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生命的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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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小说《花冠病毒》契合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表达了作家深刻的人性关照。本文试从小说的苦难背景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心理能量开掘入手,分析作家对人物的悲悯和救赎,感受毕淑敏小说的心理能量,从而思考作家的创作意图,探究毕淑敏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心灵处境的深度关怀。
  关键词:《花冠病毒》 正能量 人性 人文关怀
  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不单是叙述一场冒险战争,更是对生命、人性、救赎等话题的深入关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在面临危难时所迸发出的悲悯和本真,以及在绝境中所展示出的强大和坚韧。作家用特有的医学视角,透过特定人物在灾难中的抗争来思考生命的深刻含义,聚焦灾难面前的人性之光,汇聚着温暖、责任和人间大爱,弘扬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传播着生命的正能量。
  一 苦难生存背景的巧妙设置
  《花冠病毒》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场面惊心动魄,饱含着作家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故事围绕着一种拥有美丽名字的病毒展开,“花冠”突袭燕市,拥有心理学知识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亲临抗疫第一线的特采团成员之一。在抗疫小组内,罗纬芝深入了解到各阶层的人在面对灾难突然降临的恐慌和生命即将毁灭时的心理困境;一线的科研教授于增风以身试毒不幸身亡;罗纬芝无意中身染瘟疫,命悬一线,却又不可思议地获救,成为病毒“刀”下唯一的幸存者;事件发展不断失控,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不出来;另有不少居心叵测之人想从这场病毒虐杀中获利……
  故事叙述扣人心弦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人类与病毒的血战中,一方是花冠病毒精锐的攻伐之师,一方是现代医学疲惫的防御之旅,生命在灾难的蹂躏面前恍然无措!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受到严重质疑,人民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和侵袭,民众的心旌摇荡,“所有的出口都停止了……整个国家实际上已成孤岛”,世界成了无边的苦难和困厄所在。
  目前的医学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杀死病毒,临床治疗主要依靠控制症状和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李元给罗纬芝吃下的“白娘子”锗元素的作用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激发人体免疫细胞的活性,调动全身所有的免疫功能集体对抗花冠病毒。这种疗法虽然在罗纬芝、陈天果和苏雅身上得到奇效,可作为特效药品想要大规模地应用于临床,却困难重重,涉及药品审批、试验数据、临床用法、医学伦理等各种阻碍,国外别有用心的研究机构也虎视眈眈。
  整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作家基于当年的“非典”事件展开的新一轮构思。相似的真实经历是本故事的支架,相近的人性淘洗是本作品的最佳着眼点,相同的生死考验是本小说的最好思考点。《花冠病毒》饱含了作家巨大的付出和辛苦,晨钟暮鼓,时刻警醒投入,不敢有丝毫懈怠。小说虚实相生,在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完美地将发生灾难的典型环境展示给众多生活在和平安定年代的读者,再现了生命挣扎和悸动的痕迹。
  这本书蕴涵着毕淑敏沉重艰辛的人生体悟,承载着作家的生命意识,她以悲悯的情怀关注着苦难,并且能透过灾难的表层拂去杂质,瞩目人性之光,从悲剧事件中发掘人物的闪光点,让读者感受到美好人性的力量。
  二 个性鲜明的“拯救者”形象塑造
  毕淑敏擅于把她笔下的人物放置在倚天绝壁的悬崖之巅,山穷水尽地关闭所有可能留做退路的门扉,以各自极端的方式让他们面对生命的挤压和灾难的淘洗,从而让读者感受人物凌空飞跃的凄美与悲壮。就在这凌空一跃的刹那让我们感受“爱”的真谛:“爱一个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一种本能,一种幸福,一种责任,一种对天地造化的缠绵呼应”;而“爱一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一种需要,一种渴望,一种智慧,一种对美与永恒的无倦追求。”
  毕淑敏以看似旁观者的身份轻描淡写地描画着世间百态,其实在字里行间无不向人们传递着人间的大爱。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平凡而又各具鲜明个性的“拯救者”形象,典型人物之间扑朔迷离的身份关系更是增加了抗疫英雄们的人格魅力。“存在主义使每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自己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每个人都在生命的挣扎和生活的煎熬中演绎着各自平凡而传奇的人生。
  因为生命的宝贵,热爱生命的人才害怕生命没有意义的付出,这才有了取舍的艰难。防疫抗战总指挥袁再春教授沉着冷静,受命于危难之际,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作家塑造了这个理想父亲的形象,让袁再春来承担男人要负担的沉重社会责任,希图用他的担当铸就大爱的人生舞台:“如果历史需要有谁来负责的话,那么所有的责任我一人承担。”袁再春有一种精神统帅的威严,至死都是安静、冷漠、虔诚、倨傲的,让人在形象上就生出无限敬畏感和信任感。袁再春为了抗疫事业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生命,在这舍弃的过程中有对生命本能的依恋。正是这种不愿舍弃而又毅然舍弃的自觉行为,使袁再春的牺牲更具有了悲壮英雄的意味。
