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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光潜是我国一代美学宗师，其学术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朱光潜人生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儒道文化的浸润直接相关。在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朱光潜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并对曾接受的桐城派思想进行了转化和激活，使其融入学术思想。探索朱光潜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转折时期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对当代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朱光潜;桐城派;儒道;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24-02
学者林毓生在论述对待传统的态度时，曾提出“创造性转化”这一概念，即从传统中找到有生机的因素，与选择的西方观念价值相结合，而产生新的东西。接受过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的朱光潜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朱光潜在接受西学教育以及新文化运动之后并没有抛弃传统。他多次向传统吸取养分，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推进学术研究，无不显示出中国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也代表朱光潜对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态度：继承传统、采纳西学、传承中创新转化。
一、朱光潜与传统文化的渊源
朱光潜189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桐城是清代散文派桐城派的发源地，历来文人荟萃。朱光潜家族为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祖父还曾与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有过交谊。朱光潜的父亲精通八股，但科举不中，遂在家开办私塾。朱光潜四五岁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在父亲开设的学堂学四书五经，16岁时考入安徽省桐城中学，学校虽然也开设物理化学等西式学科，但还是推崇传统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桐城中学接受的古文训练，为朱光潜日后的文章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家乡良好的文化氛围、祖父和父亲的教诲以及在桐城中学接受的教育都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资源，也构成了日后他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在西学东渐思潮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感召下，处于偏远地区的朱光潜也接触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其他一些先进中国人介绍介绍西学的著作，对早年朱光潜思想产生了冲击。这种影响之所以形成，又与朱光潜早年所接受的儒家的忧患意识与士大夫敢为天下先的信仰相关，正是先入为主的忧患意识，促使朱光潜与当时许多年轻人去拥抱新学，拥抱真理。
二、朱光潜对桐城派理论的承接转化
朱光潜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主张“科学”与“民主”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首当其冲的便是文言文。作为文言文创作的典范，桐城派成为文学领导者们率先攻击的对象。他们把朱光潜尊崇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列入十八妖魔，对于这种批判他自然难以接受。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也没有许多大毛病。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致谨言到干枯，典雅到俗滥。在接受新式教育后的朱光潜很快转向白话文，但是也没有完全割裂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联系，在新的时代中把白话文与传统的古文联系起来，既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又保留了桐城派的文化精华。
除了转向白话文，朱光潜还以西方现代学术知识和方法，对桐城派学术理论进行现代转化尝试。首先朱光潜以西方重经验实证的科学思想方法批判了桐城派提倡的“义法”说。义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义法”强调文章应以完美的形式发扬经典、辨析义理，从而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做到准确优美。朱光潜反对一些人把内容与形式机械划割而造成的混乱，仅把“义法”看作是文章写作要遵循的基本法则。其次，朱光潜对桐城派主张的阳刚阴柔之美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桐城派根据《易经》中“阴阳共相”的思想，把文章的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他们有的重阳刚，有的重阴柔，有的二者兼之。朱光潜立足于中西方对阳刚阴柔之美的会通之处，紧系桐城派观点，传承和创新了阳刚阴柔风格，丰富了其美学内涵。他也把美划为“刚性美”和“柔性美”两种，指出刚性美是动的，柔性美是静的，并列举了中西艺术的具体实例。比如他认为尼采所谓狄俄尼索斯（酒神）的艺术是刚性的，阿波罗（日神）的艺术是柔性的。在中国，诗方面有李、杜与王、韦之别，在词方面有苏、辛與温、李之别，清朝阳湖派和桐城派对于文章的争执也就在对于刚柔的嗜好不同。[4]朱光潜在《刚性美和阴柔美》一文中把“阳刚”与“阴柔”类比于西方美学中的“雄伟”与“秀美”，使这一立于普遍人性基础上共同感知的范畴在学理上更清晰，更加认知。
朱光潜和桐城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和传统的关系，他对桐城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为今天的学者提供一种学术范例，而且为我们继承传统提供了范例。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如何创造性地转达其意义。
三、朱光潜对传统儒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朱光潜在西方国家留学十多年，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骨子里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他标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出世”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入世”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他一生都在儒道思想中游走，不皈依于其中一方。他既信奉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同时把道家超然物外的心态贯穿于内，主张人生既能出世又能入世。
20世纪20年代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朱光潜追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格，他认为陶渊明远离官场，甘于淡泊，达到了某种“化境”。这种描述可以看出陶渊明更接近超脱物外的道家，但是在抗战期间，朱光潜把陶渊明“儒家化”，认为陶潜是儒道兼容的，“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朱光潜极力赋予陶渊明儒家精神并不意外，他在人格和治学上和陶渊明极其相像，都追求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对陶渊明的描述正是其人生理想化的描述。 朱光潜曾认为中国中心的思想无疑是儒家的。而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是淑世精神，它代表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其中还包含了知识分子的使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942年朱光潜在《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一文中对礼乐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此时正是全民族抗战的攻坚期，也许是抗战洪流激发了朱光潜这个爱国知识分子回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激发全民抗战斗志，重建民族精神。