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萧伯纳写成于一九一九年的剧作《碎心之屋》 (Heartbreak House)，去年突然在美国流行起来，纽约、西雅图、克利夫兰等地的剧院先后上演此戏。我居住地的圣路易剧院 (St. Louis Repertory Theater) 也以此剧作为二○○七年的开档戏。这部戏突然这样受到重视，大概是和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事的现况有关，因为《碎心之屋》一向被认为是萧伯纳所有剧作中，反战精神最强的一部。
但是完全没有阅读“背景资料”就去观赏此剧的人，却很难在剧情里感到所谓的“反战精神”。全剧不但对战争只字未提，而且从剧情看来，似乎只是一出充满着睿智对话的轻松喜剧，几乎可与王尔德那些玩世不恭且尽情耍弄聪明的剧作，归成一类。
这是一出典型的“客厅剧”(drawing-room drama) ，剧情全以在“客厅”聚会中发生的事件与对白为骨干，而聚集于“客厅”内的，也多是来自上层社会的悠闲之士，他们有不凡的文化素养，所以可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使用着漂亮锐利的语言，但因为不必操劳生计而有太多闲暇，他们也常被困在无法打发的无聊与倦怠里，群聚一处时，也就不过散漫地谈天说地，嚼舌讥讽，在语锋里比聪明，或是打情骂俏，以恋爱及失恋来填补生活的空虚，以想象的“心碎”来增添一点心灵上的刺激。剧中于是出现了令人目眩的爱情重组与配对，各个角色快速地弃旧爱结新欢，顿时“心碎”之人遍布客厅，使这屋舍成了“碎心之屋”。
但爱情却只是这些剧中人在无聊中找寻的消遣，心碎也就只有做戏般的造作，除了年轻的爱丽·邓恩 (Ellie Dunn) 之外，这些心碎情事说来都十分可笑，喜感多于悲情。如老船长对那为要恋爱而恋爱的女儿所说的：“想要心碎，你总先要有一颗心吧？！”但这些剧中人，在爱情与其他事上，却多是无心的。最终，由这些琐碎的心不在焉所堆叠出的剧本，除了长串令人爱不释手且可大被引述的聪明对白之外，并没有重要的情节线索。
故事发生在肖特维尔老船长 (Captain Shotover) 的客厅里 (一座依船形而建的房子)。这位老顽童似的船长，一生航行世界见识宽广，如今老迈，糊里糊涂，语无伦次，不知真是年老痴呆，还是借老装傻。他有两个已婚的女儿，大女儿艾辛妮 (Hesione) 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由派，活脱是一位赶在时代之前提倡性解放的嬉皮，二女儿艾比 (Abby) 则是另一个极端，她势利、保守，早早嫁了一个有头衔的贵族，成为很有社会地位的乌特伍德女士 (Lady Utterword)。幕启时，我们最先见到的是艾辛妮请来的访客爱丽·邓恩，崇尚爱情自由的艾辛妮一心想破坏爱丽将要缔结的一桩有金钱却无爱情的婚姻。在艾辛妮的追问下，爱丽透露自己已有一位心上人，然而一番转折后，爱丽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竟然就是艾辛妮风流倜傥的丈夫赫克托 (Hector)，年轻的爱丽顿时心碎，但主张婚姻开放的艾辛妮却毫不以此为意，仍旧用尽心机去引诱爱丽有钱的未婚夫，好让他爱上自己而不娶爱丽。同时艾比也爱上了自己的姊夫赫克托，心碎的爱丽则决定和老船长长相厮守。一连串令人昏眩的鸳鸯乱飞，推动着故事的情节，直到最后一幕，我们才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隆隆炮火之声，但这一群以恋爱来打发无聊的人，却在炮火声中找到了新的刺激与兴奋，幕落时，他们充满幻想地等待这将到的可能 (这其实是早已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表面的情节看来，这样一部言不及义、嬉笑怒骂的作品，似乎很难叫人看出任何严肃的反战意涵。《碎心之屋》之所以被认为是萧伯纳最具反战精神的一部戏剧，除了它的写作时间外 (第一、二幕写于“一战”期间，第三幕则到战争结束的一九一九年才完成)，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个剧本有一个极不寻常的序言。这篇序言有三十二节之多，长度几乎是剧本的三分之一，且读来完全像是一篇政治宣言。在序言中，萧伯纳尽情表现了他反对战争的立场 (不仅只是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这篇序言，也就为剧本中毫不相干的情节，蒙罩上了一层反战的隐意。
