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正月十一。康晓伟载着家人从江西老家返回广东东莞市大朗镇。抵达时，已是晚上10点多，在一家大排档，他们准备吃点宵夜时，电话响起。接过电话，康晓伟连声说“好”后，告诉家人，“你们先吃，我去火车站接个人。”
　　康去接的这个人，不是他老板或领导之类的“狠角色”，而是东莞市伟达制衣有限公司的一名普工。康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这几年，类似于康晓伟这样的“老板”，虽然头衔光鲜，但相对痛楚：不仅员工春节来回的车票，他们得报销，而且员工从家里来到东莞车站后，他们还得去接。年前，员工回家时，他们也要将员工送到车站，并送礼品和祝福。
　　即使这样，开年后，来的员工也越来越少。康晓伟一直想招个学徒，但至今没招到，“很多年轻人都转行了，年纪大的又不愿意干。”康晓伟抱怨，“现在打工的才是皇帝啊！”
　　这样说当然很夸张。但的确，在今年，“民工荒”和“老板慌”已深度地蔓延进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未来变得充满风险，充满了不确定性时，老板们能够做的，就是抓住可以尽力抓住的东西：能够有工人来给自己干活。
　　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制造业的深刻裂变和痛苦转型正在改变很多东西，包括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在这些改变中，由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的农民工支撑起来的经济，其脆弱的一面，越来越暴露无遗。

逆袭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20岁的康晓伟跟随老乡到东莞打工。那时，“要经过三关面试才能进厂 。”康晓伟说。但四五年前，招工的局面就从“工厂选人”向“人选工厂”转变了，最近两年，这种局势还在加剧—只要是个人，都能找到工作。
　　这种变化，康晓伟体悟最深。2002年7月，他结束了10年的打工生涯，在东莞市大朗镇成立了东莞市伟达制衣有限公司。那时，他管理着60多名员工。但员工逐年减少，到去年，他只有20多名员工了，“员工还没全部回来，今年估计就10来个吧。”康晓伟说。
　　工人减少，并不是因为他给的待遇低。
　　事实上，他给的待遇甚至比一些上规模的大企业还好。做缝盘的员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至5000元。康晓伟说，“员工还可以直接和我这个做老板的面对面讨价还价，工作自由度高，员工想辞工就辞。大工厂有一套制度，你想辞工得提前个把星期甚至一个月，而且还不一定批。”
　　家庭式的管理模式，使得像他这类小工厂在招人时，反而有了一定诱惑。不过，招工难的问题依旧在蔓延。
　　去年，为解决招工难问题，康晓伟萌生了将企业转回家乡的想法。不过，他说，“幸好没转回去，在内地，工人同样难招，那边工人不去上班时，连招呼都不打。”
　　招工难不只出现在小工厂。东翡（毛织）制衣厂是以纯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位于东莞寮步镇下岭贝工业区。这些天，从主管到经理、再到厂长，几乎所有管理层都倾巢出动，全员招工。在大朗镇巷头的招工点，《南风窗》记者连续两天跟随该企业招工发现，为招到工人，他们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不好意思，耽误你半个小时，可以到我们工厂去看看吗？我们有车免费接送。”现场负责招聘的李龙边发传单，边邀请路人去看看。
　　对骑单车来找工作的，他让他们把单车寄存在招聘现场，他负责帮看着，“放心去吧，看完了，把你们送回来”。

通过压榨农民工血汗才能生存的企业，即使没有被经济结构抛弃，也会遭到“80后”、“90后”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社会淘汰”。

