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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福建沿海形成了往台湾移民的风潮，这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瘠人稠，生计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沿海人民向来有航海的传统，尽管渡过台湾海峡要经过黑水洋，但人们仍多冒死以往。渡台成功后，一些家族获得了新发展。晋江鳌江范氏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范学海获取功名前的鳌江范氏
据族谱载，鳌江范氏一世祖志道公在洪武时期隐耕于晋江，后因入赘鳌江陈氏，而在鳌安居繁衍。鳌江范氏第一次可考的修谱，是第12世孙范学洙时，确切地说，是清代雍正乙巳年至丙午年（1725～1726年）。虽谱中有万历时族谱散佚、寅公手绘族人世系图的记载，然终无可考。“寅公，号祝字。生万历甲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卒康熙癸亥年五月十三日辰时……公攻举子业，所志不遂。本宗谱牒散失，赖公手集世系图数帙，俾修谱者得，粗知肇基世次，公之力也。”（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引文皆出自此书）在闽南宗族观念浓厚的社会里，修谱是一件家族大事，它是一个家族之所以成为家族的标志之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有追本溯源、明宗别派、团结族众之效，成为一个家族尽力而为之事。范氏到了第12世时，方才第一次修谱，说明此前的范氏家族并不强盛，谱中文字似乎也表明，此期鳌江范氏生活并不殷实，虽有多人求科名的记载，却大都以家贫而中辍。如万历时的魁元公，白天在市场做些小买卖补贴家用，晚间力学，“虽雅好诵读，竟以贫累不遂所怀”；天启时的魁文公，也不忍见父兄辛苦劳作，因而放弃了举业。
在12世范学海获取功名之前，鳌江范氏的谋生之路颇多。做生意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如万历时的魁元公，不仅当过会计，还做过买卖：“少岐嶷不凡，年十三即知会计。尝为人坐肆，账目经手不差，故家贫，夜读书，日游市廛，以佐家用。”顺治时的兴祖公，则以经商实现了家庭殷实的愿望。嘉靖以后，闽南海外贸易日渐发达，而隆庆开港，则使实已猖獗的走私贸易合法化，海内外贸易为闽南带来了丰厚财富.但奇怪的是，范氏虽居鳌江，却并未见以贸易致富的记载。范学洙20多岁游历台湾，居住在其叔范景淳家，“坐食于景淳叔家者一岁”，表明此期范氏已有族人开始往台湾移民谋生。也有移居杭州的记载。顺治时的复功公，幼年时即奔走于外，后来在杭州仁和县安家。后复功公思乡情浓，搬回鳌江老家，但其子女仍在杭州,“子三，长学晋，次学经，三学凤，皆居杭州”。后来杭州子孙也有回鳌江老家省亲的:“雍正戊申回祖里，见父祖坟茔未妥，遂留家修理。又念分居异省，回籍维艰，遂再娶吴氏，冀广嗣续，为看守祖坟计。”移居外地的范氏子孙与老家保持了联系，虽然他们成为范氏联系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谱中却无重要文字能够表明他们的移居为范氏家族带来了重大发展。因此，似乎也可以说明，此期的范氏社会地位并不高，其生意大概也只相当于小商小贩的规模。家庭纺织成为辅佐家用的一条路径。顺治时的政仁公之妻陈孺人，即“以女红佐家，三更就枕，鸡鸣辄起”。同期文贵公在父亲过世后，母亲的纺织几乎成为家用的主要来源：“公年十一，父见背，又与其兄相失，随母播迁。时虽雏龄，即能知艰苦。而母勤于纺织，抚孤恳挚。”范学洙之母曾氏也如此：“生平勤苦，虽隆冬盛夏，篝公纺织，午夜不休。”明末清初的福建沿海多战事，也为一些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英公就弃儒冠游海上，欲图借此成名：“公性聪敏，博学能文，革命之时，山海鼎沸，公弃儒冠游海上，欲藉此成名，然刚愎自用，竟以恃才杀身。”虽然英公并未达成成名的愿望，但也表明为海上势力服务不失为一条出路。此外，谱中表明他们努力最多的就是科举之路，但大都或因经济条件不足，或因时局动乱而未达成所愿。