一般而论，有序言的剧本少之又少，因为序言不能被演出，严格说来不可能成为剧本的一部分。剧作家所写的序言，最多不过是些附加的脚注，很少有像这篇序言，竟在剧本之外做独立的长篇大论。当然，剧作家对自己的剧本做长篇大论的也并不是没有，比如阿瑟·米勒就曾为《推销员之死》写过一系列辩论解说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到底是发表在剧本已被制作演出之后，所以并不是戏剧文本的一部分。萧伯纳这篇冗长的序言，却与剧本一起出版，似乎是刻意地要成为剧本的一部分。这不寻常的结构，使《碎心之屋》在戏剧的文类中独树一帜，成为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为“观赏”与“阅读”剧本，提供了不同的版本与经验。也就是说，这剧本的“观众”与“读者”有着不同的参照与框架。阅读出版物的读者，在序言的参照下，自然会透过一介“反战”的棱镜来解析剧中的人物、情节与对白。如此，剧末那隆隆炮火声就有了深沉的意义，也产生了可能是剧作家所意图的、令人寒战的效果。但在剧院里看戏的观众，因为完全没有序言可资参照，故难从剧本所提供的轻松且愉悦的情节，跳接到剧作家所暗藏的政治关怀。这横列于“观众”与“读者”视角间的鸿沟，因而成为一个值得玩味与深思的设计，可能正为诠释这部剧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在融合这道鸿沟的过程里，我们可能反而更能接近萧伯纳对战争与社会精英分子之间所持有的那份隐晦与模棱的意见。而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萧伯纳表现在序言中的“说教”冲动，正是他对“社会议题”固有关切的表征，这种关切开启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议题戏剧”(problem play) 的写作，其中的大家还包括了易卜生及斯特林堡等人，他们的剧作多以处理社会或政治议题为核心。
此剧原名《英式题旨的俄国幻想曲式变奏》 (A Fantasia in the Russian Manner on English Themes)。萧伯纳自称承袭了契诃夫的《樱桃园》、《万尼亚舅舅》以及《海鸥》等戏的基调 (契诃夫的这些戏剧都曾在当时的伦敦上演，却并未广受欢迎)。在序言中，萧伯纳更开宗明义地说：“‘碎心之屋’并不只是这部剧作的剧名，它其实就是大战前悠游于精致文化与闲暇的欧洲。”借着参引契诃夫，萧伯纳在序言中举列了对悠闲阶级的两种不同态度。托尔斯泰对“碎心之屋”持完全敌对的立场，他认为那是一种沉溺，扼杀着欧洲的精神文明。据此，萧伯纳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相信这“碎心之屋”里的人是可被“拯救”的。相较之下，契诃夫则是一位悲观的宿命论者，他对“碎心之屋”里的人毫无信心，也不相信他们有逃脱此屋的可能。既然没有逃脱的希望，那就不如专注于他们迷人的魅力，为之做最尽情的刻画与书写。
对这两种态度，我们也并不陌生，它们其实就是鲁迅在“铁屋”的意象中所欲叙说的。铁屋着火时，我们是否该叫醒沉睡在铁屋中的那群人，还是知其不能逃脱，且就让他们继续沉睡？
在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两极里，萧伯纳所采取的可能是那中间的道路。所以他会在一出契诃夫式剧本的前面，写下一篇托尔斯泰式的序言。《碎心之屋》一剧并不乏对这群悠闲之士的讥讽与谴责，如最后一幕，在刻画这群人兴奋地迎接炮火声时，萧伯纳提出了他对欧洲精英分子的间接批评，这群人天真地将战争理想化与浪漫化，却对战争邪恶的摧毁性全然盲目。那炮火声也象征着欧洲精英分子与现实的彻底隔离，身处战争而不自知。然而，萧伯纳虽有鲁迅及托尔斯泰的急切与失望，他却有更深的、契诃夫式的对这群人的惺惜。因此，观看本剧，我们对这群缺乏行动能力而只热衷恋爱的剧中人，除了时有的嘲笑之外，更有着不少的同情与爱悦。到底，他们的琐碎并无邪恶的企图，而只是一种麻木与无心。而萧伯纳又是那样不能自抑地把他们的可喜与可爱，明白地写在剧本里。就因为整个剧本有一种愉悦的基调，即使读了萧伯纳的序言，我们还是难以简单地把这出戏解析成是萧伯纳对欧洲精英分子的讥讽与谴责。但是，如果不是讥讽与谴责，那么这出愉悦的喜剧，与反战的立场，又能有何种其他的连接？
