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湘军后人
1898年正月二十三，一个眉目英挺的青年走进长沙城里风头最劲的新学堂——时务学堂，要见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访客自称姓杨，此番登门是专门和他探讨对《春秋》的见解。聊了没几句，青年滔滔不绝地和梁启超争了起来，直到天黑才离开。最后，青年得出一个结论——“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
3天后，青年再次造访时务学堂，得知梁启超重病，很是得意，认为是自己对《春秋》的纯正见解把“招摇撞骗”的梁启超给吓病了。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卓如（梁启超字）竟患疟疾，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待后来梁启超离开湖南，他更将之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认为是自己驱逐了梁启超。
梁启超没有在文字中提过这场辩论。对年仅25岁就已名扬天下的梁启超来说，这个土里土气、迂腐自大的湖南青年很难引起他的注意。
狂生名叫杨度，将在清末民初掀起一番风浪。与梁启超相比，这个未来的“宪政国师”此时还只是湖南偏僻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此番取道长沙是为赴京会考，博取功名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
1875年，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塘村，是正宗的湘军之后。祖父杨礼堂在湘军兴办之初就应募入伍，咸丰八年在安徽三河镇战役中阵亡。长子杨瑞生15岁随父出征，凭战功累迁总兵，先后奉命镇守归德、朝阳等地。杨度之父是杨礼堂第三子，天资聪慧，身体文弱，在家耕读。因为父兄在湘军中颇有名望，他后入曾国藩幕下司职文书，30岁出头客死江南，留下寡妻李氏和3名幼子，靠杨瑞生接济度日。
杨瑞生认为，杨家出身行伍，后代应以文章经济天下。从杨度这一代开始，他不惜血本培养书香门第。他在老家开办家塾，高薪聘请塾师。当时杨家每年收入300石租谷，杨瑞生拿100石聘请先生。杨度三兄妹因此受到了良好教育。
杨度从小天资超群，才气过人，素有“神童”美誉。13岁时，他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王闿运人称湘绮先生，是晚清著名大学者，以诗词、经学著称，但平生最大志向是做“帝王师”，辅佐非常之人成就霸业。
才气纵横的杨度是王闿运最得意的弟子。少年杨度跟着老师精研帝王学和纵横术，常与老师一榻同卧，评点天下英雄，也继承了老师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狂生做派。
1898年3月，杨度在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此时京城正处于维新运动前期。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密令缉拿维新党。梁启超、康有为逃亡日本。回乡途中，杨度得知这一消息，为康梁逃过一死而庆幸。不过，他认为新政失败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在京城时没有给予康有为指导。
这趟赴京赶考虽未摘取功名，却让杨度开阔了眼界。他见识了电报等种种西洋的“奇技淫巧”，搜买了数十种洋务书籍，开始对过往鄙夷不屑的新学发生了兴趣。回乡后，他还跟着从天津回来的堂弟学英文和算术。
在西学的熏染下，杨度的思想逐渐摆脱旧学的框架。1902年，他和王闿运就如何应对外国入侵发生了一次争论。令王闿运更为生气的是，弟子竟然要出国留洋。
戊戌维新之后，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等人变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大力倡导官绅士子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
1902年，杨度与湖南12名官费生一道东渡日本，开始为期半年的游学生涯。
在日本教育家戛纳治五郎主持的弘文学院，杨度入速成师范科旁听。同班同学中有黄兴、胡汉民等人。很快，天资超群、勤奋向学的他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半年后，杨度已从顶着举人功名的传统士绅，变成主张宪政的新式知识分子。1903年，他取道回国，拜会各级官员。等他再去见王闿运，观念一交锋，已势同水火，师徒二人几乎分道扬镳。
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网罗新学人才，仿照康乾时的故事，诏开经济特科。因为留日期间博得的声名，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取得了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排在他前面的，是后来做了北洋政府财长，成为他终生对手的梁士诒。
杨度未及细品金榜题名的喜悦，京城里已谣言四起。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痛恨的就是康梁的维新党。有人编造了所谓“梁头康尾”的说法，说梁士诒是梁启超的族人，而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下令严查考官和考生。一时人心惶惶，应试考生们纷纷逃离北京。
在亲友帮助下，杨度先躲到日本领事馆，几天后换上日本和服，化妆成侨民混在日本军士中逃出北京，从天津坐轮船再赴东瀛，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流亡生涯。
“日本间谍”
杨度亡命日本，几乎没有人同情他的遭遇，连王闿运都有点儿幸灾乐祸，在日记中写道：“得书云杨度被劫，已往东海。书痴自谓不痴，故至如此。”
杨度既有忧心国事的伤感，又有郁郁不得志的郁闷，1903年10月他写下了气势磅礴的长诗《湖南少年歌》。在列强争相入侵的危急时刻，杨度坚信湖南人是救国的先锋和中坚，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
