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了建筑设计理论之外，设计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从装饰艺术史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建筑装饰、室内设计和园林设计的历史，其中包含了家具、玻璃、陶瓷、银器等各种古董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这与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关系十分密切，这些研究配合了艺术收藏市场的需要，因此在器物造型及风格演化的细节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类型的研究缺乏对“设计”本身概念的探讨和领悟，缺乏对设计行为本身的研究，也就是说，这类研究针对的是“物”而非“事”。第二种研究方法的雏形基于艺术史与建筑史，其先驱是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他所撰写的《现代设计的先驱》(Pioneer of Modern Design)一书初版于1936年，他在书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设计在现代世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正因如此，设计所呈现的形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本体论意义，这种意义的呈现即为设计史。佩夫斯纳强调的是恢复设计方法与设计实践的统一。他认为，设计史应该阐明的道理是：通过对设计的研究，去探寻设计作品与设计的社会意义之间的联系。
　　我国在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的。21世纪以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还集中于前面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产生的两种类型中的前一种，集中于对设计发展史中设计作品和设计师的描述与梳理工作上，而对于设计的社会学意义的探索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这种研究视角出发，设计史看起来与设计的行为过程是不相干的，这种研究模式似乎在试图回避从工艺史观或者说是装饰艺术史观出发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艺术商品化的背景，忽视了设计的人文要素以及对于设计本质意义的探寻，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设计研究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设计研究开始注意保持一种开放性和相对性，努力避免陷入过于具体的“物”的研究或者某种装饰风格或题材的研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南京艺术学院的袁熙旸教授。他不但在自己的文论中为国内的设计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注意译介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与顾华明策划主编的“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几乎囊括了近年来国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创新观点，这对于国内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尤其对于初涉此研究领域的年轻学生来说，它具有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意义。《人造世界的策略：设计与设计研究论文集》就是该译丛收纳的著作之一，作者维克多·马格林作为一名优秀的设计研究学者，在2002年出版的这本著作中，提出要持一种国际性、跨学科领域的设计研究态度，并提供了自己对设计及其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思考。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必将促进国内的研究考虑设计中更多的人文因素，也必将使设计研究与设计批评相结合，去更深刻地认识当今社会背景下设计的本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