我个人认为萧伯纳在序言里对“碎心人”(heartbreaker) 与“驯马师”(horsebreaker) 所做的区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碎心人”与“驯马师”这两个看来突兀的对比，因为在英文里有文字与音韵上的对称，所以被萧伯纳选来描述两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碎心人”是我们在这出戏中所见的那些纤弱寡断、毫无行动能力而只沉溺于爱情幻想的有闲阶级。“驯马师”则正相反，他们是有着清晰目标的行动者，身体健壮，充满活力，有成事的干练，也有起而行的动力，因此，他们绝不会像“碎心人”那样，坐在屋里耍嘴皮，或忙着谈无稽的恋爱以求心碎。“驯马师”应该是鲁迅与托尔斯泰的英雄，如果铁屋着火，就算知其不可能，以行动为生命指标的他们也会拼命想出解决之法。但是“驯马师”却说不出我们剧中人口里那些聪明又有智慧的话语，他们不甚喜爱文学艺术，也不做哲学沉思，像萧伯纳所说，那些“驯马师”听了一小节舒伯特的音乐，就要开始打盹。如此说来，这些积极外向的“驯马师”好像也并不是萧伯纳心中的理想，在描绘“驯马师”能干上进的同时，萧伯纳仍然透露了他对“碎心人”的依恋 (这人生境界中的两极，后来成为汉娜·阿伦特哲学论述的核心，她将之分类为行动生活〔vita active〕及默观生活〔vita contemplative〕。 前者以公众事务为关怀，后者则投注于私己的精神领域，阿伦特的《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以前者为主题，《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则是对后者的论述)。
萧伯纳所论及的“碎心人”与“驯马师”之间的张力，可能就是融合《碎心之屋》这个剧本与反战这个政治立场的一个起点。它暗示着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视角，也显现了萧伯纳对“碎心之屋”以及“碎心人”爱恨夹杂的情绪。
如上所述，对“碎心人”与现实的脱节，以及对战争的过分天真，萧伯纳不无讽刺与谴责的用心，但除了挖苦他们的浑噩之外，萧伯纳的另一意图，则是在以这些人的浑然不觉来展示出战争荒谬的本质，因为在发动战争的政治决策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分子，就是剧中所刻画的文化与悠闲阶级。如果战争决策是出于一群将之视之为新奇好玩的团体，那它怎可能有任何崇高与值得为之牺牲的价值可言？所以在刻画“碎心人”的浅薄与盲目的同时，萧伯纳也在写战争荒谬与可笑的基础。这是对托尔斯泰声音的回响。
但是除了将这些人与战争的责任挂钩，以显示战争荒谬的本质外，萧伯纳却又转折地从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用契诃夫的戏剧笔触，暗喻着这些人将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可怕臆想，并以之作为反战的另一种论证。战争铁蹄所将践踏殆尽的，正是这部戏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优雅与愉悦的客厅文化，因为战争索要的是“驯马师”的主导，与对“碎心人”的全盘否定。在处心建构起这充满笑声的剧本之后，萧伯纳以那远处传来的炮火之声，警示着这一切的可能失去。在对这可能失去的悲怆假想中，观众对这群不知大难将至的天真“碎心人”，就不仅只有道德上的戒慎恐惧，更还有情感上的惺惜与同情。
其实萧伯纳最著名的反战言论，就是建立在对这种丧失的不忍之上。他曾风趣地说：“我反对战争的原因无他，只是因为那阵亡的战士中可能有未来的牛顿、莎士比亚或是萧伯纳。”