到第11世范学洙父亲兴祖公时，家境得到一定改善。兴祖公范豸（1647～1711年），15岁时丧母，时值清廷在沿海推行迁界，范豸跟随父亲投奔镛州外公蔡家。外公家颇为殷实，但并未让范氏父子白白寄养，而是给了范豸一小笔钱，让其做些小本生意。后外公家人见范豸肯吃苦耐劳，又很孝顺，就贷给他更多资本，让他经商。范豸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蔡公家富厚，遇公少□。于舅氏得钱百文，鬻蔬自给。日以其赢余，视父所常嗜者，市以供。或奇其勤苦且孝，厚贷之赀，因得从事。懋迁不数年，累金盈百。”1671年，范豸回到泉州，历经兵难得免。有了一定家产后，范豸成家立业，遇灾难之年，赈济邻人。复界后还延请塾师，教育子弟：“复界后，族中房屋寥落，建塾无地，公特小斋为主人读书处。礼延塾师，自供馆膳者几十年。族中待师之隆，其风自公始也。”与兴祖公同样注重族中子弟教育的还有辨茂公（1661～1739年），虽然家计清淡，却并不吝啬财物，专门为子侄构建了读书处：“构私轩为其子侄读书处，提纲挈领者十余载，诸从识未始非其力也。”光友公兴学的效果更为明显，他在台湾努力抚养两位兄长和自己的子女，注重对他们的教育，其中一位范学海后来还考取了进士。为了鼓舞子弟们读书学习，他还专门构建了一精舍，名“澄斋”。这不仅成为子弟们学习的地方，也成为他面向社会讲学的场所。
第一代的成功
11世祖兴祖公兴学，其妻曾氏督促子弟读书甚严，这在其子范学洙（1689～1777年）身上初见成效。读书不仅成为科举之路的希望，也在实际上成为范氏谋生的一条重要路径。范学洙从小即表现出聪颖的资质，“三岁能背六十甲子。四岁能背千字文。五岁上学，竟年四书毕读。六岁背《四书注》，以病作辍”。虽然他从小潜心读书，但却遭遇了家贫拖累。“然困于贫，昼攻书，夜则磨豆腐以佐家计。贫日甚，虑不能具修脯，二十岁即舌耕于高州山下。”当他发奋攻举之时，却遭遇了父丧。在家庭经济日见窘困的情况下，他去台湾投奔叔父景淳，并在那里获得了发展机会。
景淳为光友公的字。光友公生于康熙癸丑年（1673年），八岁丧父，在母亲的督导下攻举业，却似乎并不热心功名。学稍有成就即在家设馆教学：“游其门者济济也。学未售，以命自安，不随俗苟就功名。年二十九始受知于台厦道王公名之麟，时理学政。充台邑庠弟子员。然不作近名想。”光友公之兄为文质公、文宗公，他们何时移居台湾尚不得而知。光友公幼年丧父，而后在侄子尚年幼的情况下，两位兄长也相继逝世，光友公一身兼三家之长，辛勤抚养。“公殁五月余，仲弟文宗继殁。一室呱呱，人多以厚德薄赏为憾。赖季弟光友，敦手足之爱，抚育诸孤过于己出。经纪家务，有如公在。”光友公较注重对子侄的读书教育，延师在家，教导子侄。后辈也不负所望，学有所长，侄子学海还中了进士。鉴于光友公已有的良好读书条件，范学洙在这里读到了更多书籍。“叔多书，日无所事，惟与书为缘。虽赡家术乏，然得以大肆其力于简编，揣摩举业，而学问得以长进，未始非是年之力也。”康熙辛丑（1721年），台湾发生动乱。朱一贵以不堪知府王珍贪暴苛政为由，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一时取得军事主动权，赶走知府王珍，欲另立国号，在台湾恢复明朝体制。社会动荡下，范学洙及光友公全家只得返回鳌江老家避难。康熙壬寅（1722年），动乱得以控制后，范学洙等再次返回台湾。范学洙于当年参加府试，进入府学，成为一名廪生。癸卯，即雍正元年（1723年），范学洙回鳌江参加恩科乡试，未中，便重操旧业，于高州山下设馆讲学，等待回台湾补考。后光友公捎来书信，说台湾馆金更多，范学洙在母亲和舅父的劝说下再往台湾。第二年，却又不得不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之后再赴台湾，修撰家谱，设馆讲学，养家糊口。讲学不仅为范学洙改善了经济状况，还在雍正己酉（1729年）为他赢得了廪生资格。其后三年一往返台鳌间，壬子，将其长子辨纶携往台湾，代理训蒙，自己则抽身出来修撰家谱。
