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因日本森友学园旗下塚本幼儿园推行“尊皇”“爱国”教育而備受争议的《教育敕语》问题，再度成为日本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批评的焦点。与此同时，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也指出日本要建设“道义国家”就必须回复敕语精神。最近安倍内阁又表示不反对各学校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不难发现，在安倍政府加紧强化“爱国心”教育步伐的今天，这种尚未跳出敕语精神窠臼、恋执“传统”的情形所透露出的是，在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进程中，“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社会的共同议题。
　　我们必须回溯这种状况形成的历史地层，从战后日本的“原点”梳理并总结战后日本有关教育敕语问题讨论的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爱国心”在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我们不能忽视形成此种价值观念，并在战前与战时支配日本国民意识形态的《教育敕语》。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敕语》其实也具有作为国家神道教典的功能，与《国体的本义》（一九三七）、《臣民之道》（一九四一）一样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文本。
　　自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以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现实经验为其取向坐标，推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迈向近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也会产生近代化与传统的价值观混杂的局面。如何实现价值的统一、培养近代国民国家所需要的国民意识成为明治政府与知识精英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八九○年（明治二十三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使此前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甚嚣尘上的德育论争告一段落，由此确立此后日本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即“义勇奉公”“扶翼皇运”的国家主义教育。与此同时，作为道德教育的“修身”教育逐步得到强化。《教育敕语》作为近代日本天皇统治的重要支柱，对战前、战时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神道中对于皇室祖宗的追念以及对天皇的忠诚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的神圣使命意识，为日本培养出庞大的“忠孝”国民群体。正是由于“忠孝”国民群体的存在，日本才得以实现举国一致，并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侵略战争。
　　但是，以十九世纪末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为制度依据和精神根干的“国体”观念却因战败而丧失了其规范国民精神的效力。一九四七年三月，《教育基本法》公布并实施，从时间上来看，它的实施早于《日本国宪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在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废墟上，如何培养出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人成为日本战后民主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在一些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看来，《教育基本法》中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局限便是其并未涉及有关精神层面的课题。占领期的民主改革虽然确立了战后日本的民主体制，却无法解决日本人在面临战败时所受的精神沖击，以及面临战后遽变世界的自我失落。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众参两院迫于美国占领当局压力相继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排除决议》《关于教育敕语等的失效确认的决议》，这使得近代以来日本人所尊信的天皇的“神性”“灭私奉公”的精神等价值观念发生崩塌，也意味着战后的日本丧失了“伦理教育的根本原理”。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众参两院通过关于《教育敕语》废止的决议，占领军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下实施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机构）与日本文部省就《教育敕语》问题展开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交锋，而最终达成的这两份决议案可以说是各方势力最终妥协的结果。然而，众参两院的两份决议案中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排除”与“失效”的不同措辞反映出众参两院在对《教育敕语》处置上的对立态度。在众议院的决议案中，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诏敕违反了日本国宪法强调的“主权在民”理念，且由于其中蕴含的神话式的国体观会招致“国际信义”等问题，于是根据日本宪法第九十八条—“违反宪法条规的法律、命令、诏敕及关于国务等其他行为的全部或是一部分不再具有其效力”的规定，“排除”《教育敕语》等诏敕。但是，参议院的决议案主旨则在于确认敕语的失效，并未涉及敕语的排除问题。在这次参议院本会议上，曾担任过文部大臣的田中耕太郎在朗读完决议案后做了这样的说明：“且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这是法理上的问题，本决议案的性质是为了确认《教育敕语》等的失效，并非是指《教育敕语》等在今天开始被废止或是被排除……本决议案并非言及与宪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的关系。”这样的表述其实从根本上回避了对《教育敕语》的反思及批判，甚至流露出敕语仍可“今用”的心态。而这种论调在田中耕太郎发表的很多有关敕语的言论中俯拾即是。田中认为，《教育敕语》在过去被国家主义者滥用，并被文部省及教育者用于培养国民的盲目服从。然而这是滥用者的罪责，不应归罪于天皇或是《教育敕语》的内容。《教育敕语》中集合了个人道德、家族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等诸多规范，与儒教、佛教、基督教的伦理有共通之处，具有普遍性。其中的“一旦缓急”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绝非谬误。
