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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作者慷慨激昂的背后似乎隐含着许多欲说还休的内容。本文对这种叙述状态与作者复杂的创作背景及其创作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试图揭示出文本沉郁的背后隐含的丰富涵义。
【关键词】文天祥 《指南录后序》 沉郁 解读
每每读及《指南录后序》，心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总以为文天祥是南宋历史上的英雄，而这篇文章在慷慨激昂的同时似乎又欲说还休。也许“怆怀非外至，沉郁自中肠”，那么作者为何欲说还休，沉郁的背后又是什么？
一、多少事欲说还休
1.出行的背景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莫知计所出”，从上文看，“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正月十八日，元丞相伯颜率兵进驻至临安北十五里。然而，“莫知计所出”，远不只是兵迫修门这样的简单。
正月初二日，伯颜兵进驻嘉兴。初六日，陈宜中派宋军器监刘庭瑞送信与元军联络，“乙亥（初八日），宜中遣御史刘岊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书伯颜，约会长安镇”；“甲申（十七日），次皋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伯颜受讫，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召宋宰臣出议降事”。这段文字出自《元史·列传第十四·伯颜》，《宋史·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与明代罗洪先“补订文天祥年录”都有相似的记载。德祐二年正月仅半个月的时间，南宋已两次奉表期会，与北军联络投降事宜，主持该事务的是当权宰相陈宜中。十五日伯颜进驻海宁长安镇，陈宜中爽约未赴会；十七日降表已奉，陈宜中宵遁。缙绅、大夫、士惶恐惊惧，自然“莫知计所出”。
再者，元军节节逼近临安的同时，一路宋将多有纳款；正月十五日，随着伯颜进驻长安镇，“在朝臣一时俱逸”。十七日晚，陈宜中逃离临安的同时，“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去”。张世杰是领导南宋军抗元坚持到最后的一位著名将领。然而，拥有兵权的张世杰，先是宿重兵于六和塔，没有接受文天祥“背城借一，以战为守”的建议，而此刻的离去，使得临安唯存幼主弱妇。
2.在朝的处境
为了社稷生灵，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面见伯颜，抗辞慷慨，以期讲解纾难。“伯颜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谓宋状元丞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伯颜改容”。又“伯颜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遂令万户忙古带、宣抚唆都羁留军中”。就在伯颜对文天祥啧啧称男儿之时，“从谀者有意推陷”，即文中所述“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关于“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明代罗洪先“补订文天祥年录”有这样的说明：“二月初八日，驱公随祈请使入北，公不在使列，盖驱逐之使去耳，尽出贾余庆计陷。”
一者“讲行无虚日”，一者“有意推陷”，这实在是中外谈判史上不多见的怪相。其实，推陷的原因极为简单，即害怕主张御侮的文天祥坏了他们投降自污的大计；而这种推陷一直延续到文天祥身陷燕京兵马司大狱。《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中记载：“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留梦炎，这是又一个曾任德祐丞相的人物，他的推陷坚定了元世祖杀文天祥的想法。
除了出行从谀者推陷外，行前多受怀疑限制，九死一生归朝后，又遭遇排挤猜忌，这便是文天祥在朝的处境。“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时任江西副使黄万石与文天祥有旧隙，又忌怕文天祥声望超过自己，上书朝廷称文天祥所部为“乌合儿戏”，无益于朝廷，于是朝廷令黄万石星驰入卫勤王，文天祥部留屯隆兴。朝廷内部，陈宜中与力荐文天祥并屡促之入卫的左丞相王爚不合，阻天祥入卫暂得成功。从北营脱身而归后，“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宜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当时南宋小朝廷主事者为陈宜中与张世杰。“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不许；至元十五年六月，“益王殂，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文天祥与陈宜中、张世杰以及负祥兴皇帝赵昺蹈海的陆秀夫皆无个人恩怨，政治理想与抗敌策略的不同尚可理解，但如果因贤能而遭排斥就万万不可理喻了。
3.逃归的际遇
