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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目提供了丰富的汉籍外译信息，在典籍英译研究中能提供丰富的英译信息，颇具史料价值。王尔敏书目涉及全面，国内外却鲜有研究。本研究就以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为研究对象，分别统计译者、译者国别以及译书的出版年份，从中观察特点。研究发现，英译作者以英美中三国为主体，但中国译者单独英译较晚；民国时期典籍英译数量达到最高，与当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传教士无论因何原因来华，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关键词：王尔敏 典籍英译 统计研究
一、引言
明末清初以来的400多年间，西方出版了大量汉学著作、汉语典籍译著。相关书目按出版时间先后，主要有法国高第（考狄）五卷本《中国书目》（1878—1921年）、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1958年）、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75年）。王尔敏书目是继袁同礼之后中文学术界最早系统整理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该书“以西方文字所翻译中国历代文献之书籍篇章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现代，力求齐全。无论大小雅俗，凡有知见，均必收录”（王尔敏，1975：凡例1）。
检索发现，对王尔敏的研究集中于其史学成就，少数论文提及其书目，肯定了其中丰富的汉籍外译信息，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显然，通过书目研究，其结果可以概览某个时期汉语典籍翻译的整体状况，对译书的计量研究有助于分析各类典籍著作翻译的整体倾向性。本研究以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为对象，统计研究汉语典籍英译状况，为特定历史时期汉语典籍英译整体状况提供研究数据，也为进一步的典籍英译研究奠定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对象为书目中的汉语典籍英译，整个研究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王尔敏书目收录的汉语典籍英译书籍在时段分布、译者、译者国别等方面反映出哪些特点？这些特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些特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语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和描写研究法。准备结束后，对译书各项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数据，并进一步考查数据反映出来的各个时期汉语典籍英译趋势。另外，查找原著和译书，选择重要译书，对比描写翻译背景、翻译传播等。描写研究语料主要来自网络大数据检索。汪榕培等（2009：1）认为汉语典籍指1911年之前出版的汉语文献。据此，完成原始语料整理和补充信息后，删除1911年之后出版的译书。另存和重排表格，然后对译书的各项进行统计，获得研究的基础数据。
三、典籍英译统计描写
在翻译描写中运用统计的描写方式，不仅可以基于统计结果辅助翻译的描写分析，而且使描写的结果更具有科学性。虽然任何统计都不是绝对准确的，但一般的统计结果都可以反映某一翻译行为或翻译现象中的总体趋势（范祥涛，2004：65）。
经过上述的语料收集和研究准备，在书目中整理出汉语典籍英译信息1310条，删除1911年后出版的原著，最终获得译书信息1042条，据此进行进一步分类统计研究，统计维度包括：英译出版时段、译者、译者国别。
（一）书目汉语典籍英译出版时段统计分析
汉语典籍翻译的三种书目出版时间分别为1878—1921年、1958年和1975年。最后出版的王尔敏书目收录书籍并不限于1958年之后，其中所收最早汉语典籍英译出版于1741年。因此，需要分时段统计其中英译典籍，以考查不同时段汉语典籍英译。因时间间隔300多年，故此大致以20年为一个时段进行统计，结果见表1。
1741年，英国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所译《赵氏孤儿》，版权页标明出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译名The Chinese Orphan。1741—1800年间仅收录典籍英译5部：前文提到的《好逑传》2部；1762年，伦敦另一种版本《赵氏孤儿》（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House of Chao），译者珀西（Thomas Percy），转译自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最早法语译本。
统计显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起，英译典籍逐渐增多。1861—1880年间，年均译书5.5种；1881—1911年间，年均译书达六七种。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和1872年创办的《中国评论》也为典籍英译提供了发表园地，在推动基督教传播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从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到后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立足，其间传教士英译了大量汉语典籍，其原始动机是向教会提供中国信息，满足本国需求，本质目的还是传播基督教思想。正如王尔敏（1975：2）在叙录中所言：“就宗教义理之寻求动机，以考究中国固有之思想文化。”
1912—1948年，民国时期典籍译书年均10.41种，达到历史最高。1949—1966年，年均译书9.72种，保持了民国时期的译书势头。1967—1974年，仅有译书6种。民国时期英译出版汉语典籍数量达到了最高，民国时期在华传教士、汉学家创办了为数不少的英文报纸和期刊，也推动了汉语典籍翻译的繁荣，如《天下月刊》《北华捷报》《中国杂志》等。
（二）书目汉语典籍英译译者统计分析
自从1761年《好逑传》英译本首次在英国出版以来，中国典籍英译已经走过250年历史（马祖毅，1997：10）。在漫长的典籍翻译史中，译者由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至后来的新教传教士、汉学家，数量渐增，汉学中心也由19世纪前的法国巴黎、19世纪的英国伦敦，逐渐变成20世纪的美国哈佛。中国学者向西方译介汉语典籍相对较晚，距今只有100多年（汪榕培等，2009：6）。對于译者统计研究有助于突显汉语典籍翻译的主要贡献者，进而考查译者汉学研究的目的及其与历史背景的关系。统计结果见表2。 统计结果显示，译书数量为1060，与上文总量1042不一致，其原因是有36部汉语典籍由多位译者合作完成。根据书目统计，选取译书较多的译者，他们大多是耳熟能详的传教士与汉学家，如理雅各、翟理斯、庄延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费正清（2006：92）指出：“他们的切身目标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充当了中西方的沟通渠道。”
