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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伯明翰学派纷繁复杂的著作统一起来是学者们共同拥有的文化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彰显出对普通大众的关怀，具有显著的“民粹”特征。以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为主的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民众文化活动，代表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
关键词：文化生产民粹主义；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88-02
伯明翰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非常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一点令其与精英立场的大众文化观分道扬镳，彰显了学者们关注平民大众的文化政治情结，这种情结被吉姆·麦克盖根冠名为“文化民粹主义”。通读伯明翰学派的众多著述可以看出，这种文化民粹主义的发展沿着两条清晰的轨线：一种导向生产主义，一种导向消费主义，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生产民粹主义肇始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准确地讲是 “左翼文化主义”）。它表明文化研究的立场转移，从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转向底层大众的立场，从而导致对文化认识的改变。
文化主义这个词被理查德·约翰逊用来说明伯明翰学派三位开创人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著作的理论统一。尽管三位理论家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告别英国传统精英文化研究，但有一个方法将它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坚持通过对某一社会的文化进行分析—— 一种文化的作品形式和有记载的活动——可以恢复生产和消费该社会的文化作品和实践的男女老少们，应共同拥有规范的行为和思想体系。”这种分析展示了两个特点：一是将文化生产纳入了生产的范围，二是承认文化的共享以及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前者因不满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经济决定论而与其对话的结果；后者与反对传统精英文化路线有关。这种方法肇始于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一书。书中，霍加特流露出了对大众文化的忧虑，他把童年时代作为一名学生在北方工业城市的经历与时下消费社会出现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对比，追缅了过去美好的工人阶级文化。他在该书的前一部分描写了一个“传统的秩序”；在后一部分描写了“让位给新秩序”，即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威胁。他认为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人民亲身创造的文化，“人民创造”是其核心特点，这种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有机关联，融入了民众的意愿和情感，他们自娱自乐，享受生活，而且人民极具合作精神和群体意识，形成了一个个工人阶级的城市中心；这种生活在50年代受到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浸染，这种新文化看起来绚丽多彩，富有魅力，但浅薄枯燥，一味崇尚享乐主义，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它们以牛奶吧、电子游戏厅的面目呈现，弥散着萎靡不振的气息，它们并非由民众创造却貌似由民众创造，无时无刻不在对民众进行欺骗、控制与强迫活动，肆无忌惮地以新文化的形式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展开进攻。
尽管与霍加特稍前的精英文化一样，他也怀着对大众文化堕落的忧思，且把抵制大众文化的手段寄厚望于教育。然而也存在一个让他与精英文化产生关键分歧的重要事实：他所缅怀的“美好过去”并非17世纪的有机文化，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而这正是精英者们反对的“坏文化”。仅此可见，《文化的用途》实际上是对精英主义的一种含蓄批判。他的《文化的用途》对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更加给予了一种特殊关注，研究的视点体现了一种立场的决定性改变，认为文化创作于工人阶级内部，其著作显示出了“有可能探讨出文化变革所富含的意义”。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不同态度彰显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主要体现在于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和商业的价值。这种态度后来逐渐被确立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个共守的准则。但是，也许正如阿兰·斯威伍德所认为的那样，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从理论观点来看“也未免过于流俗，只停留在印象的阶段”，他几乎采用的是“流于静态”的“白描式”的方法来展现工人阶级“浮面”的生活，所以他的文化观尚不成系统带有消极性。赋予文化有机的整体观，展示出其变动不居的内涵且跳出文化狭隘定义窠臼的当归功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入口处的巨人”威廉斯。他通过《文化与社会》与《漫长的革命》一破一立两部著作建构了自己的“共同文化”观。前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文化—--社会传统，后者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使文化的内涵扩大到“生活的总体方式”广度并提到了理论化的高度。工人阶级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在剑桥求学体会到的文化隔阂与歧视赋予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促使其一直坚持为自己的阶级奔走呼告，争取平等的话语权。
威廉斯从某种绝对或普遍的价值观出发将第一种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是对在生活或作品中那些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的、或与人类的普遍状况永久相关的价值观的发现和描写”；第二种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是指那些记录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化作品和活动，即“理性和想象作品的主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把文化视为描述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威廉斯的文化观目的在于反对文化的两种解释，“一是唯心主义传统中把文化等同于观念，另一种是精英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理想”。这种观念还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基础与上层建筑作截然的划分，认为文化没有自己的社会功能而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文化观。既然文化是社会各种成分融合的整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形成互动，谁具有优先权、谁决定谁的问题就值得商榷。威廉斯由此对庸俗的唯物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和阐释，提出了颇有特色的文化唯物史观，使上层建筑摆脱了经济基础的束缚，获得了相对自主。将上层结构的各种活动视为本身具有物质性与生产性的行为，构建出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伯明翰学派后期的继承者菲斯克在这一点上与威廉斯的观点一脉相通，继承了文化主义将阐释作为了解意义的重要方式的传统。他进一步把文化产品和文化作了区分，促使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产生了断裂。
