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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8月上旬，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她们终将带着自己的苦难离开人世
2014年正月，北方数省降大雪，山西盂县的几座秃山覆盖着茫茫的白色。陈林桃、张改香二位老人正待下葬。长长短短的冰柱凝成一排挂在土砖房屋檐下，房前搭了个临时的台子，有人举着话筒高声介绍她们的生平：我们的女英雄，日軍占领期间被抓，“受尽百般侮辱”……
离葬礼所在地不远，是盂县进圭村一个慰安所的旧址。进圭村依山而建，日军占领后，在山顶修了炮楼，将周边的窑洞辟为慰安所。当地志愿者介绍，四十多位“慰安妇”受害者都曾被囚在此处。
2015年，黄有良老人
她们在历史记录里面目模糊。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少鹏研究，《盂县文史资料》对盂县三个据点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记载，只有两位被轮奸、杀害的女性。各地情况也近似：“被奸女性只有遭杀害后才有实名记录，一般只是笼统地记录‘强奸无数’。”宋在一篇论文中写到，一位妇救会会长曾向日本民间组织诉说自己遭遇的性暴力。《盂县文史资料》中，只能查到她与其他男性抗日领导被日军抓获、又被八路军抢救出来的经历，她被拷问、强奸的事实则被隐去了。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余年，当年的受害者大都已经去世。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自1990年代起，和妻子陈丽菲深入研究“慰安妇”群体。多年来，他去过二十多个省，先后发现两百多位“慰安妇”幸存者。2012年，郭柯偶然看到《世界上唯一公开身份“慰安妇”：儿子至今未婚》一文，深受触动，经苏智良介绍，去广西荔浦县寻访当时92岁的韦绍兰，将她和儿子罗善学的故事拍成纪录片《三十二》。那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剩32人。
两年过去，这个数字减到22，也成了郭柯第二部纪录片的片名。他和拍摄团队走过山西、黑龙江、湖北、海南、广西。团队选了当时身体最好的四位老人着重记录（有两位现已去世），其中之一是原名朴车顺的毛银梅。
用养女黄美容的话说，朴车顺“出生蛮造业”。她是韩国人。逃难时，妈妈抱起还不能自理的妹妹先走，她没赶上火车，在窗外看着妈妈哭。有人怜她，从窗口丢下食物，她哭着吃了。
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十余个慰安所建立。朴被日本人介绍到中国打工，结果给骗进汉口的慰安所。70年后回忆起来，“晓得一点，忘一点。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后来她逃出魔窟，嫁了个农民，收养了个两岁的女孩，再没回过韩国。改名毛银梅，因为“我爱毛主席”，丈夫喜欢白梅花。
苏智良2000年第一次见到她，记得她“身材很好”，爱唱民谣。毛银梅看不懂韩文，但记着家乡的发音，因为“忘记家乡的发音，就找不到父母了”。十几年后，她依然耳聪目明，但冬天不能做事，得偎被窝。“就剩骨头了，”她指指手腕，“这里进风，废了废了，活长了，没有用。”养女黄美容马上接话：“哪里废，会唱歌呢！”她会朝鲜语的《阿里郎》和《桔梗谣》。
毛银梅便唱了起来：“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2017年1月18日，毛银梅去世。十几天前，郭柯还携剧组探望过她。她躺在床上，靠韩国武汉领事馆送的吸氧机支撑着。“眼睛没神，非常吃力，精气神没有了，觉得她的精力被什么东西牵着。”郭柯回忆。
截至今年8月上旬，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包括不愿公开身份的老人）。幸存者终将带着自己的苦难离开人世。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时任日本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国内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前线：“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二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只有仿照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招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慰安所制度由上海、南京推广到各占领地，后又遍布东南亚各地。
2014年，剧组与毛银梅老人合影
四十多万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毛银梅们的一生被迫改变。