在東京，杨度和梁启超重逢。相比5年前的辩论，两位同怀救国大志、流落他乡的才俊开始惺惺相惜。杨度把梁启超看成“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的诤友，梁启超也视杨度为谭嗣同再世，说“风尘混混之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1904年，杨度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专心研究各国宪政。同班中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来国民党的元老。这个速成科人才济济，有大批的进士、举人，还有状元、榜眼和探花，杨度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热心国事、待人友善，喜交天下各路英豪，不论对方的政治信仰与主义，因此在留学生中威望很高。
杨家寓所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大家常在这里商讨救国方案，切磋学问。湖南籍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锷等人均是座上宾。其中蔡锷和杨度关系最为亲近，每逢假日必到杨家吃饭。
国内时局牵动着留学生们的爱国之心，一有风吹草动，立马作出回应。身为领袖的杨度代表留日学生，与张之洞等清廷开明官吏联络、交涉。1904年，他以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的身份，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在日本，保皇派和主张排满的革命党各以报纸为舆论阵地，吵得不可开交。杨度从不介入论战，与两派精英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05年9月，杨度以700多票众望所归地当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然而，随后的一场取缔风波，使得他一夜间成为“日本间谍”，只得逃离东京，躲避起来。
当时，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有8000多人，素质良莠不齐，一些人生活腐化堕落，一些日本商人也借此牟利，出现大量面向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学校。还有一些革命党人以留学为名，在日从事反清活动，这也让清政府警觉。
中日政府都认为需要整顿留日学务。清政府驻日公使向朝廷上奏折，建议提高留日学生的资格条件，日本文部省方面则对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进行整顿，颁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一时间，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认为这是中日政府互相勾结、试图压迫留日学生。身为总干事长的杨度负责与驻日公使杨枢就“取缔《规则》”之事交涉。他递交书面材料，请杨枢和日本政府交涉，修改《规则》中两条涉及面极广且界定不清的条款。
杨度这种理性温和、合乎程序正义的斗争方式，很快引起了激进分子的不满。一些速成学科的学生到留学生会馆开会，激进派如秋瑾、宋教仁等倡议全体留学生罢课回国。杨度认为，《规则》大致是合理的，更坚决反对罢课归国的胡闹行为。
激进的留日学生占了上风，人群中响起“揍他揍他”“他是日本间谍”的呼喊声。不得已，杨度离开东京，化名隐居在宇都宫等地，与罢课运动划清界限。
在秋瑾、宋教仁等激进学生的带领下，罢课归国风潮终于发展成为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激进派甚至成立配有武器的纠察员小组，以铁腕对付想继续上课的留日学生。他们和主张上课、反对回国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
对此次学潮，日本社会上下以听之任之的态度冷眼旁观，《朝日新闻》则斥为“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留学生中颇有声望的陈天华蹈海自杀，死前把遗书寄给杨度，希望以自己的死使留日学生“有所警动”，从此“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不久，一哄而起的罢课风潮恢复平静，留日学生纷纷返校上课，国内继续涌来大批学生。梁启超后以笔名“翘短”在《新民丛报》上发文评论此次学潮，把学潮中的杨度比喻为上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
这场学潮，可视为中国社会未来革命的一次小小预演。而杨度在其中的尴尬处境，也预示着他个人未来的命运。
宪政“国师”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
1905年，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为宪政改革作准备。随行官员中有一位叫熊希龄的参赞，曾是湖南维新运动干将，和梁启超、杨度都有过密切交往。
抵达日本后，熊希龄找到两位以宪政研究著称的旧交，委托他们代笔，替出国考察的大臣们草拟有关介绍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和奏请立宪的奏折。
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捷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5位大臣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二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三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他们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酝酿成立的“宪政会”自然要由他们主导。但才高气傲的杨度不甘屈居二人之下。他提出：康有为的身份太敏感，清廷和革命党视为大敌，应暂不入党，隐在幕后;梁启超入党也并非全无问题。他请求二人“屈己奉公”，以达组党救国的梦想。
