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尖头高速火车减速进站，几乎没有摩擦铁轨的声音，只听见自动门扑的一声开启，人水一般泄出，在下一班火车启动的宣告声中，沉着脸缄默无言的人群在各个出入口消失。只在这种聚散地人群流逝的速度里，现代人无主的人生，以及被极度扩张的自由幻觉，才像针一样刺过来。他们多半是轻装的，被品牌消费同化的西方，远行的人已经不用带上半个家。何况这里的人走到哪里都没有带礼品之累，这个自我围墙建得极高的民族，因为小气而设计出了另一种虚伪，绝少物与物交手传递的直白，为人的自我提供了躲避追索的空间。
　　想到李鸿章从这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那后来在旅行中简直是累赘的上百个行李箱里也不知装了多少礼品，但东边的宝贝西边可能一钱不值，送礼的两头常是这么一冷一热。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入宫觐见乾隆，带去天文仪，乾隆说是雕虫小技；乾隆赠马特使一绿一白两个玉如意，那帮眼里只有透明宝石的英国佬，对这两块混浊的石头也是大眼看小眼。东西在人眼里价值的飞升和坠落，是对人的贪婪本性开的最大的玩笑!
　　
　　大买主来了
　　
　　我跑到敦刻尔克街的正门打量车站的外形，19世纪中叶“新古典主义”盛行时的作品，即使饱经风霜石头变得半黑，那个时代的雄心和霸气也是抹不去的。也只有那年头会为一个火车站精雕细琢，人尚未被速度全盘俘虏，科学的进步还没有让人摸到生命的底线，却给人未来无限的错觉。
　　我在欧洲19世纪的建筑中，时常体味到好像永远做了时间主人的笃定和张狂，仿佛人已经彻底摆脱了对过去的憎恨和对未来的恐惧。那是个失去了“临时感”的时代，我本来就认为这个两千年信奉一神的教士种族，比起孔孟信众，十二分地缺乏“临时感”，居然想象出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待我走回19世纪，才惊悟那一百年他们才真是丢失了“临时感”，好像已然站在世界末日的门槛之上，振臂一挥，就可以开启宇宙之门。不了解欧洲的那一百年，便难解为何他们一越过19世纪便打了那样两场惨不忍睹的大战，以及至今未有穷期的征服。而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临时感”一点点浮出的过程，北站最新扩建的部分，已经是透明玻璃加可脱卸的钢筋，连水泥都不爱用了。建筑用材和建筑方式，常常比历史书都说明问题。
　　
　　李鸿章被领上双篷四轮马车，在围观的人群中，有没有时间看一眼这现代驿站张扬的建筑?那笼里的家禽和带鸡人脑后拖的长辫，已经引得街上看热闹的小民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1896年7月7日至9日，在法国驻比利时公使和法国外交部及管铁路的公共建设部之间，商定了让李鸿章的专列直接从法比边界的小城热蒙开到巴黎北站。这是我看到的官方记录，如果这样的细节也有野史的话，当时报界有另一版本，说巴黎北站派了专列到热蒙接他。照此一说法，李鸿章在热蒙是换了车的，而且是巴黎北站为迎接他特意派去的。那么究竟是记者捕风捉影，还是北站的人信口吹嘘?
　　法驻比公使7月11日致电外交部：李的专列13日中午12点52分从列日火车站出发，3点26分在热蒙过境，6点50分抵达巴黎。专列由一节豪华车厢、一节卧铺车厢、两节头等车厢和两节行李车厢组成。从电报看，在边境小站热蒙换车的可能性不大。李鸿章享用的那节豪华车厢，由德国军火商弗雷德里克·克虏伯提供，供他整个旅行中使用。李鸿章的远道而来，令全欧洲的军火商雀跃，这可是远东最大的买主(与今天何其相似)!