2014年，89岁的林爱兰已经在海南临高县敬老院住了三年。敬老院副院长梁朝生说，这里住的都是无后代的“五保户”老人，每个月政府补贴350元。林爱兰搬去得最早。
她无法起身，一直坐在一张旧的红色塑料椅上——这把椅子在她去世后，由养女阿香捐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行动时需要揪着椅子腿，依靠两条细瘦胳膊往前一步步挪蹭，活动范围是屋内到门口，门口进屋内。
但她目光犀利，《二十二》剧组唯一的志愿者龙庆形容她“是所有老人里最警觉的一个，足以洞穿一切牛鬼蛇神”。这让人想起她14岁跟共产党到海口当娘子军的岁月，苏智良说“她最美好的时光可能是她年轻时候”。“现在讲话也特别有范儿，就是一个女干部、老革命的样子，目光炯炯，像做报告一样。”1939年林爱兰参加琼崖纵队，跑到日本军内部，一箱箱地偷子弹;挎着机关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子弹曾经从她头顶飞过，颅骨被擦伤。抗战胜利60和70周年时，她分别得到国家颁发的两枚勋章，极为珍视。 1941年，她被抓到海南加来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腿被打断，后来失去生育能力。此前不久，她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抓，绑起来扔进河里。“日本人抓我，逼我嫁他，我假装说好，心里想拿刀砍他。他把我弄残废了，他也死了。”
战后，她先后收养过几个孩子，后来都和她断了联系。快70岁时，林爱兰收养了阿香，阿香结婚生子后，把她送到敬老院。她的屋子里，放着菜刀、水果刀、镰刀，“这儿有很多小偷，晚上他们要进来偷我东西，我就拿镰刀砍他们。”
比林爱兰小一岁的李美金也是海南人，每天在大榕树下乘凉，和其他老人聊天下棋。远远看，郭柯几乎辨不清哪个是她。过去的事，她说记不清了。日军放火抓人，让她上树摘果，不然就捅死。夜里她带着被子到山上住，不敢睡死，满脑子都是刀尖和跑步的响声。“（当时）怕死了。被锁着，夜里能听到被强奸的声音。我就叫‘阿爸！阿妈！’”
目前公开身份且健在的幸存者中，最年长的是韦绍兰。1944年，她24岁。日军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她背着一岁的女儿逃到山上，被日本兵发现，抓进去三个月。一晚，她趁看守打瞌睡时逃跑，走到天亮，又走到天黑，在稻草里躲了一夜，又从天亮走到天黑才找到家。
1990年代初韩国志愿者来家帮忙前，养女黄美容对毛银梅的那段过往一无所知，父母什么都不讲。毛银梅觉得“说了也没用”。
她们的苦难数十年来乏人關注。日本导演土井敏邦在90年代拍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与记忆共生》，他表示，取这个片名是因为“她们很痛苦，甚至做梦都想起那些画面。”伴随痛苦的，是几十年的沉默。记者和民间团体来过好几次，李爱连都没有“讲实话”，“怕给子女丢人”。郭柯团队等了五六天，李爱连碰到相关问题都说“我忘了”。直到剧组清场，门关严，龙庆绕着大弯子提问：“当时把你抓走的时候，还抓了多少人去？”“男的、女的、老人和儿童。”“他们打老人和儿童吗？”“不打。”“男的呢？”“男的抓去干活。”“女的呢？”
“女的我们也要干一些活。”她才说了悄悄话，“他说要跟我结婚，问我三天三夜，还给我吃东西，最后给了我八根葱，我吃了八根葱，辣得我胃不行，我现在都落下了胃病。”
郭柯没想到《二十二》拍得这么难。2012年去韦绍兰家拍《三十二》，按苏智良给的地址，来到桂林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屯，只问了一户人就找到了她：“刚开始还真是把她当作一个痛苦的符号存在，但她确实颠覆了我的想象，很快进入那段回忆，而且坦然地跟你说出来。”
苏智良觉得郭柯很诚恳，建议他去看看韦绍兰母子。“这个案例在我们调查当中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样的性伤害，理论上会出现一批混血儿，但有混血儿子女的受害者中，能站出来的目前为止就她一个。我们发现过有混血儿子女的受害者，但出现调查员被幸存者家人殴打的情况。他们认为没有这事，你们胡说八道。”
“特殊”的韦绍兰当年逃回家时，丈夫在屋里煮粥，骂她，说她出去学坏。“你还晓得回来？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回来呢。”回家一个月，女儿就死掉了，又过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怀了日本人的孩子。她喝农药，被邻居救了回来。婆婆劝：“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来，万一以后你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办？”生下孩子，她继续砍柴割草，吃“野东西”过活，“眼泪都往心里流。”
学者宋少鹏指出“慰安妇”面临的身份困境：抗战时国内对“慰安妇”的报道，“不管是用中国妇女之受辱来说明日军之暴行、激发全民抗战之决心，还是用慰安妇制度来说明日本军阀财阀发动战争的不人道、有失人心，或是用此揭穿‘王道’、‘共荣’之假象，‘慰安妇’及慰安妇制度都是民族压迫的指示器”;抗战结束后，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无法适用于国内战争，‘慰安妇’话语消失在这段时间的主流话语场中。”
