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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2016年菊黄蟹肥时节的事吧，总是看见雨丝在眼前飘忽，却又不见湿了地面。下班后，我裹挟在车流人流中又看见了雨丝，我在想，细如发丝呢还是蚕丝或者蜘蛛丝。没待想清楚，突地手机响了，吓我一跳。是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对方客气地说，“你好———”我伸出手去，回了一句，“你好———”手心感觉到雨丝是存在的，可路面的确没有湿的迹象。“我是富平乡党李印功……”我一愣，这个名字于我是熟悉的，他是《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只是没有过往之谊，找我有何贵干呢？纳闷中，听他简要说了《新西部》杂志在关注富平籍作家群文学创作的大致情况。询问我能否把自己的作品快递给王琪玖，随之介绍王琪玖是西安市委党校教授，要给富平籍作家的作品写系列评论。按照他的要求，我给王教授快递了《解冻》和《客居长安》两部长篇小说。
我向来不长于交往，总是一个人默默走路，默默发呆；生活也简单，默默摘菜、默默吃饭；当然也默默思考，默默微笑。我的世界总是默默地不起微波，几十年来，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这种默然状态，自觉也练就了处世泰然，宠辱不惊的心态。已临知天命之年，还能有什么事情羁绊心理，搅扰夜寐呢？应该没有了。可是李印功的这个电话，似乎让我不自觉的、轻轻的、暗暗的，多少有点儿不可名状的兴奋感。不过又想，李印功说的这件事不涉及利益，不收取用费，难道杂志就愿意宣传作者，教授就愿意点灯熬油？费眼睛阅稿不说，还要费心思码出评论来？这明显有悖于当下人的做事习惯。想不通也就不想了，我很快回到了阅读写作营造的身安心适的氛围中，才重新找到了默守中的真实感，那点儿小兴奋也随着微笑静静地被释放了。
近些年来，我给全国各地寄过不少书，多少有点儿交流效果就十分满足了，哪里敢奢望评论，竟还以文学现象在杂志上探讨，是不是天方夜谭不好说，出乎意料却是有的。当然，李印功的愿望是好的，我也有过类似愿望，只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罢了。
过了些天，李印功又来电话，说王教授对《解冻》评价不错，他想看看。我说这是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早已告罄，快递给王教授的那本还是从朋友家找来的，书皮都烂了。听李印功的口气，他不相信我手里没书，我也觉得窝他兴致有违人之常情，就去把送给老同事的签字本从他家的书架上拿来借给了李印功。
送书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按照预发的定位，我把车停在他家的小区门口，通过电话后，未及稍待，就看见一个步稳履实、华发覆顶的健硕老者快步走出大门，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久闻大名一直未曾谋面的李印功了？果然是他。
握过手寒暄时，我说了几句至今想起来也不怎么得体的话：“看时不要折角，不要在书上划，不敢弄脏弄烂，看完后还要还给老同事。”似乎借给他的不是书而是什么宝贝似的。李印功丝毫没在意我的小气，笑着接过书，豪爽地说，“没问题。”过了些天，他打电话说书看完了。
这个秋天，天氣常阴可雨水很少，谁也搞不清楚哪一天哪朵云会稀里哗啦下一阵子，明知用不着伞可出门时还得备着。下班后，我腋下夹着伞，像往常一样踱回去，取书只是顺道的事情。他把《解冻》递过来说，“我专门包了书皮后才开始看的，没折角，没乱画，更没弄脏，现在完璧归赵。”没等我接话，他又说，“《解冻》确实写得好，我要向你学习”。他用行动落实了我让他爱书的叮咛，又夸赞写得好，我有些不好意思，“这……这……”了半天，也没“这”出眉眼来，这时如果有雨，我就会说“终于下了”来解围。可是，胆小的雨畏惧秋天一样，仍旧躲藏在云海深处没有现身。没有雨帮忙，他诚恳的目光，热情的笑脸照样免除了我的尴尬。我即刻感到，这个人有意思。
通过后来对他的了解，证明了这个感觉是对的，他不仅有意思而且还有点儿传奇。
李印功搞了多半辈子新闻，退休后客居西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给陕西电视台写《百家碎戏》《都市碎戏》剧本九十余部，近八十部被拍摄播出，火了几年。过足了当编剧的瘾，觉得写碎戏剧本像在红苕窖里打拳，束手束脚。这一年他正值花甲，本应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他却突发奇想———要当作家。
