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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别山山区作为特困地区的缩影，寓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体，在分析研究大别山“三农”的现状及贫困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特困地区解决“三农”困境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 大别山区；三农现状；脱贫路径
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涉及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11个地市36个县，土地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589余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071万人。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8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8896元的40%。大别山区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缩影，寓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体，研究大别山区贫困根源，探索提出解决路径，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大别山区“三农”的现状
（一）边远农村呈现萎缩性、空废化
大别山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通村、通组道路硬化率低、标准低，农业机械通行难，交通事故频发。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田间路桥、沟渠、堰塘、涵闸等工程老化严重，多数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高海拔地区水源缺乏，供水设施和条件较差，易受到破坏，管护难，农民清洁饮水困难。农电设施陈旧老化，电改推进慢，电力供应可靠性差，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通信、电视网络不能全覆盖、信号差。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重“三线三边”（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江河沿线及城市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边）和乡镇驻地，轻农村自然村落和偏远落后地方，建设中唯上唯虚，形象工程挤占有限资金，政策性因素加剧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拉大贫富之间差距。农村基层站所“撤村进城”，布局不合理。商业、金融、保险、邮政、农机等为民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少，素质低，技术装备落后，推广手段陈旧，经费紧张，呈现“人走、线断、网破”的局面。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进入少子老龄化时期，农民主体过快老弱化，青壮年劳动力过速非农化，人退林进，土地荒芜，“一户多宅”、 “人走屋空”现象加剧。
（二）农民增收渠道单一性、脆弱化
大别山区农业规模小，产业调整慢、结构差，农业收入低。虽然近年来部分农民务工收入较高，但农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长源。调查显示，35%的家庭除了打工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打工收入约占整个家庭收入的70%，掉入了严重依赖打工收入的陷阱，并且这种现象正呈扩大趋势。打工收入来源结构的单一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收入不稳定，是以牺牲家庭的幸福生活为代价的，没有造血功能，缺乏持续性。随着劳务市场的升级，低端务工市场饱和，务工收入的不稳定因素增加，部分农民工面临“有工无处务、常年两头跑”的困境。农民收入低、生活支出和教育医疗支出大，可支配资金少，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其他投入的需求，农业生产投资逐年下降，这必然抑制了农民增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图1大别山区岳西县2015年农民家庭收入、支出情况
（三）涉农制度存在缺陷性、滞后化
调查显示， 39%的农民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能保障农民的收益不受损失，但有22%的农民认为土地产权不清晰，16%的农民认为权利主体不突出，自己在土地流转中处于混沌状态和弱势地位，村干部成了土地的代理人，23%的农民认为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分散经营，不便于农业的综合治理，不利于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当前产业扶持政策标准过严、规模过大、门槛过高、对象苛刻，导致想要发展的人不符合要求，符合政策要求的人不想发展的尴尬局面。现行扶贫项目分散在扶贫、农业、水利、交通、民政、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缺乏统筹性，项目申报中存在操作运行不规范，资金分配不透明。部门之间涉农政策“打架”，如退耕还林项目和新增耕地项目，部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操作中利用政策弹性空间和漏洞，项目重复利用， 实现“利益双赢”。良种补贴等涉农补贴资金量小分散，撒胡椒面式的财政补贴制度对于农民增收没有实质作用，既消耗了国家整体大量的财政资金，又弱化了财政资金整体的撬动带动作用。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欠缺……这些涉农制度、政策的缺陷和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
（四）治理手段呈现软弱性、形式化
在基层治理中，有些村委会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习惯于听从命令指挥式管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行政附属化”的倾向。有些村委会认为自己是经过村民的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不愿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管理，加上少数乡（镇）干部对村里的事务不愿管，不敢管，存在部分村委会“过度自治化”的趋势。还有部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组织之间关系不順，有些村委会主导一切村级行政事务，村党支部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些村党支部包办村级事务，村委会自治功能弱化。有些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互不相让，导致村级组织陷于瘫痪。贫困山区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委员会服务、管理能力低，行政村缺乏有效手段把农民吸引到“村两委”的周围，影响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功能的发挥。有的村甚至出现有选举权的村民超过一半外出务工，不能或不愿亲自回家投票或寄票参与选举，导致村委会选举真实投票率过半难以实现，不能选出引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村级事务繁多，县乡政府追责至上，行政村疲于应付，发展放不开手脚，在乡村治理上难以高效发挥作用。
（五）发展环境恶化明显性、加速化
边远贫困山区留守老人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留守妇女心理压力大、健康状况差、精神文化生活欠缺、经济状况不理想。农村社会风气日趋恶化，孝道堪忧，婚姻不牢，大龄男青年单身现象凸显，迷信活动和赌博之风蔓延，重大刑事案件多发。传统村落消失、农耕文化衰退、乡村产业衰落、传统技艺中断、乡情乡愁淡化……传统的犁地、锄草耕种方式被农药、除草剂完全代替，农用塑料使用量和覆盖面积大幅增加，土壤肥力退化，病虫害增多，农业面源污染逐步扩大，农业生产不可持续。农村集约化规模化畜禽养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畜禽粪便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入农业环境，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恶化。农民“离村进城”，山区移民搬迁，城镇和乡村聚居点人口膨胀产生的大量垃圾和污水 “离城进村”，被运到了邻近的农村就地堆积或填埋，城市高排放污染产业“转战山区”，农村“承接转移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还有风电水电的过度开发、旅游景点的无序扩张、矿山石材的野蛮开采等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落后农村环境恶化加速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二、区域性贫困山区解决“三农”困境的路径选择