虽然范学洙在科考中运气不佳，一把年纪尚未考中举人，其真才实学却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赏识，并通过他们获得了更深入的融入社会的机会。乾隆己未（1739年），台湾学道刘良璧聘请他主讲崇文书院，一年可得到学租150石，在旁人有了微词以后，范学洙辞职离去，自设馆于南潭社。不到半年，刘良璧又请他参加台湾县志的修撰。第二年四月修成，五月再次回家参加秋试，然仍未中。再返回台湾，壬戌（1742年），获得乡贡身份，甲子（1744年）进入国子监肄业，之后终于走上仕宦之路。“甲子，入都国子监肄业，大司成宗室德济斋考选入充武殿英校书。期满，壬申，特授安溪儒学训导，署教谕。任满，钟大丞聘掌鳌峰书院。丙子，俸满引见，奉旨任候升，乃任安溪广文。甲戌，奉诏归焚黄，以覃恩驰赠修职佐郎荣亲。其文学到处有声，京师闽学争延西席，至庠舍不能容。”
范学洙个人在学识上的积累和造诣，不仅为其自身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改变创造了条件，还为家族发展带来了利益。首先，他主持修撰了范氏家族第一部族谱，这在家族色彩浓厚的明清闽南，是家族的一件大事。其读书经历和编撰台湾县志的经历，都为他修撰族谱奠定了良好基础。其次，为家族建立了小宗祠。虽然设馆讲学报酬并不十分充裕，范学洙还是极力做到了这点：“戊午，积四十多金，因旧宇敝漏，重新为亟，遂谋助诸友，合己蓄六十多金，欲草草为栋宇计。诹之形家，谓此屋枕宝盖而拱鳌峰，充昌厥后，遂与兄稍宏其宇，权小宗祠，奉四世祖光辉公神主，得本房子姓获沾其福。兄曰：‘善。’因构四楹，统以廊庑。奉祭之时，堂构上下可以罗拜百余人。遂于秋兴工，三月落成，长至进主，虽木石所须强半未遂其值，堂构既成，垂裕有墓，即索逋接踵而心自怡然也。”家谱、祠堂，是一个家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家族彰显社会地位的重要表现。范学洙此举，不能不说是对家族的一大贡献。再次，为其他族人的发展提供了信息资源。虽不能夸大个人在家族发展中的作用，但范氏族谱能得以在民国时期重修，子孙繁衍至今，是与前辈们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与范学洙几乎同时代而又获得功名的还有范学海、范学山、范古树等。古树公本居泉州，虽力攻举业，却久久不能中式，连童生试也未能通过。到了34岁时，仍不忍放弃，转往台湾就试，终于于康熙戊戌（1718年）考入诸罗县学，成为一名生员。但是运气不佳，仍旧不能中乡试，雍正时，一纸官文把他改回泉州原籍，之后便到台湾设馆讲学。范学山（1699～1746年）是名武科孝廉。他是光友公之子，从小便与范学海等一道，受到光友公的耳提面命,20岁时在台湾成为一名生员，留心韬略，“至乾隆戊午始荐鹰扬武科第十名。因父老，急于归家，竭力事亲，出自天性，是以未得到京会试。迨己未钦命提督学政刘公延修台郡志，恩举孝廉，采入郡志，有小传”。范学海（1695～1777年）幼年丧父，由叔父光友公协助抚养长大，年十八即善于骑射，成为县学生员。康熙戊戌（1718年）得中武进士，会试过关后，念及母亲，未参加殿试即告假归。后候补山东登州府水师守备，久未能有缺，雍正六年，河东（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将之“委充兖州府寿张营中军守备，署游击事，兼理东昌府城守营事”。谱中关于范学海对家族贡献的记载不多，突出的当是让亲近之人获得了朝廷荣封：“荣封世代，例及其叔，其勋业伟然，为邦家光者，正未有艾也。”