在情感上，杨度和梁启超的左右手徐佛苏、蒋智由二人也不和睦。
先是张謇、郑孝胥等人率先在上海联合发起“预备立宪公会”，令杨梁二人收罗国内立宪派名流入党的计划落空。接着，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
梁启超在给亲信的一封信里，指责杨度野心太大，导致“宪政会”难产。联合组党的事情最终告吹，于是分别行动。
1907年7月，梁启超和徐佛苏、蒋智由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不久，杨度因伯父杨瑞生去世归国奔丧，他联络湖南士紳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所”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
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向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1908年1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盛极一时。
4月，杨度接到清廷上谕，任命他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这番提拔，得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奏保，二人说杨度“精通宪法，可堪大用”——他由此变成一名体制内的宪政改革专家。
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主要负责起草全国预备立宪的有关法令章程。杨度初任行走，后升参议。在京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四处发表演说，联络官员和满清宗室，用各种方式鼓动、劝诱速开国会，推行他的宪政主张。
6月，袁世凯在颐和园举办宪政讲座，由杨度任高级讲师，向皇族亲贵讲解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当时有传闻，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一时间，杨度被视为清末宪政的代言人和设计师。
“洪宪帝制”的吹鼓手
1908年底，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登基，他的生父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立刻解除袁世凯一切官职，以“足疾”为由，赶他回籍养病。
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府韬光养晦期间，杨度时常出没于袁府，不时带来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也为袁世凯联络京城势力，并为他出谋划策，成为袁世凯的一名幕僚。
在清末民初，袁世凯是各派政治势力公认的最有能力掌控大局的雄才伟略之人。在立宪派眼里，他开明、通世变;外国人认为，他是清廷的实力派;革命党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黄兴称他是拿破仑、华盛顿一类的人物。
在杨度眼中，袁世凯是一个能成就千秋霸业的非常之人。当年，王闿运传授的“帝王之学”谓：在盛世，取功名做良相;处乱世则寻觅非常之人，为其出奇策，助其成就非常伟业。
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国22个省份中17个宣布“光复”，大清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此时，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成了清政府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载沣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独揽军政大权。在新内阁中，他任命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杨度没有接受官职，他认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实现南北停战。
杨度的理念是通过召开国民议会来实现南北议和。他找到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汪精卫，两人宣布合作，成立“国事共济会”，号召开国会以解决君主、民主政体，避免全国战争之祸。由于得不到南北各方的合作，杨度的努力化为泡影。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溥仪下诏书退位，清王朝终结。在南方，孙中山也履行与袁世凯的约定，请辞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前后5次组责任内阁，杨度始终未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只有一个参政院参事的职位。
民国初年共和政体乱象不断，加之“拜相”不得，使杨度颇为烦闷。他本来就不赞成民主共和。为了拥戴袁世凯当总统，他一度公开宣布放弃君宪理想，转向共和。而今，民主共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富强和稳定。杨度的政治理念又回到了君宪立场。
1915年3月，杨度撰写长文《君宪救国论》，阐述他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出路的全盘思考。文中，他先以当时现状抨击“共和之祸”，论及民国实行总统制和共和制的种种缺憾。然后提出观点：“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的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袁世凯读到这篇为改行帝制提供理论依据的雄文，激动不已，马上下令秘密付印，以待时机用作舆论宣传。随后，他对杨度的功劳进行表彰——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4个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赠给杨度。