人生最不缺的是想法，最缺的是实现想法的行动，想当作家的李印功不仅有想法而且有行动。一个下午吧，他好像说过是下午，被雾霾搅扰得霞光并不怎么绚烂，也看不见太阳下山的那座山，只看见对面楼房遮挡了晚霞的淡淡的红光。这时，他默不作声地走进理发馆，让理发员把铲车一样的头发推剪，开进了只长过新闻和剧本的“庄稼”地里深耕一遍，华发盖顶瞬间成了青光“葫芦”。镜子里的“葫芦”把李印功吓了一跳，他用手摸摸头，心里涌出一阵难以言状的情绪，低声自语：就算作发誓当作家的仪式吧！
走在路上拍打光头，怎么就想起了孙女喜欢的动画片里的光头强了。当晚他辗转难眠，无数次地追问灵魂，值得吗？追问到月隐星稀，东方泛白，直至鸟声啾啾，答案还是值得！第二天，他红肿着眼睛告诉家人，今生最后一个愿望也是最后一个“野心”，就是当作家。家人知道他的性格，有碰倒南墙也不回头的犟劲，都默认了他的决定。他和家人统一口径，写小说是家庭最大的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他是担心将来写不成功丢人。
家人替他守住了秘密。一向参加各类活动较为活跃的李印功突然失踪了，十几家影视公司轮番打电话催要剧本，可是一贯畅通的电话突然成了忙音，家里人给亲戚朋友的答复更是讳莫如深，日子在怪诞和猜疑中一天天过去。
（二）
当作家要拿作品说话，与当作家决心大小没有关系。李印功说自己从没有写过短篇和中篇，在想当作家的近乎疯狂的情绪裹挟下，匆忙迈开了文学创作之旅的第一步。三年多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只可意会，难以言说。不管怎么样，他成功地出版了沉甸甸的五十九万余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这部书上市后，他走进西安钟楼书店、小寨汉唐书城、西安图书大厦和曲江书城，摸摸书架上的《胭脂岭》，像莫逆老友相见，不由地泪眼婆娑，立即就有了日夜不息，神魂颠倒，寝食无序的感慨。
他在印刷厂手捧第一本装订好的《胭脂岭》时，有过“自己算不算作家的想法”。大家都认为出一本书就是作家，李印功应该是作家了。他外出参加活动时，有人喊他作家，他嘴里说“不敢不敢”，心里却美滋滋的。尤其是因出版《胭脂岭》被陕西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时收获的荣誉感，成了他最丰富的表情之一。 不料，荣誉感和其他商品一样，似乎也有保质期。当作家的热度在不断冷却的时候，李印功发现，竟然还有比当作家更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天，他带着《胭脂岭》去拜访不曾认识的富平乡党、《新西部》杂志总编辑杨旭民。杨旭民在李印功的介绍中捕捉到了在富平籍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指导和影响下，富平涌现出了一批长篇小说作者的信息。杨旭民皱皱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一个县能有这么多长篇小说作者，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如果报道出去，对繁荣陕西文学创作肯定有一定指导作用，对富平籍作家也是好事。杨总编的话李印功听得心花怒放，当然了！没等李印功表达喜悦的心情，杨总编又说，这需要大量的联络协调工作，你能不能……没等杨总编说完，李印功脱口而出，没问题！两个人相视笑了。
从《新西部》编辑部回来，李印功忙活开了。打通了富平籍著名军旅作家、时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党益民的电话，党益民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表示对家乡的文学事业全力支持。李印功马不停蹄，赶去西安曲江宾馆，找正在参加陕西省作协“百优青年作家”培训的富平县作协主席杨英武，杨英武说，“好事么”，这句话让李印功心里托了底。他又赶回富平，找县文联副主席孟乐峰，孟乐峰“坚决支持”的态度和王琪玖教授乐于承担写评论的承诺，让已经有些兴奋的李印功更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起来。于是，《新西部》杂志“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重大选题报道活动拉开了序幕。报道活动很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作协、渭南市委宣传部联合在富平县召开了“新时代，新创作，新发展———文学陕军再进军与基层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