可见，威廉斯这样目的明确的文化观在霍加特走马观花式的文化研究方式中并没有被反映出来。他更直观地让我们看到了他为大众争取文化权利所作出的努力。他一直致力于使文化摆脱狭隘的精英惯例，打破文化传统中长期坚持的少数人创造和消费文化的权利，让普通大众也能在创造与消费文化方面分一杯羹，变大写的文化为小写的复数文化，让大众文化成为民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而创建共同文化。然而，这种共同文化的形成因为人们缺少真正的共同经验而变得困难。人为制造的共同体分裂的不平等是阻止这种经验形成的主要因素。为此，首要需要摒弃“大众”这个幻觉观念，因为威廉斯认为“实际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大众的那种看法”，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把大多数人塑造成为可恨可怕的“暴民”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所以，承认生命的平等与个人的个性与价值是迈向共同文化的前提。显然，对于英国文化的“选择性传统”而言，威廉斯的观点挑战了精英文化的特权，民主与开放被纳入文化，构成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政治上的反动宣言。 尽管如此，威廉斯的文化观因为没有足够重视阶级斗争仍然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归入了“民粹主义者”队伍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文化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汤普森批评威廉斯在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时一味突出文化中的“和谐一致”因素，忽略了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之间互相竞争与冲突的事实，特别是忽略了阶级斗争。汤氏的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其核心体现在“两个抵制”：一是为了恢复文化的重要性，他与威廉斯一样，抵制被简单化的“基础——上层”模式和庸俗化的“基础决定论”；二是为了恢复人类主体“能动”的重要性，他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决定论，凸显文化氛围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太阳那样在固定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的时候”，它的形成“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与他们自己的激进文化和政治体制有关”。汤普森坚持“活”文化与主体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活的”实践与关系，在其中，主体的作用应该被置于重要地位。主体始终处于利益与力量的争夺之中，这种摩擦就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对历史的本质进行了还原。它志在纠正官方历史漠视普通大众的“不平衡”的记载方式，将普通男女的日常经历、他们的价值观、思想行动、欲望情感作为描写的对象，致力于将“贫穷的织袜工、反对机械化的佃农、‘被淘汰的’手工操作织布机的织工、‘乌托邦’的工匠，甚至被欺骗的乔安娜·苏斯考特的追随者，从后人了不起的屈尊府就的态度中解救出来。”在汤普森的历史概念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不再是只用于“统计基数的资料”，而是为历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他的历史不是强调记住伟人和高贵者的所作所为，而是面向那些被官史所遗忘的碌碌大众，书写他们的平常生活。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评价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果你要概括的话，我只得说历史学家要自始至终去倾听。”在英国历史上选择倾听的历史学家不只汤普森一人，只不过他们倾听的是达官贵人，而汤氏却将耳朵朝向了普通人。倾听对象的不同，将他的历史归入了“社会底层史”。也就是因为他对下层人民关心的“民粹情感”，尽管他反对用文化主义来描述自己的著作，这一点却把他与文化主义捆绑在一起。
通过回顾伯明翰三位创始人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左翼文化主义的民粹取向的共同之处：首先，标举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给大众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第二，强调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突出了大众文化这个“活生生”的特点，并且文化经验的重要性被“拔高”；第三，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注重挖掘他们的能动因素、价值取向和个人经历。尽管如此，伯明翰文化研究早期的这种民粹趋向却是有限度的。“激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霍加特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贬低精英文化，张扬工人阶级的文化；汤普森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结构对文化所起的作用；威廉斯则坚持文化具有“已知的意义”与“指向”的两面性。在他眼中，文化既是最普通的共有意义的“传统”，又是最精巧的独特含义的“创造性”，正是对后者的突出使得他和只一味追求大众消费和大众趣味的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者产生了分野。这种“民粹主义”因为对阐释策略与日俱增的固执偏爱，没有充分领会和理解文化消费的历史和经济状况，把关注的焦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最终走向了“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导致文化研究陷入了范式危机的痛苦之中。尽管如此，两种民粹主义之间也只是存在度上的差异，它们之间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文化生产民粹主义；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88-02
伯明翰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非常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一点令其与精英立场的大众文化观分道扬镳，彰显了学者们关注平民大众的文化政治情结，这种情结被吉姆·麦克盖根冠名为“文化民粹主义”。通读伯明翰学派的众多著述可以看出，这种文化民粹主义的发展沿着两条清晰的轨线：一种导向生产主义，一种导向消费主义，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生产民粹主义肇始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准确地讲是 “左翼文化主义”）。它表明文化研究的立场转移，从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转向底层大众的立场，从而导致对文化认识的改变。
