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次，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三年后写出了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念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学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俗套滥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是牛皮兮兮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这个那个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硬是让这几个人一步步变成了北大的名师。
　　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和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
　　做领导大抵都知道人才的重要，蔡元培比一般高校领导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般性地延揽人才，而是识英雄于草芥，将潜在的牛人挖掘出来，并给他们一片播种、开花、结果的土地，让他们自由地成长。一般领导只能做到顺时势，而蔡元培在顺时势的同时，还能知人心！他深深地明白，人心才是一所大学最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