从文天祥在朝的处境，我们不难看到南宋朝廷在外敌步步逼近的同时，内部处于怎样分崩离析的状态，于是辗转脱身的路上遭遇南宋守将的怀疑猜忌就在所难免了。
德祐二年三月朔日，文天祥侥幸逃到真州。当时真州守军已数月不闻京城消息，“闻天祥至，无不感愤流涕者”。各位将领认为两淮兵力足以兴复，只是两淮制置不能协同作战而已，如果文丞相能从中联络，不到一个月江南可复。多么美好的愿景！此时，“北虏悬军深入，犯兵家大忌”，或许真乃南宋回春的唯一希望。可是李庭芝得信后怀疑文天祥，以为其绝无逃归之理。彼时，投降北朝的宋臣委实太多。外加早有谣言称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认为文天祥是来说降的，命令苗再成亟杀之。初见文天祥感慨流涕的苗再成，尽管不忍杀文丞相，但也将信将疑。
《宋史·列传一百八十·李庭芝》赞曰：“李庭芝死于国难，其可悯哉！”这也是一位以身殉国的英雄。宋亡，谢太后与及德祐帝为诏谕之投降，“庭芝登城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他还派部将姜才试图劫回被押送北朝的皇帝与太后，他的英勇就义可以作文天祥种种境遇遭际的另一佐证。
九死一生辗转而归，固“非人世所堪”；碧血丹心见疑见谤，可谓痛之至矣。
二、意沉郁非干生死
“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事后回想，对于种种推陷、万般艰险仅一语带过，深厚的情感在欲说还休之中。最后一段则在起伏跌宕中表明了对于生与死的看法。第一层，一死无以解脱于国于家的罪责——不能死；第二层，救国难、雪国耻，死而后已——不怕死；第三层，回呼第一层，并将情感推进一个新高，死，于己浩然无愧怍，于国于家则有憾——不肯死。
只是，意沉郁非干生死。
也许，面对苦难，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可是苦难与生死对于文天祥而言，从来不是个问题。君不见，“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然而，据史书记载，文天祥也有不能自堪的时候，并有过两次自杀的行为。
第一次，景炎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海丰被执，“文天祥度不得脱，即取怀中脑子（冰片）尽服之”，“竟不死”。第二次，发生在文天祥被押往北朝的途中。祥兴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行的船只到达江西南安，第二天文天祥开始绝食，以期到达庐陵之日“得正丘首”。但水盛风顺，船队先于暗中约定时日的一天到达庐陵，愿望落空，文天祥终止持续了八天的绝食。庐陵刘申岳《文天祥传》中写道：“念不得死庐陵，委命荒江，志节不白，始从容就义，强复饮食。”
由此可知，“分当引决”而不决，“将有以为也”；“有以为”，欲申志节于天下。那么文天祥的志节又是什么呢？
文天祥之志首先在于救国于危难的崇高理想。“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他的这一自陈已表明了心迹。以身殉国，文天祥早已做好了准备，同时他还要以自己的躬行履践，激发起天下的忠臣义士。对于国家积弱的沉疴所在，文天祥不可谓不知，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诚挚面对猜疑，只为图兴复；他九死一生回归，只为救国难；他孤军英勇奋战，只为雪国耻。这样的理想岂一个“忠”字了得！
文天祥是旧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但决不仅仅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的忠臣义士。元丞相博罗曾质难文天祥：“德祐嗣君非尔君耶？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答道：“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为宗庙社稷计”，可以不拘泥而变通，文天祥的“忠”是不狭隘的。早在临安沦陷前，他就前瞻性地建议分益、卫二王于闽广，以存兴复的种子。同时“社稷为重”，可以“君为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三宫九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之时“不得爱身”，毅然出使北营，他的情感深处始终含有对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深沉忧惧，他的“有以为”有着大悲悯的意味哩。
既然“将有以为”在于申志节，那么怎样“为”呢？
文天祥是一个热爱生活也会享受生活的人。据《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记载：“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德祐初年江上告急，他“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毁家纾国难。
文天祥是热爱生命的，想来他也应该有生的愿望的。《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备顾问”即使是处“方外”，远离政治权利，都不免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但是，“黄冠归故乡”，在改朝换代之际做一个隐逸的遗民，就封建道德而言仍是一种不失气节的选择。
处明夷之道，在艰难不失其正，文天祥用行动作了最好的诠释。