此外，便是于候补时期，为前来投奔的范学致提供了一些方便。范学致幼时家境颇为殷实，舅父家也颇为发达，但是慷慨好施，却又不屑劳作，不屑与寒贱为伍，祖父、父亲、母亲相继过世后，家道衰落，只好去投奔尚在登州候补的范学海，学海当时并不宽裕，也只能勉力接待。此外应当一提的是范学典，为文宗公之子，也即光友公二兄之子。他并未获取功名，却获得了相对殷实的家境：“性好整，凡日用服器必端洁雅饬，构别墅于山庄，辟径砌庭，植花卉果木数百株，布置错落，笼鸟盆鱼，靡不雅致。客至茶香酒熟，事事整齐，颇有大家风味。台显者耳其名，恒往造之门，门外车马每络绎焉。”对于族人，也常有惠及：“待贫人有恩，遇丧葬之不能者，每随力赈恤。族有讳文启公者，卒于台，子幼家贫，不得归葬，乃捐金船其骸以归。辛丑台乱避难祖里，旋移寓鹭洲。以□始祖坟久缺祭扫，率其族弟章达，不惮跋涉往祭。又以坟地远去祖里，艰于巡视，欲置公业数亩为守茔之资。”
以移居为契机获得的发展
从上文的描述来看，鳌江范氏在部分移居台湾后，获得了重要发展。尤其是光友公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对族人的提携并由此带来的家族进步，功劳颇大。从光友公自身来看，他在台湾主要在家设馆讲学，由于颇有学识，“游其门者济济也”，可谓生意红火。在两位兄长相继过世后，他一人担当起了三家家长之任，极力抚养教育，谢却生徒，专门教导子侄学业。而后建立“澄斋”的精舍，成为对外讲学的场所。范学洙20多岁投奔光友公，也曾在“澄斋”讲学。范学洙不仅在澄斋处馆讲学，还自己设立了南潭社，处馆讲学。范学洙之子辨纶后来跟随父亲到台湾，也曾经接替父亲代理训蒙。“自己酉乡试以后，岁馆于台，三年一归，归时履未尝有斤金之贮也。壬子乡试后，携长子辨纶来台代理训蒙，神稍□，遂得于乙卯春重修谱事。”讲学成为他们有效的生存发展之道。这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知识储备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与社会形势的契合。台湾初定，希望通过读书科举途径进入台湾乃至全国仕宦阶层的人当不在少数，开馆讲学刚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求。清政府也希望在台湾推行教化，以便于统治。此期台湾的科举竞争相对大陆为小，一是读书生员总人数相对少，二是总体水平相对大陆要低，这些为大陆生员在台湾的考试提供了相对多的优势，也是大陆生员往台湾就试的主要原因。从范氏家族来看，无论移居台湾，还是往台湾求学就试，其成就的获得都是因为契合了时势。明末清初的台湾，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相对于开发较为成熟而人口又颇为密集的海峡西岸的鳌江，无论处馆教学还是从事生产贸易，机会相对来说都要多得多。在范学洙回鳌江处馆于高州山下的时候，光友公曾捎信让他去台湾处馆，说那边“有六十多金之馆”。范学洙念母亲年迈，犹豫不决，其舅父就劝说道：“汝母弱者，以贫烦心，随不赡也。若束金得厚，自神怡体康矣，何虑？”范氏家族正是契合了台湾发展的契机，才获得了一次重要发展。
从移民获得发展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移居金门（史称浯洲）。同台湾一样，当时的金门也是块具有开发潜力的热土。与范学洙等同时代的范学胤，15岁时父亲过世，母亲肺病卧病在床，与妻王氏男耕女织，却并非诗情画意，而是度日维艰。“先业无半亩之遗，惟佃耕以食，妇织佐之，亦良苦矣。”母亲过世后，他听说浯洲有荒地，薄税可耕，于是携妻带子，移居浯洲，“然其地常有风沙之患，生亦不聊焉。治家勤俭，虽无恒产，亦不至大困也”。虽然并未在浯洲一夜暴富，却也改善了原有的窘境，不至于“大困”。这也可以说是范氏通过移民获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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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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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海获取功名前的鳌江范氏