据说，萧伯纳是在与布鲁姆斯伯里群(Bloomsbury Group)文人相聚的一个周末后，写成此剧。他后来也曾在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中写道：“我写过一部叫《碎心之屋》的戏，它总使我想起你。”戏中的艾辛妮，确实令人想起伍尔夫及她的姊姊凡娜莎·贝尔。而要说《碎心之屋》中这一群言不及义的悠闲之士，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群像，好像也不是太过牵强的说辞。
那么，像布鲁姆斯伯里群这样一个团体的可能消亡，不正是最好的反战论证？在给伍尔夫的同一封信中，萧伯纳接着写道：“你知道我爱恋着你，就像所有的男人都爱恋着你一样。”这份对伍尔夫及布鲁姆斯伯里群的爱，与萧伯纳的反战立场，同样强烈，这两者不但并不相互矛盾，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群悠闲之士在行动生活中，看来可能彻底地无用，但悠闲与无用却正是精神生活最基本的元素，是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文明基础的 schole。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皮柏 (Josef Pieper) 甚至以此为题写成了一本书：《闲暇：文化的基础》(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在看似无用、却缓慢地滋润文化成长的悠闲，与对文明做快速毁灭的战争之间，萧伯纳明显地将护卫前者。
本剧可被引用的对白不胜枚举，但其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却是出自年轻的爱丽之口。爱丽是剧中唯一没有把心碎当成游戏、而真正尝到心碎滋味的人物，她因此也是唯一有救赎希望的角色。她的这句话，本在描写心碎的感觉，但在萧伯纳反战诉求的参照中读来，却顿时有了战争毁灭与文化的重生的余音与韵律：“当你心碎时，你的船只被烧毁：凡事都无所谓了。这是快乐的终点，平静的起点。”(When your heart is broken, your boats are burned: nothing matters anymore. It is the end of happiness and the beginning of peace. Act 2)
但是完全没有阅读“背景资料”就去观赏此剧的人，却很难在剧情里感到所谓的“反战精神”。全剧不但对战争只字未提，而且从剧情看来，似乎只是一出充满着睿智对话的轻松喜剧，几乎可与王尔德那些玩世不恭且尽情耍弄聪明的剧作，归成一类。
这是一出典型的“客厅剧”(drawing-room drama) ，剧情全以在“客厅”聚会中发生的事件与对白为骨干，而聚集于“客厅”内的，也多是来自上层社会的悠闲之士，他们有不凡的文化素养，所以可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使用着漂亮锐利的语言，但因为不必操劳生计而有太多闲暇，他们也常被困在无法打发的无聊与倦怠里，群聚一处时，也就不过散漫地谈天说地，嚼舌讥讽，在语锋里比聪明，或是打情骂俏，以恋爱及失恋来填补生活的空虚，以想象的“心碎”来增添一点心灵上的刺激。剧中于是出现了令人目眩的爱情重组与配对，各个角色快速地弃旧爱结新欢，顿时“心碎”之人遍布客厅，使这屋舍成了“碎心之屋”。
但爱情却只是这些剧中人在无聊中找寻的消遣，心碎也就只有做戏般的造作，除了年轻的爱丽·邓恩 (Ellie Dunn) 之外，这些心碎情事说来都十分可笑，喜感多于悲情。如老船长对那为要恋爱而恋爱的女儿所说的：“想要心碎，你总先要有一颗心吧？！”但这些剧中人，在爱情与其他事上，却多是无心的。最终，由这些琐碎的心不在焉所堆叠出的剧本，除了长串令人爱不释手且可大被引述的聪明对白之外，并没有重要的情节线索。
