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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手段低成本圈地造林的传统模式，如何应对林权觉醒与“林纸一体化”改革需求
在公众印象中，数年前因环保、债务问题而备受指摘的林纸业巨头——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金光（中国）或金光〕，似乎沉寂已久。只有身处业内的人才知道，这家企业至今仍在风雨中摇摆。
最近，海南省昌江县林业局陷入了一场麻烦：4月5日，海尾镇南罗村的一片桉树林突起大火，150亩桉树被毁。经反复核查，排除了清明上坟起火的因素。县林业局随后向上级汇报称，怀疑这是一起因林权纠纷引起的纵火案。
案发地是一片千亩桉树林，1998年前后由当地村集体在未取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承包给金光，多年来，权属争议极大而始终无解。
对当地政府而言，这类林权争议向来棘手。而近年来矛盾日炽，村民的极端行为层出不穷，局面近乎失控。《财经》记者从海南省林业局获悉，迄今金光在琼所营的120万亩林地中，已有3000余块、累计逾10万亩林地因权属纠纷而被农民损毁或抢占。
同样的情况在云南、广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琼、滇、桂三省区，正是金光在华最重要的营林区，亦是国家推行“林纸一体化”所重点依赖的林业资源要地。
中国政府于2001年正式迈出“林纸一体化”改革步伐，旨在改变传统造林、造纸分离的模式，实现二者投资运营主体一元化。金光（中国）事实上的母体——APP（Asia Pulp & Paper Co.，Ltd.，亚洲浆紙业有限公司），正是亚洲最大的“林纸一体化”跨国企业。
但七年来的历史表明，曾被各地政府寄予厚望并极力扶植的金光，在“林纸一体化”产业链的最上游一环——营林环节上，一直四处碰壁。这家被视为行业领军者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仍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林纸一体化”的目标，而未来的道路将更为艰难。
金光的尴尬现状，也折射出“林纸一体化”在中国践行之难。身处林业资源匮乏的背景，林地管理恰是中国土地体制中最为脆弱的一隅。非捋清林权、明晰利责，不能稳固上游原料供给，亦不能推动“林纸一体化”整体改革。
“金华林之源”
“今年起，省里不再下达为金光（中国）征地的指标。”4月15日，海南省林业局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以后金光想要地，可以自己跟农民一家一户地谈。”
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作出类似表述。
金光过往圈地营林的企业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行政高压手段实现：政府逐级下达年度征地指标，并列入政绩考核；压力最终传导至各基层村集体组织，为完成任务及获益，最终以村集体意志取代村民个体意愿，将林地低价流转金光。
即便如此，圈地向来不易。在海南，金光早在1997年即与当地林业总公司签约成立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下称金华林），合作营林350万亩。此后九年，执行金华林的征地任务，成为海南省政府重点工程。
不久，海南省林业局即发现完成任务之艰难。“金光对林地要求很高，对坡度、海拔、土壤条件都有要求。还要求连片的林地面积不得低于150亩。”海南省林业局一位干部告诉《财经》记者。
由于合作首年征地进展极慢，第二年，海南省林业局局长换人。新局长甫上任即成立21个工作组，每组两人，派驻各县市督促金华林征地。海南省林业局防火办刘福堂向《财经》记者介绍，当时海南省林业局工作人员总计不足50人，“这样一来，全局工作几乎陷入瘫痪。有人在会上气愤地说，林业局干脆改叫‘金光局’算了。”
这一时期，正值金光集团在全球如日中天之际。这家由印尼财阀黄奕聪家族所有的跨国集团，其核心企业为APP，注册于新加坡，1995年在纽交所上市。通过“官商合作”，APP在印尼攫取大片原始森林，在全球大举借贷融资，以负债经营模式迅速崛起，跻身全球纸业十强，带动超过150亿美元国际资本投向印尼浆纸业。
APP在华投资始于1992年，以在宁波、镇江等地并购小型造纸厂开端，之后率先在广东大举圈地营林。这一期间，业界共睹之APP中国路径，正是其在母国“官商合作”模式的成功复制。
不曾预料，灾难很快到来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2001年，APP因长年债务危机从纽交所退市。围绕其逾百亿美元的债务，一场堪称“全球新兴市场最大的公司债务重组”展开，直到2006年方告收尾。
