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个多事之秋，许多摄影师为求自保都不愿意冒险拍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中央文革小组、省革委会宣传组曾多次下令摄影师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师听从命令，致使大量文革底片难逃毁灭的命运。当时是何种信念驱使你拍摄并保存了这么丰富的文革照片呢？
　　
　　当年，我冥冥之中意识到应当将自己亲历的时代记录下来，但并不清楚我这样做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我拍欢呼的、歌颂的、拥护的“正面”照片在报纸上发表，只有多发稿才能多领胶卷。那些不准见报的戴高帽、挂牌子、打砸抢、枪毙“反革命”、武斗的“负面”照片则偷偷拍了藏起来。相信将来总会有用的，但究竟会有什么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我只是尽可能多保留一些历史瞬间的碎片。
　　
　　当年很多新闻单位的摄影师都曾有过修改新闻照片的经历。你当时也被要求修改过照片吗？你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当时，修改新闻照片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需要。由开始的迫于无奈，渐渐发展成为自觉行为。仅举两例来说吧，1966年8月12日，我在省委大楼门前拍了一张群众欢呼游行的照片，画面里有三处严重“政治错误”：一是群众挥舞小旗子把“最高指示”的两个字遮挡了，不修改会被扣上“恶毒篡改最高指示”；二是群众振臂呼口号的拳头重叠在后边的毛主席像上，不修掉就像是“拳打毛主席”；三是群众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相框，在黑白照片中成为黑框，不修掉就会成为“恶毒诅咒毛主席”的严重罪行。为了让这张照片能发稿，我赶紧用广告粉修整，最终见报了。幸亏我读中学时曾在大连群艺馆业余学习了三年绘画，修整照片时把绘画的本领都派上用场了。
　　
　　1969年冬天，我在柳河五七干校拍了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著的照片，背景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由于焦点对准主体人物，致使背景的毛泽东像虚化了。审稿时，工宣队女队长说，“毛主席像怎么能虚呢？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我找一张清晰的毛泽东像贴上去，这样才通过了。
　　
　　为了修改新闻照片的需要，在我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毛泽东像，专门用于修改新闻照片。这些违背新闻职业操守的事情，都是搞新闻摄影之大忌。我所保存的当年经过修改的原始照片，现在都成了文物级照片，在我的环球影展中与未修改的原片对照展出，也成为我对新闻摄影道德反思与忏悔的例证。
　　
　　你曾说你的个性是“敢于向强者挑战，绝不向弱者示威”。你觉得这个个性对你的人生包括对你从事摄影工作有什么影响？
　　
　　我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总是在逆境中拼搏奋斗，这其中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客观的诸多因素。许多际遇与蜕变总会有其因果缘由。其实，所谓的人生逆境，往往是一个蕴含希冀的开端，充满了人生的变数，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就会到来一样。
　　
　　几十年后，当人们看这些成千上万张“文革”的真实画面，它们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与我的叛逆性格不无关系。我始终坚信依靠个人奋斗可以取得自我成功，我从不向命运低头。
　　
　　你曾多次在演讲和访谈中提到“让历史告诉未来”，你的这一信念受谁的影响最深呢？
　　
　　在我半世纪的摄影生涯中，东西方两位摄影大师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吴印咸，一位是法国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吴印咸1961年到长春电影学院为我们讲课时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一教诲成为指引我用照片为历史存真的原动力。
　　
　　1958年我国官方邀请布勒松等西方左派艺术家访华报道大跃进的成就，两年后这些人又被当成“反面教材”遭到中国文化界严厉批判，我在公开的批判中“逆向思维”暗中学习他的作品，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指导我一生的摄影实践。
　　
　　说实话，“文革”时期我拍的那些照片，做梦也没想到它们会走向世界，更没料到会得到世界摄影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赞赏。2003年布勒松邀我会面时说：“半世纪以来，你和我在东西方不同时空、不同国度里各自实践着‘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我们都是用镜头在为历史留下见证。”联系图片社的普雷基也曾指出，“李振盛和布勒松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为历史存照”。
　　
　　你如何看待以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对象的大历史和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微历史之间的关系？
　　
　　历史不应当仅仅是左右其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大叙述，还应该包容被历史进程所左右的亿万平民百姓生活足迹的细微描述。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饱满的生动的，才是百姓所能认同与感受的。惟有依据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与普通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相融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的完整的民族历史。
　　
　　你觉得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以往自身经历的历史？
　　
　　我认为，任何人都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历史，不管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要以反思的心态去回首往事，不拔高、不回避、不掩饰、不推诿，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