此后，她们还一度被视为“服务日本人的女人”，沉默成了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进入1990年代，“慰安妇”的叙述范式终于从“卖春”转向“性暴力”。她们得以“脱罪”，但被“简化为民族压迫的副产品”。
1991年底，韩国“慰安妇”金学顺与其他受害者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慰安妇”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始于1992年7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对中国政府通报了“慰安妇”问题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7日，中国四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道歉并赔偿5-12万美元。
1996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并用“军事性奴隶”一词取代“慰安妇”这一侮辱性的名词，强调其“强迫性”。
这一年，苏智良在上海找到了第一位“慰安妇”受害者，1910年出生的朱巧妹。一位到崇明旅游的上海女教师听说那里有战争受害者，联系上苏智良。苏智良到崇明寻访朱巧妹，看到她一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的破屋里，屋顶会漏雨。到2005年朱巧妹去世，崇明县民政局每月给她的补贴都是三块钱。
2000年4月1日，第一届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闭幕式上，美、韩、日、中的四位学者分别用四国语言宣读：“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前、战时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也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
2007年，美国众议院、加拿大议会下院、荷兰议会下院、欧洲议会均就“慰安妇”问题通过议案，向日本施压。同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就“慰安妇”问题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达歉意。在“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慰安妇”幸存者万爱花、韦绍兰、林亚金于上海公证处签下维权授权书，授权亲属在自己去世后继续维权。
苏智良不常给记者提供老人的联系方式，他说起被称为“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的万爱花，“她讲她的苦难，痛心痛肺的，有时候甚至昏厥的。这样揭开伤疤有点不人道，所以我们除了把她的记录搞清楚以外，不是很赞成大家一窝蜂地去让老人忆苦，‘你讲讲你那个时候怎么受害的，日本人怎么欺负你？’有点残忍。” 宋少鹏统计了1949到2015年的国内“慰安妇”相关报道。2012年以后，相关报道数量直线上升，在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重要性“从‘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为‘（日本）挑战二战胜利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事关未来的问题”。“国家成为重建‘慰安妇’历史，并推动其进入民族集体记忆的主导者。”
据她罗列，2014年，国家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档案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为世界记忆名录;国家公祭网上“慰安妇”死难者成为公祭对象;中央档案馆开放“慰安妇”有关档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成果，“慰安妇”作为国家的损失进入历史。
“慰安妇”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但偏见尚未消除。今年5月底，龙庆与陈丽菲（苏智良妻子，也是上海师范大学学者）一同参加活动时，陈丽菲私下告诉她：她和苏智良的同学都不理解他们，“就觉得你们什么题材、什么研究不可以搞？偏要做这个？”
2016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报道，位于公平路425弄的上海慰安所旧址“海乃家”进行拆除作业时被叫停。这座石库门建筑二战时被日本海军占领并建成慰安所，后来这块地被划归相邻的中学。附近居民郭女士接受采访说：“它就是一个耻辱，不能放在学校里面。学生小，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