APP在证券市场上的陨落，被归咎于高负债经营及对林业资源掠夺式开采。然而就在深陷危机的2001年，它在中国绝地逢生。
这一年，中国政府启动“林纸一体化”改革，鼓励单一主体投资运营从营林、制浆至造纸的全部产业环节。
中国纸张生产、消费长期位居世界第二，而造纸业向为中国“短板”。因产量整体不足，中国同时是纸张进口大国。国内造纸业的突出问题在于原料结构失衡，草浆比例过高。2002年，木浆原料仅占21％。草浆污染极大，结果造纸全行业当时对全国GDP贡献不过2.2％，污水排放则占全国工业污水排放量的15.4％。
另一方面，中国林业资源短缺，人均森林面积居世界第119位。因造纸业和林业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上游造林缺乏下游造纸业的产业驱动，而下游生产亦无法获得上游原料保障。
以上种种，正是2001年中国启动林纸业改革前的产业背景。在政府决策者看来，推动全行业转型，先须加大木浆供给，为此则须大造速生丰产林。国家林业局为此划定了18个富林、宜林省份，提出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工程。这一政策在2002年获得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复，构成“林纸一体化”政策的核心内容。
政策放开，为下游制浆造纸企业进入上游圈地造林打开大门。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富林省份看来，“林纸一体化”可以包治百病：提高林地生产力、树立又一个支柱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解决就业、提供税收……“林纸一体化”所到之处，尽管也惹来毁林和污染的争议，仍被地方政府列为“首脑工程”鼎力支持。
APP看到了机会。2002年之前，由于全球性债务危机，APP在华曾一度面临被整体出售的危机，其营林项目几乎全部搁置。而自2002年起，外界眼中的APP游走于各大富林省份，已是中国圈地营林急先锋的形象。
这一年，APP将在华全部投资转至金光（中国）名下。后者是在上海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从而，金光（中国）与卷入债务漩涡的母体隔离，倾力开拓中国市场。
林权属于谁？
2002年前后，借助中国“林纸一体化”政策，重生后的金光（中国）狂飙突进，宣布在华投资超过900亿元、涉及造林4000万亩。
“林纸一体化”的上游为造林营林，这也是该模式能否成功运作的根本所在。此时的金光，对借助政府力量大规模、低成本圈地造林仍存幻想。但中国林地局势，已今昔不同过往。
建国以来，中国林地体制变革已经历四个阶段：土改时期的“分山分林到户”；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人民公社时期的“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
中国现有林地约43亿亩。在所有权上，被分为国有林地与集体所有制林地；在功能上，被分为公益林与商品林。林地、耕地同属农地，较之后者，中国林地管理更为薄弱乃至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随意改变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随意變更林地功能分类、随意侵占集体林地的现象层出不穷。
《财经》记者获悉，2004年3月，国家林业局接到云南林业厅对金光营造纸浆林基地的问题汇报，问题包括：规划营造的纸浆林基地有很大一部分是现有天然林，荒山荒地采伐率不到5％；转让价格过低，每年每亩林地只给0.8元；基地涉及国有林，须经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但事实未走审批程序。
此后，国家林业局派员对云南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研。在当年4月形成的调研报告中，批评了地方政府在金光营林过程中，“不经资产评估，由行政行为操作的林地、林木流转，背离了市场经济价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林农合法利益受侵害”。
对于外来者金光而言，近年来伴随着土地价值不断攀高，农民林权意识觉醒，靠行政命令压价拿地不再是一条减少成本的捷径，因为事后的反弹往往令局面失控。
在金光的主阵地海南，当初一些乡镇政府为完成征地指标，未征求农户意见就将林地租予金光集团旗下的金华林。此后数年，农户眼见地价渐高，将林地租予水果承包商或自种纸浆林、经济作物所获收益，均高出与金华林合作收益的数倍。于是，农户们开始加入了毁林、抢地的队伍。
