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中有不少剪报是既无日期也无报名的，1928年的胡适日记中就附有一封张竞生的公开信。想必是已经发表过的，但是胡适在日记中并没有注明出处。长于“考据”的胡博士大概没有想到他这样做会给后世的治学者带来麻烦。但是懒惰者自有偷懒的办法，那就是放弃不必要的考证而注意事件背后的精神。
　　在这封公开信中，张竞生说：“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10万元资本，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兼以经营世界各种名画与雕刻品，使美育及于社会，于艺术与情感的影响也非浅鲜。就赢利来说，单就书籍一项论，头一年假定出500本书，每本5万字低廉售价算，又姑定年本的售数为每年卖出3000部计，则500本书，一年可卖至总数90万元。如此除去印刷费15万元（每部照稍高价算为一角），编辑费12万元，与发行费数万元后，净利几达60万元，获利之大，可为惊人！而况兼卖美术品，与外国原书及各种教育品等，总之合起来，获利当然甚巨。推而至于第二年，第三四五年之后，则每年再出新书500本，新得之利与旧籍的赢余，累积起来，则第二年之后获利之大更难预算了。论其资本不过数万元至10万元而已，比较市上无论经营何种商业断不能得利如此之多也。”
　　张竞生因研究“性”问题在当时颇受非议，但是胡适在日记中说“此意颇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看来，研究近代文化史，这封信还是颇有价值的。并且，胡适日记中说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仅仅是一个“计划”便敢言及一年“出500本书”，当时文化人的气魄也可以想见了。
　　让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张竞生的气魄，而且涉及一笔经济账。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在张的信中称大约需要10万元。10万元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推算一下。据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分析，1926年至1930年大米的价格是每斤6.2分，猪肉是每斤2角，白糖每斤1角，食盐每斤2.5分，植物油每斤1角5分。按照物价，当时的1元钱大约能折合现在的人民币35元左右。以今天的眼光，350万元就能搞一个这样庞大的出版计划，简直有点天方夜谭。以现在的出版行情计算，这样的计划起码要上千万元吧。值得一提的是，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稿酬是非常高的。柔石在1928年12月6日致兄长的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当时比较普通的稿费标准计算，柔石每天的稿费就是4元，每个月就是120元。120元，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就是4200元。4200元可以算得上是白领了吧。但这仅仅是一般的稿酬，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的稿费则更高。商务印书馆当时给胡适的稿费是千字5元，鲁迅的也是千字5元，郭沫若的要低一些，千字4元。译书的条件也是非常优厚的，林纾的稿费是千字6元，高得有点让今天的人们不敢相信。当时的版税也比较高，一般在10%、15%～20%之间。就是这样，文化人好像还不满足。当时严复应张元济之邀为商务译书，就提出待遇不优则无法专心翻译。好在商务财大气粗，张元济也是明白人，对严复的要求一一给予满足，还给他高达40%的版税。要不是商务为严复提供了如此良好的译书环境，我们能否读到影响中国思想风潮甚大的“严译八著”，真的难以想象。不过当时的文化生态比较好，你不给别人给，好东西不怕没人要。难怪严复问商务要钱的时候那么理直气壮。
　　这封公开信让我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张博士在这封信中似乎没有考虑如此庞大的计划是否要经过哪级部门的审批，好像有了钱就可办事似的。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办个出版社就像办个商店一样简单，不用经过什么复杂的审批程序。几个人一合计，只要志趣相投，出版社就办起来了，根本不像今天这样麻烦。甚至排字工人，只要有志向，也可以办成出版社，并且挺成功。如今最老牌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就是由《字林西报》的排字工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咸恩、咸昌）于1897年创建的。文化人涉足出版在当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周氏兄弟、郭沫若、老舍、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一大批在近代文学史上闪耀着光芒的名字当时都或多或少地和出版发生过联系。至于出版界更是人才辈出，高梦旦、张元济、王云五、胡愈之等诸位先贤，既具文化眼光，又具人文关怀。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合作真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其实不独张博士如此，那时人们的文化气魄都是非常大的，以创办《新潮》暴得大名的傅斯年、年轻时代就立志从事新闻的成舍我，均有不凡成就。这种文化气魄以及时贤颇爱论及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文化生态有莫大关系。当时的文化生态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所以知识分子们不仅有抱负，而且敢说话。否则，很难想象一个连每天生计都有问题的人还能考虑什么文化使命。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