人，是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的；尊严，来自绝不苟且的人格高标。
三、尽仁义庶几无愧
“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对于任何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而言，遭遇其中某一个危恶境界，都会有捶心锥骨的感受，而况“层见错出”？“痛”自然不能堪。那么这些痛仅限于身临险境九死一生吗？这里固然有屡临死地的苦痛，也有山河破碎的哀痛，还有内难明夷的沉痛。所以，他欲说还休，许多纠葛实在难以说清；他意蕴沉郁，确实不想明说，也没有时间细说；他义尽仁至，也委实不须多说。
文天祥，少年厉清操存高远志，二十岁即进士登科荣膺榜首。然而，他也是桀骜不驯的。三十七岁前他有两次重要的致仕归乡的经历。一次“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即自免归”。一次讽刺贾似道假致仕真要挟遭弹劾，“援钱若水例致仕”。董宋臣，弄权的太监；贾似道，擅权的宰相。两次经历皆表现了文天祥对权贵的藐视，以及面对佞臣毫不妥协的凛然正气。
“内难”则“正其德”。德祐应诏勤王后，文天祥用理智压抑情感，用行动彰显意志。他努力地与一切抗元朝臣将领合作，向张世杰提出合理化建议；入临安被阻他领兵抗敌依旧。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处这样的困厄中能“正其德”“不失其正”呢？
文天祥临就义曾书一衣带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论曰：“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文天祥以生命为代价实践了他对“义”的追求，可谓尽仁义“庶几无愧”！然而这还只是封建时代一般的忠臣义士都能做到的最基本的要求。他“求仁而得仁”，并达到仁者无敌的境界。即使身陷囹圄，文天祥都在人格上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在精神上获得天下人的钦服，但这还不是仁者无敌的核心内涵所在。他起兵抗元，不仅在于申大义，还在于为天下苍生谋生存。故而，不管面对的是伯颜、博罗，还是元世祖忽必烈，无论遭遇怎样的排挤打击，他都以浩然正气相对。试想，如若不是内心澄明坚定，文天祥何以能守持其正？而真正的仁者是不以天下人为敌的！
其实，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也罢，无论是处于旧时代还是新时代，士人或者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良知的表达者。他们或言说，或实践，担当起引领时代的责任。文天祥用他的实践精神昭告天下：生于没季，无以选择；独立精神、悲悯情怀，可以自我取舍。也因了文天祥的取舍，我们才有幸感受到一个仁者的恒久魅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中学。
【关键词】文天祥 《指南录后序》 沉郁 解读
每每读及《指南录后序》，心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总以为文天祥是南宋历史上的英雄，而这篇文章在慷慨激昂的同时似乎又欲说还休。也许“怆怀非外至，沉郁自中肠”，那么作者为何欲说还休，沉郁的背后又是什么？
一、多少事欲说还休
1.出行的背景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莫知计所出”，从上文看，“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正月十八日，元丞相伯颜率兵进驻至临安北十五里。然而，“莫知计所出”，远不只是兵迫修门这样的简单。
正月初二日，伯颜兵进驻嘉兴。初六日，陈宜中派宋军器监刘庭瑞送信与元军联络，“乙亥（初八日），宜中遣御史刘岊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书伯颜，约会长安镇”；“甲申（十七日），次皋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伯颜受讫，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召宋宰臣出议降事”。这段文字出自《元史·列传第十四·伯颜》，《宋史·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与明代罗洪先“补订文天祥年录”都有相似的记载。德祐二年正月仅半个月的时间，南宋已两次奉表期会，与北军联络投降事宜，主持该事务的是当权宰相陈宜中。十五日伯颜进驻海宁长安镇，陈宜中爽约未赴会；十七日降表已奉，陈宜中宵遁。缙绅、大夫、士惶恐惊惧，自然“莫知计所出”。
再者，元军节节逼近临安的同时，一路宋将多有纳款；正月十五日，随着伯颜进驻长安镇，“在朝臣一时俱逸”。十七日晚，陈宜中逃离临安的同时，“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去”。张世杰是领导南宋军抗元坚持到最后的一位著名将领。然而，拥有兵权的张世杰，先是宿重兵于六和塔，没有接受文天祥“背城借一，以战为守”的建议，而此刻的离去，使得临安唯存幼主弱妇。
2.在朝的处境