央视记者还采访了几位放学的高二男生，他们称这段历史为“无法回忆的过去”，“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把它拍成影像资料，让我们看，好像有点过分。”
郭柯看到这个新闻，觉得自己的两部纪录片拍对了。他感到很多年轻人都以为“慰安妇”就是媒体报道中苦难的化身，“仰着头，满脸褶皱和泪水。”拍摄《二十二》期间，他发现老人非常习惯长枪短炮。“把手机举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正襟危坐了。”他觉得心酸，记者把她们问哭，然后就走，有什么意义？
他把李爱连的日常记录下来。李爱连喜欢猫。“猫跑到家里，她就喂。好的都给猫吃，猫不吃的她再吃。”李的小儿媳说。天气好的时候，李爱连走出屋子负手看野猫，逗它：“进屋干什么？”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她，老围着她唱唱跳跳。
李爱连有儿有孙，有饭吃，有柴烧水，感到十分满足。丈夫中风时，她说：“政府照顾得我很好，你放心，我来照顾你。”20年前丈夫去世，现在女儿住海口，三个孙辈都在上学，她和弟弟一家同住。“大姐阿弟离不开，有吃叫她吃。”
龙庆觉得毛银梅的晚年很幸福：她每个月可以拿到韩国政府的3000元生活补贴，新年时会收到领事馆的贺卡，房间也被韩国志愿者装修一新。去年1月走访时，龙庆把全是韩文的贺卡递给毛银梅，老人认不得，把卡也拿反了，一屋子人都笑。
她牙口不好，养女平时给她单独做饭。一天，龙庆偶然进了毛银梅养女和女婿的房间，发现他们睡的是由很旧的单人床加上一些砖头和木板拼成的双人床。龙庆和郭柯的妈妈合计，给他们换了新床。
韦绍兰的混血儿子罗善学生于1945年，从1981年到现在，每天给亲戚放牛，为的是以后能得到照顾。小时候，邻里常议论他的身份，罗善学从不敢问。一天放学回家，父母吵架，他偷听，原来爸爸也说自己是日本人。还有一次，四个同学要他的钓竿，他不给，他们就骂他是日本崽。“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他一辈子没结婚，讲了六个“妹仔”都不成事，女方妈妈说：“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到现在，小孩一看他还指着：“日本人日本人！”
韦和罗同住，两人都领低保。2014年，郭柯回访韦绍兰，问“认得不？”老人点头笑：“认得！”和他握手。郭柯给了韦绍兰500元慰问金。韦绍兰让他坐在床边，拿出四个红包，说：“过年了，给妈妈买点糖果吃。”他打开，一个包里是100。
2010年，韦绍兰母子作为证人到日本参加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索赔的官司，但没成功。1990年代起，在中国律师、日本进步律师团的协助下，前后有几批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要求道歉和索赔的民间诉讼，均以失败告终。
2015年12月23日，阿香通知郭柯：林爱兰“不行了”，医院已经不收她。再过两小时，阿香又发消息：回到养老院后，林爱兰坐在那把塑料椅上，“就过去了”。死因是褥疮。龙庆觉得阿香没尽责，“如果得的是心梗这些老年人的病，也能理解，但是褥疮啊……”
拍摄《二十二》的一周，龙庆只见过阿香两次，带点水果来，偶尔拿些钱走。林爱兰的屋子“老鼠屎、蚂蚁满地都是”。剧组大扫除，给林爱兰买轮椅，换新床单，彻底清理屋子，扫出死老鼠。
2016年初，龙庆来到林爱兰住过的敬老院。门打开，屋子腾空了，里面剩一把椅子。她顿感物是人非。阿香带龙庆一行人到林爱兰的坟头，只有一抔黄土，一枚抗战胜利纪念奖章掩埋其下。按当地风俗，家族中没有男性后代，无法做法事，不可立碑。“海南那么容易下雨，三两场雨下来，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后面的人都不知道她魂归何处。”
剧组走后，阿香发给郭柯一段话：“以后你们不必再说谢谢我之类的，说一次，我就觉得自己又一次不孝，说到底，我又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干，自己这一辈子都是欠着妈妈的，把我养大，自己还是落了那么一个孤独凄凉的晚年。”
“慰安婦”问题研究中心尽可能和老人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有老人去世，他们就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派人参加追悼会。如果家属同意，他们会为老人立一块碑。龙庆托老同学相助后，苏智良、临高县民政局、阿香等几经协调，终于让林爱兰于2016年清明前夕碑立魂安。碑文“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落款“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龙庆还想起第一次在海南见到黄有良的情景。她住在漆黑的平房里，旁边的两层小洋房是儿子的家。那是2014年6月，“她坐在床上，脚冰凉，满嘴红红的（因为嚼摈榔），表情特别木讷。”他们给黄买了把轮椅，龙庆推着她在村头遛弯。天擦黑了，龙庆说，“阿婆，我们回去了。”黄有良说：“再待会儿，再待会儿。”