　　两份决议案内容虽有所不同，却共同蕴含了否定“去教育敕语”的基本看法，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一、《教育敕语》与明治宪法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其基调与明治宪法的精神一致，然而在战后，其必然也要与明治宪法一起走向丧失效力的命运；二、承认《教育敕语》中存在着部分真理，虽然否定了其作为教育的根本原理、最高原理的地位，但并不否定其作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继续存在；三、《教育敕语》是关于伦理道德的一个历史文献，是一份过去的文本，这也意味着在将来日本的道德重建中不能完全丢掉这一“传统”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敕语》被废止前后，朝野曾展开一段讨论。在拥护《教育敕语》的声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认识，即认为《教育敕语》包含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道德。不能否认，敕语中的某些德目，如孝顺、友爱、信、恭俭、博爱等具有普遍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敕语开篇所指出的臣民之“忠孝”为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而其颁布的宗旨在于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并在“爱国心”的道德之名下，将日本人收敛进“国民”“臣民”的框架内，在国家“一旦缓急”之际，作为“臣民”须随时为天皇做出牺牲。然而，战后初期包括当时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在内的多数知识分子并未对《教育敕语》中的“忠孝”伦理做出深刻批判，他们依旧与“忠孝”伦理相互缠绕。如当时的教育家平野武夫就认为：“忠孝伦理的本质即使在今天也不应该有变化。”而兼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双重立场与身份的天野贞祐对于《教育敕语》的态度尤为典型。 　　在天野看来，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并不能使战后的日本人得到合适的安顿，毋宁说出现了从西方寻求到的民主主义使得日本从国家主义迅速向个人主义的一端转化的危机。他认为《教育敕語》的废止对于日本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敕语这一“传统”的资源仍然可以为战后的日本人提供“意义”。不过，他也意识到让这些德目以《教育敕语》的形式作为道德准则来教导国民是不妥当的，而应以其他的形式来发挥《教育敕语》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天野嘱托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编写了《国民实践要领》（一九五一）。这部被称作“天野敕语”的《要领》在某些内容上参照了《教育敕语》，甚至可以说继承了敕语的某些精神。天野虽然舍弃了“忠孝”伦理的语句，却用天皇是“道德的中心”这一逻辑对“忠孝”伦理进行改造，并以此来淡化、稀释“忠孝”伦理在战后日本道德重建中的恶劣印象。而这种对“忠孝”伦理的暧昧处理使得《国民实践要领》体现出一个异常明显的意图，即培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之心。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高坂正显为首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理想的日本人》（一九六六）更是继承了《要领》中所提倡的“爱国心”及“敬愛天皇”等的主旨。
　　作为日本“道德准则”的《教育敕语》虽然在战后的第三年被废止，但敕语背后的病症却被遮盖住了，没有被战后的日本人充分认知。五十年代初出现的《国民实践要领》仅仅是战后日本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诉求与重要文本吗？并非如此，五十年代的思想命题其实在更深的层面上制约了六十年代以后道德问题讨论的内在理路，而《理想的日本人》便是一个佐证。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这两个重要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通约的共同的历史地层，即在处理战后日本精神伦理的困境中，他们共同利用和分享了《教育敕语》的思想命题与理论资源，通过修复、再版《教育敕语》结构的基因，意图使敕语的基因逐渐固着于战后日本人的身心，成为他们的价值基线。
　　通过以上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去思考《教育敕语》及其对战后初期日本精神伦理秩序重建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由“旧时代”转入“新时代”，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虽然基本确立了日本的民主主义体制，但是由于日本并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为其凭借，所以也没有形成适合其社会发展的一套民主社会的伦理价值。在战后初期，旧的伦理尚未完全崩塌，新的民主伦理也尚未诞生，新旧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使得日本社会呈现出这样一幅场景：一方面是对民主化及新生的赞歌，另一方面却也飘荡着对往昔精神风土的眷恋以及难以割舍的“乡愁”。
　　从战前、战时那种以国家为本位的价值系统中解放出来的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安顿？在日本“爱国心”的别样回声中，《教育敕语》作为一种历史地层，被视作战后日本道德秩序重建的“传统”资源之一。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传统”并非是客观存在着的，而是被重新建构的。然而，其本身却也是战后日本无法建设正常民主社会伦理的矛盾所在。其结果就是使得许多日本人的内心充满了冲突与紧张感，也使得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丧失了从国家意识的笼罩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更使得战后日本的精神伦理建设在今天仍然在歧途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