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至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之际，本刊寻访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在北京战斗生活和故居，以示纪念。
在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前，毛泽东仅来过北京两次（辛亥革命后清朝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1928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成立北平特别市；1949年改为北京）。第一次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历时206天；第二次是在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历时115天。但这两次在北京短暂的经历对青年毛泽东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间，毛泽东连受打击。1919年10月5日，就在毛泽东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的时候，母亲文七妹病逝，噩耗传来，晴天霹雳。毛泽东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带着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书的小弟弟泽覃回家奔丧。而母亲两天前就已经入殓，毛泽东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大弟泽民告知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
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悲痛至极，热泪长流，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歌《祭母文》。母亲去世才三个半月，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顺生也积劳成疾，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享年50岁。因率“驱张代表团”赴京，毛泽东没有回家奔丧，只能把悲痛埋在心底。而就在6天前的1920年1月17日，他的恩师、岳父，不满50岁的杨昌济也在北京病逝。
短短三个多月，毛泽东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生他养他的父亲母亲，教他育他的导师，但这个独立不羁、叛逆造反的热血青年化悲痛为力量，勇敢地站在时代潮头，以“会当击水三千里，人生自信二百年”的英雄气概，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反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虽然只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古都北京给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我轻轻敲响油漆剥落的大门，只见门是反锁的。大门傍边写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字样，从门缝里依稀看见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这里就是豆腐池胡同15号，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妻子杨开慧的家，毛泽东曾经借住的地方。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待业期间面临着如何选择未来道路的问题。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曾经的老师、此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之毛泽东，嘱咐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因而有了毛泽东的首次北京之行。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追忆起191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经历，毛泽东曾这样对美国记者斯诺描述。
8月15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从长沙启程坐上火车，去向往已久的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行前，毛泽东匆匆回韶山看望了病中的母亲，并致信舅舅“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并给母亲开去一药方，等秋收之后再接母亲来长沙治疗。毛泽东在信中善意地撒了个谎，隐瞒了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希望慈母安心养病，不要为远行的儿子操心。
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来到北京，住进东城区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15号（原9号）的“板仓杨寓”，这里就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的家。当时四合院东边的一间为暗间，供客人临时居住。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在这里住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与杨开慧再次相遇，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初恋。对于父亲的得意门生，杨开慧自然也是熟悉不过了。与四年前相比，杨开慧已经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两人都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就更多了共同的话题。闲暇时光，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护城河边，沐浴在春天北海青青的杨柳岸。他们热烈又真诚地相爱了。
三眼井胡同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一条胡同就是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原称“吉安所东夹道”，因位于吉安所东侧而得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改称“吉安所左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荣兴东巷”，后复称“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
吉安所左巷8号原为吉安东夹道7号。当去寻访毛泽东在这里的故居时，却怎么也找不到8号。正当我按照门牌号码的顺序挨个数的时候，恰好遇到一个热情的三轮车夫，他正拉着外地的游客进行胡同游，他指着一间没有门牌、大门已经换成防盗门的普通的居民小院说，这就是毛泽东在北京住过的地方。说上周还有门牌呢，估计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太多，这家现在的主人不胜其扰，自己把门牌给摘了。
当年，毛泽东与蔡和森考虑到来京的新民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便经杨昌济帮助，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迁居于此，他们在这里租住大约半年时间，这里便是毛泽东在北京的另一个故居。
院门坐东向西，院内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厢房2间。西侧是临胡同的院墙，东侧还有两间东屋。毛泽东等八人租住的房间，就是正房西侧的屋子，面积约有十多平方米，每晚回来，八个人就睡在靠窗所砌的土炕上。
毛泽东显然对这段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写到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专门谈到了在此的旧事：“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房间里的设备极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因为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时大家只好轮换着穿。”
来到北京吃苦的毛泽东却不想出国。他对斯诺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打算。”
最后，在毛泽东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下，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终于在1919年3月顺利踏上了漂洋过海求学的旅程。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要赶回湖南，临行前，毛泽东与杨开慧两人相约别后通信。等到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时，就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这次他在北京住了将近四个月，他为了大力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四处奔走，日夜操劳。“驱张运动”的成功以及在北京的生活和阅历，促使毛泽东思考中国改造的根本问题，促使毛泽东以此为契机，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由主张社会改良向社会革命转变。
福佑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为清圣祖玄烨的避痘处，乾隆登基后改为喇嘛庙，名福佑寺。福佑寺位于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鲜红色的大门格外耀眼，但大门始终关闭着，偶尔有几辆高级轿车进出，听附近居民说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领导了声援北京的一系列爱国活动。但活动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打压，当张敬尧强迫毛泽东解散湖南学联时，他开始领导学联、新民学会等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大军阀张敬尧”运动。
同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署的坐办吴瀛(当代戏剧家吴祖光之父)，接待了请愿团。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力量的毛泽东，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并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
黎锦熙（湖南湘潭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与黎锦熙相识，黎锦熙当时在校担任历史教员，只比毛泽东大3岁。）曾回忆当时在这座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当我去看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毛泽东每天要印发一百多份稿件，分寄给全国各地报社，揭露张敬尧鱼肉湖南人民的罪行，宣传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
隆冬的北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白天组织旅京湘人在新华门总理府、前门等处游行请愿；晚上在福佑寺里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在他的指挥下，“驱张运动”很快取得了胜利。最终在直系军阀和湘军的威胁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