让李印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不仅参与了“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的重大选题报道活动，还见证了后来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当然，在李印功举荐下，我也坐进了这个会场，见到了肖云儒这等大家，聆听了李国平、仵埂、张艳茜、王琪玖、魏春春、邢小利等专家学者的现场指导。对一个基层作者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世界上几乎没有毫无功利、绝对纯净的行为，行为背后大抵都能找到一些动因。李印功由新闻记者到报纸总编，是体制内的工作因由。退休后由总编到编剧，由编剧到作家，是“野心”使然。而由文学创作转向热衷文学公益活动，则是他人生价值的一次超然升华。他说，“富平文学现象”中的许多默默无闻的基层作者被关注，其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个人和《胭脂岭》被关注的价值。他敬佩杨旭民总编的敏锐目光和策划能力。和富平其他作者一样，非常感谢《新西部》杂志这样的平台。
李印功从创作到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现在他反过来帮助别人。也许在一般人眼里，他这是老鼠咬布袋———该自在不自在。但李印功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像他这样想圆作家梦的文学爱好者多了去了，如果没有党益民、莫伸、王琪玖、仵埂、王长寿、南先锋的指导和帮助，当作家對他来说，也许只能是个梦了。
李印功把率真与坦诚、执着与坚韧融为一体，做起事来不遗余力。既热情似火，又充满智慧。“文学陕军再进军与基层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不停操心。春节过后，《新西部》杂志总编辑杨旭民和著名文艺评论家仵埂，拜访了正在富平休假的著名军旅作家、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大奖获得者党益民将军。李印功和富平县文联副主席孟乐峰、作协主席杨英武等陪同参加了这次活动。大家的话题是围绕富平文学现状和发展方向展开的，富平籍作家的优势有哪些？短板又在何处？如何才能突破？李印功听得思绪飞转，震撼连连。回到家已经十一点了，他却兴奋不已，不顾劳顿，掌灯鏖战。第二天大家打开手机，在朋友圈里就看见了《仵埂与富平籍作家谈文学》的稿子。同行的几个人都愣住了：李印功昨晚没睡觉？
（三）
李印功忙活的事，有的是自找的，有的是文友找上门的。不论哪种情况，他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去年正值酷暑之时，他揽的活是钻在家里校对作家杭盖的长篇书稿《浚稽山》。后来，《浚稽山》获得杜鹏程文学奖，杭盖感激地说，李印功绝对是首功一个。作者张新龙出版《第一书记》时，可谓一波三折。有天深夜，张新龙拨响了李印功的电话，说印书出了岔子，需要更换印刷厂才能确保出版时间。李印功二话没说，连夜联系了另外一家印刷厂。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张新龙坐在了厂长办公室里，印书问题在他的周旋下迎刃而解。张新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燃起的是对李印功的感激和敬重之情。
《潮起潮落》的作者李红说，“要不是李印功，我压根就不知道还有个富平作家群，更不会有机会受到党益民、王琪玖、仵埂、张艳茜、杨旭民、赵录旺、张铖等名家的指点，也不会有王琪玖教授写的《潮起潮落》的评论上《名作欣赏》杂志的事了。”
《石川河》的作者程凌和李继庄说：“是李印功不厌其烦地联络，才让《石川河》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线。”
《黑石村往事》作者王保卫、《贾岛传》作者康凯鹏、《村路》作者路西平、《流泪碑》作者唐应坤、《坎坷人生》作者杨刚、《半醒》作者张林健，这些富平籍的作家，提到李印功皆赞不绝口，他们都和李印功有过颇受感动的交往。
外县籍的作家张娟，也对李印功感激不尽。在确定参加富平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名单时，李印功了解到临渭区作协副主席张娟，以富平县六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杨爵为主人翁，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言官杨爵》时，立即给主持筹办会议的杨旭民总编辑做了汇报，建议把张娟作为特邀代表参会并得到批准，张娟在印刷厂赶制了十本样书，会议期间送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手里。张娟说，如果没有李印功的促成，作品就少了一次推介的机会。