　　李鸿章在德国的那些天，整个柏林为之兴奋。这个前直隶总督权力大得很，要为刚刚被日本人打败的中国军队配备武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一份大订单!德国《Kladderadatsch》和《Ulk》两份报纸轮番出漫画，《Kladderadatsch》上有一幅，由1896年7月10日的法国《费加罗报》转载过来，有趣!一百年后一模一样地可以再画一幅：李鸿章坐在由一大堆工厂烟囱放出的烟云上，戴着插了孔雀毛的帽子，头上还挂了一圈只有基督教圣贤才有的光环，脚下是一堆堆钱袋。这边的山头上，裸体的古罗马商神梅屈尔，沐浴着也变成钱袋的太阳光，正引领着欧洲人民走向争取订单的战场，打仗是梅屈尔的专长。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和德国，一个手里拿着火药，另一个拿着最新型的装甲舰；跟在后面的是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提了一篮商品；再后面西班牙手里是一只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意大利则拿了一包通心粉。漫画的解说词是这样一句：“东方的敌人来了，欧洲人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
　　一百多年以后，客居西欧的我，对这不加收藏的敌意，以及将之引领而来的思维定式，已习以为常，因为这句话至今是一个音节都没有变。商神兼具打仗的专长，这个文明起源的那点海盗性质，便通过远古的传说透显。
　　国人每每诧异他们怎么忽然变了脸，其实那脸上百年未变过几根线条。狼群文明的特点，对外是狩猎(寻敌)，对内是驯化狼犬。19世纪那场文明大颠覆之后，站在征服者行列的民族，都有此一特点，这也是被打翻在被征服者队列的中国人虽几经磨难至今学不会的，就是民众必经狼犬驯化。在圈养和驯化过程中，“食品”(精神食粮)由狼群严密控制和筛选，绝不能让他们吃杂食并对外界有好感。所以上面那种解说词，是狼犬们的家常便饭，驯化他们对外似狼对内如犬，是终极目的。否则19世纪何以几只老鼠窜出，就把几头大象弄趴下了。
　　遭遇这样的文明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如法炮制。非此脖子伸上去挨刀都不会得一句好话。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做什么，欧洲人都看不上，狼群看出去只有同类或猎物。非同类的中国人只剩下一种身份让他们折服，就是买主身份。不论中国哪个领导人来，法国报纸如果暂时放下文明驯兽师的架势，必是谈订单的大小，舍此绝无其他。
　　政客只在中国国土上大谈中法友谊，这四个字一到法国本土便踪迹全无。随访的记者会自觉一律地将政客们在非同类国家的友情表演删除剔尽，只报他们如何居高临下向对方施压或要对方买东西。让时间永远锁定在19世纪，几乎成了精英们最后的定心丸。遮天避日的统治术举世皆有，但做得如此上下配合，且为“狼犬们”旷日持久地欣然接受，来自“野蛮人”阵营的我，有揪发断舌的惊骇。这是驯化狼犬必经的手段，“食品”要单一，不能让“狼犬”贪恋“外来之手”。
　　“空客订了几架?”“是买德国的还是买我们的高速火车?”“多少亿的成交额?”全是打劫分赃的口吻。一百年了，不掏钱就如粪土，不是慷慨的买主就是可恨的敌人。
　　只需一个李鸿章飘洋过海而来，欧洲的政要们便一个个变成了储钱罐，这是当时的另一幅漫画。深解一幅漫画，往往要翻出一个文明的根底，这就让玩笑都浸着苦涩。比如绅士眨眼变成储钱罐，是因为面对非同类，连基督徒表面的“空灵”都不必布设，直接伸手就行了。
　　这个文明与华夏文明有一本质歧异，后者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良心水平线，所以一锅水难端平，如散沙一般；而前者在良心之下还有“异教”水平线。这里的“异教”随着时代变迁已非数百年前的原义，但“异同”、“内外”仍是行事底线。连仁慈都带着剪刀便由此而来。同类与非同类是“界”的衍生物，而“界”是这个文明不可更改的底质。两百年以前界的两边是基督教与异教徒，一百年前是“文明人”与“野蛮人”，五十年前是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自由”与“非自由”世界，三十年前上升为“民主”与“独裁”，新名词会不断被设计出来，换汤不换药，永无止歇地切割，只为了不拿掉那条界。
　　
　　接待李鸿章
　　
　　李鸿章的专列于晚6点50分抵达北站。然而6点钟车站就被好奇者侵占了，赶都赶不走。一、二、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塞满了人，鼎沸的人声连足有二十米高的车站顶棚都盛不住。这是因为李鸿章人未到，法国报纸已先行。亲政府的报纸还算殷勤，理由很简单，不能得罪大买主。欧洲各国比试着接待规格，摩拳擦掌地争抢订单。打人的拳头只在银子面前张开柔软的掌心。
　　我此时站在高高的顶棚下，搜索昔日一、二、三等候车室的影子。问一个车站工作人员，说应该在70年代以后就拆了。他大略地给我指了一下三个等级候车室曾经的位置。我便寻思当年车站的警卫拼着命把人堵在里面不让他们往月台上跑的情景。现在乘火车的人已分不出那么多等级，穷人旅行是免谈的，大富的人也不来乘火车，这一大工业时代先进的运输工具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的专利。旧日贵妇牵着哈巴狗，身后跟着个挑夫的情景，是只有到电影里去看了。
　　虽然几经改造，19世纪搭起的建筑物却并没有被破坏，巴黎的老火车站还有几分时钟停摆在一个精致时刻的感觉。19世纪人们把建教堂的激情一半转到了重造世界的热情中，在建筑上这也是石头和钢铁搭配最好的时期。其他建筑材料挤进来以后，古典建筑就彻底结束了。像北站那些漆成绿色直通顶的雕花铁柱，是古典建筑转向现代建筑的良好过渡。再往下走，人就偷工减料了。它们一式两行顺着月台排过来，与墙体石头的凝重恰成对比，使这个巨大的“车间”毫无笨重和压抑感。
　　此时铁柱高处挂了八件特大号风衣，是某家洗衣机公司在作实物广告，告诉人们用我的洗衣机衣衫不皱。来北站途中还看到一个手机广告，广告词好像上帝起草的：“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奇迹正在发生。”实际上都不用这些大脑洗涤灵每日冲洗，作茧自缚的“现代人”除了商品难道还有别的路通向天堂?