“这些地，”王道文用手对着门前连绵的山划了一个大圈，“从我们爷爷那一代就是分给我们村的，但国有农场背着我们把地租给了金光。我们必须把地要回来！”
王道文是海南琼中县红毛镇什空村村长。今年1月初，村内200余村民集体出动，将金光一片上百亩开垦好的林地抢占了，种上了村民们早已准备好的桉树苗。
王道文告诉《财经》记者，什空村曾分得300余亩林地，“以前我们不知该种什么，只是拿来放放羊。后来农场来了，见我们什么也没种，就占了我们一些地。这次农场又背着我们把这些地全租给了金光。现在我们地也没有，租地的钱也没看到。”
他说，自2005年当上村长以来，他一直在向乡镇政府部门反映此事，但一直未获满意答复。“没办法了，村民就占地。”
“午餐”并不免费
更集中的毁林占地风波，出现在2003年金华林第一个轮伐期过后。按照联营合同，金光在用地前先一次性按每亩30元支付给农户。六年一个轮伐期到时，再按木材收益分成，七成归金光，三成归农户或村集体。
然而第一个轮伐期后，农户们从金华林手中所获提成仅每亩30元。“随便在地上种点东西，一年都有几百块收入，很多农民就反悔了。”一位当地林业局干部解释。
“分成的时候，金华林说要扣除所有的管理成本后再分，却没告诉农户具体产量和成本的明细。”上述林业局干部告诉《财经》记者，2003年以来林业局不断接到农户投诉，要求退约，“我们曾跟金华林协商过，但没有回应。”
2003年后，加入毁林及抢占林地行列的农户越来越多。当中既有浑水摸鱼者，有跟风抢地者，也有真正为收回林地使用权而理性行动者。
抢林激化了矛盾。2007年，金华林定屯经营区在一怒之下，将屯昌县新兴镇南歧村王丁照等四弟兄告上法庭，拟追回被抢占的约60亩林地。这块林地系金光1997年通过当地林业部门协调，从村集体处租赁而来，并获四弟兄签名，约定租约期30年。然而2004年第一个轮伐期过后，因不满收益过低，兄弟四人在金光准备种植下一轮纸浆林前占地了。
最后金光官司赢了，但地还是无法收回。“地里全都种上了橡胶，法官也没有办法。”经营区一位工作人员说。
金华林在琼中的负责人李军告诉《财经》记者，为应付这一局面，金华林自2003年推出了一些变通办法，若不能接受分成，农户还可选择以下合作方式：一是重租，“大家谈定一个租价，再签合同”；二是“公司加农户”，由金华林向农户提供种苗、肥料和技术，后者承包种植，采伐后优先售予金华林；三是“公司造林”，金华林向种植户每亩投资350元，采伐后每亩返还2.8立方米木材给投资方，超额的木材由金华林以市场价格收购。
这一转变，令金光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获得林地资源。
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包括海南、云南及广西在内的14个省份首批进行了林权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将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确权到户，将林权证发到个人手中；同时建立林地、林产品的流转平台。
据悉，在一些林权改革进行得较早的地区，集体林地一经确权，其地价即刻翻番。在这一背景下，金光过去依靠行政手段获得的林业资源将引发更多产权纠纷，今后的拓展道路将日益艰难。
“林权改革分三步走。”海南省一位地方林业局干部告诉《财经》记者，“第一步是摸底，先把林地面积丈量出来──过去说有多少林地，靠的都是目测；第二步是为没有纠纷或较少纠纷的林地确权；第三步再清理纠纷林地──这是改革中最头疼的部分，放在最后。”
根据各地部署，此次林权改革需历时五年左右。以此推算，金光所面临的林权纠纷若不能及时解决，则矛盾将在三年后集中爆发。
金光悖论愈发清晰：当今中国实施“林纸一体化”模式的企业，必须在尊重林权的基础上，循合法手段获取林业资源，这意味着更高的资源成本，要求企业拥有更雄厚的财务支撑。而“金光模式”的中国版本，在以往恰恰是依赖行政手段，不惮负债运营，在权属不清的模糊地带大举低成本圈地造林的“典范”。
林权渐次归位，金光尴尬只有愈演愈甚。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赢家？输家？
金光在中国的麻烦还不止于此。
中国很大，在一地艰难获得木桨原料资源后，跨省调拔也并不容易。国家发改委2003年12月发布的《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显示，中国营林、造纸产业在各地分布极不平衡：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海地区，造纸产能几近全国70％，而木浆产能尚不足20％；而在东南沿海、东北和西南地区，局面正好相反。
金光目前在华建有17家浆纸企业和25家林场，前者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后者则多布局于东南和西南。如今，金光的营林重地——广西、云南、海南三省区，已不愿仅仅承担原料输出者的角色。