毛泽东为“驱张”呕心沥血，日夜奔走。当时其父毛贻昌在韶山病逝，毛泽东放弃回家奔丧，终至“驱张”成功。这也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起点。毛泽东在“自传”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寻访这些毛泽东曾经住过的地方，串联出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的足迹，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一个青年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成就了一代伟人，最终带领人民开创出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在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前，毛泽东仅来过北京两次（辛亥革命后清朝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1928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成立北平特别市；1949年改为北京）。第一次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历时206天；第二次是在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历时115天。但这两次在北京短暂的经历对青年毛泽东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间，毛泽东连受打击。1919年10月5日，就在毛泽东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的时候，母亲文七妹病逝，噩耗传来，晴天霹雳。毛泽东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带着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书的小弟弟泽覃回家奔丧。而母亲两天前就已经入殓，毛泽东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大弟泽民告知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
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悲痛至极，热泪长流，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歌《祭母文》。母亲去世才三个半月，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顺生也积劳成疾，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享年50岁。因率“驱张代表团”赴京，毛泽东没有回家奔丧，只能把悲痛埋在心底。而就在6天前的1920年1月17日，他的恩师、岳父，不满50岁的杨昌济也在北京病逝。
短短三个多月，毛泽东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生他养他的父亲母亲，教他育他的导师，但这个独立不羁、叛逆造反的热血青年化悲痛为力量，勇敢地站在时代潮头，以“会当击水三千里，人生自信二百年”的英雄气概，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反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虽然只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古都北京给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我轻轻敲响油漆剥落的大门，只见门是反锁的。大门傍边写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字样，从门缝里依稀看见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这里就是豆腐池胡同15号，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妻子杨开慧的家，毛泽东曾经借住的地方。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待业期间面临着如何选择未来道路的问题。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曾经的老师、此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之毛泽东，嘱咐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因而有了毛泽东的首次北京之行。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追忆起191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经历，毛泽东曾这样对美国记者斯诺描述。
8月15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从长沙启程坐上火车，去向往已久的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行前，毛泽东匆匆回韶山看望了病中的母亲，并致信舅舅“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并给母亲开去一药方，等秋收之后再接母亲来长沙治疗。毛泽东在信中善意地撒了个谎，隐瞒了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希望慈母安心养病，不要为远行的儿子操心。
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来到北京，住进东城区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15号（原9号）的“板仓杨寓”，这里就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的家。当时四合院东边的一间为暗间，供客人临时居住。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在这里住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与杨开慧再次相遇，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初恋。对于父亲的得意门生，杨开慧自然也是熟悉不过了。与四年前相比，杨开慧已经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两人都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就更多了共同的话题。闲暇时光，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护城河边，沐浴在春天北海青青的杨柳岸。他们热烈又真诚地相爱了。
三眼井胡同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一条胡同就是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原称“吉安所东夹道”，因位于吉安所东侧而得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改称“吉安所左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荣兴东巷”，后复称“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
吉安所左巷8号原为吉安东夹道7号。当去寻访毛泽东在这里的故居时，却怎么也找不到8号。正当我按照门牌号码的顺序挨个数的时候，恰好遇到一个热情的三轮车夫，他正拉着外地的游客进行胡同游，他指着一间没有门牌、大门已经换成防盗门的普通的居民小院说，这就是毛泽东在北京住过的地方。说上周还有门牌呢，估计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太多，这家现在的主人不胜其扰，自己把门牌给摘了。
当年，毛泽东与蔡和森考虑到来京的新民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便经杨昌济帮助，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迁居于此，他们在这里租住大约半年时间，这里便是毛泽东在北京的另一个故居。
院门坐东向西，院内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厢房2间。西侧是临胡同的院墙，东侧还有两间东屋。毛泽东等八人租住的房间，就是正房西侧的屋子，面积约有十多平方米，每晚回来，八个人就睡在靠窗所砌的土炕上。
毛泽东显然对这段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写到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专门谈到了在此的旧事：“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房间里的设备极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因为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时大家只好轮换着穿。”
来到北京吃苦的毛泽东却不想出国。他对斯诺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打算。”
最后，在毛泽东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下，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终于在1919年3月顺利踏上了漂洋过海求学的旅程。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要赶回湖南，临行前，毛泽东与杨开慧两人相约别后通信。等到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时，就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这次他在北京住了将近四个月，他为了大力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四处奔走，日夜操劳。“驱张运动”的成功以及在北京的生活和阅历，促使毛泽东思考中国改造的根本问题，促使毛泽东以此为契机，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由主张社会改良向社会革命转变。
福佑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为清圣祖玄烨的避痘处，乾隆登基后改为喇嘛庙，名福佑寺。福佑寺位于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鲜红色的大门格外耀眼，但大门始终关闭着，偶尔有几辆高级轿车进出，听附近居民说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领导了声援北京的一系列爱国活动。但活动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打压，当张敬尧强迫毛泽东解散湖南学联时，他开始领导学联、新民学会等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大军阀张敬尧”运动。
同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署的坐办吴瀛(当代戏剧家吴祖光之父)，接待了请愿团。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力量的毛泽东，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并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
黎锦熙（湖南湘潭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与黎锦熙相识，黎锦熙当时在校担任历史教员，只比毛泽东大3岁。）曾回忆当时在这座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当我去看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毛泽东每天要印发一百多份稿件，分寄给全国各地报社，揭露张敬尧鱼肉湖南人民的罪行，宣传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
隆冬的北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白天组织旅京湘人在新华门总理府、前门等处游行请愿；晚上在福佑寺里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在他的指挥下，“驱张运动”很快取得了胜利。最终在直系军阀和湘军的威胁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
毛泽东为“驱张”呕心沥血，日夜奔走。当时其父毛贻昌在韶山病逝，毛泽东放弃回家奔丧，终至“驱张”成功。这也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起点。毛泽东在“自传”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寻访这些毛泽东曾经住过的地方，串联出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的足迹，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一个青年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成就了一代伟人，最终带领人民开创出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