据族谱载，鳌江范氏一世祖志道公在洪武时期隐耕于晋江，后因入赘鳌江陈氏，而在鳌安居繁衍。鳌江范氏第一次可考的修谱，是第12世孙范学洙时，确切地说，是清代雍正乙巳年至丙午年（1725～1726年）。虽谱中有万历时族谱散佚、寅公手绘族人世系图的记载，然终无可考。“寅公，号祝字。生万历甲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卒康熙癸亥年五月十三日辰时……公攻举子业，所志不遂。本宗谱牒散失，赖公手集世系图数帙，俾修谱者得，粗知肇基世次，公之力也。”（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引文皆出自此书）在闽南宗族观念浓厚的社会里，修谱是一件家族大事，它是一个家族之所以成为家族的标志之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有追本溯源、明宗别派、团结族众之效，成为一个家族尽力而为之事。范氏到了第12世时，方才第一次修谱，说明此前的范氏家族并不强盛，谱中文字似乎也表明，此期鳌江范氏生活并不殷实，虽有多人求科名的记载，却大都以家贫而中辍。如万历时的魁元公，白天在市场做些小买卖补贴家用，晚间力学，“虽雅好诵读，竟以贫累不遂所怀”；天启时的魁文公，也不忍见父兄辛苦劳作，因而放弃了举业。
在12世范学海获取功名之前，鳌江范氏的谋生之路颇多。做生意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如万历时的魁元公，不仅当过会计，还做过买卖：“少岐嶷不凡，年十三即知会计。尝为人坐肆，账目经手不差，故家贫，夜读书，日游市廛，以佐家用。”顺治时的兴祖公，则以经商实现了家庭殷实的愿望。嘉靖以后，闽南海外贸易日渐发达，而隆庆开港，则使实已猖獗的走私贸易合法化，海内外贸易为闽南带来了丰厚财富.但奇怪的是，范氏虽居鳌江，却并未见以贸易致富的记载。范学洙20多岁游历台湾，居住在其叔范景淳家，“坐食于景淳叔家者一岁”，表明此期范氏已有族人开始往台湾移民谋生。也有移居杭州的记载。顺治时的复功公，幼年时即奔走于外，后来在杭州仁和县安家。后复功公思乡情浓，搬回鳌江老家，但其子女仍在杭州,“子三，长学晋，次学经，三学凤，皆居杭州”。后来杭州子孙也有回鳌江老家省亲的:“雍正戊申回祖里，见父祖坟茔未妥，遂留家修理。又念分居异省，回籍维艰，遂再娶吴氏，冀广嗣续，为看守祖坟计。”移居外地的范氏子孙与老家保持了联系，虽然他们成为范氏联系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谱中却无重要文字能够表明他们的移居为范氏家族带来了重大发展。因此，似乎也可以说明，此期的范氏社会地位并不高，其生意大概也只相当于小商小贩的规模。家庭纺织成为辅佐家用的一条路径。顺治时的政仁公之妻陈孺人，即“以女红佐家，三更就枕，鸡鸣辄起”。同期文贵公在父亲过世后，母亲的纺织几乎成为家用的主要来源：“公年十一，父见背，又与其兄相失，随母播迁。时虽雏龄，即能知艰苦。而母勤于纺织，抚孤恳挚。”范学洙之母曾氏也如此：“生平勤苦，虽隆冬盛夏，篝公纺织，午夜不休。”明末清初的福建沿海多战事，也为一些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英公就弃儒冠游海上，欲图借此成名：“公性聪敏，博学能文，革命之时，山海鼎沸，公弃儒冠游海上，欲藉此成名，然刚愎自用，竟以恃才杀身。”虽然英公并未达成成名的愿望，但也表明为海上势力服务不失为一条出路。此外，谱中表明他们努力最多的就是科举之路，但大都或因经济条件不足，或因时局动乱而未达成所愿。
