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电影进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从使用留声机配音的“说话电影”[1]（1913）到爱迪生漏洞百出的“新卡尼托风”[2]（New Kinetophone，1914）都曾借着“有声影戏”的噱头来过中国，然而这些有着天然缺陷的试验品并未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直到1926年底，上海百星大戏院放映了17部试验性质的有声短片①大获成功之后，有声电影才以全新面貌再次来到中国。1927年华纳公司的《爵士歌王》（Alan Crosland，Jazz Singer）给有声电影打了一针强心剂，不仅推动了美国有声电影的变革，还引发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讨论，这股潮流也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成为当时各报刊杂志的热议话题。其中，六合影业营业公司发行的《电影月报》就是有声电影在国内最早落脚的舆论阵地之一。
　　与同时期的其它报刊杂志相比，《电影月报》中的系列文章对有声电影的阐释最为全面也最为系统，奠定了《电影月報》在中国电影声音史学研究中不可撼动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启蒙了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声音观念，并为有声电影进入中国做好了准备。
　　一、历史层面的启蒙
　　对于一件新发明，人们总是不约而同的想要去了解它的发展历程以及有哪些人为此做过贡献。《电影月报》刊登过两篇回溯有声电影发展历史的文章，一篇是沈诰的《有声电影发明史》[3]，另一篇是仲言的《有声电影略史》[4]，两位编辑对有声电影的繁杂信息进行了筛选和翻译，不经意间贡献了国人眼中关于电影声音最详细的早期史料。电影史学家郦苏元曾经说过：“史学是以史料来建构历史真实的科学，史料是史学的基础、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实质上就是对史料进行学术性规范性的解读和考察”[5]，这两篇文章不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更可以认为是中国电影声音史学研究的起点。
　　（一）专注于胶片录音方式的沈诰
　　沈诰的《有声电影发明史》没有把当时最流行的蜡盘录音方式作为关注对象，而是直接聚焦在更具潜力的胶片录音方式上，他梳理了每一个重要的技术节点，展示了胶片录音的发展过程：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卢默（Ruhmer）发明的弧光灯实现了电光感应;
　　1921年，美国伊利诺洲立大学教授铁可辛纳（T·Tykociner）基于卢默的发明，把转换为光能的声音信号记录在胶片边缘上;
　　1921年，无线电先驱李·德弗雷斯特（Lee DeForest）博士利用其发明的三级真空管信号放大功能，有效改善了变密式声迹的录音清晰度;
　　随后，德国科学家尤金·路斯特（Eugene A Lauste）又把变密式声迹升级为变积式声迹，胶片录音质量得到再次提升;
　　1926年，西电公司和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