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比较冤枉的是严复，他被杨度用了一些手腕列为发起人。这就是“筹安六君子”，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当时，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筹安会”中的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杨度知道这将令他身败名裂，但他自认倡导帝制是为了救国，问心无愧，“怕人骂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
按杨度设定的步骤，“筹安会”先向各省发出通电，要求他们派代表来京商讨国体问题。待各省代表入会，发给每人一张表决纸，请填“君宪”或“共和”。做完所谓的民意测验，接着召集代表向参议院发起变更国体的请愿活动。
从“筹安会”正式成立到组织请愿，前后不到10天。9月29日，筹安会对外发布《宣言》，称该会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杨度派人回湖南，请王闿运也加入“劝进”队伍。王闿运回信称：“预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意思是说，你们实行专制而又要通过民主表决，岂不是很荒唐吗？他担心弟子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遂以袁世凯足疾隐居的掌故劝说他：你的足疾是不是也犯了？可以功成身退，回湖南侍奉老母去了。
这个“民意”路线，似乎也没有让袁氏父子满意。杨度的老对手梁士诒很快就来抢功劳，他组织了一个行动团体——“全国请愿联合会”，风头不久就盖过杨度的“筹安会”。原筹安会的成员后来都加入了梁士诒的组织。
杨度一意鼓吹帝制的言行，很快遭到友人痛击。8月20日，梁启超发表万言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对帝制派鼓吹、“劝进”进行批驳，一时广为传播。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曾派人去天津征求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把刚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交给来人，并附上一封绝交信。杨度随即赶赴天津，劝说梁启超销毁此文，两人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12月11日，杨度以全国代表大会总代表身份撰写了第二次推戴书。袁世凯接受推戴，正式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明年为“洪宪”元年。
几天后，杨度的另一位老友蔡锷在云南，召集反袁力量，组织护国运动。2个月后，冯国璋等5人联合发电，逼袁世凯退位。随后广西宣布独立。至此，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纪年，仍称大总统。
这让杨度万分失望，请辞官职。他想不通：当初“筹安会”一提帝制，各省代表全部表示拥护;为何蔡锷一举兵，全国又赞同共和了？他把此次的君宪失败归咎于世情翻覆。
在全国上下要袁世凯下台的舆论声中，杨度再次为袁世凯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反对让袁世凯下台，认为那会招致全国政局混乱。他还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说倡导帝制不是元首，“君宪有罪，罪在度身”。
各种讽刺、谩骂如暴风雨般袭来。民国记者陶菊隐对杨度有一个颇为公允的评论，说他绝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君宪是他的一贯政治主张，他也一直以政治节操自诩。“筹安会”自然是这场袁氏称帝的祸乱之媒，但那也是奉袁世凯的命令，杨度的罪责止于“奉君之恶”。
1916年，袁世凯病逝。之后黎元洪上台，惩办帝制祸首，首当其冲的便是杨度。避居天津租界的杨度几次欲赴京城自首，都被家人劝阻。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绝不认错。”
当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去世，留下一封遗书，说自己早年也是信奉军国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对政体和国体的好坏优劣没有认识。随后，他笔锋一转，為老友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在躲避通缉的日子里，杨度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反思。这一年，王闿运去世，杨度写了一副挽联悼念恩师，也是对自己的检讨——“旷代圣人才，能以遣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1916年，杨度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君宪理想失败，不被国人原谅，恩师、曾被寄予厚望的“主公”、往日的密友黄兴和蔡锷都一一去世。心灰意冷之下，杨度开始深研佛学，自号“虎禅师”，并向旧识齐白石学画。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月，张勋复辟，曾拉杨度和康有为做他的谋臣。杨度也曾派人和张勋接洽，但最终明白这无关于君宪，于是与张勋划清界限，公开反对复辟，劝张勋、康有为二人及早收手。