故事发生在肖特维尔老船长 (Captain Shotover) 的客厅里 (一座依船形而建的房子)。这位老顽童似的船长，一生航行世界见识宽广，如今老迈，糊里糊涂，语无伦次，不知真是年老痴呆，还是借老装傻。他有两个已婚的女儿，大女儿艾辛妮 (Hesione) 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由派，活脱是一位赶在时代之前提倡性解放的嬉皮，二女儿艾比 (Abby) 则是另一个极端，她势利、保守，早早嫁了一个有头衔的贵族，成为很有社会地位的乌特伍德女士 (Lady Utterword)。幕启时，我们最先见到的是艾辛妮请来的访客爱丽·邓恩，崇尚爱情自由的艾辛妮一心想破坏爱丽将要缔结的一桩有金钱却无爱情的婚姻。在艾辛妮的追问下，爱丽透露自己已有一位心上人，然而一番转折后，爱丽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竟然就是艾辛妮风流倜傥的丈夫赫克托 (Hector)，年轻的爱丽顿时心碎，但主张婚姻开放的艾辛妮却毫不以此为意，仍旧用尽心机去引诱爱丽有钱的未婚夫，好让他爱上自己而不娶爱丽。同时艾比也爱上了自己的姊夫赫克托，心碎的爱丽则决定和老船长长相厮守。一连串令人昏眩的鸳鸯乱飞，推动着故事的情节，直到最后一幕，我们才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隆隆炮火之声，但这一群以恋爱来打发无聊的人，却在炮火声中找到了新的刺激与兴奋，幕落时，他们充满幻想地等待这将到的可能 (这其实是早已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表面的情节看来，这样一部言不及义、嬉笑怒骂的作品，似乎很难叫人看出任何严肃的反战意涵。《碎心之屋》之所以被认为是萧伯纳最具反战精神的一部戏剧，除了它的写作时间外 (第一、二幕写于“一战”期间，第三幕则到战争结束的一九一九年才完成)，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个剧本有一个极不寻常的序言。这篇序言有三十二节之多，长度几乎是剧本的三分之一，且读来完全像是一篇政治宣言。在序言中，萧伯纳尽情表现了他反对战争的立场 (不仅只是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这篇序言，也就为剧本中毫不相干的情节，蒙罩上了一层反战的隐意。
一般而论，有序言的剧本少之又少，因为序言不能被演出，严格说来不可能成为剧本的一部分。剧作家所写的序言，最多不过是些附加的脚注，很少有像这篇序言，竟在剧本之外做独立的长篇大论。当然，剧作家对自己的剧本做长篇大论的也并不是没有，比如阿瑟·米勒就曾为《推销员之死》写过一系列辩论解说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到底是发表在剧本已被制作演出之后，所以并不是戏剧文本的一部分。萧伯纳这篇冗长的序言，却与剧本一起出版，似乎是刻意地要成为剧本的一部分。这不寻常的结构，使《碎心之屋》在戏剧的文类中独树一帜，成为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为“观赏”与“阅读”剧本，提供了不同的版本与经验。也就是说，这剧本的“观众”与“读者”有着不同的参照与框架。阅读出版物的读者，在序言的参照下，自然会透过一介“反战”的棱镜来解析剧中的人物、情节与对白。如此，剧末那隆隆炮火声就有了深沉的意义，也产生了可能是剧作家所意图的、令人寒战的效果。但在剧院里看戏的观众，因为完全没有序言可资参照，故难从剧本所提供的轻松且愉悦的情节，跳接到剧作家所暗藏的政治关怀。这横列于“观众”与“读者”视角间的鸿沟，因而成为一个值得玩味与深思的设计，可能正为诠释这部剧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在融合这道鸿沟的过程里，我们可能反而更能接近萧伯纳对战争与社会精英分子之间所持有的那份隐晦与模棱的意见。而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萧伯纳表现在序言中的“说教”冲动，正是他对“社会议题”固有关切的表征，这种关切开启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议题戏剧”(problem play) 的写作，其中的大家还包括了易卜生及斯特林堡等人，他们的剧作多以处理社会或政治议题为核心。