《宽视陕西》主编刘宽参会也与李印功有关。刘宽是从富平走出去的知名青年文化传媒学者，近年来在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产业融合领域劈天拓地，策划实施的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创作的我国首部丝路版、多语种歌剧《司马迁》在韩国首尔演出，奏响了“一带一路”上的陕西乐章。他还在《宽视陕西》平台推出了厚重的富平文化系列报道“让富平文化自豪的DNA”，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李印功给杨旭民总编建议，邀请刘宽作为特邀代表参会，杨旭民欣然同意，李印功多次跟刘宽联系，刘宽虽百忙加身，还是抽身参加了会议。 李印功还主动和陕西作家网、陕西农村网、陕西县域经济网、渭南新闻网联系，推介刊发了八十多篇富平籍作家创作活动的报道和作品评论。参加陕西乡村文艺座谈会时，把登有“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专题报道的《新西部》杂志送到了与会者的手里。
李印功做事直來直去，从不拖泥带水，一般是见面后就直接说约好的事情，绝不说与主题无关的闲话。从准备帮人说到如何帮，从如何帮说到具体步骤，然后就去实施。凡答应的事情，绝对有交代，从不敷衍应付。为文友写宣传稿，策划宣传预案，甚至小到配图这种事他都要费心。还经常参加文友的聚会、座谈会、研讨会等。他不是一般性参与，往往是组织者、策划者，同时还是实施者，跑前跑后，给人留下了不知疲倦、精力充沛的印象。“李老师不知道累。”这句话我给好几个文友都说过，听过这句话的人有的立即表示有同感，有的猛然醒悟，表示认同，“噢，就是就是”。李印功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不累是假的，他的精力毕竟有限，但他甘愿受累，甚至遭罪。他有时也会发脾气，发脾气是嫌把事没弄好。只有把文友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会这样上心较真。他在分享文友成功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文友感激的目光中，享受被信任的喜悦，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充实。还有一点，他会用“李氏幽默”化解文友接受他的帮助时表现出的难为情，愉悦互动，心灵与心灵贴得更近了。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不像说话这么简单，需要有宽阔的胸怀、高节迈俗的品质和会做事活人的技巧，绝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李印功所做的，有的事大，值得说道；有的事小，小到琐琐碎碎，似乎上不了串。在他眼里，是花，就应自由绽放；是水，就应长径自流。自然界万物竞长，各有形态，文友交往，各有所需。为满足文友之需想到的做到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映照。“情到深处人自醉，爱到深处心不悔”。知恩图报，助文友为乐，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首赞歌。
党益民被李印功的所做所为感动，他用如椽巨笔，饱蘸深情，于2019年2月挥毫为李印功题赠了“文坛侠客”四字。
李印功说，这样的褒奖太重，受之有愧。文友们看到后，在朋友圈里纷纷留言，众口一词：名副其实！
有意思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更有意思，如果再有了“侠”的味道，就上升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