根治这些“乡村病”必须要解死扣，破难题。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1。
（一）适应乡村发展新常态，提高城乡一体新认知
加快农村改革与发展，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提升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与竞争力，让农民愿意回家并回得了家。一是各级政府必须长远谋划、科学决策、提高认识，采取多方位多形式宣传手段，利用专题培训、示范观摩，转变乡村干部观念和思路，提高推进新农村建设能力和农民主体参与意识，动员、引导、集中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进一步营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二要健全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加大农村建设工作力度，改善村容村貌，推进美好乡村全面建设，精准扶持产业发展，增强农村持续发展活力。三要强化基层治理，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培育新型农民主体，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平等、互惠、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创新扶贫开发新理念，凝聚精准脱贫新共识
积极转变扶贫开发方式，由单家独户的点式扶贫向区域性的连片扶贫开发转变，由单个项目扶贫向项目统筹推进转变，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向多元化投入转变，加大开放合作力度，拓展扶贫开发空间。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资源开发、产业承接和生态环境保护，拓宽投融资渠道。二是加强连片区域内部合作和区域间的合作，建立协作联动机制，通过基础设施对接、产业资源共享、旅游景点互连、生态环境共建，促进各种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三是积极探索和深化对口扶贫以及与发达地区共建园区合作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坚持精准扶贫核心举措，研究用好国家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产业、土地等扶贫开发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更多相关政策和项目支持，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范围，按照“职能不变、渠道不乱、各记其功、统筹安排”的原则综合利用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整合交通、水利、国土、农业、林业等部门的专项资金，搞好扶贫示范带动。
（三）创新产业调整新思维，推进农村产业新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要深度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调整和淘汰劣势产业，促进农产品向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转型升级，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彻底改变以往单一的“输血”功能，通过“放水养鱼”的模式实现 “造血”功能的完善。加快实现行政村宽带全覆盖，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建立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技术储备体系、农产品品质检测保障体系等，对基层农技推广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机构提供精准支持，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农技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探索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扶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探索通过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扶持、规范农民互助资金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鼓励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互助资金组织和农民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贴息、设立基金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四）加大市场运作新力度，提升农村建设新水平
积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搭台、业主开发、农民参与、滚动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做到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金，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综合开发、滚动发展之路。对国家和集体投资的基础设施，在确保安全、有效运行、发挥效能的前提下，实行承包、租赁、拍卖等市场化管理和商业化运作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引导当地业主或农民承包经营。对村级一些小型基础设施，按照谁享受、谁负担和自愿的原则，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广辟投资、融资渠道，引导农民或民间投资主体组建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以缓解基础设施在建设、运行、管理中的各种经费的不足。合理分配、优化用于修建、维护和运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资金等，建立农户修建配套简易基础设施奖励资金，发挥资金最大持续效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争取項目资金和项目扶持，探索农业基础设施联村联建、联户共建，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共同受益模式，着力提升农村整体设施水平、服务水平、管理水平。
（五）深化农村制度新改革，健全乡村治理新机制
当前要健全土地市场调节机制，探索以废弃宅基地为主的农村建设用地有偿退出新机制，有序推进田、水、路、林、村整域性的土地综合整治与有序流转，释放空心村土地潜力，激发城镇化发展活力，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将土地配置到能够发挥最大效益的项目上来，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农村。要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造条件让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土地市场收益权，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引导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块实现连片耕种。推进土地等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健全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机制。要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制度要改家庭分散经营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经营，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的互助合作能力，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解决当前贫困农村资本稀缺的困境。要创新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增加透明度，更好地贯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改善村民自治的政治环境。政府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资源，通过考核、奖惩、指导等方式，调动基层干部和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创新和完善政府指导、农民主体、各部门分工协作的乡村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的脱贫关键词：精准引领全面小康进入冲刺时间[J/OL].