朱光潜没有按照一般孔学家从仁义礼智信谈起，而是依照西方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乃至宇宙哲学和宗教哲学学科形态来看儒家，企图把“礼乐”两个基本概念贯穿起来。朱光潜认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和”字统摄，礼的许多精神都可以“序”字统摄。“和”是乐的精神，“序”是礼的精神，“序”是“和”的条件，所以乐之中有礼。而就本源来说，乐和礼又同出于儒家公认的最高美德——仁。我们知道孔子信奉周礼，他发展儒家思想，阐述“仁”的主张，是要为处于战乱纷争的诸侯国提供秩序井然的伦理政治。朱光潜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他也希望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理想化的伦理政治。同时他也在儒家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了定位：他的美学思想相当于儒家的乐教，乐以道志，道德教育相当于礼教，礼以修养。通过礼乐教育，建立起全民族的道德理想，增强抵御外来侵略的责任和信念，增进中国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近代以来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处境下，尤其是战争期间社会进一步混乱的历史情境下，朱光潜试图以儒家价值观念和基本精神，重建新的民族价值体系和民族自信心，这种努力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
抗战胜利后朱光潜的生活又恢复平静，又以道家“看戏人”的态度来看待社会。李泽厚曾说，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精神气质上往往是“儒道互补”的，能够互补的原因在于都存在一种理智清明的日神精神。无疑，朱光潜永远是一个清明的日神的追逐者，从少年确立“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开始，便贯穿一生。他将儒道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天下有道时，投身社会;天下无道时，远离是非，养精蓄锐，为征服现实做准备。
四、结语
作为20世纪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文人，朱光潜无疑开创了“返本创化”的成功范例，同时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化传统而为创造提供了宝贵经验。他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后，一方面顺应潮流，急切地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精神，能够以一种超越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缺失;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处于新思潮的中心，而是处在潮流边缘地带的殖民地香港，所以他也能够以一种有距离的眼光来批评的审察新文化运动的浮躁之处。处于时代转型时期的朱光潜敢于对自己过去的教育与文化信仰做出反省，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重新融会贯通，再造学术之魂，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这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放眼看世界的魄力。
参考文献：
[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轉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66.
[2]袁济喜.承续与超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3.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444.
[4]朱光潜.两种美[J].一般，1928，（4）.
[5]陈来.守望传统的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18：111.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254.
[7]宛小平，张泽鸿.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7.
[8]朱光潜.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J].思想与时代月刊，1942，（2）.
[9]王攸欣.朱光潜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9.
[10]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5.
作者简介：
张晓倩，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 朱光潜;桐城派;儒道;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24-02
学者林毓生在论述对待传统的态度时，曾提出“创造性转化”这一概念，即从传统中找到有生机的因素，与选择的西方观念价值相结合，而产生新的东西。接受过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的朱光潜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朱光潜在接受西学教育以及新文化运动之后并没有抛弃传统。他多次向传统吸取养分，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推进学术研究，无不显示出中国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也代表朱光潜对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态度：继承传统、采纳西学、传承中创新转化。
一、朱光潜与传统文化的渊源
朱光潜189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桐城是清代散文派桐城派的发源地，历来文人荟萃。朱光潜家族为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祖父还曾与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有过交谊。朱光潜的父亲精通八股，但科举不中，遂在家开办私塾。朱光潜四五岁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在父亲开设的学堂学四书五经，16岁时考入安徽省桐城中学，学校虽然也开设物理化学等西式学科，但还是推崇传统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桐城中学接受的古文训练，为朱光潜日后的文章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家乡良好的文化氛围、祖父和父亲的教诲以及在桐城中学接受的教育都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资源，也构成了日后他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在西学东渐思潮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感召下，处于偏远地区的朱光潜也接触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其他一些先进中国人介绍介绍西学的著作，对早年朱光潜思想产生了冲击。这种影响之所以形成，又与朱光潜早年所接受的儒家的忧患意识与士大夫敢为天下先的信仰相关，正是先入为主的忧患意识，促使朱光潜与当时许多年轻人去拥抱新学，拥抱真理。
二、朱光潜对桐城派理论的承接转化
朱光潜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主张“科学”与“民主”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首当其冲的便是文言文。作为文言文创作的典范，桐城派成为文学领导者们率先攻击的对象。他们把朱光潜尊崇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列入十八妖魔，对于这种批判他自然难以接受。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也没有许多大毛病。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致谨言到干枯，典雅到俗滥。在接受新式教育后的朱光潜很快转向白话文，但是也没有完全割裂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联系，在新的时代中把白话文与传统的古文联系起来，既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又保留了桐城派的文化精华。