这就是文坛侠客李印功的其人其事。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林喜乐，知名作家，文学作品见于《散文》《北京文学》《大家》《滇池》《延河》《陕西文学》《华文月刊》等杂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创作有《山丹丹花开》《柿子红了》《吹皱一池春水》等多部影视剧本。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2016年菊黄蟹肥时节的事吧，总是看见雨丝在眼前飘忽，却又不见湿了地面。下班后，我裹挟在车流人流中又看见了雨丝，我在想，细如发丝呢还是蚕丝或者蜘蛛丝。没待想清楚，突地手机响了，吓我一跳。是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对方客气地说，“你好———”我伸出手去，回了一句，“你好———”手心感觉到雨丝是存在的，可路面的确没有湿的迹象。“我是富平乡党李印功……”我一愣，这个名字于我是熟悉的，他是《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只是没有过往之谊，找我有何贵干呢？纳闷中，听他简要说了《新西部》杂志在关注富平籍作家群文学创作的大致情况。询问我能否把自己的作品快递给王琪玖，随之介绍王琪玖是西安市委党校教授，要给富平籍作家的作品写系列评论。按照他的要求，我给王教授快递了《解冻》和《客居长安》两部长篇小说。
我向来不长于交往，总是一个人默默走路，默默发呆；生活也简单，默默摘菜、默默吃饭；当然也默默思考，默默微笑。我的世界总是默默地不起微波，几十年来，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这种默然状态，自觉也练就了处世泰然，宠辱不惊的心态。已临知天命之年，还能有什么事情羁绊心理，搅扰夜寐呢？应该没有了。可是李印功的这个电话，似乎让我不自觉的、轻轻的、暗暗的，多少有点儿不可名状的兴奋感。不过又想，李印功说的这件事不涉及利益，不收取用费，难道杂志就愿意宣传作者，教授就愿意点灯熬油？费眼睛阅稿不说，还要费心思码出评论来？这明显有悖于当下人的做事习惯。想不通也就不想了，我很快回到了阅读写作营造的身安心适的氛围中，才重新找到了默守中的真实感，那点儿小兴奋也随着微笑静静地被释放了。
近些年来，我给全国各地寄过不少书，多少有点儿交流效果就十分满足了，哪里敢奢望评论，竟还以文学现象在杂志上探讨，是不是天方夜谭不好说，出乎意料却是有的。当然，李印功的愿望是好的，我也有过类似愿望，只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罢了。
过了些天，李印功又来电话，说王教授对《解冻》评价不错，他想看看。我说这是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早已告罄，快递给王教授的那本还是从朋友家找来的，书皮都烂了。听李印功的口气，他不相信我手里没书，我也觉得窝他兴致有违人之常情，就去把送给老同事的签字本从他家的书架上拿来借给了李印功。
送书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按照预发的定位，我把车停在他家的小区门口，通过电话后，未及稍待，就看见一个步稳履实、华发覆顶的健硕老者快步走出大门，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久闻大名一直未曾谋面的李印功了？果然是他。
握过手寒暄时，我说了几句至今想起来也不怎么得体的话：“看时不要折角，不要在书上划，不敢弄脏弄烂，看完后还要还给老同事。”似乎借给他的不是书而是什么宝贝似的。李印功丝毫没在意我的小气，笑着接过书，豪爽地说，“没问题。”过了些天，他打电话说书看完了。
这个秋天，天氣常阴可雨水很少，谁也搞不清楚哪一天哪朵云会稀里哗啦下一阵子，明知用不着伞可出门时还得备着。下班后，我腋下夹着伞，像往常一样踱回去，取书只是顺道的事情。他把《解冻》递过来说，“我专门包了书皮后才开始看的，没折角，没乱画，更没弄脏，现在完璧归赵。”没等我接话，他又说，“《解冻》确实写得好，我要向你学习”。他用行动落实了我让他爱书的叮咛，又夸赞写得好，我有些不好意思，“这……这……”了半天，也没“这”出眉眼来，这时如果有雨，我就会说“终于下了”来解围。可是，胆小的雨畏惧秋天一样，仍旧躲藏在云海深处没有现身。没有雨帮忙，他诚恳的目光，热情的笑脸照样免除了我的尴尬。我即刻感到，这个人有意思。
通过后来对他的了解，证明了这个感觉是对的，他不仅有意思而且还有点儿传奇。
李印功搞了多半辈子新闻，退休后客居西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给陕西电视台写《百家碎戏》《都市碎戏》剧本九十余部，近八十部被拍摄播出，火了几年。过足了当编剧的瘾，觉得写碎戏剧本像在红苕窖里打拳，束手束脚。这一年他正值花甲，本应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他却突发奇想———要当作家。
