不良习气，包括小农的自私心理，狭隘的宗族意识，泄愤报复的情绪等。他在鞭挞个别的漠北村的恶人时，也没有将其描绘为灭绝人性的魔鬼。这对于那些不顾历史事实和剧情本身的发展逻辑，硬是让英雄人物有意去死，毫无道理地进入敌人布置好，而本人也明知如此的圈套，以体现他的“不怕死”“无私”的高尚品格的文学作品无异是一种校正。根据记忆理论，记忆与认同是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类文本都是某一群人对“自我”的记忆。包括对文本选择意义的注入。某种记忆不论真假，也不论历史上是否发生过，都不重要。记忆成为一种事实，并且通过资源配置转化为生活方式；并强化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建立区隔，是建立边界的一种方式。这部小说中强烈的地域时空展现，体现了作者的族群记忆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把辽西地区当时社会与人文都以一种重述历史的方式重新建构。
该书所体现出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有点，是与作者运用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联系的。我曾拜访作者，并拿到了他的一部教育文集——《教苑耕耘录》。感到他在文集中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直的或相互契合的。首先，小说中对漠北村的社会生活状况，特别是“文革”中的状况所做出的结论，是作者直接体验和实地调查的出来的。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使两者在实践中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既体现了具体与抽象的辩证关系，又体现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小说中把漠北村广大群众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活龙活现地展现出来，并加以肯定和赞扬。即使在旧社会和象“文革”这样暗无天日的时代，他们的抗争屡屡遭到压制和摧残，也未能阻止他们争自由的步伐，这一点，在小说中提到改革开放后漠北人中已有经商致富者即可看到。作者认识到马克思当年阐述唯物史观时，所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的观点的重要性。很明显，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唯物史观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原则，不但对于学生和教师，而且对于更广大的群众和干部都是十分重要的。那种认为群众或下级愈是愚昧和盲从便愈好领导，愈是缺主体性或公民意识便愈能提高工作效率吧的观点、做法是十分有害的。最后，小说中在弘扬良好的思想道德时，没有将其任意拔高，过分理想化，而是立于现实的基地，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这里描述的人物的良好道德品质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因而是可信的。作者在这三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也与现代科学所引发的思维方式的变革相适应。人们知道，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由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力学和由玻尔、海森堡等人所创立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由系统科学新进展所引发的非线性科学，则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近几十年来，学界所谈论的“主体设定参考系”的方法，“互补”的方法，“模糊和混沌”的方法，对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宁志凡同志曾说他喜欢哲学，这一点从他小说创作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一个历史记忆不管其是真是假，一旦成为记忆就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reality），这样的记忆通过资源的配置转化到具体的生计中去，就是所谓的“策略性记忆”和“记忆的转化”。无论这种记忆是真实的、重构的还是创造的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把它当成是事实，或者至少认为它有用、有意义。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