杨度曾说，自己3次想实现君宪，时机不错，主张不错，都因所托非人，遭遇失败，“天不从人愿”。他曾为袁世凯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晚年的杨度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1898年正月二十三，一个眉目英挺的青年走进长沙城里风头最劲的新学堂——时务学堂，要见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访客自称姓杨，此番登门是专门和他探讨对《春秋》的见解。聊了没几句，青年滔滔不绝地和梁启超争了起来，直到天黑才离开。最后，青年得出一个结论——“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
3天后，青年再次造访时务学堂，得知梁启超重病，很是得意，认为是自己对《春秋》的纯正见解把“招摇撞骗”的梁启超给吓病了。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卓如（梁启超字）竟患疟疾，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待后来梁启超离开湖南，他更将之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认为是自己驱逐了梁启超。
梁启超没有在文字中提过这场辩论。对年仅25岁就已名扬天下的梁启超来说，这个土里土气、迂腐自大的湖南青年很难引起他的注意。
狂生名叫杨度，将在清末民初掀起一番风浪。与梁启超相比，这个未来的“宪政国师”此时还只是湖南偏僻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此番取道长沙是为赴京会考，博取功名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
1875年，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塘村，是正宗的湘军之后。祖父杨礼堂在湘军兴办之初就应募入伍，咸丰八年在安徽三河镇战役中阵亡。长子杨瑞生15岁随父出征，凭战功累迁总兵，先后奉命镇守归德、朝阳等地。杨度之父是杨礼堂第三子，天资聪慧，身体文弱，在家耕读。因为父兄在湘军中颇有名望，他后入曾国藩幕下司职文书，30岁出头客死江南，留下寡妻李氏和3名幼子，靠杨瑞生接济度日。
杨瑞生认为，杨家出身行伍，后代应以文章经济天下。从杨度这一代开始，他不惜血本培养书香门第。他在老家开办家塾，高薪聘请塾师。当时杨家每年收入300石租谷，杨瑞生拿100石聘请先生。杨度三兄妹因此受到了良好教育。
杨度从小天资超群，才气过人，素有“神童”美誉。13岁时，他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王闿运人称湘绮先生，是晚清著名大学者，以诗词、经学著称，但平生最大志向是做“帝王师”，辅佐非常之人成就霸业。
才气纵横的杨度是王闿运最得意的弟子。少年杨度跟着老师精研帝王学和纵横术，常与老师一榻同卧，评点天下英雄，也继承了老师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狂生做派。
1898年3月，杨度在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此时京城正处于维新运动前期。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密令缉拿维新党。梁启超、康有为逃亡日本。回乡途中，杨度得知这一消息，为康梁逃过一死而庆幸。不过，他认为新政失败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在京城时没有给予康有为指导。
这趟赴京赶考虽未摘取功名，却让杨度开阔了眼界。他见识了电报等种种西洋的“奇技淫巧”，搜买了数十种洋务书籍，开始对过往鄙夷不屑的新学发生了兴趣。回乡后，他还跟着从天津回来的堂弟学英文和算术。
在西学的熏染下，杨度的思想逐渐摆脱旧学的框架。1902年，他和王闿运就如何应对外国入侵发生了一次争论。令王闿运更为生气的是，弟子竟然要出国留洋。
戊戌维新之后，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等人变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大力倡导官绅士子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
1902年，杨度与湖南12名官费生一道东渡日本，开始为期半年的游学生涯。
在日本教育家戛纳治五郎主持的弘文学院，杨度入速成师范科旁听。同班同学中有黄兴、胡汉民等人。很快，天资超群、勤奋向学的他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半年后，杨度已从顶着举人功名的传统士绅，变成主张宪政的新式知识分子。1903年，他取道回国，拜会各级官员。等他再去见王闿运，观念一交锋，已势同水火，师徒二人几乎分道扬镳。
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网罗新学人才，仿照康乾时的故事，诏开经济特科。因为留日期间博得的声名，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取得了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排在他前面的，是后来做了北洋政府财长，成为他终生对手的梁士诒。
杨度未及细品金榜题名的喜悦，京城里已谣言四起。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痛恨的就是康梁的维新党。有人编造了所谓“梁头康尾”的说法，说梁士诒是梁启超的族人，而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下令严查考官和考生。一时人心惶惶，应试考生们纷纷逃离北京。
在亲友帮助下，杨度先躲到日本领事馆，几天后换上日本和服，化妆成侨民混在日本军士中逃出北京，从天津坐轮船再赴东瀛，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流亡生涯。
“日本间谍”
杨度亡命日本，几乎没有人同情他的遭遇，连王闿运都有点儿幸灾乐祸，在日记中写道：“得书云杨度被劫，已往东海。书痴自谓不痴，故至如此。”
杨度既有忧心国事的伤感，又有郁郁不得志的郁闷，1903年10月他写下了气势磅礴的长诗《湖南少年歌》。在列强争相入侵的危急时刻，杨度坚信湖南人是救国的先锋和中坚，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