人生最不缺的是想法，最缺的是实现想法的行动，想当作家的李印功不仅有想法而且有行动。一个下午吧，他好像说过是下午，被雾霾搅扰得霞光并不怎么绚烂，也看不见太阳下山的那座山，只看见对面楼房遮挡了晚霞的淡淡的红光。这时，他默不作声地走进理发馆，让理发员把铲车一样的头发推剪，开进了只长过新闻和剧本的“庄稼”地里深耕一遍，华发盖顶瞬间成了青光“葫芦”。镜子里的“葫芦”把李印功吓了一跳，他用手摸摸头，心里涌出一阵难以言状的情绪，低声自语：就算作发誓当作家的仪式吧！
走在路上拍打光头，怎么就想起了孙女喜欢的动画片里的光头强了。当晚他辗转难眠，无数次地追问灵魂，值得吗？追问到月隐星稀，东方泛白，直至鸟声啾啾，答案还是值得！第二天，他红肿着眼睛告诉家人，今生最后一个愿望也是最后一个“野心”，就是当作家。家人知道他的性格，有碰倒南墙也不回头的犟劲，都默认了他的决定。他和家人统一口径，写小说是家庭最大的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他是担心将来写不成功丢人。
家人替他守住了秘密。一向参加各类活动较为活跃的李印功突然失踪了，十几家影视公司轮番打电话催要剧本，可是一贯畅通的电话突然成了忙音，家里人给亲戚朋友的答复更是讳莫如深，日子在怪诞和猜疑中一天天过去。
（二）
当作家要拿作品说话，与当作家决心大小没有关系。李印功说自己从没有写过短篇和中篇，在想当作家的近乎疯狂的情绪裹挟下，匆忙迈开了文学创作之旅的第一步。三年多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只可意会，难以言说。不管怎么样，他成功地出版了沉甸甸的五十九万余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这部书上市后，他走进西安钟楼书店、小寨汉唐书城、西安图书大厦和曲江书城，摸摸书架上的《胭脂岭》，像莫逆老友相见，不由地泪眼婆娑，立即就有了日夜不息，神魂颠倒，寝食无序的感慨。
他在印刷厂手捧第一本装订好的《胭脂岭》时，有过“自己算不算作家的想法”。大家都认为出一本书就是作家，李印功应该是作家了。他外出参加活动时，有人喊他作家，他嘴里说“不敢不敢”，心里却美滋滋的。尤其是因出版《胭脂岭》被陕西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时收获的荣誉感，成了他最丰富的表情之一。 不料，荣誉感和其他商品一样，似乎也有保质期。当作家的热度在不断冷却的时候，李印功发现，竟然还有比当作家更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天，他带着《胭脂岭》去拜访不曾认识的富平乡党、《新西部》杂志总编辑杨旭民。杨旭民在李印功的介绍中捕捉到了在富平籍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指导和影响下，富平涌现出了一批长篇小说作者的信息。杨旭民皱皱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一个县能有这么多长篇小说作者，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如果报道出去，对繁荣陕西文学创作肯定有一定指导作用，对富平籍作家也是好事。杨总编的话李印功听得心花怒放，当然了！没等李印功表达喜悦的心情，杨总编又说，这需要大量的联络协调工作，你能不能……没等杨总编说完，李印功脱口而出，没问题！两个人相视笑了。
从《新西部》编辑部回来，李印功忙活开了。打通了富平籍著名军旅作家、时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党益民的电话，党益民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表示对家乡的文学事业全力支持。李印功马不停蹄，赶去西安曲江宾馆，找正在参加陕西省作协“百优青年作家”培训的富平县作协主席杨英武，杨英武说，“好事么”，这句话让李印功心里托了底。他又赶回富平，找县文联副主席孟乐峰，孟乐峰“坚决支持”的态度和王琪玖教授乐于承担写评论的承诺，让已经有些兴奋的李印功更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起来。于是，《新西部》杂志“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重大选题报道活动拉开了序幕。报道活动很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作协、渭南市委宣传部联合在富平县召开了“新时代，新创作，新发展———文学陕军再进军与基层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