告别
2014年正月，北方数省降大雪，山西盂县的几座秃山覆盖着茫茫的白色。陈林桃、张改香二位老人正待下葬。长长短短的冰柱凝成一排挂在土砖房屋檐下，房前搭了个临时的台子，有人举着话筒高声介绍她们的生平：我们的女英雄，日軍占领期间被抓，“受尽百般侮辱”……
离葬礼所在地不远，是盂县进圭村一个慰安所的旧址。进圭村依山而建，日军占领后，在山顶修了炮楼，将周边的窑洞辟为慰安所。当地志愿者介绍，四十多位“慰安妇”受害者都曾被囚在此处。
她们在历史记录里面目模糊。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少鹏研究，《盂县文史资料》对盂县三个据点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记载，只有两位被轮奸、杀害的女性。各地情况也近似：“被奸女性只有遭杀害后才有实名记录，一般只是笼统地记录‘强奸无数’。”宋在一篇论文中写到，一位妇救会会长曾向日本民间组织诉说自己遭遇的性暴力。《盂县文史资料》中，只能查到她与其他男性抗日领导被日军抓获、又被八路军抢救出来的经历，她被拷问、强奸的事实则被隐去了。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余年，当年的受害者大都已经去世。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自1990年代起，和妻子陈丽菲深入研究“慰安妇”群体。多年来，他去过二十多个省，先后发现两百多位“慰安妇”幸存者。2012年，郭柯偶然看到《世界上唯一公开身份“慰安妇”：儿子至今未婚》一文，深受触动，经苏智良介绍，去广西荔浦县寻访当时92岁的韦绍兰，将她和儿子罗善学的故事拍成纪录片《三十二》。那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剩32人。
两年过去，这个数字减到22，也成了郭柯第二部纪录片的片名。他和拍摄团队走过山西、黑龙江、湖北、海南、广西。团队选了当时身体最好的四位老人着重记录（有两位现已去世），其中之一是原名朴车顺的毛银梅。
用养女黄美容的话说，朴车顺“出生蛮造业”。她是韩国人。逃难时，妈妈抱起还不能自理的妹妹先走，她没赶上火车，在窗外看着妈妈哭。有人怜她，从窗口丢下食物，她哭着吃了。
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十余个慰安所建立。朴被日本人介绍到中国打工，结果给骗进汉口的慰安所。70年后回忆起来，“晓得一点，忘一点。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后来她逃出魔窟，嫁了个农民，收养了个两岁的女孩，再没回过韩国。改名毛银梅，因为“我爱毛主席”，丈夫喜欢白梅花。
苏智良2000年第一次见到她，记得她“身材很好”，爱唱民谣。毛银梅看不懂韩文，但记着家乡的发音，因为“忘记家乡的发音，就找不到父母了”。十几年后，她依然耳聪目明，但冬天不能做事，得偎被窝。“就剩骨头了，”她指指手腕，“这里进风，废了废了，活长了，没有用。”养女黄美容马上接话：“哪里废，会唱歌呢！”她会朝鲜语的《阿里郎》和《桔梗谣》。
毛银梅便唱了起来：“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2017年1月18日，毛银梅去世。十几天前，郭柯还携剧组探望过她。她躺在床上，靠韩国武汉领事馆送的吸氧机支撑着。“眼睛没神，非常吃力，精气神没有了，觉得她的精力被什么东西牵着。”郭柯回忆。
截至今年8月上旬，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包括不愿公开身份的老人）。幸存者终将带着自己的苦难离开人世。
苦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时任日本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国内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前线：“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二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只有仿照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招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慰安所制度由上海、南京推广到各占领地，后又遍布东南亚各地。
四十多万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毛银梅们的一生被迫改变。
2014年，89岁的林爱兰已经在海南临高县敬老院住了三年。敬老院副院长梁朝生说，这里住的都是无后代的“五保户”老人，每个月政府补贴350元。林爱兰搬去得最早。
她无法起身，一直坐在一张旧的红色塑料椅上——这把椅子在她去世后，由养女阿香捐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行动时需要揪着椅子腿，依靠两条细瘦胳膊往前一步步挪蹭，活动范围是屋内到门口，门口进屋内。