　　或许因以纯的知名度，李龙一干人，一天之内请动了100多人到他们厂里去看看。“看是看了，但还不能确定人家去不去上班。”李龙说，厂里用工约1600人，按往年情况，会有部分员工陆续返厂 ，但缺口约600人，去年他们厂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去招工，光招工费用就高达几十万元。
　　为带人去厂区看看，他们雇了近10辆面包车负责接送。选择面包车，而不是大车接送，是考虑到：想去踩点的人会担心“要等到坐满一辆大车才走”，这对招工不利。因为找工作的人，现在“可没耐心等那么长时间”，选择面包车—车上坐五六个人就可以跑一趟。其间，有相中的，立马可去报到，行李等也一并运送过去。甚至，工人在收拾、搬运行李时，他们也可上门帮收拾，帮抬行李，而后派车送到工厂。
　　在厂区，东翡（毛织）制衣厂的厂长邓平也忙得满头大汗。他在厂区负责接待一批批前来“踩点”的人：给他们倒水喝后，领他们上楼，一个个车间地走，一个个宿舍地看。让他们和生产一线员工交流。厂区保安室旁，还特意张贴出工厂各部门的员工工资。
　　管理层对员工态度的大变化，就像是一次农民工的逆袭。

苦撑

　　茂荣集团行政总裁曾天仁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认为缺工将是一种常态。
　　这的确已经是一个不适于“血汗工厂”生存的时代了。通过压榨农民工血汗才能生存的企业，即使没有被经济结构抛弃，也会遭到“80后”、“90后”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社会淘汰”。
　　意识到缺工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后，茂荣集团引进了现代技术，企图以机器取代工人来解决民工荒问题。但问题是，一件产品无法全部实现自动化，诸如钉扣子、车拉链等工序，必须由人工来完成。这样，其他无法通过自动化来完成的环节，压力更大了，同样急需大量的人工来完成。否则，最终也无法从整体上提升效率。
　　劳动力不足已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年底接订单时，很多企业都变得格外谨慎。“如果对方限定交货的时间短，即使这笔订单的利润很丰厚，我们也不敢接。”曾天仁坦承，因为春节后，到底有多少员工返厂 ，他们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厂等，都是不确定的。
　　茂荣集团原计划正月初十上班，但来的员工并不多，零零星星的。“我们也知道，到这一天，不可能就来很多员工，但‘量体裁衣’吧，来多少人就做多少货，不可能等到员工大部分都来了才开工。”曾天仁说，有些员工，家里没什么事，也要在年后一两个月才来报到。“现在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不至于晚一两个月不上班就没米下锅了。” 　　但企业对此是颇为头疼的，“政府公务员节后不来上班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但员工不来了，我们企业能把人家怎样，且现在这么缺工”，曾天仁表示，在诸多因素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企业是不敢贸然接单的，否则到时无法按时交货，带来的麻烦和损失更大。
　　对当下很多员工的责任意识不强，曾天仁多少有些抱怨。不过，《南风窗》记者和他在茂荣集团厂区边走边聊时，一旦见到拖着行李返厂的员工，他都会很高兴，也很热情地向对方问好，“小伙子，回来啦？辛苦了！”之后，在厂区，他继续边走边看，并指挥保安将“欢迎新老员工回厂上班”的横幅也挂上。
　　当机器依旧无法取代工人解决民工荒的问题，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关键就在于“稳住老员工，吸引新员工”。为吸引新员工，很多企业祭出了“报销春节往返车费；承诺节假日加餐；全天供应热水”等条件。
　　此外，工龄奖也是企业稳住老员工的主要手段，如东翡（毛织）制衣厂，员工每干一年，就多给300元工龄奖，工龄可累计，上不封顶。“这还有个好处，知道第二年这些员工到底还来不来，心中有数。”李龙说，如果这些员工第二年还会来上班，他们就不会选择在年前辞工。因为一旦辞工了，即使第二年来了，他们也算新员工，之前的工龄就作废了。这可以帮助企业对来年的人力资源进行一次调查摸底。
　　“竞争说到底，就是竞相给员工提工资。”康晓伟说，这些年，尽管企业的利润很薄，但也不敢降员工的工资，否则一旦缺工，企业连微利都保不住了。因此，企业的用工成本，一直在不断提升，现在就看哪个企业能给得起高工资，并扛得住、坚持到最后。
　　为此，企业必须提升利润空间，但代工注定企业的利润很薄，要获得丰厚利润，关键要有自己的品牌。康晓伟说，他在毛织这行业干了20多年，现在已很清楚：如果继续给别人代工，而不转型自创品牌，那就是在等死，而且活路只有两三年时间了。
　　他不是在胡说，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以前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康晓伟都喜欢叫上一些同行一起言说。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在记者面前絮絮叨叨地抱怨着。提起那些昔日的同行时，他感叹，“好多人的企业都陆续倒下了”，每年“忍看朋辈成新鬼”的他，难免有点兔死狐悲的伤感。
　　在康晓伟看来，转型是唯一的出路。现在，他正准备注册新商标，从自创内衣内裤品牌做起。因为内衣内裤用料不多，成本较少，他能经受住这样的风险。“但转型也不能转得太快，太彻底，代工的生意我还要继续做，等机会成熟了，再慢慢全部转过来。”康晓伟说，否则，在押上全部身家后，如果企业转型失败将难以翻身。