在東京，杨度和梁启超重逢。相比5年前的辩论，两位同怀救国大志、流落他乡的才俊开始惺惺相惜。杨度把梁启超看成“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的诤友，梁启超也视杨度为谭嗣同再世，说“风尘混混之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1904年，杨度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专心研究各国宪政。同班中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来国民党的元老。这个速成科人才济济，有大批的进士、举人，还有状元、榜眼和探花，杨度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热心国事、待人友善，喜交天下各路英豪，不论对方的政治信仰与主义，因此在留学生中威望很高。
杨家寓所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大家常在这里商讨救国方案，切磋学问。湖南籍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锷等人均是座上宾。其中蔡锷和杨度关系最为亲近，每逢假日必到杨家吃饭。
国内时局牵动着留学生们的爱国之心，一有风吹草动，立马作出回应。身为领袖的杨度代表留日学生，与张之洞等清廷开明官吏联络、交涉。1904年，他以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的身份，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在日本，保皇派和主张排满的革命党各以报纸为舆论阵地，吵得不可开交。杨度从不介入论战，与两派精英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05年9月，杨度以700多票众望所归地当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然而，随后的一场取缔风波，使得他一夜间成为“日本间谍”，只得逃离东京，躲避起来。
当时，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有8000多人，素质良莠不齐，一些人生活腐化堕落，一些日本商人也借此牟利，出现大量面向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学校。还有一些革命党人以留学为名，在日从事反清活动，这也让清政府警觉。
中日政府都认为需要整顿留日学务。清政府驻日公使向朝廷上奏折，建议提高留日学生的资格条件，日本文部省方面则对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进行整顿，颁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一时间，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认为这是中日政府互相勾结、试图压迫留日学生。身为总干事长的杨度负责与驻日公使杨枢就“取缔《规则》”之事交涉。他递交书面材料，请杨枢和日本政府交涉，修改《规则》中两条涉及面极广且界定不清的条款。
杨度这种理性温和、合乎程序正义的斗争方式，很快引起了激进分子的不满。一些速成学科的学生到留学生会馆开会，激进派如秋瑾、宋教仁等倡议全体留学生罢课回国。杨度认为，《规则》大致是合理的，更坚决反对罢课归国的胡闹行为。
激进的留日学生占了上风，人群中响起“揍他揍他”“他是日本间谍”的呼喊声。不得已，杨度离开东京，化名隐居在宇都宫等地，与罢课运动划清界限。
在秋瑾、宋教仁等激进学生的带领下，罢课归国风潮终于发展成为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激进派甚至成立配有武器的纠察员小组，以铁腕对付想继续上课的留日学生。他们和主张上课、反对回国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
对此次学潮，日本社会上下以听之任之的态度冷眼旁观，《朝日新闻》则斥为“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留学生中颇有声望的陈天华蹈海自杀，死前把遗书寄给杨度，希望以自己的死使留日学生“有所警动”，从此“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不久，一哄而起的罢课风潮恢复平静，留日学生纷纷返校上课，国内继续涌来大批学生。梁启超后以笔名“翘短”在《新民丛报》上发文评论此次学潮，把学潮中的杨度比喻为上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
这场学潮，可视为中国社会未来革命的一次小小预演。而杨度在其中的尴尬处境，也预示着他个人未来的命运。
宪政“国师”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
1905年，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为宪政改革作准备。随行官员中有一位叫熊希龄的参赞，曾是湖南维新运动干将，和梁启超、杨度都有过密切交往。
抵达日本后，熊希龄找到两位以宪政研究著称的旧交，委托他们代笔，替出国考察的大臣们草拟有关介绍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和奏请立宪的奏折。
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捷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5位大臣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二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三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他们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酝酿成立的“宪政会”自然要由他们主导。但才高气傲的杨度不甘屈居二人之下。他提出：康有为的身份太敏感，清廷和革命党视为大敌，应暂不入党，隐在幕后;梁启超入党也并非全无问题。他请求二人“屈己奉公”，以达组党救国的梦想。