但她目光犀利，《二十二》剧组唯一的志愿者龙庆形容她“是所有老人里最警觉的一个，足以洞穿一切牛鬼蛇神”。这让人想起她14岁跟共产党到海口当娘子军的岁月，苏智良说“她最美好的时光可能是她年轻时候”。“现在讲话也特别有范儿，就是一个女干部、老革命的样子，目光炯炯，像做报告一样。”1939年林爱兰参加琼崖纵队，跑到日本军内部，一箱箱地偷子弹;挎着机关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子弹曾经从她头顶飞过，颅骨被擦伤。抗战胜利60和70周年时，她分别得到国家颁发的两枚勋章，极为珍视。 1941年，她被抓到海南加来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腿被打断，后来失去生育能力。此前不久，她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抓，绑起来扔进河里。“日本人抓我，逼我嫁他，我假装说好，心里想拿刀砍他。他把我弄残废了，他也死了。”
战后，她先后收养过几个孩子，后来都和她断了联系。快70岁时，林爱兰收养了阿香，阿香结婚生子后，把她送到敬老院。她的屋子里，放着菜刀、水果刀、镰刀，“这儿有很多小偷，晚上他们要进来偷我东西，我就拿镰刀砍他们。”
比林爱兰小一岁的李美金也是海南人，每天在大榕树下乘凉，和其他老人聊天下棋。远远看，郭柯几乎辨不清哪个是她。过去的事，她说记不清了。日军放火抓人，让她上树摘果，不然就捅死。夜里她带着被子到山上住，不敢睡死，满脑子都是刀尖和跑步的响声。“（当时）怕死了。被锁着，夜里能听到被强奸的声音。我就叫‘阿爸！阿妈！’”
目前公开身份且健在的幸存者中，最年长的是韦绍兰。1944年，她24岁。日军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她背着一岁的女儿逃到山上，被日本兵发现，抓进去三个月。一晚，她趁看守打瞌睡时逃跑，走到天亮，又走到天黑，在稻草里躲了一夜，又从天亮走到天黑才找到家。
打破沉默
1990年代初韩国志愿者来家帮忙前，养女黄美容对毛银梅的那段过往一无所知，父母什么都不讲。毛银梅觉得“说了也没用”。
她们的苦难数十年来乏人關注。日本导演土井敏邦在90年代拍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与记忆共生》，他表示，取这个片名是因为“她们很痛苦，甚至做梦都想起那些画面。”伴随痛苦的，是几十年的沉默。记者和民间团体来过好几次，李爱连都没有“讲实话”，“怕给子女丢人”。郭柯团队等了五六天，李爱连碰到相关问题都说“我忘了”。直到剧组清场，门关严，龙庆绕着大弯子提问：“当时把你抓走的时候，还抓了多少人去？”“男的、女的、老人和儿童。”“他们打老人和儿童吗？”“不打。”“男的呢？”“男的抓去干活。”“女的呢？”
“女的我们也要干一些活。”她才说了悄悄话，“他说要跟我结婚，问我三天三夜，还给我吃东西，最后给了我八根葱，我吃了八根葱，辣得我胃不行，我现在都落下了胃病。”
郭柯没想到《二十二》拍得这么难。2012年去韦绍兰家拍《三十二》，按苏智良给的地址，来到桂林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屯，只问了一户人就找到了她：“刚开始还真是把她当作一个痛苦的符号存在，但她确实颠覆了我的想象，很快进入那段回忆，而且坦然地跟你说出来。”
苏智良觉得郭柯很诚恳，建议他去看看韦绍兰母子。“这个案例在我们调查当中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样的性伤害，理论上会出现一批混血儿，但有混血儿子女的受害者中，能站出来的目前为止就她一个。我们发现过有混血儿子女的受害者，但出现调查员被幸存者家人殴打的情况。他们认为没有这事，你们胡说八道。”
“特殊”的韦绍兰当年逃回家时，丈夫在屋里煮粥，骂她，说她出去学坏。“你还晓得回来？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回来呢。”回家一个月，女儿就死掉了，又过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怀了日本人的孩子。她喝农药，被邻居救了回来。婆婆劝：“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来，万一以后你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办？”生下孩子，她继续砍柴割草，吃“野东西”过活，“眼泪都往心里流。”
学者宋少鹏指出“慰安妇”面临的身份困境：抗战时国内对“慰安妇”的报道，“不管是用中国妇女之受辱来说明日军之暴行、激发全民抗战之决心，还是用慰安妇制度来说明日本军阀财阀发动战争的不人道、有失人心，或是用此揭穿‘王道’、‘共荣’之假象，‘慰安妇’及慰安妇制度都是民族压迫的指示器”;抗战结束后，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无法适用于国内战争，‘慰安妇’话语消失在这段时间的主流话语场中。”