此剧原名《英式题旨的俄国幻想曲式变奏》 (A Fantasia in the Russian Manner on English Themes)。萧伯纳自称承袭了契诃夫的《樱桃园》、《万尼亚舅舅》以及《海鸥》等戏的基调 (契诃夫的这些戏剧都曾在当时的伦敦上演，却并未广受欢迎)。在序言中，萧伯纳更开宗明义地说：“‘碎心之屋’并不只是这部剧作的剧名，它其实就是大战前悠游于精致文化与闲暇的欧洲。”借着参引契诃夫，萧伯纳在序言中举列了对悠闲阶级的两种不同态度。托尔斯泰对“碎心之屋”持完全敌对的立场，他认为那是一种沉溺，扼杀着欧洲的精神文明。据此，萧伯纳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相信这“碎心之屋”里的人是可被“拯救”的。相较之下，契诃夫则是一位悲观的宿命论者，他对“碎心之屋”里的人毫无信心，也不相信他们有逃脱此屋的可能。既然没有逃脱的希望，那就不如专注于他们迷人的魅力，为之做最尽情的刻画与书写。
对这两种态度，我们也并不陌生，它们其实就是鲁迅在“铁屋”的意象中所欲叙说的。铁屋着火时，我们是否该叫醒沉睡在铁屋中的那群人，还是知其不能逃脱，且就让他们继续沉睡？
在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两极里，萧伯纳所采取的可能是那中间的道路。所以他会在一出契诃夫式剧本的前面，写下一篇托尔斯泰式的序言。《碎心之屋》一剧并不乏对这群悠闲之士的讥讽与谴责，如最后一幕，在刻画这群人兴奋地迎接炮火声时，萧伯纳提出了他对欧洲精英分子的间接批评，这群人天真地将战争理想化与浪漫化，却对战争邪恶的摧毁性全然盲目。那炮火声也象征着欧洲精英分子与现实的彻底隔离，身处战争而不自知。然而，萧伯纳虽有鲁迅及托尔斯泰的急切与失望，他却有更深的、契诃夫式的对这群人的惺惜。因此，观看本剧，我们对这群缺乏行动能力而只热衷恋爱的剧中人，除了时有的嘲笑之外，更有着不少的同情与爱悦。到底，他们的琐碎并无邪恶的企图，而只是一种麻木与无心。而萧伯纳又是那样不能自抑地把他们的可喜与可爱，明白地写在剧本里。就因为整个剧本有一种愉悦的基调，即使读了萧伯纳的序言，我们还是难以简单地把这出戏解析成是萧伯纳对欧洲精英分子的讥讽与谴责。但是，如果不是讥讽与谴责，那么这出愉悦的喜剧，与反战的立场，又能有何种其他的连接？
我个人认为萧伯纳在序言里对“碎心人”(heartbreaker) 与“驯马师”(horsebreaker) 所做的区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碎心人”与“驯马师”这两个看来突兀的对比，因为在英文里有文字与音韵上的对称，所以被萧伯纳选来描述两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碎心人”是我们在这出戏中所见的那些纤弱寡断、毫无行动能力而只沉溺于爱情幻想的有闲阶级。“驯马师”则正相反，他们是有着清晰目标的行动者，身体健壮，充满活力，有成事的干练，也有起而行的动力，因此，他们绝不会像“碎心人”那样，坐在屋里耍嘴皮，或忙着谈无稽的恋爱以求心碎。“驯马师”应该是鲁迅与托尔斯泰的英雄，如果铁屋着火，就算知其不可能，以行动为生命指标的他们也会拼命想出解决之法。但是“驯马师”却说不出我们剧中人口里那些聪明又有智慧的话语，他们不甚喜爱文学艺术，也不做哲学沉思，像萧伯纳所说，那些“驯马师”听了一小节舒伯特的音乐，就要开始打盹。如此说来，这些积极外向的“驯马师”好像也并不是萧伯纳心中的理想，在描绘“驯马师”能干上进的同时，萧伯纳仍然透露了他对“碎心人”的依恋 (这人生境界中的两极，后来成为汉娜·阿伦特哲学论述的核心，她将之分类为行动生活〔vita active〕及默观生活〔vita contemplative〕。 前者以公众事务为关怀，后者则投注于私己的精神领域，阿伦特的《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以前者为主题，《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则是对后者的论述)。
萧伯纳所论及的“碎心人”与“驯马师”之间的张力，可能就是融合《碎心之屋》这个剧本与反战这个政治立场的一个起点。它暗示着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视角，也显现了萧伯纳对“碎心之屋”以及“碎心人”爱恨夹杂的情绪。