以广西为例，为了在本区营建完整的林纸一体化产业链，即使金光在钦州的浆纸项目已经上马，广西区政府仍提请各部门和沿海各市政府密切关注，“不允许从广西原料林基地往区外运送原料木材”。
在云南，金光也不得不以在当地建设产能90万吨浆纸厂的承诺为代价，以获取更多原料林地。
为获取上游林地资源，金光自身的企业利益诉求被迫向各富林省份的利益诉求妥协，在桂、滇、琼三省区上马制浆、造纸项目。这进一步加剧了原料短缺之困，也极大增加了资金压力。
与其巨大的投入相比，金光在华拓展16年而进展甚微。截至2008年1月，金光在中国营林460万亩，其中八成以上出自2002年之后，且至今仍处于净投入阶段。
金光（中国）的实际挺进，与其投资900亿元、造林4000万亩的宏图伟略相去甚远。
金光在中国的盈利水平也依然低微。金光（中国）财报显示，其逐年增加的资产总额与债务几乎等量齐高。2006年集团总资产263亿元，集团层面负债总额为58.35亿元，为子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形成的债务高达195亿元。
“林纸一体化”战略重估
金光个案显示，“林纸一体化”之于中国国情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具体实施这一产业政策仍需谨慎权衡。
中国现有林地面积43亿亩，居全球第五，而人均森林面积却排在世界第119位。尽管国家林业局曾划定18个省份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但这些富林、宜林省份其实各有“短板”。
以金光营林最多的广西、海南及云南三省区为例：广西林地面积多，资源竞争也最为激烈，地价迅猛攀升；与金光走得最近的海南省，仅引入金光一家企业，但当地林地资源紧缺、生态保护任务繁重，林权纠纷高企，不宜大干快上；位于长江源头的云南则是典型的“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的生态脆弱区，省内山高路险，林地分散，对于需要“用种庄稼的办法”来对待的速生林产业，并不如期待中那样适宜。
2007年11月，在四年前颁布《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造纸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力争实现建设造纸林基地500万公顷、新增木浆生产能力645万吨的目标。
上述文件还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650万吨，同时支持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和扩建等形式，发展十家左右产能为100万吨至300万吨的制浆造纸企业。这意味着国内林纸行业将出现整合并购热潮，行业集中度将明显增加。
然而，中国有条件达成自给自足的林浆纸一体化产业目标吗？
放眼世界，资源紧缺是“林纸一体化”产业的普遍难题。芬兰等国的成功经验表明，对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实施“林纸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据国联证券造纸行业研究员马智琴介绍，芬兰森林覆盖率达69％，其纸业发展模式是倡导森林工业群体化，即将包括森林种植和管理、森林工业（制材、制浆和造纸）、建材工业、印刷工业以及各种相关产业，以多种形式予以结合。如完整的木材用来制作木板、家具等，木材的边角料用来制浆造纸，从而达到善用每一块木材的目的。
芬兰严格执行森林保护及管理办法，认为森林的首要功能是保护环境。按照规定，企业对林木的年砍伐量必须低于年生长量，砍伐后必须及时更新。但即使如此，芬兰仍感造纸业对林木的消耗太大。进入21世纪后，该国以斯道拉恩索为代表的纸业巨头正积极面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寻找林业资源，实现其全球化战略。
反观中国，森林资源和林业管理的先天不足，已导致包括造纸业在内的林业产业在后天成长中的局限。
在林业的分类与布局上，各地普遍缺乏规划，随意性大，可因利益需要随时改变布局，破坏环境；在公益林的管护上投入不足且无积极性，使其成为盗伐主要對象。种植上则不顾地区、环境的差异选择树种，以完成任务了事；对商品林的培育与经营亦缺乏长远目标，短期行为较为突出。
业内专家指出，要判断中国是否有条件发展自给自足的“林纸一体化”，最科学的做法是对全国森林状况作一次环评，有针对性地提出哪些省份的哪些地方可以发展速生林，哪些地方则坚决不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产业布局方能因地制宜，获得可持续发展。