到第11世范学洙父亲兴祖公时，家境得到一定改善。兴祖公范豸（1647～1711年），15岁时丧母，时值清廷在沿海推行迁界，范豸跟随父亲投奔镛州外公蔡家。外公家颇为殷实，但并未让范氏父子白白寄养，而是给了范豸一小笔钱，让其做些小本生意。后外公家人见范豸肯吃苦耐劳，又很孝顺，就贷给他更多资本，让他经商。范豸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蔡公家富厚，遇公少□。于舅氏得钱百文，鬻蔬自给。日以其赢余，视父所常嗜者，市以供。或奇其勤苦且孝，厚贷之赀，因得从事。懋迁不数年，累金盈百。”1671年，范豸回到泉州，历经兵难得免。有了一定家产后，范豸成家立业，遇灾难之年，赈济邻人。复界后还延请塾师，教育子弟：“复界后，族中房屋寥落，建塾无地，公特小斋为主人读书处。礼延塾师，自供馆膳者几十年。族中待师之隆，其风自公始也。”与兴祖公同样注重族中子弟教育的还有辨茂公（1661～1739年），虽然家计清淡，却并不吝啬财物，专门为子侄构建了读书处：“构私轩为其子侄读书处，提纲挈领者十余载，诸从识未始非其力也。”光友公兴学的效果更为明显，他在台湾努力抚养两位兄长和自己的子女，注重对他们的教育，其中一位范学海后来还考取了进士。为了鼓舞子弟们读书学习，他还专门构建了一精舍，名“澄斋”。这不仅成为子弟们学习的地方，也成为他面向社会讲学的场所。
第一代的成功
11世祖兴祖公兴学，其妻曾氏督促子弟读书甚严，这在其子范学洙（1689～1777年）身上初见成效。读书不仅成为科举之路的希望，也在实际上成为范氏谋生的一条重要路径。范学洙从小即表现出聪颖的资质，“三岁能背六十甲子。四岁能背千字文。五岁上学，竟年四书毕读。六岁背《四书注》，以病作辍”。虽然他从小潜心读书，但却遭遇了家贫拖累。“然困于贫，昼攻书，夜则磨豆腐以佐家计。贫日甚，虑不能具修脯，二十岁即舌耕于高州山下。”当他发奋攻举之时，却遭遇了父丧。在家庭经济日见窘困的情况下，他去台湾投奔叔父景淳，并在那里获得了发展机会。
景淳为光友公的字。光友公生于康熙癸丑年（1673年），八岁丧父，在母亲的督导下攻举业，却似乎并不热心功名。学稍有成就即在家设馆教学：“游其门者济济也。学未售，以命自安，不随俗苟就功名。年二十九始受知于台厦道王公名之麟，时理学政。充台邑庠弟子员。然不作近名想。”光友公之兄为文质公、文宗公，他们何时移居台湾尚不得而知。光友公幼年丧父，而后在侄子尚年幼的情况下，两位兄长也相继逝世，光友公一身兼三家之长，辛勤抚养。“公殁五月余，仲弟文宗继殁。一室呱呱，人多以厚德薄赏为憾。赖季弟光友，敦手足之爱，抚育诸孤过于己出。经纪家务，有如公在。”光友公较注重对子侄的读书教育，延师在家，教导子侄。后辈也不负所望，学有所长，侄子学海还中了进士。鉴于光友公已有的良好读书条件，范学洙在这里读到了更多书籍。“叔多书，日无所事，惟与书为缘。虽赡家术乏，然得以大肆其力于简编，揣摩举业，而学问得以长进，未始非是年之力也。”康熙辛丑（1721年），台湾发生动乱。朱一贵以不堪知府王珍贪暴苛政为由，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一时取得军事主动权，赶走知府王珍，欲另立国号，在台湾恢复明朝体制。社会动荡下，范学洙及光友公全家只得返回鳌江老家避难。康熙壬寅（1722年），动乱得以控制后，范学洙等再次返回台湾。范学洙于当年参加府试，进入府学，成为一名廪生。癸卯，即雍正元年（1723年），范学洙回鳌江参加恩科乡试，未中，便重操旧业，于高州山下设馆讲学，等待回台湾补考。后光友公捎来书信，说台湾馆金更多，范学洙在母亲和舅父的劝说下再往台湾。第二年，却又不得不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之后再赴台湾，修撰家谱，设馆讲学，养家糊口。讲学不仅为范学洙改善了经济状况，还在雍正己酉（1729年）为他赢得了廪生资格。其后三年一往返台鳌间，壬子，将其长子辨纶携往台湾，代理训蒙，自己则抽身出来修撰家谱。