为了社稷生灵，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面见伯颜，抗辞慷慨，以期讲解纾难。“伯颜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谓宋状元丞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伯颜改容”。又“伯颜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遂令万户忙古带、宣抚唆都羁留军中”。就在伯颜对文天祥啧啧称男儿之时，“从谀者有意推陷”，即文中所述“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关于“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明代罗洪先“补订文天祥年录”有这样的说明：“二月初八日，驱公随祈请使入北，公不在使列，盖驱逐之使去耳，尽出贾余庆计陷。”
一者“讲行无虚日”，一者“有意推陷”，这实在是中外谈判史上不多见的怪相。其实，推陷的原因极为简单，即害怕主张御侮的文天祥坏了他们投降自污的大计；而这种推陷一直延续到文天祥身陷燕京兵马司大狱。《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中记载：“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留梦炎，这是又一个曾任德祐丞相的人物，他的推陷坚定了元世祖杀文天祥的想法。
除了出行从谀者推陷外，行前多受怀疑限制，九死一生归朝后，又遭遇排挤猜忌，这便是文天祥在朝的处境。“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时任江西副使黄万石与文天祥有旧隙，又忌怕文天祥声望超过自己，上书朝廷称文天祥所部为“乌合儿戏”，无益于朝廷，于是朝廷令黄万石星驰入卫勤王，文天祥部留屯隆兴。朝廷内部，陈宜中与力荐文天祥并屡促之入卫的左丞相王爚不合，阻天祥入卫暂得成功。从北营脱身而归后，“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宜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当时南宋小朝廷主事者为陈宜中与张世杰。“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不许；至元十五年六月，“益王殂，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文天祥与陈宜中、张世杰以及负祥兴皇帝赵昺蹈海的陆秀夫皆无个人恩怨，政治理想与抗敌策略的不同尚可理解，但如果因贤能而遭排斥就万万不可理喻了。
3.逃归的际遇
从文天祥在朝的处境，我们不难看到南宋朝廷在外敌步步逼近的同时，内部处于怎样分崩离析的状态，于是辗转脱身的路上遭遇南宋守将的怀疑猜忌就在所难免了。
德祐二年三月朔日，文天祥侥幸逃到真州。当时真州守军已数月不闻京城消息，“闻天祥至，无不感愤流涕者”。各位将领认为两淮兵力足以兴复，只是两淮制置不能协同作战而已，如果文丞相能从中联络，不到一个月江南可复。多么美好的愿景！此时，“北虏悬军深入，犯兵家大忌”，或许真乃南宋回春的唯一希望。可是李庭芝得信后怀疑文天祥，以为其绝无逃归之理。彼时，投降北朝的宋臣委实太多。外加早有谣言称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认为文天祥是来说降的，命令苗再成亟杀之。初见文天祥感慨流涕的苗再成，尽管不忍杀文丞相，但也将信将疑。
《宋史·列传一百八十·李庭芝》赞曰：“李庭芝死于国难，其可悯哉！”这也是一位以身殉国的英雄。宋亡，谢太后与及德祐帝为诏谕之投降，“庭芝登城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他还派部将姜才试图劫回被押送北朝的皇帝与太后，他的英勇就义可以作文天祥种种境遇遭际的另一佐证。
九死一生辗转而归，固“非人世所堪”；碧血丹心见疑见谤，可谓痛之至矣。
二、意沉郁非干生死
“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事后回想，对于种种推陷、万般艰险仅一语带过，深厚的情感在欲说还休之中。最后一段则在起伏跌宕中表明了对于生与死的看法。第一层，一死无以解脱于国于家的罪责——不能死；第二层，救国难、雪国耻，死而后已——不怕死；第三层，回呼第一层，并将情感推进一个新高，死，于己浩然无愧怍，于国于家则有憾——不肯死。
只是，意沉郁非干生死。
也许，面对苦难，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可是苦难与生死对于文天祥而言，从来不是个问题。君不见，“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然而，据史书记载，文天祥也有不能自堪的时候，并有过两次自杀的行为。
第一次，景炎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海丰被执，“文天祥度不得脱，即取怀中脑子（冰片）尽服之”，“竟不死”。第二次，发生在文天祥被押往北朝的途中。祥兴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行的船只到达江西南安，第二天文天祥开始绝食，以期到达庐陵之日“得正丘首”。但水盛风顺，船队先于暗中约定时日的一天到达庐陵，愿望落空，文天祥终止持续了八天的绝食。庐陵刘申岳《文天祥传》中写道：“念不得死庐陵，委命荒江，志节不白，始从容就义，强复饮食。”
由此可知，“分当引决”而不决，“将有以为也”；“有以为”，欲申志节于天下。那么文天祥的志节又是什么呢？