让李印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不仅参与了“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的重大选题报道活动，还见证了后来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当然，在李印功举荐下，我也坐进了这个会场，见到了肖云儒这等大家，聆听了李国平、仵埂、张艳茜、王琪玖、魏春春、邢小利等专家学者的现场指导。对一个基层作者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世界上几乎没有毫无功利、绝对纯净的行为，行为背后大抵都能找到一些动因。李印功由新闻记者到报纸总编，是体制内的工作因由。退休后由总编到编剧，由编剧到作家，是“野心”使然。而由文学创作转向热衷文学公益活动，则是他人生价值的一次超然升华。他说，“富平文学现象”中的许多默默无闻的基层作者被关注，其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个人和《胭脂岭》被关注的价值。他敬佩杨旭民总编的敏锐目光和策划能力。和富平其他作者一样，非常感谢《新西部》杂志这样的平台。
李印功从创作到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现在他反过来帮助别人。也许在一般人眼里，他这是老鼠咬布袋———该自在不自在。但李印功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像他这样想圆作家梦的文学爱好者多了去了，如果没有党益民、莫伸、王琪玖、仵埂、王长寿、南先锋的指导和帮助，当作家對他来说，也许只能是个梦了。
李印功把率真与坦诚、执着与坚韧融为一体，做起事来不遗余力。既热情似火，又充满智慧。“文学陕军再进军与基层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不停操心。春节过后，《新西部》杂志总编辑杨旭民和著名文艺评论家仵埂，拜访了正在富平休假的著名军旅作家、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大奖获得者党益民将军。李印功和富平县文联副主席孟乐峰、作协主席杨英武等陪同参加了这次活动。大家的话题是围绕富平文学现状和发展方向展开的，富平籍作家的优势有哪些？短板又在何处？如何才能突破？李印功听得思绪飞转，震撼连连。回到家已经十一点了，他却兴奋不已，不顾劳顿，掌灯鏖战。第二天大家打开手机，在朋友圈里就看见了《仵埂与富平籍作家谈文学》的稿子。同行的几个人都愣住了：李印功昨晚没睡觉？
（三）
李印功忙活的事，有的是自找的，有的是文友找上门的。不论哪种情况，他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去年正值酷暑之时，他揽的活是钻在家里校对作家杭盖的长篇书稿《浚稽山》。后来，《浚稽山》获得杜鹏程文学奖，杭盖感激地说，李印功绝对是首功一个。作者张新龙出版《第一书记》时，可谓一波三折。有天深夜，张新龙拨响了李印功的电话，说印书出了岔子，需要更换印刷厂才能确保出版时间。李印功二话没说，连夜联系了另外一家印刷厂。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张新龙坐在了厂长办公室里，印书问题在他的周旋下迎刃而解。张新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燃起的是对李印功的感激和敬重之情。
《潮起潮落》的作者李红说，“要不是李印功，我压根就不知道还有个富平作家群，更不会有机会受到党益民、王琪玖、仵埂、张艳茜、杨旭民、赵录旺、张铖等名家的指点，也不会有王琪玖教授写的《潮起潮落》的评论上《名作欣赏》杂志的事了。”
《石川河》的作者程凌和李继庄说：“是李印功不厌其烦地联络，才让《石川河》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线。”
《黑石村往事》作者王保卫、《贾岛传》作者康凯鹏、《村路》作者路西平、《流泪碑》作者唐应坤、《坎坷人生》作者杨刚、《半醒》作者张林健，这些富平籍的作家，提到李印功皆赞不绝口，他们都和李印功有过颇受感动的交往。
外县籍的作家张娟，也对李印功感激不尽。在确定参加富平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名单时，李印功了解到临渭区作协副主席张娟，以富平县六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杨爵为主人翁，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言官杨爵》时，立即给主持筹办会议的杨旭民总编辑做了汇报，建议把张娟作为特邀代表参会并得到批准，张娟在印刷厂赶制了十本样书，会议期间送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手里。张娟说，如果没有李印功的促成，作品就少了一次推介的机会。