虽然范学洙在科考中运气不佳，一把年纪尚未考中举人，其真才实学却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赏识，并通过他们获得了更深入的融入社会的机会。乾隆己未（1739年），台湾学道刘良璧聘请他主讲崇文书院，一年可得到学租150石，在旁人有了微词以后，范学洙辞职离去，自设馆于南潭社。不到半年，刘良璧又请他参加台湾县志的修撰。第二年四月修成，五月再次回家参加秋试，然仍未中。再返回台湾，壬戌（1742年），获得乡贡身份，甲子（1744年）进入国子监肄业，之后终于走上仕宦之路。“甲子，入都国子监肄业，大司成宗室德济斋考选入充武殿英校书。期满，壬申，特授安溪儒学训导，署教谕。任满，钟大丞聘掌鳌峰书院。丙子，俸满引见，奉旨任候升，乃任安溪广文。甲戌，奉诏归焚黄，以覃恩驰赠修职佐郎荣亲。其文学到处有声，京师闽学争延西席，至庠舍不能容。”
范学洙个人在学识上的积累和造诣，不仅为其自身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改变创造了条件，还为家族发展带来了利益。首先，他主持修撰了范氏家族第一部族谱，这在家族色彩浓厚的明清闽南，是家族的一件大事。其读书经历和编撰台湾县志的经历，都为他修撰族谱奠定了良好基础。其次，为家族建立了小宗祠。虽然设馆讲学报酬并不十分充裕，范学洙还是极力做到了这点：“戊午，积四十多金，因旧宇敝漏，重新为亟，遂谋助诸友，合己蓄六十多金，欲草草为栋宇计。诹之形家，谓此屋枕宝盖而拱鳌峰，充昌厥后，遂与兄稍宏其宇，权小宗祠，奉四世祖光辉公神主，得本房子姓获沾其福。兄曰：‘善。’因构四楹，统以廊庑。奉祭之时，堂构上下可以罗拜百余人。遂于秋兴工，三月落成，长至进主，虽木石所须强半未遂其值，堂构既成，垂裕有墓，即索逋接踵而心自怡然也。”家谱、祠堂，是一个家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家族彰显社会地位的重要表现。范学洙此举，不能不说是对家族的一大贡献。再次，为其他族人的发展提供了信息资源。虽不能夸大个人在家族发展中的作用，但范氏族谱能得以在民国时期重修，子孙繁衍至今，是与前辈们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与范学洙几乎同时代而又获得功名的还有范学海、范学山、范古树等。古树公本居泉州，虽力攻举业，却久久不能中式，连童生试也未能通过。到了34岁时，仍不忍放弃，转往台湾就试，终于于康熙戊戌（1718年）考入诸罗县学，成为一名生员。但是运气不佳，仍旧不能中乡试，雍正时，一纸官文把他改回泉州原籍，之后便到台湾设馆讲学。范学山（1699～1746年）是名武科孝廉。他是光友公之子，从小便与范学海等一道，受到光友公的耳提面命,20岁时在台湾成为一名生员，留心韬略，“至乾隆戊午始荐鹰扬武科第十名。因父老，急于归家，竭力事亲，出自天性，是以未得到京会试。迨己未钦命提督学政刘公延修台郡志，恩举孝廉，采入郡志，有小传”。范学海（1695～1777年）幼年丧父，由叔父光友公协助抚养长大，年十八即善于骑射，成为县学生员。康熙戊戌（1718年）得中武进士，会试过关后，念及母亲，未参加殿试即告假归。后候补山东登州府水师守备，久未能有缺，雍正六年，河东（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将之“委充兖州府寿张营中军守备，署游击事，兼理东昌府城守营事”。谱中关于范学海对家族贡献的记载不多，突出的当是让亲近之人获得了朝廷荣封：“荣封世代，例及其叔，其勋业伟然，为邦家光者，正未有艾也。”此外，便是于候补时期，为前来投奔的范学致提供了一些方便。范学致幼时家境颇为殷实，舅父家也颇为发达，但是慷慨好施，却又不屑劳作，不屑与寒贱为伍，祖父、父亲、母亲相继过世后，家道衰落，只好去投奔尚在登州候补的范学海，学海当时并不宽裕，也只能勉力接待。此外应当一提的是范学典，为文宗公之子，也即光友公二兄之子。他并未获取功名，却获得了相对殷实的家境：“性好整，凡日用服器必端洁雅饬，构别墅于山庄，辟径砌庭，植花卉果木数百株，布置错落，笼鸟盆鱼，靡不雅致。客至茶香酒熟，事事整齐，颇有大家风味。台显者耳其名，恒往造之门，门外车马每络绎焉。”对于族人，也常有惠及：“待贫人有恩，遇丧葬之不能者，每随力赈恤。族有讳文启公者，卒于台，子幼家贫，不得归葬，乃捐金船其骸以归。辛丑台乱避难祖里，旋移寓鹭洲。以□始祖坟久缺祭扫，率其族弟章达，不惮跋涉往祭。又以坟地远去祖里，艰于巡视，欲置公业数亩为守茔之资。”