2] 习近平眼中，扶贫工作需要攻克哪些难关[J/OL]
[3 重农固本，安民之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读[J].江淮，2016（2）：15-17
作者简介：
王先位，男，1975年8月出生，汉族，皖岳西县，大学本科，中共岳西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教育、政治学。
【关键词】 大别山区；三农现状；脱贫路径
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涉及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11个地市36个县，土地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589余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071万人。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8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8896元的40%。大别山区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缩影，寓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体，研究大别山区贫困根源，探索提出解决路径，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大别山区“三农”的现状
（一）边远农村呈现萎缩性、空废化
大别山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通村、通组道路硬化率低、标准低，农业机械通行难，交通事故频发。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田间路桥、沟渠、堰塘、涵闸等工程老化严重，多数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高海拔地区水源缺乏，供水设施和条件较差，易受到破坏，管护难，农民清洁饮水困难。农电设施陈旧老化，电改推进慢，电力供应可靠性差，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通信、电视网络不能全覆盖、信号差。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重“三线三边”（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江河沿线及城市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边）和乡镇驻地，轻农村自然村落和偏远落后地方，建设中唯上唯虚，形象工程挤占有限资金，政策性因素加剧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拉大贫富之间差距。农村基层站所“撤村进城”，布局不合理。商业、金融、保险、邮政、农机等为民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少，素质低，技术装备落后，推广手段陈旧，经费紧张，呈现“人走、线断、网破”的局面。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进入少子老龄化时期，农民主体过快老弱化，青壮年劳动力过速非农化，人退林进，土地荒芜，“一户多宅”、 “人走屋空”现象加剧。
（二）农民增收渠道单一性、脆弱化
大别山区农业规模小，产业调整慢、结构差，农业收入低。虽然近年来部分农民务工收入较高，但农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长源。调查显示，35%的家庭除了打工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打工收入约占整个家庭收入的70%，掉入了严重依赖打工收入的陷阱，并且这种现象正呈扩大趋势。打工收入来源结构的单一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收入不稳定，是以牺牲家庭的幸福生活为代价的，没有造血功能，缺乏持续性。随着劳务市场的升级，低端务工市场饱和，务工收入的不稳定因素增加，部分农民工面临“有工无处务、常年两头跑”的困境。农民收入低、生活支出和教育医疗支出大，可支配资金少，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其他投入的需求，农业生产投资逐年下降，这必然抑制了农民增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图1大别山区岳西县2015年农民家庭收入、支出情况
（三）涉农制度存在缺陷性、滞后化
调查显示， 39%的农民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能保障农民的收益不受损失，但有22%的农民认为土地产权不清晰，16%的农民认为权利主体不突出，自己在土地流转中处于混沌状态和弱势地位，村干部成了土地的代理人，23%的农民认为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分散经营，不便于农业的综合治理，不利于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当前产业扶持政策标准过严、规模过大、门槛过高、对象苛刻，导致想要发展的人不符合要求，符合政策要求的人不想发展的尴尬局面。现行扶贫项目分散在扶贫、农业、水利、交通、民政、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缺乏统筹性，项目申报中存在操作运行不规范，资金分配不透明。部门之间涉农政策“打架”，如退耕还林项目和新增耕地项目，部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操作中利用政策弹性空间和漏洞，项目重复利用， 实现“利益双赢”。良种补贴等涉农补贴资金量小分散，撒胡椒面式的财政补贴制度对于农民增收没有实质作用，既消耗了国家整体大量的财政资金，又弱化了财政资金整体的撬动带动作用。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欠缺……这些涉农制度、政策的缺陷和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
（四）治理手段呈现软弱性、形式化
在基层治理中，有些村委会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习惯于听从命令指挥式管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行政附属化”的倾向。有些村委会认为自己是经过村民的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不愿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管理，加上少数乡（镇）干部对村里的事务不愿管，不敢管，存在部分村委会“过度自治化”的趋势。还有部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组织之间关系不順，有些村委会主导一切村级行政事务，村党支部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些村党支部包办村级事务，村委会自治功能弱化。有些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互不相让，导致村级组织陷于瘫痪。贫困山区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委员会服务、管理能力低，行政村缺乏有效手段把农民吸引到“村两委”的周围，影响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功能的发挥。有的村甚至出现有选举权的村民超过一半外出务工，不能或不愿亲自回家投票或寄票参与选举，导致村委会选举真实投票率过半难以实现，不能选出引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村级事务繁多，县乡政府追责至上，行政村疲于应付，发展放不开手脚，在乡村治理上难以高效发挥作用。
（五）发展环境恶化明显性、加速化
边远贫困山区留守老人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留守妇女心理压力大、健康状况差、精神文化生活欠缺、经济状况不理想。农村社会风气日趋恶化，孝道堪忧，婚姻不牢，大龄男青年单身现象凸显，迷信活动和赌博之风蔓延，重大刑事案件多发。传统村落消失、农耕文化衰退、乡村产业衰落、传统技艺中断、乡情乡愁淡化……传统的犁地、锄草耕种方式被农药、除草剂完全代替，农用塑料使用量和覆盖面积大幅增加，土壤肥力退化，病虫害增多，农业面源污染逐步扩大，农业生产不可持续。农村集约化规模化畜禽养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畜禽粪便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入农业环境，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恶化。农民“离村进城”，山区移民搬迁，城镇和乡村聚居点人口膨胀产生的大量垃圾和污水 “离城进村”，被运到了邻近的农村就地堆积或填埋，城市高排放污染产业“转战山区”，农村“承接转移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还有风电水电的过度开发、旅游景点的无序扩张、矿山石材的野蛮开采等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落后农村环境恶化加速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二、区域性贫困山区解决“三农”困境的路径选择
根治这些“乡村病”必须要解死扣，破难题。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1。