  倘若袁再春是以严肃的悲剧形态通过抗疫者殉道般的死,让人们体验最深刻的人生“大爱”的话,那么自觉自愿投身于花冠病毒的研究并为之壮烈牺牲的医生于增风的死亡则更多了一重壮烈的色彩。作为第一位研究花冠病毒病理的专家,于增风给花冠病毒命了名,对于花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也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可是他为临死前没能研制出对抗花冠病毒的特效药而感到遗憾,为没人会像他那样满怀激情地把对花冠病毒的研究进行下去而死不瞑目。于增风是袁再春最好的学生,想尽办法在遗物中巧妙地做了手脚,将病毒保存了下来,他无意害人,只是“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和他一样有好奇心又不怕死的人,来研究这个杀人的病毒。于增风期待完美,喜欢功德圆满,就在死于自己专注研究的领域之前,作了相应的埋伏。他祈愿有人能前赴后继地研究下去,直到窥见病毒最深奥的秘诀。”尽管于增风为人狂放狷介,生活特例独行,但于增风仍不失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具有优秀科学家的特质,他昭示了在人的精神领域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荣誉和尊严,那是个体生命为社会、民族、使命、责任等价值的实现而贡献的大同之爱。   读者可能会为袁再春和于增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扼腕叹息,但罗纬芝惊心动魄的遭遇更让人屏息凝神。在令人惊叹的病毒肆虐及抗疫过程乃至生死存亡之时,美丽柔弱的罗纬芝表现出的人格坚守无不使人为之动容。在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罗纬芝用心中的坚定信念支撑着自己前行。其实,罗纬芝原本可以拒绝参加紧急召集的特采团,但她珍视肩上的责任,毅然放下病重的母亲,慷慨前行。但罗纬芝却无意间接触了花冠病毒,面对病毒在她体内迅速繁殖,发烧、咳嗽、血痰、腹泻,全身各系统崩溃,随时致死的紧急状态,她也曾有过绝望和怨恨,可更多的是对于增风“恶作剧”真实意图的深切理解;当她走投无路之时病急乱投医大剂量地吃了李元的“2号”阴差阳错安然无恙、无意间承担起战胜花冠病毒的历史使命时,她信守与李元之间的秘密约定,出入于消毒间和酒窖等危险场合,以身试险意在获取毒株培养抗体研制特效药。罗纬芝在同以郝辙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艰难抗争中凸显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她不顾身体的虚弱状况,拿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挽救陈天果和苏雅的生命抢险的大爱品格更让人肃然起敬。亲情之爱自然可贵,但爱与自己毫无血统干系的人,而且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无怨无悔,爱得为了对方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的爱,才是爱的极品。
  其他还有执拗倔强的学者詹婉英、性格迥异却同样胸怀天下的研究生兄弟李元和凌念、力排众议颇具历史担当的市长陈宇雄、聪明睿智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官场的年青官员辛稻等。每次灾难降临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先驱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他独有的方式无所保留地付出所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诗人和作家的职责是写出人的灵魂,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三 人性人情的深层次开掘
  人文关怀是一种人本文化和人文情节,它强调对人的尊重、理解、关心和爱护,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毕淑敏用她睿智、深刻的眼光审视普通人在灾难中的生活常态与人性挣扎,以及在死亡重压下难以抗拒的惨烈命运。作家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罗纬芝这个柔弱而坚定的女子,将人物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交接相融,从她身上发掘着心理恢复的力量,并且以此作为个体应对惊天撼地的灾难、无所依靠的唯一资源。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验在花冠病毒凌厉的攻击下主人公的生理痛苦和心灵升华。
  作品中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关照,流露出的对个体生命的注视与生命本质的新发现,提醒人们以达观的态度善待自然与生命。小说开篇写到抗疫指挥部的例会,传媒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是指挥部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发出的一个能够鼓舞民心的符号,关乎公众的承受情绪底线。在特定的非常时刻,民众心理恐慌造成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可能比实际疫情损失更严重、更恐怖。不仅对特定的非常态行为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作家更流露出博大的包容和悲悯情怀,对笔下人物展开人性人情深层次的开掘。
  年轻时的萧霓雪执拗倔强地坚持着自己的爱情主张,即使隐姓埋名成为詹婉英后与以往的生活方式迥然相异,也丝毫没有减少对于增风的怨恨和惩罚。可作家细致地捕捉到萧霓雪对于增风悲壮死亡后的原谅和反思,在阅尽人事沧桑之后能面对现实认知自己错误的勇气殊为难能可贵,这是生命的救赎和情感的升华。作家也借此向读者喻示每个人都有改正错误得以完善愉悦的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人们注意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传播生命的正能量。
  当然作家所理解的正能量已超越物理学的范畴和范围,它应该是关于人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视角使毕淑敏具备透视人的肉体和灵魂双重生命的目光,她用与人为善的救赎情怀,专注于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和思考。作品让人看到的不仅是完整的情节结构和完美的结局,更是在危难中和面对生死威胁时的一种态度,以及人们内心深处的坚信:心理能量是自己人生旅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让读者意识到有健康的身体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在《花冠病毒》这部知识性思想性都很强的国内首部心理能量小说里面,毕淑敏用浓重的生命意识书写苦难,立体多维地描摹着世道人心,并且在灾难中执著地淘洗着人性的困厄和挣扎,思考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联系,不屈不挠地开掘着生命的正能量,释放出温暖的人性光芒。
  参考文献:
  [1] 毕淑敏:《花冠病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 毕淑敏:《非血之爱》,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 文远、余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4] 威廉·福克纳,李文俊选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福克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5] 邱焕玲:《近年来我国人文关怀思想研究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6] 宋海芽:《“正能量”一词的翻译和语义延伸的认知阐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赵先锋,平顶山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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