从眼下情况看，仅金光一家企业在“林纸一体化”进程中已是举步维艰，更何况志存高远的整个产业？
在公众印象中，数年前因环保、债务问题而备受指摘的林纸业巨头——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金光（中国）或金光〕，似乎沉寂已久。只有身处业内的人才知道，这家企业至今仍在风雨中摇摆。
最近，海南省昌江县林业局陷入了一场麻烦：4月5日，海尾镇南罗村的一片桉树林突起大火，150亩桉树被毁。经反复核查，排除了清明上坟起火的因素。县林业局随后向上级汇报称，怀疑这是一起因林权纠纷引起的纵火案。
案发地是一片千亩桉树林，1998年前后由当地村集体在未取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承包给金光，多年来，权属争议极大而始终无解。
对当地政府而言，这类林权争议向来棘手。而近年来矛盾日炽，村民的极端行为层出不穷，局面近乎失控。《财经》记者从海南省林业局获悉，迄今金光在琼所营的120万亩林地中，已有3000余块、累计逾10万亩林地因权属纠纷而被农民损毁或抢占。
同样的情况在云南、广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琼、滇、桂三省区，正是金光在华最重要的营林区，亦是国家推行“林纸一体化”所重点依赖的林业资源要地。
中国政府于2001年正式迈出“林纸一体化”改革步伐，旨在改变传统造林、造纸分离的模式，实现二者投资运营主体一元化。金光（中国）事实上的母体——APP（Asia Pulp & Paper Co.，Ltd.，亚洲浆紙业有限公司），正是亚洲最大的“林纸一体化”跨国企业。
但七年来的历史表明，曾被各地政府寄予厚望并极力扶植的金光，在“林纸一体化”产业链的最上游一环——营林环节上，一直四处碰壁。这家被视为行业领军者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仍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林纸一体化”的目标，而未来的道路将更为艰难。
金光的尴尬现状，也折射出“林纸一体化”在中国践行之难。身处林业资源匮乏的背景，林地管理恰是中国土地体制中最为脆弱的一隅。非捋清林权、明晰利责，不能稳固上游原料供给，亦不能推动“林纸一体化”整体改革。
“金华林之源”
“今年起，省里不再下达为金光（中国）征地的指标。”4月15日，海南省林业局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以后金光想要地，可以自己跟农民一家一户地谈。”
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作出类似表述。
金光过往圈地营林的企业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行政高压手段实现：政府逐级下达年度征地指标，并列入政绩考核；压力最终传导至各基层村集体组织，为完成任务及获益，最终以村集体意志取代村民个体意愿，将林地低价流转金光。
即便如此，圈地向来不易。在海南，金光早在1997年即与当地林业总公司签约成立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下称金华林），合作营林350万亩。此后九年，执行金华林的征地任务，成为海南省政府重点工程。
不久，海南省林业局即发现完成任务之艰难。“金光对林地要求很高，对坡度、海拔、土壤条件都有要求。还要求连片的林地面积不得低于150亩。”海南省林业局一位干部告诉《财经》记者。
由于合作首年征地进展极慢，第二年，海南省林业局局长换人。新局长甫上任即成立21个工作组，每组两人，派驻各县市督促金华林征地。海南省林业局防火办刘福堂向《财经》记者介绍，当时海南省林业局工作人员总计不足50人，“这样一来，全局工作几乎陷入瘫痪。有人在会上气愤地说，林业局干脆改叫‘金光局’算了。”
这一时期，正值金光集团在全球如日中天之际。这家由印尼财阀黄奕聪家族所有的跨国集团，其核心企业为APP，注册于新加坡，1995年在纽交所上市。通过“官商合作”，APP在印尼攫取大片原始森林，在全球大举借贷融资，以负债经营模式迅速崛起，跻身全球纸业十强，带动超过150亿美元国际资本投向印尼浆纸业。
APP在华投资始于1992年，以在宁波、镇江等地并购小型造纸厂开端，之后率先在广东大举圈地营林。这一期间，业界共睹之APP中国路径，正是其在母国“官商合作”模式的成功复制。
不曾预料，灾难很快到来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2001年，APP因长年债务危机从纽交所退市。围绕其逾百亿美元的债务，一场堪称“全球新兴市场最大的公司债务重组”展开，直到2006年方告收尾。
APP在证券市场上的陨落，被归咎于高负债经营及对林业资源掠夺式开采。然而就在深陷危机的2001年，它在中国绝地逢生。
