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原红三军团）行动。兵站运输部部长杨立三也在这支队伍中。
　　此时的周恩来身体极为虚弱，从10多天前起就经常昏迷，由于连续发高烧，已有五六天没吃什么东西。
　　看着周恩来这个样子，杨立三心里非常难过。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每到一地，他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来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研究敌情、起草命令，往往忙完后天就快亮了。他随便躺一躺，又起来和部队一起行军。由于睡眠不足，有时走着走着就昏睡摔倒了。有几次，杨立三硬是把他扶上担架，让他利用行军时间休息一会。但他稍躺一会儿，又下来步行。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异常凶猛。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最常见的疟疾来治，但几天后仍高烧不退，而且肝部肿大，皮肤发黄。最后医生确诊为肝炎，且已发展成阿米巴肝脓肿。为了降体温，医生让通信员去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但仍不能解决问题。
　　部队行动在即，怎么办？
　　彭德怀十分焦急，他思索一阵后，毅然决定：“抬！”
　　彭德怀找来参谋长萧劲光，嘱咐他：“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负责立即组织一个担架队。我们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同志抬出草地！”
　　萧劲光接受任务后，就抽人组成了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听说后，找到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要求当担架队队长。
　　杨立三更不甘落后。此时他身体虽然有病，但坚决要求参加担架队。陈赓劝他：“杨部长，你的身体也不好，就不用参加了吧。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
　　杨立三知道陈赓爱开玩笑，就说：“你的酒我喝定了。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去，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
　　杨立三与担架队的同志，一起抬着周恩来进入了草地。
　　这真是一次艰难的行程！脚底下要时时注意一个个的泥潭，稍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鼻子闻到的是污水和腐草发出的呛人的气味。
　　大雨倾盆时，杨立三和陈赓就慌不迭地拿出油布和斗笠，盖住周恩来的头部和上身，而自己淋得像落汤鸡也不在乎。
　　杨立三以病躯抬着周恩来过草地，两天下来，肩膀磨破了，脚部及小腿也被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经雨水和泥水一浸，疼得钻心；继而又变得红肿，溃烂。但他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可还是被大伙发现了。战士们劝他不要抬了，在旁边护着就行，但他根本不听，照样轮班抬担架。周恩来不忍心让杨立三和战士们这样为他受苦，一次次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每次都被杨立三和大伙劝住了。杨立三望着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脑海里浮现出和这位伟人一次次的交往。
　　1927年夏，杨立三从湖南老家跑到武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他介绍自己去叶挺部工作；第四次反“围剿”时，周恩来在繁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亲自抓红军的后勤工作，自己曾多次得到他的指示和教诲；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点，在革命队伍中大抓“AB团”分子。是周恩来让刘伯承出面调查，弄清了事情真相，让自己免受不白之冤……
　　正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给了杨立三无穷的动力，他不光以兵站运输部部长的身份，更是以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抬着周恩来过草地的。
　　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和同志们就这样抬着周恩来，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班佑。
　　1954年，杨立三患脑瘤不幸去世，周恩来坚持亲自为他执绋送葬，体现了周恩来与杨立三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