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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利益矛盾问题，是争取民心、民意，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下，对这一社会矛盾的客观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对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化解这一矛盾，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同时政策措施要有足够的艺术。
化解民生矛盾，解决民生问题，绝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群众“最盼”上赢民心：在群众“最急”上见行动；把群众的“怨声”变成“掌声”。
“在多元的社会中，存在矛盾冲突是正常现象，和谐并不排斥矛盾。从不和谐到和谐，要协调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中间必然有矛盾，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谐是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所达到的理想状态。和谐不在于无冲突，而在于把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解决。”省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庆元如斯说。王庆元曾多年身处化解社会矛盾第一线，对当前的社会矛盾有着独到的看法。他强调倾听群众的“怨声”，认为从中可以悟出化解社会矛盾的“道道”。本刊记者与王庆元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
记者：在当前诸多的社会矛盾中，涉及面广的是有关弱势群体的利益矛盾，我们就从这一问题谈起吧。
王庆元：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加快，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在改革中曾承担了改革发展成本的城镇失业、企业下岗、农村贫困人口，面对收入差距加大，感到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地位快速下滑，被剥夺感、不公感、无助感交织成“弱势心理”。而今，这种“弱势感”在社会上还有蔓延趋势。弱势群体涉及面广，直接与党的执政基础关连，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弱势群体经济上弱，但政治上并不弱；个体弱但总体不弱。应当看到，弱者为争得利益和生存，历来不怕付出。同时，弱者求诉的虽是经济问题，但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形成政治问题。这部分群体，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当下，对这一社会矛盾的客观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对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化解这一矛盾，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同时政策措施要有足够的艺术。应当说，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利益矛盾问题，是争取民心、民意，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重要工作。
记者：面对困难群众，要特别注意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困难。当前，关于民生方面的利益诉求矛盾，占社会矛盾总量的60％以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庆元：在民生方面既有改革深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又有历史遗留积累下来的老矛盾、老问题；既有体制之痛，也有利益之争；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主观人为因素都特别重要，或者说，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现实情况看，有些地方和部门在解决民生矛盾上工作措施不力，自觉程度差，甚至有的不推不动、推而不动，其主要原因是在执政理念和发展观念上有偏差。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把化解民生矛盾当作改革发展中的辅助性措施、临时性措施、维稳措施。事实上，化解民生矛盾，解决民生问题，绝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还有干部认为，经济发展了，民生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事实证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只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但不能完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和劳资矛盾等问题。经济绩效是维系执政和制度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但不是支撑执政和制度合法性的唯一因素。我们要重视可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的“资本”，更要重视看不见、摸不到、不可量化的人心向背，这里体现的是“价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能简单地看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如何，重要的是看是否拥有三个“民”，即民生、民心、民意。
着力化解民生矛盾，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所在。各级党委政府，在化解民生矛盾，解决民生重大问题上，要舍得投入精力、舍得投入资金，要常议常抓。要建立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社会制度体系；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下大力气抓好事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工程项目；要诚心诚意扎实有效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在群众“最盼”上赢得民心，在群众“最急”上见行为见真情；在群众“最怨”上理顺情绪，改进作风；在群众“最怕”上给政策、给环境，让老百姓生活得踏实。
记者：群体性事件也值得特别注意，社会敏感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大，定性和处理往往十分困难。
王庆元：群体性事件以社会矛盾为基础，以某个社会热点为动因，以群体参与为特征，以过激行为为表现方式，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集中了大量参与者和各种社会情绪。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和形成是社会各种矛盾合力作用的结果，总体上是非对抗性的。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利益主导性的矛盾，主体和客体之间主要是利益上的矛盾，只有极少数具有政治色彩、文化色彩。