此后，她们还一度被视为“服务日本人的女人”，沉默成了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进入1990年代，“慰安妇”的叙述范式终于从“卖春”转向“性暴力”。她们得以“脱罪”，但被“简化为民族压迫的副产品”。
1991年底，韩国“慰安妇”金学顺与其他受害者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慰安妇”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始于1992年7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对中国政府通报了“慰安妇”问题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7日，中国四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道歉并赔偿5-12万美元。
1996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并用“军事性奴隶”一词取代“慰安妇”这一侮辱性的名词，强调其“强迫性”。
这一年，苏智良在上海找到了第一位“慰安妇”受害者，1910年出生的朱巧妹。一位到崇明旅游的上海女教师听说那里有战争受害者，联系上苏智良。苏智良到崇明寻访朱巧妹，看到她一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的破屋里，屋顶会漏雨。到2005年朱巧妹去世，崇明县民政局每月给她的补贴都是三块钱。
2000年4月1日，第一届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闭幕式上，美、韩、日、中的四位学者分别用四国语言宣读：“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前、战时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也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
2007年，美国众议院、加拿大议会下院、荷兰议会下院、欧洲议会均就“慰安妇”问题通过议案，向日本施压。同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就“慰安妇”问题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达歉意。在“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慰安妇”幸存者万爱花、韦绍兰、林亚金于上海公证处签下维权授权书，授权亲属在自己去世后继续维权。
痛苦的符号之外
苏智良不常给记者提供老人的联系方式，他说起被称为“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的万爱花，“她讲她的苦难，痛心痛肺的，有时候甚至昏厥的。这样揭开伤疤有点不人道，所以我们除了把她的记录搞清楚以外，不是很赞成大家一窝蜂地去让老人忆苦，‘你讲讲你那个时候怎么受害的，日本人怎么欺负你？’有点残忍。” 宋少鹏统计了1949到2015年的国内“慰安妇”相关报道。2012年以后，相关报道数量直线上升，在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重要性“从‘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为‘（日本）挑战二战胜利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事关未来的问题”。“国家成为重建‘慰安妇’历史，并推动其进入民族集体记忆的主导者。”
据她罗列，2014年，国家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档案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为世界记忆名录;国家公祭网上“慰安妇”死难者成为公祭对象;中央档案馆开放“慰安妇”有关档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成果，“慰安妇”作为国家的损失进入历史。
“慰安妇”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但偏见尚未消除。今年5月底，龙庆与陈丽菲（苏智良妻子，也是上海师范大学学者）一同参加活动时，陈丽菲私下告诉她：她和苏智良的同学都不理解他们，“就觉得你们什么题材、什么研究不可以搞？偏要做这个？”
2016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报道，位于公平路425弄的上海慰安所旧址“海乃家”进行拆除作业时被叫停。这座石库门建筑二战时被日本海军占领并建成慰安所，后来这块地被划归相邻的中学。附近居民郭女士接受采访说：“它就是一个耻辱，不能放在学校里面。学生小，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