以移居为契机获得的发展
从上文的描述来看，鳌江范氏在部分移居台湾后，获得了重要发展。尤其是光友公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对族人的提携并由此带来的家族进步，功劳颇大。从光友公自身来看，他在台湾主要在家设馆讲学，由于颇有学识，“游其门者济济也”，可谓生意红火。在两位兄长相继过世后，他一人担当起了三家家长之任，极力抚养教育，谢却生徒，专门教导子侄学业。而后建立“澄斋”的精舍，成为对外讲学的场所。范学洙20多岁投奔光友公，也曾在“澄斋”讲学。范学洙不仅在澄斋处馆讲学，还自己设立了南潭社，处馆讲学。范学洙之子辨纶后来跟随父亲到台湾，也曾经接替父亲代理训蒙。“自己酉乡试以后，岁馆于台，三年一归，归时履未尝有斤金之贮也。壬子乡试后，携长子辨纶来台代理训蒙，神稍□，遂得于乙卯春重修谱事。”讲学成为他们有效的生存发展之道。这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知识储备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与社会形势的契合。台湾初定，希望通过读书科举途径进入台湾乃至全国仕宦阶层的人当不在少数，开馆讲学刚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求。清政府也希望在台湾推行教化，以便于统治。此期台湾的科举竞争相对大陆为小，一是读书生员总人数相对少，二是总体水平相对大陆要低，这些为大陆生员在台湾的考试提供了相对多的优势，也是大陆生员往台湾就试的主要原因。从范氏家族来看，无论移居台湾，还是往台湾求学就试，其成就的获得都是因为契合了时势。明末清初的台湾，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相对于开发较为成熟而人口又颇为密集的海峡西岸的鳌江，无论处馆教学还是从事生产贸易，机会相对来说都要多得多。在范学洙回鳌江处馆于高州山下的时候，光友公曾捎信让他去台湾处馆，说那边“有六十多金之馆”。范学洙念母亲年迈，犹豫不决，其舅父就劝说道：“汝母弱者，以贫烦心，随不赡也。若束金得厚，自神怡体康矣，何虑？”范氏家族正是契合了台湾发展的契机，才获得了一次重要发展。
从移民获得发展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移居金门（史称浯洲）。同台湾一样，当时的金门也是块具有开发潜力的热土。与范学洙等同时代的范学胤，15岁时父亲过世，母亲肺病卧病在床，与妻王氏男耕女织，却并非诗情画意，而是度日维艰。“先业无半亩之遗，惟佃耕以食，妇织佐之，亦良苦矣。”母亲过世后，他听说浯洲有荒地，薄税可耕，于是携妻带子，移居浯洲，“然其地常有风沙之患，生亦不聊焉。治家勤俭，虽无恒产，亦不至大困也”。虽然并未在浯洲一夜暴富，却也改善了原有的窘境，不至于“大困”。这也可以说是范氏通过移民获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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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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