（一）适应乡村发展新常态，提高城乡一体新认知
加快农村改革与发展，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提升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与竞争力，让农民愿意回家并回得了家。一是各级政府必须长远谋划、科学决策、提高认识，采取多方位多形式宣传手段，利用专题培训、示范观摩，转变乡村干部观念和思路，提高推进新农村建设能力和农民主体参与意识，动员、引导、集中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进一步营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二要健全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加大农村建设工作力度，改善村容村貌，推进美好乡村全面建设，精准扶持产业发展，增强农村持续发展活力。三要强化基层治理，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培育新型农民主体，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平等、互惠、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创新扶贫开发新理念，凝聚精准脱贫新共识
积极转变扶贫开发方式，由单家独户的点式扶贫向区域性的连片扶贫开发转变，由单个项目扶贫向项目统筹推进转变，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向多元化投入转变，加大开放合作力度，拓展扶贫开发空间。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资源开发、产业承接和生态环境保护，拓宽投融资渠道。二是加强连片区域内部合作和区域间的合作，建立协作联动机制，通过基础设施对接、产业资源共享、旅游景点互连、生态环境共建，促进各种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三是积极探索和深化对口扶贫以及与发达地区共建园区合作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坚持精准扶贫核心举措，研究用好国家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产业、土地等扶贫开发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更多相关政策和项目支持，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范围，按照“职能不变、渠道不乱、各记其功、统筹安排”的原则综合利用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整合交通、水利、国土、农业、林业等部门的专项资金，搞好扶贫示范带动。
（三）创新产业调整新思维，推进农村产业新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要深度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调整和淘汰劣势产业，促进农产品向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转型升级，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彻底改变以往单一的“输血”功能，通过“放水养鱼”的模式实现 “造血”功能的完善。加快实现行政村宽带全覆盖，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建立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技术储备体系、农产品品质检测保障体系等，对基层农技推广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机构提供精准支持，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农技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探索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扶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探索通过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扶持、规范农民互助资金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鼓励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互助资金组织和农民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贴息、设立基金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四）加大市场运作新力度，提升农村建设新水平
积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搭台、业主开发、农民参与、滚动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做到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金，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综合开发、滚动发展之路。对国家和集体投资的基础设施，在确保安全、有效运行、发挥效能的前提下，实行承包、租赁、拍卖等市场化管理和商业化运作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引导当地业主或农民承包经营。对村级一些小型基础设施，按照谁享受、谁负担和自愿的原则，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广辟投资、融资渠道，引导农民或民间投资主体组建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以缓解基础设施在建设、运行、管理中的各种经费的不足。合理分配、优化用于修建、维护和运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资金等，建立农户修建配套简易基础设施奖励资金，发挥资金最大持续效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争取項目资金和项目扶持，探索农业基础设施联村联建、联户共建，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共同受益模式，着力提升农村整体设施水平、服务水平、管理水平。
（五）深化农村制度新改革，健全乡村治理新机制
当前要健全土地市场调节机制，探索以废弃宅基地为主的农村建设用地有偿退出新机制，有序推进田、水、路、林、村整域性的土地综合整治与有序流转，释放空心村土地潜力，激发城镇化发展活力，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将土地配置到能够发挥最大效益的项目上来，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农村。要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造条件让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土地市场收益权，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引导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块实现连片耕种。推进土地等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健全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机制。要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制度要改家庭分散经营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经营，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的互助合作能力，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解决当前贫困农村资本稀缺的困境。要创新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增加透明度，更好地贯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改善村民自治的政治环境。政府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资源，通过考核、奖惩、指导等方式，调动基层干部和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创新和完善政府指导、农民主体、各部门分工协作的乡村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的脱贫关键词：精准引领全面小康进入冲刺时间[J/OL].
2] 习近平眼中，扶贫工作需要攻克哪些难关[J/OL]
[3 重农固本，安民之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读[J].江淮，2016（2）：15-17
作者简介：
王先位，男，1975年8月出生，汉族，皖岳西县，大学本科，中共岳西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教育、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