央视记者还采访了几位放学的高二男生，他们称这段历史为“无法回忆的过去”，“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把它拍成影像资料，让我们看，好像有点过分。”
郭柯看到这个新闻，觉得自己的两部纪录片拍对了。他感到很多年轻人都以为“慰安妇”就是媒体报道中苦难的化身，“仰着头，满脸褶皱和泪水。”拍摄《二十二》期间，他发现老人非常习惯长枪短炮。“把手机举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正襟危坐了。”他觉得心酸，记者把她们问哭，然后就走，有什么意义？
他把李爱连的日常记录下来。李爱连喜欢猫。“猫跑到家里，她就喂。好的都给猫吃，猫不吃的她再吃。”李的小儿媳说。天气好的时候，李爱连走出屋子负手看野猫，逗它：“进屋干什么？”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她，老围着她唱唱跳跳。
李爱连有儿有孙，有饭吃，有柴烧水，感到十分满足。丈夫中风时，她说：“政府照顾得我很好，你放心，我来照顾你。”20年前丈夫去世，现在女儿住海口，三个孙辈都在上学，她和弟弟一家同住。“大姐阿弟离不开，有吃叫她吃。”
龙庆觉得毛银梅的晚年很幸福：她每个月可以拿到韩国政府的3000元生活补贴，新年时会收到领事馆的贺卡，房间也被韩国志愿者装修一新。去年1月走访时，龙庆把全是韩文的贺卡递给毛银梅，老人认不得，把卡也拿反了，一屋子人都笑。
她牙口不好，养女平时给她单独做饭。一天，龙庆偶然进了毛银梅养女和女婿的房间，发现他们睡的是由很旧的单人床加上一些砖头和木板拼成的双人床。龙庆和郭柯的妈妈合计，给他们换了新床。
韦绍兰的混血儿子罗善学生于1945年，从1981年到现在，每天给亲戚放牛，为的是以后能得到照顾。小时候，邻里常议论他的身份，罗善学从不敢问。一天放学回家，父母吵架，他偷听，原来爸爸也说自己是日本人。还有一次，四个同学要他的钓竿，他不给，他们就骂他是日本崽。“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他一辈子没结婚，讲了六个“妹仔”都不成事，女方妈妈说：“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到现在，小孩一看他还指着：“日本人日本人！”
韦和罗同住，两人都领低保。2014年，郭柯回访韦绍兰，问“认得不？”老人点头笑：“认得！”和他握手。郭柯给了韦绍兰500元慰问金。韦绍兰让他坐在床边，拿出四个红包，说：“过年了，给妈妈买点糖果吃。”他打开，一个包里是100。
2010年，韦绍兰母子作为证人到日本参加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索赔的官司，但没成功。1990年代起，在中国律师、日本进步律师团的协助下，前后有几批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要求道歉和索赔的民间诉讼，均以失败告终。
魂安
2015年12月23日，阿香通知郭柯：林爱兰“不行了”，医院已经不收她。再过两小时，阿香又发消息：回到养老院后，林爱兰坐在那把塑料椅上，“就过去了”。死因是褥疮。龙庆觉得阿香没尽责，“如果得的是心梗这些老年人的病，也能理解，但是褥疮啊……”
拍摄《二十二》的一周，龙庆只见过阿香两次，带点水果来，偶尔拿些钱走。林爱兰的屋子“老鼠屎、蚂蚁满地都是”。剧组大扫除，给林爱兰买轮椅，换新床单，彻底清理屋子，扫出死老鼠。
2016年初，龙庆来到林爱兰住过的敬老院。门打开，屋子腾空了，里面剩一把椅子。她顿感物是人非。阿香带龙庆一行人到林爱兰的坟头，只有一抔黄土，一枚抗战胜利纪念奖章掩埋其下。按当地风俗，家族中没有男性后代，无法做法事，不可立碑。“海南那么容易下雨，三两场雨下来，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后面的人都不知道她魂归何处。”
剧组走后，阿香发给郭柯一段话：“以后你们不必再说谢谢我之类的，说一次，我就觉得自己又一次不孝，说到底，我又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干，自己这一辈子都是欠着妈妈的，把我养大，自己还是落了那么一个孤独凄凉的晚年。”
“慰安婦”问题研究中心尽可能和老人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有老人去世，他们就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派人参加追悼会。如果家属同意，他们会为老人立一块碑。龙庆托老同学相助后，苏智良、临高县民政局、阿香等几经协调，终于让林爱兰于2016年清明前夕碑立魂安。碑文“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落款“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龙庆还想起第一次在海南见到黄有良的情景。她住在漆黑的平房里，旁边的两层小洋房是儿子的家。那是2014年6月，“她坐在床上，脚冰凉，满嘴红红的（因为嚼摈榔），表情特别木讷。”他们给黄买了把轮椅，龙庆推着她在村头遛弯。天擦黑了，龙庆说，“阿婆，我们回去了。”黄有良说：“再待会儿，再待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