风险

　　在康晓伟的工厂里，最年轻的员工27岁，最老的50岁，显见对新生代农民工已没吸引力。事实上，这个行业目前员工的平均年龄都在30岁以上。和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宁可少挣一点，也不愿意去加班。
　　“懒懒散散，没有什么组织和纪律性，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上班，想不干就不来”，这是曾天仁等很多企业管理者对现在员工的评价。他们认为，人力资源缺乏稳定性和专注性，这终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局，导致经济衰败。
　　这是老板们的视角。而当新生代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不能消除自己的“外来者”身份，终结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时，和对社会结构的表层融入一样，对于经济结构，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临时性的融入。
　　曾天仁等老板或许没有反思到，这正是多年来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和经济剥夺的一个苦果，其经济甚至社会风险是肯定的，但却意外地带来了劳务派遣公司的红火生意。
　　在大朗镇巷头的招工点，“众海人力资源”派遣公司也设点招聘，主要是招临时工，每小时10元，每月工资大约2500元。这个待遇和很多企业相比，并不算高，但其招聘广告还是能聚集着不少年轻人驻足咨询。该公司招聘专员吴正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常年招聘临时工，当哪家企业需要员工时，他们立即就补充进去。
　　很多人可能认为，现在容易找工作，很多人是不愿去做临时工的，愿意做的，一般应该是些上年纪或不好找到工作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吴正强说，他所在的这家劳务派遣公司，常年拥有几百名临时员工，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上年纪的人求稳，希望在企业老老实实干。”吴正强说，但年轻人不一样，他们不希望长期上班，他们一般是“干一个月，之后休息几天或一个星期。接下来，再上班一个月，然后继续休息几天”。劳务派遣正是迎合了年轻人的这种需求，生意反而是比前些年还好做。
　　“招聘临时工，确实比往年容易多了。”吴正强说，以前人们尽管不好找工作，但劳务派遣的生意同样不好做，因为很多中介公司其实就是个骗子公司，专门骗打工者的钱，结果把行业搞砸了，正规的中介也因此受到牵连。
　　一些年轻人之所以不愿和工厂签合同上班，就是因为他们上班和休息的时间，都是被公司统一安排了，缺乏自由，但如果他们是派遣公司的人，每个月上班和辞工都比较灵活。
　　“家里有个什么事，辞工方便，而且工资当月发放，不会扣到下一个月才发。”在众海人力资源派遣公司做临时工的张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而且还可以换着在不同的企业上班，不用长期呆在一个岗位上，这样会很枯燥乏味。”在劳务派遣公司特别不好的是，“五险一金”公司没帮缴纳，但年轻人对这些似乎也不大看重。
　　这样的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只能倒逼着企业调整以往的管理模式，进而为他们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而除了去迎合，企业的老板们似乎也想不到有其他更好的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