如上所述，对“碎心人”与现实的脱节，以及对战争的过分天真，萧伯纳不无讽刺与谴责的用心，但除了挖苦他们的浑噩之外，萧伯纳的另一意图，则是在以这些人的浑然不觉来展示出战争荒谬的本质，因为在发动战争的政治决策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分子，就是剧中所刻画的文化与悠闲阶级。如果战争决策是出于一群将之视之为新奇好玩的团体，那它怎可能有任何崇高与值得为之牺牲的价值可言？所以在刻画“碎心人”的浅薄与盲目的同时，萧伯纳也在写战争荒谬与可笑的基础。这是对托尔斯泰声音的回响。
但是除了将这些人与战争的责任挂钩，以显示战争荒谬的本质外，萧伯纳却又转折地从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用契诃夫的戏剧笔触，暗喻着这些人将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可怕臆想，并以之作为反战的另一种论证。战争铁蹄所将践踏殆尽的，正是这部戏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优雅与愉悦的客厅文化，因为战争索要的是“驯马师”的主导，与对“碎心人”的全盘否定。在处心建构起这充满笑声的剧本之后，萧伯纳以那远处传来的炮火之声，警示着这一切的可能失去。在对这可能失去的悲怆假想中，观众对这群不知大难将至的天真“碎心人”，就不仅只有道德上的戒慎恐惧，更还有情感上的惺惜与同情。
其实萧伯纳最著名的反战言论，就是建立在对这种丧失的不忍之上。他曾风趣地说：“我反对战争的原因无他，只是因为那阵亡的战士中可能有未来的牛顿、莎士比亚或是萧伯纳。”
据说，萧伯纳是在与布鲁姆斯伯里群(Bloomsbury Group)文人相聚的一个周末后，写成此剧。他后来也曾在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中写道：“我写过一部叫《碎心之屋》的戏，它总使我想起你。”戏中的艾辛妮，确实令人想起伍尔夫及她的姊姊凡娜莎·贝尔。而要说《碎心之屋》中这一群言不及义的悠闲之士，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群像，好像也不是太过牵强的说辞。
那么，像布鲁姆斯伯里群这样一个团体的可能消亡，不正是最好的反战论证？在给伍尔夫的同一封信中，萧伯纳接着写道：“你知道我爱恋着你，就像所有的男人都爱恋着你一样。”这份对伍尔夫及布鲁姆斯伯里群的爱，与萧伯纳的反战立场，同样强烈，这两者不但并不相互矛盾，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群悠闲之士在行动生活中，看来可能彻底地无用，但悠闲与无用却正是精神生活最基本的元素，是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文明基础的 schole。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皮柏 (Josef Pieper) 甚至以此为题写成了一本书：《闲暇：文化的基础》(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在看似无用、却缓慢地滋润文化成长的悠闲，与对文明做快速毁灭的战争之间，萧伯纳明显地将护卫前者。
本剧可被引用的对白不胜枚举，但其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却是出自年轻的爱丽之口。爱丽是剧中唯一没有把心碎当成游戏、而真正尝到心碎滋味的人物，她因此也是唯一有救赎希望的角色。她的这句话，本在描写心碎的感觉，但在萧伯纳反战诉求的参照中读来，却顿时有了战争毁灭与文化的重生的余音与韵律：“当你心碎时，你的船只被烧毁：凡事都无所谓了。这是快乐的终点，平静的起点。”(When your heart is broken, your boats are burned: nothing matters anymore. It is the end of happiness and the beginning of peace. Act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