除了转向白话文，朱光潜还以西方现代学术知识和方法，对桐城派学术理论进行现代转化尝试。首先朱光潜以西方重经验实证的科学思想方法批判了桐城派提倡的“义法”说。义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义法”强调文章应以完美的形式发扬经典、辨析义理，从而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做到准确优美。朱光潜反对一些人把内容与形式机械划割而造成的混乱，仅把“义法”看作是文章写作要遵循的基本法则。其次，朱光潜对桐城派主张的阳刚阴柔之美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桐城派根据《易经》中“阴阳共相”的思想，把文章的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他们有的重阳刚，有的重阴柔，有的二者兼之。朱光潜立足于中西方对阳刚阴柔之美的会通之处，紧系桐城派观点，传承和创新了阳刚阴柔风格，丰富了其美学内涵。他也把美划为“刚性美”和“柔性美”两种，指出刚性美是动的，柔性美是静的，并列举了中西艺术的具体实例。比如他认为尼采所谓狄俄尼索斯（酒神）的艺术是刚性的，阿波罗（日神）的艺术是柔性的。在中国，诗方面有李、杜与王、韦之别，在词方面有苏、辛與温、李之别，清朝阳湖派和桐城派对于文章的争执也就在对于刚柔的嗜好不同。[4]朱光潜在《刚性美和阴柔美》一文中把“阳刚”与“阴柔”类比于西方美学中的“雄伟”与“秀美”，使这一立于普遍人性基础上共同感知的范畴在学理上更清晰，更加认知。
朱光潜和桐城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和传统的关系，他对桐城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为今天的学者提供一种学术范例，而且为我们继承传统提供了范例。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如何创造性地转达其意义。
三、朱光潜对传统儒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朱光潜在西方国家留学十多年，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骨子里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他标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出世”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入世”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他一生都在儒道思想中游走，不皈依于其中一方。他既信奉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同时把道家超然物外的心态贯穿于内，主张人生既能出世又能入世。
20世纪20年代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朱光潜追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格，他认为陶渊明远离官场，甘于淡泊，达到了某种“化境”。这种描述可以看出陶渊明更接近超脱物外的道家，但是在抗战期间，朱光潜把陶渊明“儒家化”，认为陶潜是儒道兼容的，“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朱光潜极力赋予陶渊明儒家精神并不意外，他在人格和治学上和陶渊明极其相像，都追求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对陶渊明的描述正是其人生理想化的描述。 朱光潜曾认为中国中心的思想无疑是儒家的。而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是淑世精神，它代表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其中还包含了知识分子的使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942年朱光潜在《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一文中对礼乐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此时正是全民族抗战的攻坚期，也许是抗战洪流激发了朱光潜这个爱国知识分子回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激发全民抗战斗志，重建民族精神。朱光潜没有按照一般孔学家从仁义礼智信谈起，而是依照西方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乃至宇宙哲学和宗教哲学学科形态来看儒家，企图把“礼乐”两个基本概念贯穿起来。朱光潜认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和”字统摄，礼的许多精神都可以“序”字统摄。“和”是乐的精神，“序”是礼的精神，“序”是“和”的条件，所以乐之中有礼。而就本源来说，乐和礼又同出于儒家公认的最高美德——仁。我们知道孔子信奉周礼，他发展儒家思想，阐述“仁”的主张，是要为处于战乱纷争的诸侯国提供秩序井然的伦理政治。朱光潜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他也希望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理想化的伦理政治。同时他也在儒家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了定位：他的美学思想相当于儒家的乐教，乐以道志，道德教育相当于礼教，礼以修养。通过礼乐教育，建立起全民族的道德理想，增强抵御外来侵略的责任和信念，增进中国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近代以来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处境下，尤其是战争期间社会进一步混乱的历史情境下，朱光潜试图以儒家价值观念和基本精神，重建新的民族价值体系和民族自信心，这种努力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
抗战胜利后朱光潜的生活又恢复平静，又以道家“看戏人”的态度来看待社会。李泽厚曾说，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精神气质上往往是“儒道互补”的，能够互补的原因在于都存在一种理智清明的日神精神。无疑，朱光潜永远是一个清明的日神的追逐者，从少年确立“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开始，便贯穿一生。他将儒道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天下有道时，投身社会;天下无道时，远离是非，养精蓄锐，为征服现实做准备。
四、结语
作为20世纪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文人，朱光潜无疑开创了“返本创化”的成功范例，同时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化传统而为创造提供了宝贵经验。他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后，一方面顺应潮流，急切地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精神，能够以一种超越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缺失;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处于新思潮的中心，而是处在潮流边缘地带的殖民地香港，所以他也能够以一种有距离的眼光来批评的审察新文化运动的浮躁之处。处于时代转型时期的朱光潜敢于对自己过去的教育与文化信仰做出反省，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重新融会贯通，再造学术之魂，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这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放眼看世界的魄力。
参考文献：
[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轉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66.
[2]袁济喜.承续与超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3.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444.
[4]朱光潜.两种美[J].一般，1928，（4）.
[5]陈来.守望传统的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18：111.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254.
[7]宛小平，张泽鸿.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7.
[8]朱光潜.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J].思想与时代月刊，1942，（2）.
[9]王攸欣.朱光潜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9.
[10]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5.
作者简介：
张晓倩，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