　　挂风衣广告的位置上，1896年7月13日那天据说挂满了大清国的黄龙旗。离专列抵达只有一小时了，必须清场。车站的人搬来警察分局局长穆坎先生，他在乱哄哄的站内一番调兵遣将，总算把看热闹的人清出去了。月台空出，有人连忙铺上红地毯。一百多警察开进车站，随后是一百五十名共和国卫队仪仗队员举着喇叭背着鼓顺月台一字排开；另有一百名骑兵在站前阻止马车接近车站大门。反正车站这会儿是停运了，到站的人进不来，要走的车不开。警察头头们都抱怨巴黎的火车站设计有问题，上面送往迎来必经车站，应该有一个专留的站台，也免了公众受这番苦，李鸿章来一次，就让这么多人乘不上火车。
　　
　　只听一声汽笛长鸣，专列于6点50分准时进站。军号和鼓声齐鸣。被允许留在站内的成群的摄影师、绘图员和记者都伸长了脖子。绘图员这个职务要说明一下：那时照相机不普及，操作起来也不方便，被照的人要专门摆一会儿姿势，所以抢新闻照片倒不如绘图员随看随画，来得活灵活现。因此提供新闻图片多得力于这些速描高手。
　　74岁的李鸿章走下车，在场的人都被他的高大震慑，远非法国人想象的亚洲小老头。当时的报纸都说他足有两米高，像巨人一样顶着奇大的脑袋走过来，背微驼；长长的唇髭垂下来半掩住双唇，居然还没有染霜，但下巴上的胡子已经白了；面色呈古铜色——20世纪以后欧洲阔佬们追逐的肤色，鼻子上架了副特大的金边圆眼镜；头上戴了一顶红色无边圆帽，身上是垂到膝部的黄色丝绸长衫，内衬一件深色的袍子。这都是当时人们的描述，毕竟是没有画面的，只有供人咀嚼的线条和色彩。
　　他由亲自到边境迎接他的清廷驻法公使庆常(庆霭堂)搀扶着下了车，沿着月台步子缓慢地走过来。另有一说，说庆常未去法比边境接李鸿章，而是在6点半钟来到北站月台上等他。从各方报道看，李鸿章身体健壮、精力好，但腿脚似已不灵便。法国方面前来迎接的有总统代表莫罗少校、礼宾司副司长莫拉尔，后者代表缺席的司长克罗齐耶，全都身佩礼服勋章，外交部长汉诺多没有亲自到场，估计与李鸿章当时下野的身份有关。
　　《吉尔·布拉斯报》的记者说李鸿章走路迈着碎步，眼睛看着地，脸上露出倦态。二等候车室被临时布置成了接待厅。三名中国侨民的小孩，一女两男身穿中装、捧着鲜花给李鸿章叩了头。花束主要由菊花扎成，选此花的用意据说是它来自东方，但菊花在法国人的习俗中，是上坟用的。
　　从不同民族对花的态度，可以体察文化细节的千差万别，中国人爱菊花是因为它的生命力，并发展出了西方人没有的“生”之崇拜；法国人爱玫瑰，是因为它生命短暂而美丽，异常的美是由短暂衬托的，“生”在他们眼里是丑陋的。“风度文明”、“手套文明”和“划界本性”都是为了逃避和掩饰“生”之丑陋。华夏文明为逃避死亡，划界的奢侈渐行渐远。逃离死亡的代价是模糊界限，其中之一便是模糊生死界。在西方看到生死界紧锁的大门，悟出设计天堂只在划界，我才看清阴阳阻隔的文明心肠有多硬。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攀缘死亡的绝壁。中国人未能像日本人那样很快捅破西方文明的那层窗花，其绕着死亡而行的本能，也许是根本障碍，或者说是自我保护的最后一道铠甲。
　　在接待厅休息了片刻，李鸿章检阅了共和国卫队的仪仗队。
　　《费加罗报》在当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李鸿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来研究我们。”这样兴师动众的造访，光仆人就带了60名，还不算代表团的35名成员，怎么潜得下心?走马观花、前呼后拥，看到实质真要有等待奇迹的痴心。我至今都在等待这一奇迹，但心火已是渐行渐灭，有一天总算看清：中国人并不想看实质，他永远只在刀锋上绕行。这是个拒绝死亡的文明，看实质是直面死亡。再说两个文明一个崇善一个向恶，一个乐生一个恋死，简直油和水，搅和不起来。七十多岁又刚刚经历“马关条约”磨难的他，对人家把他当成买主盛情款待，恐怕是会感激的。