《宽视陕西》主编刘宽参会也与李印功有关。刘宽是从富平走出去的知名青年文化传媒学者，近年来在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产业融合领域劈天拓地，策划实施的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创作的我国首部丝路版、多语种歌剧《司马迁》在韩国首尔演出，奏响了“一带一路”上的陕西乐章。他还在《宽视陕西》平台推出了厚重的富平文化系列报道“让富平文化自豪的DNA”，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李印功给杨旭民总编建议，邀请刘宽作为特邀代表参会，杨旭民欣然同意，李印功多次跟刘宽联系，刘宽虽百忙加身，还是抽身参加了会议。 李印功还主动和陕西作家网、陕西农村网、陕西县域经济网、渭南新闻网联系，推介刊发了八十多篇富平籍作家创作活动的报道和作品评论。参加陕西乡村文艺座谈会时，把登有“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专题报道的《新西部》杂志送到了与会者的手里。
李印功做事直來直去，从不拖泥带水，一般是见面后就直接说约好的事情，绝不说与主题无关的闲话。从准备帮人说到如何帮，从如何帮说到具体步骤，然后就去实施。凡答应的事情，绝对有交代，从不敷衍应付。为文友写宣传稿，策划宣传预案，甚至小到配图这种事他都要费心。还经常参加文友的聚会、座谈会、研讨会等。他不是一般性参与，往往是组织者、策划者，同时还是实施者，跑前跑后，给人留下了不知疲倦、精力充沛的印象。“李老师不知道累。”这句话我给好几个文友都说过，听过这句话的人有的立即表示有同感，有的猛然醒悟，表示认同，“噢，就是就是”。李印功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不累是假的，他的精力毕竟有限，但他甘愿受累，甚至遭罪。他有时也会发脾气，发脾气是嫌把事没弄好。只有把文友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会这样上心较真。他在分享文友成功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文友感激的目光中，享受被信任的喜悦，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充实。还有一点，他会用“李氏幽默”化解文友接受他的帮助时表现出的难为情，愉悦互动，心灵与心灵贴得更近了。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不像说话这么简单，需要有宽阔的胸怀、高节迈俗的品质和会做事活人的技巧，绝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李印功所做的，有的事大，值得说道；有的事小，小到琐琐碎碎，似乎上不了串。在他眼里，是花，就应自由绽放；是水，就应长径自流。自然界万物竞长，各有形态，文友交往，各有所需。为满足文友之需想到的做到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映照。“情到深处人自醉，爱到深处心不悔”。知恩图报，助文友为乐，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首赞歌。
党益民被李印功的所做所为感动，他用如椽巨笔，饱蘸深情，于2019年2月挥毫为李印功题赠了“文坛侠客”四字。
李印功说，这样的褒奖太重，受之有愧。文友们看到后，在朋友圈里纷纷留言，众口一词：名副其实！
有意思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更有意思，如果再有了“侠”的味道，就上升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
这就是文坛侠客李印功的其人其事。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林喜乐，知名作家，文学作品见于《散文》《北京文学》《大家》《滇池》《延河》《陕西文学》《华文月刊》等杂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创作有《山丹丹花开》《柿子红了》《吹皱一池春水》等多部影视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