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造成了全球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全国性或区域性停课的举措。这场危机不仅让各国政府认识到需重新审视教育系统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向我们揭示了需要直面的挑战：师生、家长和教育管理者数字素养的不足，由数字鸿沟带来的教育不公平等问题。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数字素养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实践再次成为焦点。
　　自1994年以色列学者阿卡莱提出“数字素养”以来，学者们从领域、维度、层次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描述，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但他们普遍认为，数字素养内涵丰富，可以分为知识、技能、态度等不同的维度，是一种涉及人们基本生活技能的、复合的、跨领域的能力。二十几年来，国际组织、区域共同体、各国政府、非营利性组织、个人等作为倡议者、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对数字素养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索。
　　在实践领域，数字素养实践百花齐放。2020年6月，聯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我国一家企业合作发起“2020美丽星球——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编程公益行动”，推动编程教育在中国青少年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中的普及。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研究院成立了“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旨在让所有人拥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机会。英国Reboot UK项目为贫困家庭、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数字技能培训。法国“动手做”基金发起“1，2，3...Codez！”项目，支持师生学习编码。从全球来看，数字技能相关课程与项目已融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其对象不仅是学生、教师，还有公职人员、企业员工，以及每一个终身学习者。
　　在研究领域，数字素养研究方兴未艾。各利益相关方从各自立场、学科背景对数字素养进行研究，提出对未来人才关键素养的展望，描绘数字素养的提升路径。为监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达成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研制了《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智库“数字智能研究院”发布数字素养核心框架，提出将数字商（Digital Intelligence）作为数字素养的评估工具。不断涌现的研究为数字素养政策和实践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在政策领域，数字素养被各国视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培养人们在数字化社会生存所需的能力已被各国纳入教育政策目标。我国国务院于2017年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在加拿大的政策话语中，“数字素养”正逐步取代“信息通信技术”;丹麦、英国、爱沙尼亚等国家将编码纳入学校必修课程;新加坡“Code@SG”倡议提出将编码作为“国家能力”。提升数字素养成为助力劳动力再技能化、成就终身学习者的重要途径。
　　数字素养对于未来就业与生活至关重要，这已成为共识。获得可负担的、适合个人需求和水平的数字素养学习和培训机会，是劳动者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化社会、获得新技能的前提。对于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而言，全纳和公平的数字素养普及是挑战也是机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值得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