这一年，中国政府启动“林纸一体化”改革，鼓励单一主体投资运营从营林、制浆至造纸的全部产业环节。
中国纸张生产、消费长期位居世界第二，而造纸业向为中国“短板”。因产量整体不足，中国同时是纸张进口大国。国内造纸业的突出问题在于原料结构失衡，草浆比例过高。2002年，木浆原料仅占21％。草浆污染极大，结果造纸全行业当时对全国GDP贡献不过2.2％，污水排放则占全国工业污水排放量的15.4％。
另一方面，中国林业资源短缺，人均森林面积居世界第119位。因造纸业和林业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上游造林缺乏下游造纸业的产业驱动，而下游生产亦无法获得上游原料保障。
以上种种，正是2001年中国启动林纸业改革前的产业背景。在政府决策者看来，推动全行业转型，先须加大木浆供给，为此则须大造速生丰产林。国家林业局为此划定了18个富林、宜林省份，提出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工程。这一政策在2002年获得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复，构成“林纸一体化”政策的核心内容。
政策放开，为下游制浆造纸企业进入上游圈地造林打开大门。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富林省份看来，“林纸一体化”可以包治百病：提高林地生产力、树立又一个支柱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解决就业、提供税收……“林纸一体化”所到之处，尽管也惹来毁林和污染的争议，仍被地方政府列为“首脑工程”鼎力支持。
APP看到了机会。2002年之前，由于全球性债务危机，APP在华曾一度面临被整体出售的危机，其营林项目几乎全部搁置。而自2002年起，外界眼中的APP游走于各大富林省份，已是中国圈地营林急先锋的形象。
这一年，APP将在华全部投资转至金光（中国）名下。后者是在上海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从而，金光（中国）与卷入债务漩涡的母体隔离，倾力开拓中国市场。
林权属于谁？
2002年前后，借助中国“林纸一体化”政策，重生后的金光（中国）狂飙突进，宣布在华投资超过900亿元、涉及造林4000万亩。
“林纸一体化”的上游为造林营林，这也是该模式能否成功运作的根本所在。此时的金光，对借助政府力量大规模、低成本圈地造林仍存幻想。但中国林地局势，已今昔不同过往。
建国以来，中国林地体制变革已经历四个阶段：土改时期的“分山分林到户”；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人民公社时期的“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
中国现有林地约43亿亩。在所有权上，被分为国有林地与集体所有制林地；在功能上，被分为公益林与商品林。林地、耕地同属农地，较之后者，中国林地管理更为薄弱乃至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随意改变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随意變更林地功能分类、随意侵占集体林地的现象层出不穷。
《财经》记者获悉，2004年3月，国家林业局接到云南林业厅对金光营造纸浆林基地的问题汇报，问题包括：规划营造的纸浆林基地有很大一部分是现有天然林，荒山荒地采伐率不到5％；转让价格过低，每年每亩林地只给0.8元；基地涉及国有林，须经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但事实未走审批程序。
此后，国家林业局派员对云南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研。在当年4月形成的调研报告中，批评了地方政府在金光营林过程中，“不经资产评估，由行政行为操作的林地、林木流转，背离了市场经济价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林农合法利益受侵害”。
对于外来者金光而言，近年来伴随着土地价值不断攀高，农民林权意识觉醒，靠行政命令压价拿地不再是一条减少成本的捷径，因为事后的反弹往往令局面失控。
在金光的主阵地海南，当初一些乡镇政府为完成征地指标，未征求农户意见就将林地租予金光集团旗下的金华林。此后数年，农户眼见地价渐高，将林地租予水果承包商或自种纸浆林、经济作物所获收益，均高出与金华林合作收益的数倍。于是，农户们开始加入了毁林、抢地的队伍。
“这些地，”王道文用手对着门前连绵的山划了一个大圈，“从我们爷爷那一代就是分给我们村的，但国有农场背着我们把地租给了金光。我们必须把地要回来！”