这种矛盾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参与事件的大多数人一般是人民群众，同时可能隐藏着个别违法犯罪者；另一方面，参与人违法、冲突升级有可能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有效地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需要遵循规律，讲究科学的工作策略，妥善做好源头控制，超前防范、现场处置和事后化解等各环节工作。在源头控制、超前防范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掌握信息，并及时采取得力措施，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基层化解。在现场处置中，事发单位的领导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及时与群众对话，倾听群众诉求，不能回避矛盾，更不能激化矛盾。在事后化解中，要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抓好落实，取信于民。
记者：及时、稳妥化解社会矛盾是各级党委的重大政治责任，这种责任必须落到实处。
王庆元：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明责、履责，矛盾处理不当要严肃问责。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回避不了，对于妥善化解矛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识提高了，才能进入化解矛盾的自觉状态。其次，党政一把手，要亲历亲为地去解决涉及群体性的利益矛盾、解决影响当地稳定的疑难问题。以自己的行为去带领和影响一班人重视这个问题。再次是要真正实行责任追究，对那些漠视矛盾、激化矛盾、甚至是制造矛盾的干部，要进行责任追究，使一些不作为的惰性干部，在解决矛盾中不能怠慢、不敢怠慢；使那些为利益驱动、“政绩”冲动的违规违法的干部不能乱作为、不敢胡作为。
记者：有些社会矛盾是本不该发生的，本不该激化。在矛盾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干部作风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王庆元：关键的是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能够实质性的使群众参与、群众选择、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特别在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等关键问题上，要充分体现群众的意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让群众有话语权，让群众对干部的选票、评判有份量、有重量。
从当前看，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从民所愿”的决策机制，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办事机制，公民有序参与的监督机制，民主考核干部机制。真正培养干部爱民、敬民、畏民意识，使干部在老百姓面前具有谦卑的公仆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哪还会引发那么多社会矛盾呢?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改进作风、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尤其要注意倾听群众的“怨声”。“怨声”中载着道。“怨声”中有批评、有指责、有维权、有要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民情、纠正错误、化解矛盾，把群众的“怨声”变成“掌声”。“怨声”中有说理、有评价、有建议、有希望，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借助民力，使我们的决策更加民主、更加科学。
责任编辑：刘卫东
当下，对这一社会矛盾的客观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对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化解这一矛盾，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同时政策措施要有足够的艺术。
化解民生矛盾，解决民生问题，绝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群众“最盼”上赢民心：在群众“最急”上见行动；把群众的“怨声”变成“掌声”。
“在多元的社会中，存在矛盾冲突是正常现象，和谐并不排斥矛盾。从不和谐到和谐，要协调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中间必然有矛盾，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谐是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所达到的理想状态。和谐不在于无冲突，而在于把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解决。”省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庆元如斯说。王庆元曾多年身处化解社会矛盾第一线，对当前的社会矛盾有着独到的看法。他强调倾听群众的“怨声”，认为从中可以悟出化解社会矛盾的“道道”。本刊记者与王庆元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
记者：在当前诸多的社会矛盾中，涉及面广的是有关弱势群体的利益矛盾，我们就从这一问题谈起吧。
王庆元：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加快，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在改革中曾承担了改革发展成本的城镇失业、企业下岗、农村贫困人口，面对收入差距加大，感到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地位快速下滑，被剥夺感、不公感、无助感交织成“弱势心理”。而今，这种“弱势感”在社会上还有蔓延趋势。弱势群体涉及面广，直接与党的执政基础关连，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弱势群体经济上弱，但政治上并不弱；个体弱但总体不弱。应当看到，弱者为争得利益和生存，历来不怕付出。同时，弱者求诉的虽是经济问题，但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形成政治问题。这部分群体，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当下，对这一社会矛盾的客观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对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化解这一矛盾，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同时政策措施要有足够的艺术。应当说，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利益矛盾问题，是争取民心、民意，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重要工作。