威利是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一生翻译了大量汉语典籍，译作涉及先秦诸子散文、《诗经》《楚辞》、古体诗歌及古典小说等。最早于1917年在《亚非学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1卷第1期发表诗歌英译；1929年翻译《老残游记》第二回片段，载《亚洲》（Asia），题名《歌女》（The Singing Girl）。1931年翻译道家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出版。1933年选译《易经》内容，亦译亦论，评介多于翻译，载于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专刊》（BMFEA）第5卷。
根据书目，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英译汉语典籍数量较多者有林语堂和杨宪益夫妇。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不仅出版了大量小说、散文集，还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汉语典籍。书目显示，他最早翻译出版的汉语典籍是《墨子》（Motse， The Wisdom of Chinese， 1920）（王尔敏 1975： 48）。1951年，翻译出版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集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选译了出自《太平广记》《清平山堂》《京本通俗小说》《唐传奇》《宋话本》《聊斋志异》《酉阳杂俎》《东田集》等小说集的20篇短篇小说（Tian，2016： 24—25），至1983年五次再版或重印，2009年外研社以《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为题再版。
（三）书目汉语典籍英译译者国别统计分析
自19世纪开始，不仅有英国新教传教士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也在30年代相继来到中国，以履行其“传播福音”的宗教使命，其中有些人翻译了数量较多的汉语典籍。19世纪末和20世纪，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中国学者开始翻译汉语典籍，从而改变了此前仅有外国人翻译中国典籍的历史。对译者国别进行统计，可以考查译者国别的变化及其与相应历史背景的内在关系。统计结果见表3。
统计结果显示，合计数量为1048，与译者数量有出入，因为统计过程中，将合译划分为中外合译和外国合译，存在14条书目为中外合译，5条书目为外国合译的情况，因此总计1048条。统计显示，书目中汉语典籍翻译的英美译者占较大比重，分别为30.82%和14.79%；中国译者汉语典籍翻译也数量较多，占14.59%。此外，除合作翻译外，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应该是英语国家的汉学家，而统计表明尚有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参与了翻译，德国译者翻译36种，日本29种，荷兰11种。
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是英语国家的汉学家、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都容易理解，而译者中德国、日本、荷兰的汉学家也有一定数量，个中原因多种多样。20世纪初德裔汉学家移居美国，为美国汉学界带来了巨大发展。究其原因，德国知识与创造力广泛缺失，德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术论文也持冷漠态度，使得人才外流（Martin Kern，1998：507）。日本也是汉学研究的重镇。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之时就设有汉文学科。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冲刷着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西洋文化进入日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留过洋或出国访学的日本汉学者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英译。
在中国翻译史上，从汉末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和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翻译，多以中外合译为主。19、20世纪之交出现国人独立翻译，此时的汉语典籍翻译也有外国译者或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现象，主要原因是外国译者汉语理解能力有所不逮，或者中外学者合作以提高翻译质量，或者國内能独立从事翻译的人才稀缺。根据书目，最早合作翻译的外国学者有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与德裔美国汉学家迦耳斯合作英译《太上感应篇》（1896年）、《道德经》（1898年）。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也为数不少，仅举几例。美国学者宾纳（Witter Bynner）与文化学者江亢虎合译韩愈《石鼓歌》（1921年）和《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1929年）等。
四、结语
上文对王尔敏书目中的典籍英译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统计，考证书目信息、原本来源，描述译者及其国别、译书出版信息等。研究发现，翻译内部选择和外部因素存在内在关联性；民国时期英译出版的汉语典籍数量达到最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传教士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典籍英译译者以英国、美国、中国为主，但不同历史背景下典籍英译发展也有不同，需要结合时代探究。当然，本研究依旧存在不少无法查证的信息，同时本文也仅是对不同统计数据进行了描述研究，并未结合文本内容，更深入的研究尚待来者。
参考文献：
[1]Tian， Teng. A Study on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D]. Xi’a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6.