在情感上，杨度和梁启超的左右手徐佛苏、蒋智由二人也不和睦。
先是张謇、郑孝胥等人率先在上海联合发起“预备立宪公会”，令杨梁二人收罗国内立宪派名流入党的计划落空。接着，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
梁启超在给亲信的一封信里，指责杨度野心太大，导致“宪政会”难产。联合组党的事情最终告吹，于是分别行动。
1907年7月，梁启超和徐佛苏、蒋智由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不久，杨度因伯父杨瑞生去世归国奔丧，他联络湖南士紳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所”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
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向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1908年1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盛极一时。
4月，杨度接到清廷上谕，任命他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这番提拔，得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奏保，二人说杨度“精通宪法，可堪大用”——他由此变成一名体制内的宪政改革专家。
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主要负责起草全国预备立宪的有关法令章程。杨度初任行走，后升参议。在京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四处发表演说，联络官员和满清宗室，用各种方式鼓动、劝诱速开国会，推行他的宪政主张。
6月，袁世凯在颐和园举办宪政讲座，由杨度任高级讲师，向皇族亲贵讲解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当时有传闻，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一时间，杨度被视为清末宪政的代言人和设计师。
“洪宪帝制”的吹鼓手
1908年底，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登基，他的生父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立刻解除袁世凯一切官职，以“足疾”为由，赶他回籍养病。
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府韬光养晦期间，杨度时常出没于袁府，不时带来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也为袁世凯联络京城势力，并为他出谋划策，成为袁世凯的一名幕僚。
在清末民初，袁世凯是各派政治势力公认的最有能力掌控大局的雄才伟略之人。在立宪派眼里，他开明、通世变;外国人认为，他是清廷的实力派;革命党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黄兴称他是拿破仑、华盛顿一类的人物。
在杨度眼中，袁世凯是一个能成就千秋霸业的非常之人。当年，王闿运传授的“帝王之学”谓：在盛世，取功名做良相;处乱世则寻觅非常之人，为其出奇策，助其成就非常伟业。
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国22个省份中17个宣布“光复”，大清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此时，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成了清政府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载沣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独揽军政大权。在新内阁中，他任命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杨度没有接受官职，他认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实现南北停战。
杨度的理念是通过召开国民议会来实现南北议和。他找到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汪精卫，两人宣布合作，成立“国事共济会”，号召开国会以解决君主、民主政体，避免全国战争之祸。由于得不到南北各方的合作，杨度的努力化为泡影。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溥仪下诏书退位，清王朝终结。在南方，孙中山也履行与袁世凯的约定，请辞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前后5次组责任内阁，杨度始终未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只有一个参政院参事的职位。
民国初年共和政体乱象不断，加之“拜相”不得，使杨度颇为烦闷。他本来就不赞成民主共和。为了拥戴袁世凯当总统，他一度公开宣布放弃君宪理想，转向共和。而今，民主共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富强和稳定。杨度的政治理念又回到了君宪立场。
1915年3月，杨度撰写长文《君宪救国论》，阐述他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出路的全盘思考。文中，他先以当时现状抨击“共和之祸”，论及民国实行总统制和共和制的种种缺憾。然后提出观点：“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的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袁世凯读到这篇为改行帝制提供理论依据的雄文，激动不已，马上下令秘密付印，以待时机用作舆论宣传。随后，他对杨度的功劳进行表彰——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4个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赠给杨度。