记者：面对困难群众，要特别注意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困难。当前，关于民生方面的利益诉求矛盾，占社会矛盾总量的60％以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庆元：在民生方面既有改革深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又有历史遗留积累下来的老矛盾、老问题；既有体制之痛，也有利益之争；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主观人为因素都特别重要，或者说，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现实情况看，有些地方和部门在解决民生矛盾上工作措施不力，自觉程度差，甚至有的不推不动、推而不动，其主要原因是在执政理念和发展观念上有偏差。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把化解民生矛盾当作改革发展中的辅助性措施、临时性措施、维稳措施。事实上，化解民生矛盾，解决民生问题，绝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还有干部认为，经济发展了，民生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事实证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只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但不能完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和劳资矛盾等问题。经济绩效是维系执政和制度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但不是支撑执政和制度合法性的唯一因素。我们要重视可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的“资本”，更要重视看不见、摸不到、不可量化的人心向背，这里体现的是“价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能简单地看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如何，重要的是看是否拥有三个“民”，即民生、民心、民意。
着力化解民生矛盾，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所在。各级党委政府，在化解民生矛盾，解决民生重大问题上，要舍得投入精力、舍得投入资金，要常议常抓。要建立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社会制度体系；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下大力气抓好事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工程项目；要诚心诚意扎实有效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在群众“最盼”上赢得民心，在群众“最急”上见行为见真情；在群众“最怨”上理顺情绪，改进作风；在群众“最怕”上给政策、给环境，让老百姓生活得踏实。
记者：群体性事件也值得特别注意，社会敏感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大，定性和处理往往十分困难。
王庆元：群体性事件以社会矛盾为基础，以某个社会热点为动因，以群体参与为特征，以过激行为为表现方式，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集中了大量参与者和各种社会情绪。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和形成是社会各种矛盾合力作用的结果，总体上是非对抗性的。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利益主导性的矛盾，主体和客体之间主要是利益上的矛盾，只有极少数具有政治色彩、文化色彩。
这种矛盾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参与事件的大多数人一般是人民群众，同时可能隐藏着个别违法犯罪者；另一方面，参与人违法、冲突升级有可能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有效地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需要遵循规律，讲究科学的工作策略，妥善做好源头控制，超前防范、现场处置和事后化解等各环节工作。在源头控制、超前防范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掌握信息，并及时采取得力措施，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基层化解。在现场处置中，事发单位的领导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及时与群众对话，倾听群众诉求，不能回避矛盾，更不能激化矛盾。在事后化解中，要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抓好落实，取信于民。
记者：及时、稳妥化解社会矛盾是各级党委的重大政治责任，这种责任必须落到实处。
王庆元：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明责、履责，矛盾处理不当要严肃问责。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回避不了，对于妥善化解矛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识提高了，才能进入化解矛盾的自觉状态。其次，党政一把手，要亲历亲为地去解决涉及群体性的利益矛盾、解决影响当地稳定的疑难问题。以自己的行为去带领和影响一班人重视这个问题。再次是要真正实行责任追究，对那些漠视矛盾、激化矛盾、甚至是制造矛盾的干部，要进行责任追究，使一些不作为的惰性干部，在解决矛盾中不能怠慢、不敢怠慢；使那些为利益驱动、“政绩”冲动的违规违法的干部不能乱作为、不敢胡作为。
记者：有些社会矛盾是本不该发生的，本不该激化。在矛盾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干部作风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王庆元：关键的是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能够实质性的使群众参与、群众选择、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特别在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等关键问题上，要充分体现群众的意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让群众有话语权，让群众对干部的选票、评判有份量、有重量。
从当前看，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从民所愿”的决策机制，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办事机制，公民有序参与的监督机制，民主考核干部机制。真正培养干部爱民、敬民、畏民意识，使干部在老百姓面前具有谦卑的公仆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哪还会引发那么多社会矛盾呢?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改进作风、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尤其要注意倾听群众的“怨声”。“怨声”中载着道。“怨声”中有批评、有指责、有维权、有要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民情、纠正错误、化解矛盾，把群众的“怨声”变成“掌声”。“怨声”中有说理、有评价、有建议、有希望，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借助民力，使我们的决策更加民主、更加科学。
责任编辑：刘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