[2]范祥涛.描写译学中的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J].外国语，2004（04）.
[3]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4]蓝颜.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J].国学，2010（01）.
[5]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0.
[6]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7]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8]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9]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作者简介：陆碧霄，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王尔敏 典籍英译 统计研究
一、引言
明末清初以来的400多年间，西方出版了大量汉学著作、汉语典籍译著。相关书目按出版时间先后，主要有法国高第（考狄）五卷本《中国书目》（1878—1921年）、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1958年）、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75年）。王尔敏书目是继袁同礼之后中文学术界最早系统整理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该书“以西方文字所翻译中国历代文献之书籍篇章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现代，力求齐全。无论大小雅俗，凡有知见，均必收录”（王尔敏，1975：凡例1）。
检索发现，对王尔敏的研究集中于其史学成就，少数论文提及其书目，肯定了其中丰富的汉籍外译信息，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显然，通过书目研究，其结果可以概览某个时期汉语典籍翻译的整体状况，对译书的计量研究有助于分析各类典籍著作翻译的整体倾向性。本研究以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为对象，统计研究汉语典籍英译状况，为特定历史时期汉语典籍英译整体状况提供研究数据，也为进一步的典籍英译研究奠定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对象为书目中的汉语典籍英译，整个研究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王尔敏书目收录的汉语典籍英译书籍在时段分布、译者、译者国别等方面反映出哪些特点？这些特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些特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语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和描写研究法。准备结束后，对译书各项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数据，并进一步考查数据反映出来的各个时期汉语典籍英译趋势。另外，查找原著和译书，选择重要译书，对比描写翻译背景、翻译传播等。描写研究语料主要来自网络大数据检索。汪榕培等（2009：1）认为汉语典籍指1911年之前出版的汉语文献。据此，完成原始语料整理和补充信息后，删除1911年之后出版的译书。另存和重排表格，然后对译书的各项进行统计，获得研究的基础数据。
三、典籍英译统计描写
在翻译描写中运用统计的描写方式，不仅可以基于统计结果辅助翻译的描写分析，而且使描写的结果更具有科学性。虽然任何统计都不是绝对准确的，但一般的统计结果都可以反映某一翻译行为或翻译现象中的总体趋势（范祥涛，2004：65）。
经过上述的语料收集和研究准备，在书目中整理出汉语典籍英译信息1310条，删除1911年后出版的原著，最终获得译书信息1042条，据此进行进一步分类统计研究，统计维度包括：英译出版时段、译者、译者国别。
（一）书目汉语典籍英译出版时段统计分析
汉语典籍翻译的三种书目出版时间分别为1878—1921年、1958年和1975年。最后出版的王尔敏书目收录书籍并不限于1958年之后，其中所收最早汉语典籍英译出版于1741年。因此，需要分时段统计其中英译典籍，以考查不同时段汉语典籍英译。因时间间隔300多年，故此大致以20年为一个时段进行统计，结果见表1。
1741年，英国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所译《赵氏孤儿》，版权页标明出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译名The Chinese Orphan。1741—1800年间仅收录典籍英译5部：前文提到的《好逑传》2部；1762年，伦敦另一种版本《赵氏孤儿》（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House of Chao），译者珀西（Thomas Percy），转译自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最早法语译本。
统计显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起，英译典籍逐渐增多。1861—1880年间，年均译书5.5种；1881—1911年间，年均译书达六七种。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和1872年创办的《中国评论》也为典籍英译提供了发表园地，在推动基督教传播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从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到后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立足，其间传教士英译了大量汉语典籍，其原始动机是向教会提供中国信息，满足本国需求，本质目的还是传播基督教思想。正如王尔敏（1975：2）在叙录中所言：“就宗教义理之寻求动机，以考究中国固有之思想文化。”
1912—1948年，民国时期典籍译书年均10.41种，达到历史最高。1949—1966年，年均译书9.72种，保持了民国时期的译书势头。1967—1974年，仅有译书6种。民国时期英译出版汉语典籍数量达到了最高，民国时期在华传教士、汉学家创办了为数不少的英文报纸和期刊，也推动了汉语典籍翻译的繁荣，如《天下月刊》《北华捷报》《中国杂志》等。
（二）书目汉语典籍英译译者统计分析
自从1761年《好逑传》英译本首次在英国出版以来，中国典籍英译已经走过250年历史（马祖毅，1997：10）。在漫长的典籍翻译史中，译者由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至后来的新教传教士、汉学家，数量渐增，汉学中心也由19世纪前的法国巴黎、19世纪的英国伦敦，逐渐变成20世纪的美国哈佛。中国学者向西方译介汉语典籍相对较晚，距今只有100多年（汪榕培等，2009：6）。對于译者统计研究有助于突显汉语典籍翻译的主要贡献者，进而考查译者汉学研究的目的及其与历史背景的关系。统计结果见表2。 统计结果显示，译书数量为1060，与上文总量1042不一致，其原因是有36部汉语典籍由多位译者合作完成。根据书目统计，选取译书较多的译者，他们大多是耳熟能详的传教士与汉学家，如理雅各、翟理斯、庄延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费正清（2006：92）指出：“他们的切身目标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充当了中西方的沟通渠道。”
