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日前发布《行政改革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No.5（2016）》，一份以该书总报告形式同时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9成受访者认为我国目前实行官邸制的时机已成熟，建议抓紧相关条例的起草和制度构建，做好顶层设计，在不动产登记制等基础制度的基础上，抓紧建立官邸制。
　　关于“官邸制”的讨论，此前已经热闹过好几次了。就像潮涌一样，来的时候阵势很大，而退去后除了一地鸡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留下。很简单，在官员住房信息尚未清晰、不动产登记阻力重重的情况下，讨论“官邸制”，不免奢侈。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讨论或主张，甚至有转移话题的嫌疑。
　　论者颇喜欢拿他山之石来错玉，找到一个“官邸制”，就如获至宝，以为是一个新词，不加选择地移植、嫁接过来。殊不知，任何制度都其来有自，都是从特定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绝非凭空而降。从这个意义上讲，“官邸制”不会是制约“以权谋房”的灵丹妙药。
　　“官邸制”之所以让人觉得美好，首先是因为人家的制度基础中，官员财产并非秘密，已经实现可查、可看，透明度很高。其次，人家的“官邸”是流动的，在位即有官邸，明朝挂冠去，则“官邸”亦易主。


　　反观我们，则不免沮丧。且不说官邸不官邸，那些分配给领导干部的住房，鲜有腾退出来的。在职时居住，退休后还住，自己死了子孙还在住。若是依照这样的思路搞“官邸制”，不仅不可能厘清权力的边界，反倒有洗白官员“以权谋房”的嫌疑。
　　至于那些虽无官邸之名，而行官邸之实的情形，更是所在多多。有的官员，总是夸夸其谈“自己也买不起房”，实则早已通过权力廉价或者干脆以权力换取多套住房；有的官员，似乎没有自己的住房，却常年住在星级酒店的套房里，以酒店为官邸；还有的官员，则纵容部下把单位的办公房按照酒店标准搞成“官邸”，等等。
　　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在官员住房方面，领导干部一边享受着过度保障，一边却还在向西方看齐，搞什么“官邸制”。在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背景下，这当然会加大社会内部的断裂和冲突。特别是，一些已经落马官员堪称过分、无度的生活享受，一经媒体曝光，更是激起了强烈、持续的民意反弹。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来讨论“官邸制”，未免荒诞。
　　可见，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推动什么“官邸制”，而是在于执行和落实好目前已有的好的制度，比如官员财产公开、不动产登记制等。
　　一方面，下决心推进财产公开制度，加紧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从技术层面降低监管成本，提高违规违法的成本。应该尽快构建住房信息等相关的数据平台，并向社会公开。目前，有媒体报道，全国很多大中城市都在建设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城市，不妨将官员以及政府机构的相关信息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若要做到这些“公开”，困难并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恰恰在于各级官员及相关政府机构有没有“自改革”的勇气，敢不敢向自己的利益开刀。
　　另一方面，还应该继续清理官员的“住房腐败”，不仅要明确专人、专门机构对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车等的管理，也要强化对这些机构和人员的监督管理，务求将明文规定落到实处，而不是随意乱打折扣。这其中，除了制度体系内的正常监管之外，还应该充分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辟出专门渠道，察纳雅言，督促落实。
　　只有先把底数搞清楚了，权力也有清晰的边界了，以往的灰色房产透明可查了，則“官邸制”之类的制度创新，未必不可以尝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