王道文是海南琼中县红毛镇什空村村长。今年1月初，村内200余村民集体出动，将金光一片上百亩开垦好的林地抢占了，种上了村民们早已准备好的桉树苗。
王道文告诉《财经》记者，什空村曾分得300余亩林地，“以前我们不知该种什么，只是拿来放放羊。后来农场来了，见我们什么也没种，就占了我们一些地。这次农场又背着我们把这些地全租给了金光。现在我们地也没有，租地的钱也没看到。”
他说，自2005年当上村长以来，他一直在向乡镇政府部门反映此事，但一直未获满意答复。“没办法了，村民就占地。”
“午餐”并不免费
更集中的毁林占地风波，出现在2003年金华林第一个轮伐期过后。按照联营合同，金光在用地前先一次性按每亩30元支付给农户。六年一个轮伐期到时，再按木材收益分成，七成归金光，三成归农户或村集体。
然而第一个轮伐期后，农户们从金华林手中所获提成仅每亩30元。“随便在地上种点东西，一年都有几百块收入，很多农民就反悔了。”一位当地林业局干部解释。
“分成的时候，金华林说要扣除所有的管理成本后再分，却没告诉农户具体产量和成本的明细。”上述林业局干部告诉《财经》记者，2003年以来林业局不断接到农户投诉，要求退约，“我们曾跟金华林协商过，但没有回应。”
2003年后，加入毁林及抢占林地行列的农户越来越多。当中既有浑水摸鱼者，有跟风抢地者，也有真正为收回林地使用权而理性行动者。
抢林激化了矛盾。2007年，金华林定屯经营区在一怒之下，将屯昌县新兴镇南歧村王丁照等四弟兄告上法庭，拟追回被抢占的约60亩林地。这块林地系金光1997年通过当地林业部门协调，从村集体处租赁而来，并获四弟兄签名，约定租约期30年。然而2004年第一个轮伐期过后，因不满收益过低，兄弟四人在金光准备种植下一轮纸浆林前占地了。
最后金光官司赢了，但地还是无法收回。“地里全都种上了橡胶，法官也没有办法。”经营区一位工作人员说。
金华林在琼中的负责人李军告诉《财经》记者，为应付这一局面，金华林自2003年推出了一些变通办法，若不能接受分成，农户还可选择以下合作方式：一是重租，“大家谈定一个租价，再签合同”；二是“公司加农户”，由金华林向农户提供种苗、肥料和技术，后者承包种植，采伐后优先售予金华林；三是“公司造林”，金华林向种植户每亩投资350元，采伐后每亩返还2.8立方米木材给投资方，超额的木材由金华林以市场价格收购。
这一转变，令金光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获得林地资源。
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包括海南、云南及广西在内的14个省份首批进行了林权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将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确权到户，将林权证发到个人手中；同时建立林地、林产品的流转平台。
据悉，在一些林权改革进行得较早的地区，集体林地一经确权，其地价即刻翻番。在这一背景下，金光过去依靠行政手段获得的林业资源将引发更多产权纠纷，今后的拓展道路将日益艰难。
“林权改革分三步走。”海南省一位地方林业局干部告诉《财经》记者，“第一步是摸底，先把林地面积丈量出来──过去说有多少林地，靠的都是目测；第二步是为没有纠纷或较少纠纷的林地确权；第三步再清理纠纷林地──这是改革中最头疼的部分，放在最后。”
根据各地部署，此次林权改革需历时五年左右。以此推算，金光所面临的林权纠纷若不能及时解决，则矛盾将在三年后集中爆发。
金光悖论愈发清晰：当今中国实施“林纸一体化”模式的企业，必须在尊重林权的基础上，循合法手段获取林业资源，这意味着更高的资源成本，要求企业拥有更雄厚的财务支撑。而“金光模式”的中国版本，在以往恰恰是依赖行政手段，不惮负债运营，在权属不清的模糊地带大举低成本圈地造林的“典范”。
林权渐次归位，金光尴尬只有愈演愈甚。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赢家？输家？
金光在中国的麻烦还不止于此。
中国很大，在一地艰难获得木桨原料资源后，跨省调拔也并不容易。国家发改委2003年12月发布的《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显示，中国营林、造纸产业在各地分布极不平衡：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海地区，造纸产能几近全国70％，而木浆产能尚不足20％；而在东南沿海、东北和西南地区，局面正好相反。
金光目前在华建有17家浆纸企业和25家林场，前者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后者则多布局于东南和西南。如今，金光的营林重地——广西、云南、海南三省区，已不愿仅仅承担原料输出者的角色。
以广西为例，为了在本区营建完整的林纸一体化产业链，即使金光在钦州的浆纸项目已经上马，广西区政府仍提请各部门和沿海各市政府密切关注，“不允许从广西原料林基地往区外运送原料木材”。