　　《费加罗报》另一篇评价李鸿章的文章分析透彻，西方人是什么都看到了。一直以来说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实际是个错误信息，他们的精英深解我们远胜于我们看清他们，而且至少有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他们早就剖析了我们的弱点，对症下药。小人对付好人总有使不尽的计谋。所谓“西方不了解中国”的准确含义是：西方精英阻止其百姓看到真相。这道自觉组建的防火墙之坚硬持久，以及被阻隔在墙另一边的西方百姓之甘愿被操纵，是我旅欧以来至今未回过神的撞击。文中说：正当日本的山县有朋苦心钻研欧洲的军事机构和战术兵法，把重点放在一式一样按欧洲军团的模式为日本建立起一支军队的时候，李鸿章却满足于付大价钱向德国工厂买会开花的大炮和不会开花的炮弹。最后这几个字是法国人讽刺德国产品的质量，两国在向中国兜售武器上，处在激烈的竞争中。
　　山县有朋是李鸿章同时代人，日本议会政体下的第一位首相，是他使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在认真临摹的学生日本和不想做学生、做了又不知从何临摹的中国之间，两百年盖棺定论似有清晰的输赢，五百年就不一定了。小国寡民在历史长河中时常靠背叛苟得一线生机，坚定不移是大文明才有的奢侈。好学生到最后连颓废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坏学生痛哭流涕后站起来还是自己。
　　
　　欧洲舆论
　　
　　就在李鸿章抵法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塞尔·莫尼埃的法国人正在从天津乘马车赶往北京的途中。他把一路所见寄给《小巴黎人报》。他这一路遇到很多士兵，在防御工事后面已经驻扎了好几个月，这些工事是为了防御日本人进攻北京而匆匆搭建的。这位旅行者说，这些士兵“被遗忘丢弃在那里，得过且过，军官把自己的坐骑卖掉，士兵则用自己的枪和弹药变卖了换几个小钱”。
　　我并不置疑帝国崩塌前的残败，以及战败者来不及收拾的残局，但也毫无跟着践踏者自贱的雅兴。隔在失败与自贱之间那条线是那么模糊，而人取悦于强者的本能又是那么强烈，有时自贱好像都逆向成了一种快乐。何况西方人为此设计了一整套逆向输导体系，即“防火墙体系”，有一群“专业卫士”，再拉几个他文明中的叛逆者，满世界搜集否定他人的证据。一来为“狼犬们”输送“养料”；二来足以让被打的人相信打得有理。久经驯化的“狼犬”，一踏足非同类国度，旅行者本能地就变成了证据收集者。我们在近代遭遇的新征服者，最可怕的还不是一句不和刀枪相见，而是改造被征服者思维让其自己否定自己的本领。
　　再来看火车站。人群最初被来自中华帝国的男人们服饰的色彩斑斓惊呆了，随后便在远处高叫起来：“瞧啊，他来了!他来了!”为表示敬意男人头上的帽子都摘了下来，他们被临时围栏阻挡着不得靠近，但顽童们爬上了火车车顶。在整体的兴奋中，也有少数人起哄吹口哨。但李鸿章似乎不为所动，外交官在某些场合是不长耳朵的。
　　左派报纸对中国政要的态度百年如一日拧死在一根弦上，骂是恒定的。这里必须加一注脚，法国的左派(剔除极少数真左派，即被贬称为极左派的人)与中国的右派在意识形态上一拍即合，而从毛时代到今天，中国历届政府都只与西方的右派多少能找到些共同语言。这是个奇妙现象，不注明足以搅乱视听，可见名词与身后掩藏的东西对人群的欺骗。