文天祥之志首先在于救国于危难的崇高理想。“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他的这一自陈已表明了心迹。以身殉国，文天祥早已做好了准备，同时他还要以自己的躬行履践，激发起天下的忠臣义士。对于国家积弱的沉疴所在，文天祥不可谓不知，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诚挚面对猜疑，只为图兴复；他九死一生回归，只为救国难；他孤军英勇奋战，只为雪国耻。这样的理想岂一个“忠”字了得！
文天祥是旧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但决不仅仅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的忠臣义士。元丞相博罗曾质难文天祥：“德祐嗣君非尔君耶？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答道：“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为宗庙社稷计”，可以不拘泥而变通，文天祥的“忠”是不狭隘的。早在临安沦陷前，他就前瞻性地建议分益、卫二王于闽广，以存兴复的种子。同时“社稷为重”，可以“君为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三宫九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之时“不得爱身”，毅然出使北营，他的情感深处始终含有对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深沉忧惧，他的“有以为”有着大悲悯的意味哩。
既然“将有以为”在于申志节，那么怎样“为”呢？
文天祥是一个热爱生活也会享受生活的人。据《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记载：“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德祐初年江上告急，他“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毁家纾国难。
文天祥是热爱生命的，想来他也应该有生的愿望的。《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备顾问”即使是处“方外”，远离政治权利，都不免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但是，“黄冠归故乡”，在改朝换代之际做一个隐逸的遗民，就封建道德而言仍是一种不失气节的选择。
处明夷之道，在艰难不失其正，文天祥用行动作了最好的诠释。
人，是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的；尊严，来自绝不苟且的人格高标。
三、尽仁义庶几无愧
“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对于任何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而言，遭遇其中某一个危恶境界，都会有捶心锥骨的感受，而况“层见错出”？“痛”自然不能堪。那么这些痛仅限于身临险境九死一生吗？这里固然有屡临死地的苦痛，也有山河破碎的哀痛，还有内难明夷的沉痛。所以，他欲说还休，许多纠葛实在难以说清；他意蕴沉郁，确实不想明说，也没有时间细说；他义尽仁至，也委实不须多说。
文天祥，少年厉清操存高远志，二十岁即进士登科荣膺榜首。然而，他也是桀骜不驯的。三十七岁前他有两次重要的致仕归乡的经历。一次“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即自免归”。一次讽刺贾似道假致仕真要挟遭弹劾，“援钱若水例致仕”。董宋臣，弄权的太监；贾似道，擅权的宰相。两次经历皆表现了文天祥对权贵的藐视，以及面对佞臣毫不妥协的凛然正气。
“内难”则“正其德”。德祐应诏勤王后，文天祥用理智压抑情感，用行动彰显意志。他努力地与一切抗元朝臣将领合作，向张世杰提出合理化建议；入临安被阻他领兵抗敌依旧。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处这样的困厄中能“正其德”“不失其正”呢？
文天祥临就义曾书一衣带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论曰：“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文天祥以生命为代价实践了他对“义”的追求，可谓尽仁义“庶几无愧”！然而这还只是封建时代一般的忠臣义士都能做到的最基本的要求。他“求仁而得仁”，并达到仁者无敌的境界。即使身陷囹圄，文天祥都在人格上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在精神上获得天下人的钦服，但这还不是仁者无敌的核心内涵所在。他起兵抗元，不仅在于申大义，还在于为天下苍生谋生存。故而，不管面对的是伯颜、博罗，还是元世祖忽必烈，无论遭遇怎样的排挤打击，他都以浩然正气相对。试想，如若不是内心澄明坚定，文天祥何以能守持其正？而真正的仁者是不以天下人为敌的！
其实，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也罢，无论是处于旧时代还是新时代，士人或者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良知的表达者。他们或言说，或实践，担当起引领时代的责任。文天祥用他的实践精神昭告天下：生于没季，无以选择；独立精神、悲悯情怀，可以自我取舍。也因了文天祥的取舍，我们才有幸感受到一个仁者的恒久魅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