在云南，金光也不得不以在当地建设产能90万吨浆纸厂的承诺为代价，以获取更多原料林地。
为获取上游林地资源，金光自身的企业利益诉求被迫向各富林省份的利益诉求妥协，在桂、滇、琼三省区上马制浆、造纸项目。这进一步加剧了原料短缺之困，也极大增加了资金压力。
与其巨大的投入相比，金光在华拓展16年而进展甚微。截至2008年1月，金光在中国营林460万亩，其中八成以上出自2002年之后，且至今仍处于净投入阶段。
金光（中国）的实际挺进，与其投资900亿元、造林4000万亩的宏图伟略相去甚远。
金光在中国的盈利水平也依然低微。金光（中国）财报显示，其逐年增加的资产总额与债务几乎等量齐高。2006年集团总资产263亿元，集团层面负债总额为58.35亿元，为子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形成的债务高达195亿元。
“林纸一体化”战略重估
金光个案显示，“林纸一体化”之于中国国情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具体实施这一产业政策仍需谨慎权衡。
中国现有林地面积43亿亩，居全球第五，而人均森林面积却排在世界第119位。尽管国家林业局曾划定18个省份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但这些富林、宜林省份其实各有“短板”。
以金光营林最多的广西、海南及云南三省区为例：广西林地面积多，资源竞争也最为激烈，地价迅猛攀升；与金光走得最近的海南省，仅引入金光一家企业，但当地林地资源紧缺、生态保护任务繁重，林权纠纷高企，不宜大干快上；位于长江源头的云南则是典型的“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的生态脆弱区，省内山高路险，林地分散，对于需要“用种庄稼的办法”来对待的速生林产业，并不如期待中那样适宜。
2007年11月，在四年前颁布《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造纸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力争实现建设造纸林基地500万公顷、新增木浆生产能力645万吨的目标。
上述文件还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650万吨，同时支持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和扩建等形式，发展十家左右产能为100万吨至300万吨的制浆造纸企业。这意味着国内林纸行业将出现整合并购热潮，行业集中度将明显增加。
然而，中国有条件达成自给自足的林浆纸一体化产业目标吗？
放眼世界，资源紧缺是“林纸一体化”产业的普遍难题。芬兰等国的成功经验表明，对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实施“林纸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据国联证券造纸行业研究员马智琴介绍，芬兰森林覆盖率达69％，其纸业发展模式是倡导森林工业群体化，即将包括森林种植和管理、森林工业（制材、制浆和造纸）、建材工业、印刷工业以及各种相关产业，以多种形式予以结合。如完整的木材用来制作木板、家具等，木材的边角料用来制浆造纸，从而达到善用每一块木材的目的。
芬兰严格执行森林保护及管理办法，认为森林的首要功能是保护环境。按照规定，企业对林木的年砍伐量必须低于年生长量，砍伐后必须及时更新。但即使如此，芬兰仍感造纸业对林木的消耗太大。进入21世纪后，该国以斯道拉恩索为代表的纸业巨头正积极面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寻找林业资源，实现其全球化战略。
反观中国，森林资源和林业管理的先天不足，已导致包括造纸业在内的林业产业在后天成长中的局限。
在林业的分类与布局上，各地普遍缺乏规划，随意性大，可因利益需要随时改变布局，破坏环境；在公益林的管护上投入不足且无积极性，使其成为盗伐主要對象。种植上则不顾地区、环境的差异选择树种，以完成任务了事；对商品林的培育与经营亦缺乏长远目标，短期行为较为突出。
业内专家指出，要判断中国是否有条件发展自给自足的“林纸一体化”，最科学的做法是对全国森林状况作一次环评，有针对性地提出哪些省份的哪些地方可以发展速生林，哪些地方则坚决不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产业布局方能因地制宜，获得可持续发展。
从眼下情况看，仅金光一家企业在“林纸一体化”进程中已是举步维艰，更何况志存高远的整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