威利是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一生翻译了大量汉语典籍，译作涉及先秦诸子散文、《诗经》《楚辞》、古体诗歌及古典小说等。最早于1917年在《亚非学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1卷第1期发表诗歌英译；1929年翻译《老残游记》第二回片段，载《亚洲》（Asia），题名《歌女》（The Singing Girl）。1931年翻译道家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出版。1933年选译《易经》内容，亦译亦论，评介多于翻译，载于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专刊》（BMFEA）第5卷。
根据书目，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英译汉语典籍数量较多者有林语堂和杨宪益夫妇。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不仅出版了大量小说、散文集，还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汉语典籍。书目显示，他最早翻译出版的汉语典籍是《墨子》（Motse， The Wisdom of Chinese， 1920）（王尔敏 1975： 48）。1951年，翻译出版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集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选译了出自《太平广记》《清平山堂》《京本通俗小说》《唐传奇》《宋话本》《聊斋志异》《酉阳杂俎》《东田集》等小说集的20篇短篇小说（Tian，2016： 24—25），至1983年五次再版或重印，2009年外研社以《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为题再版。
（三）书目汉语典籍英译译者国别统计分析
自19世纪开始，不仅有英国新教传教士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也在30年代相继来到中国，以履行其“传播福音”的宗教使命，其中有些人翻译了数量较多的汉语典籍。19世纪末和20世纪，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中国学者开始翻译汉语典籍，从而改变了此前仅有外国人翻译中国典籍的历史。对译者国别进行统计，可以考查译者国别的变化及其与相应历史背景的内在关系。统计结果见表3。
统计结果显示，合计数量为1048，与译者数量有出入，因为统计过程中，将合译划分为中外合译和外国合译，存在14条书目为中外合译，5条书目为外国合译的情况，因此总计1048条。统计显示，书目中汉语典籍翻译的英美译者占较大比重，分别为30.82%和14.79%；中国译者汉语典籍翻译也数量较多，占14.59%。此外，除合作翻译外，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应该是英语国家的汉学家，而统计表明尚有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参与了翻译，德国译者翻译36种，日本29种，荷兰11种。
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是英语国家的汉学家、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都容易理解，而译者中德国、日本、荷兰的汉学家也有一定数量，个中原因多种多样。20世纪初德裔汉学家移居美国，为美国汉学界带来了巨大发展。究其原因，德国知识与创造力广泛缺失，德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术论文也持冷漠态度，使得人才外流（Martin Kern，1998：507）。日本也是汉学研究的重镇。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之时就设有汉文学科。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冲刷着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西洋文化进入日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留过洋或出国访学的日本汉学者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英译。
在中国翻译史上，从汉末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和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翻译，多以中外合译为主。19、20世纪之交出现国人独立翻译，此时的汉语典籍翻译也有外国译者或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现象，主要原因是外国译者汉语理解能力有所不逮，或者中外学者合作以提高翻译质量，或者國内能独立从事翻译的人才稀缺。根据书目，最早合作翻译的外国学者有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与德裔美国汉学家迦耳斯合作英译《太上感应篇》（1896年）、《道德经》（1898年）。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也为数不少，仅举几例。美国学者宾纳（Witter Bynner）与文化学者江亢虎合译韩愈《石鼓歌》（1921年）和《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1929年）等。
四、结语
上文对王尔敏书目中的典籍英译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统计，考证书目信息、原本来源，描述译者及其国别、译书出版信息等。研究发现，翻译内部选择和外部因素存在内在关联性；民国时期英译出版的汉语典籍数量达到最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传教士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典籍英译译者以英国、美国、中国为主，但不同历史背景下典籍英译发展也有不同，需要结合时代探究。当然，本研究依旧存在不少无法查证的信息，同时本文也仅是对不同统计数据进行了描述研究，并未结合文本内容，更深入的研究尚待来者。
参考文献：
[1]Tian， Teng. A Study on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D]. Xi’a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6.
[2]范祥涛.描写译学中的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J].外国语，2004（04）.
[3]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4]蓝颜.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J].国学，2010（01）.
[5]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0.
[6]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7]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8]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9]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作者简介：陆碧霄，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