　　看当时不同的报纸，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李鸿章。比如右派的《费加罗报》说李鸿章双目“炯炯有神”；而左派的《不妥协报》却说他“神态阴险，两个大大的圆框眼镜后面是一双躲闪的眼睛”。有些报纸说他是个威严的老人，肩宽、四肢匀称；有些却把他描绘成“长而下垂的唇须和下巴上松散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只公山羊”。有报纸报道人群里有人叫“总督万岁!”；也有报纸报道有人叫：“啊!他真丑!”“给这个丑家伙这么隆重的接待岂不让人不舒服?”所以不择边而站的我，左右派的报纸都看，呈现给读者的可能比较接近真实。而在当时接受这些胡乱信息的法国社会，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往往右派只读右派报纸，左派只接受左派观点，这个世界到底还存有多少真实就值得疑问了。
　　这个“割裂式思维”的民族从古至今都在与自己的影子作斗争，近代闯入的征服者便根据此一本性设计出了左派右派，并根据自身的需要，时而将右派树为正统，时而以左派为正宗，正统与异端的战争便从古代战车上挪到现代话筒上，再可以绵延几个世纪。
　　不过欧洲舆论对李鸿章年过古稀还为国家走了半个地球总体是颇有赞词的。何况他是来虚心求教的，只这一点就让欧洲人眉飞色舞。中国人总是让人人教士的西方人不知所措：不会看眼色的愣头野小子，说是不听的，打也不过是一时生效，哪像日本人那么学乖卖巧。
　　冗长世纪对背教者和异教徒的屠戮，铸就了一个非教莫能的种族，不是这个“教”必是那个“教”。而且爱“传播”不是为拯救，而是根深蒂固容不得异己。教义数百年一变，征服本性亘古不移。但排异本性外人要看清需要穿透多层华丽外衣，异乡人常常一步摔倒在名词光滑漂亮的锦缎上爬不起来。我也是在深入他们的灵魂以后，才意识到他们改造华夏文明的梦想有多么强烈。这个梦想缘于他们征服世界的永恒意志。你若不幸成了他们征服途中的绊脚石，那么你抗争经年心疲手软，他们却有跟“异教徒”千年征战的恒心。
　　
　　两个人的旅行
　　
　　李鸿章登上总统府的双篷四轮马车离开北站向歌剧院广场驶去，两边有重骑兵护驾。所谓重骑兵，就是从头到脚披戴金属装饰，亮闪闪且发出震慑的声音，威风排场，属于政权的花架子。我也跟着李鸿章的离去，走出北站。
　　夜幕将来时尚存的天光追赶挤压到天边，人潮也已泄流到城市的边边角角。敦刻尔克街车站边门聚了一群“回家”的流浪汉，手里、脚边都是酒瓶。在这个彼此躲避纠缠的社会，酒精是弱者的归宿，那道迷醉的墙里糊着他们一寸寸丢失的尊严。是酒精让他们毁灭，还是毁灭让他们沉溺于酒精?不幸的理由是没有先后的。
　　堆放城市下脚料的去处，车站乃其一，好像怕被人群抛弃，要像苍蝇一样叮着这个城市的进出口。街对面是一溜白昼般通明的酒店饭铺，在这个“印第安夏天”的晚上，千缠万绕地拖着行人匆匆的脚步。忽然有百年一瞬的被劫感，我以为很久很久的往事，新鲜地漂浮在骤然铺陈的时间锦被上。近代史多不幸怎堪回首，在我族漫长的生存史上，那会不会只是一个细节?也许只有这个寄望千年的安慰。旧人旧事烟缕似地飘荡在这条街上，为他们没有留下的故事铺呈着纸笔。
　　在翻阅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这个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
　　虽死犹生的人和虽生犹死的人，在假面舞台上彼此追逐着，想拉住对方的衣角。我在喧闹中从台下走过，犹豫着是否走进这幽灵的盛会，面具下的狂欢让人分不清有谁一息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