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左琴科的大名，我就成了巴甫洛夫的狗，仿佛眼前摆着肉骨头，我想吃，又想跑，怕的是落入狡猾科学家的圈套，惨遭诱食和电击。
　　同一本书，作者相同，译者也相同，我已经有了三个版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的那一本叫《日出之前》；上海三联书店于2009年再出，名叫《幸福的钥匙》；仅仅三年后的今天，它又改回了《日出之前》，分成上下两卷，重新包装上市。从内容上看，也许唯一的不同，在于三本书的译后记，但也仅有只言片语的差异。更具体地说，在两种《日出之前》的译后记里，这本书都叫《日出之前》，而在《幸福的钥匙》里，它自然便叫《幸福的钥匙》。
　　我很不喜欢中国出版界的这种现状：作者、译者和出版商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都是—锤子买卖，只签短期合同，各自提防，由此造成版本的混乱。书名多变，加上真真假假的所谓修订、新译、全译，徒然让读者难明就里，苦不堪言。
　　三个版本的《日出之前》，作者国别竟然也前后迥异，由此反映出我们对苏联文学认识上的混乱。1997年版的封面上，左琴科被标定为苏联作家，2009年改称俄罗斯，今天再改，他又成了乌克兰作家。难道苏联和苏联文学不曾存在过吗?照此说来，既然古罗马已经灭亡，我们便说奥维德是意大利作家，而马提雅尔是西班牙诗人好了。
　　苏联消失后，俄乌两国不仅争武器，争军港，也争文化遗产，尤其是作家的归属，不仅为了苏联时代的左琴科、巴别尔和布尔加科夫吵闹不息，甚至19世纪的果戈理也成了争夺的对象。他们的出生地都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但民族各异——巴别尔是犹太人，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族，果戈理有波兰血统。好在没有人仅仅根据出生地，便主张把生于碎叶的李白划为吉尔吉斯斯坦诗人。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我们仿佛看见对苏联的恐惧，人们宁愿认为，享寿七十年的苏联只是一个政权，而不该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国家。在《日出之前》里，左琴科用巴甫洛夫的理论为自己的忧郁症寻找病因。这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今天人们对“蘇联”条件反射式的厌恶与恐惧，人人避之而惟恐不及，仿佛一说起苏联作家，便是助纣为虐的宣传工具。要想治愈这种奇怪的集体癔症，我们可以采用左琴科式的疗法，那便是唤醒理性，正视过去。
　　中国的老读者大多很熟悉左琴科写的现代童话集《列宁的故事》，其中不仅有列宁吃墨水瓶、列宁与哨兵的传说，还有一则《灰色的小山羊》，讲革命导师从小就是个勇敢的孩子，对可怕的故事基本无动于衷。可弟弟米佳不行，他很爱伤心。“谁要一唱悲哀的歌，米佳便哭得泪人儿似的。当孩子们唱《小山羊》的时候，他哭得尤其伤心。”为了治弟弟，既勇敢又聪明的小列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米佳越哭，他就越用可怕的声音唱《小山羊》，还逼着米佳也唱。米佳哇哇哭着唱完了歌，从此也变得勇敢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视和承认“苏联作家”的存在，也是一个关于日出之前的混沌岁月、关于爱伤心和变勇敢的故事。
　　三年前《幸福的钥匙》出版时，我们已经做过评论，所以今天的书评，写了许多题外的话。我要说的是，无论《幸福的钥匙》还是《日出之前》，都是同一本书，里面的一个个小短篇写得好，译笔也好，值得读，只是不值得花两本书的钱，当成两本书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