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比较冤枉的是严复，他被杨度用了一些手腕列为发起人。这就是“筹安六君子”，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当时，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筹安会”中的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杨度知道这将令他身败名裂，但他自认倡导帝制是为了救国，问心无愧，“怕人骂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
按杨度设定的步骤，“筹安会”先向各省发出通电，要求他们派代表来京商讨国体问题。待各省代表入会，发给每人一张表决纸，请填“君宪”或“共和”。做完所谓的民意测验，接着召集代表向参议院发起变更国体的请愿活动。
从“筹安会”正式成立到组织请愿，前后不到10天。9月29日，筹安会对外发布《宣言》，称该会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杨度派人回湖南，请王闿运也加入“劝进”队伍。王闿运回信称：“预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意思是说，你们实行专制而又要通过民主表决，岂不是很荒唐吗？他担心弟子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遂以袁世凯足疾隐居的掌故劝说他：你的足疾是不是也犯了？可以功成身退，回湖南侍奉老母去了。
这个“民意”路线，似乎也没有让袁氏父子满意。杨度的老对手梁士诒很快就来抢功劳，他组织了一个行动团体——“全国请愿联合会”，风头不久就盖过杨度的“筹安会”。原筹安会的成员后来都加入了梁士诒的组织。
杨度一意鼓吹帝制的言行，很快遭到友人痛击。8月20日，梁启超发表万言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对帝制派鼓吹、“劝进”进行批驳，一时广为传播。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曾派人去天津征求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把刚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交给来人，并附上一封绝交信。杨度随即赶赴天津，劝说梁启超销毁此文，两人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12月11日，杨度以全国代表大会总代表身份撰写了第二次推戴书。袁世凯接受推戴，正式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明年为“洪宪”元年。
几天后，杨度的另一位老友蔡锷在云南，召集反袁力量，组织护国运动。2个月后，冯国璋等5人联合发电，逼袁世凯退位。随后广西宣布独立。至此，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纪年，仍称大总统。
这让杨度万分失望，请辞官职。他想不通：当初“筹安会”一提帝制，各省代表全部表示拥护;为何蔡锷一举兵，全国又赞同共和了？他把此次的君宪失败归咎于世情翻覆。
在全国上下要袁世凯下台的舆论声中，杨度再次为袁世凯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反对让袁世凯下台，认为那会招致全国政局混乱。他还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说倡导帝制不是元首，“君宪有罪，罪在度身”。
各种讽刺、谩骂如暴风雨般袭来。民国记者陶菊隐对杨度有一个颇为公允的评论，说他绝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君宪是他的一贯政治主张，他也一直以政治节操自诩。“筹安会”自然是这场袁氏称帝的祸乱之媒，但那也是奉袁世凯的命令，杨度的罪责止于“奉君之恶”。
1916年，袁世凯病逝。之后黎元洪上台，惩办帝制祸首，首当其冲的便是杨度。避居天津租界的杨度几次欲赴京城自首，都被家人劝阻。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绝不认错。”
当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去世，留下一封遗书，说自己早年也是信奉军国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对政体和国体的好坏优劣没有认识。随后，他笔锋一转，為老友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在躲避通缉的日子里，杨度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反思。这一年，王闿运去世，杨度写了一副挽联悼念恩师，也是对自己的检讨——“旷代圣人才，能以遣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1916年，杨度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君宪理想失败，不被国人原谅，恩师、曾被寄予厚望的“主公”、往日的密友黄兴和蔡锷都一一去世。心灰意冷之下，杨度开始深研佛学，自号“虎禅师”，并向旧识齐白石学画。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月，张勋复辟，曾拉杨度和康有为做他的谋臣。杨度也曾派人和张勋接洽，但最终明白这无关于君宪，于是与张勋划清界限，公开反对复辟，劝张勋、康有为二人及早收手。
杨度曾说，自己3次想实现君宪，时机不错，主张不错，都因所托非人，遭遇失败，“天不从人愿”。他曾为袁世凯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晚年的杨度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