文化主义这个词被理查德·约翰逊用来说明伯明翰学派三位开创人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著作的理论统一。尽管三位理论家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告别英国传统精英文化研究，但有一个方法将它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坚持通过对某一社会的文化进行分析—— 一种文化的作品形式和有记载的活动——可以恢复生产和消费该社会的文化作品和实践的男女老少们，应共同拥有规范的行为和思想体系。”这种分析展示了两个特点：一是将文化生产纳入了生产的范围，二是承认文化的共享以及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前者因不满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经济决定论而与其对话的结果；后者与反对传统精英文化路线有关。这种方法肇始于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一书。书中，霍加特流露出了对大众文化的忧虑，他把童年时代作为一名学生在北方工业城市的经历与时下消费社会出现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对比，追缅了过去美好的工人阶级文化。他在该书的前一部分描写了一个“传统的秩序”；在后一部分描写了“让位给新秩序”，即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威胁。他认为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人民亲身创造的文化，“人民创造”是其核心特点，这种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有机关联，融入了民众的意愿和情感，他们自娱自乐，享受生活，而且人民极具合作精神和群体意识，形成了一个个工人阶级的城市中心；这种生活在50年代受到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浸染，这种新文化看起来绚丽多彩，富有魅力，但浅薄枯燥，一味崇尚享乐主义，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它们以牛奶吧、电子游戏厅的面目呈现，弥散着萎靡不振的气息，它们并非由民众创造却貌似由民众创造，无时无刻不在对民众进行欺骗、控制与强迫活动，肆无忌惮地以新文化的形式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展开进攻。
尽管与霍加特稍前的精英文化一样，他也怀着对大众文化堕落的忧思，且把抵制大众文化的手段寄厚望于教育。然而也存在一个让他与精英文化产生关键分歧的重要事实：他所缅怀的“美好过去”并非17世纪的有机文化，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而这正是精英者们反对的“坏文化”。仅此可见，《文化的用途》实际上是对精英主义的一种含蓄批判。他的《文化的用途》对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更加给予了一种特殊关注，研究的视点体现了一种立场的决定性改变，认为文化创作于工人阶级内部，其著作显示出了“有可能探讨出文化变革所富含的意义”。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不同态度彰显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主要体现在于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和商业的价值。这种态度后来逐渐被确立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个共守的准则。但是，也许正如阿兰·斯威伍德所认为的那样，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从理论观点来看“也未免过于流俗，只停留在印象的阶段”，他几乎采用的是“流于静态”的“白描式”的方法来展现工人阶级“浮面”的生活，所以他的文化观尚不成系统带有消极性。赋予文化有机的整体观，展示出其变动不居的内涵且跳出文化狭隘定义窠臼的当归功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入口处的巨人”威廉斯。他通过《文化与社会》与《漫长的革命》一破一立两部著作建构了自己的“共同文化”观。前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文化—--社会传统，后者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使文化的内涵扩大到“生活的总体方式”广度并提到了理论化的高度。工人阶级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在剑桥求学体会到的文化隔阂与歧视赋予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促使其一直坚持为自己的阶级奔走呼告，争取平等的话语权。
威廉斯从某种绝对或普遍的价值观出发将第一种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是对在生活或作品中那些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的、或与人类的普遍状况永久相关的价值观的发现和描写”；第二种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是指那些记录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化作品和活动，即“理性和想象作品的主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把文化视为描述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威廉斯的文化观目的在于反对文化的两种解释，“一是唯心主义传统中把文化等同于观念，另一种是精英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理想”。这种观念还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基础与上层建筑作截然的划分，认为文化没有自己的社会功能而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文化观。既然文化是社会各种成分融合的整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形成互动，谁具有优先权、谁决定谁的问题就值得商榷。威廉斯由此对庸俗的唯物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和阐释，提出了颇有特色的文化唯物史观，使上层建筑摆脱了经济基础的束缚，获得了相对自主。将上层结构的各种活动视为本身具有物质性与生产性的行为，构建出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伯明翰学派后期的继承者菲斯克在这一点上与威廉斯的观点一脉相通，继承了文化主义将阐释作为了解意义的重要方式的传统。他进一步把文化产品和文化作了区分，促使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产生了断裂。
可见，威廉斯这样目的明确的文化观在霍加特走马观花式的文化研究方式中并没有被反映出来。他更直观地让我们看到了他为大众争取文化权利所作出的努力。他一直致力于使文化摆脱狭隘的精英惯例，打破文化传统中长期坚持的少数人创造和消费文化的权利，让普通大众也能在创造与消费文化方面分一杯羹，变大写的文化为小写的复数文化，让大众文化成为民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而创建共同文化。然而，这种共同文化的形成因为人们缺少真正的共同经验而变得困难。人为制造的共同体分裂的不平等是阻止这种经验形成的主要因素。为此，首要需要摒弃“大众”这个幻觉观念，因为威廉斯认为“实际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大众的那种看法”，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把大多数人塑造成为可恨可怕的“暴民”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所以，承认生命的平等与个人的个性与价值是迈向共同文化的前提。显然，对于英国文化的“选择性传统”而言，威廉斯的观点挑战了精英文化的特权，民主与开放被纳入文化，构成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政治上的反动宣言。 尽管如此，威廉斯的文化观因为没有足够重视阶级斗争仍然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归入了“民粹主义者”队伍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文化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汤普森批评威廉斯在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时一味突出文化中的“和谐一致”因素，忽略了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之间互相竞争与冲突的事实，特别是忽略了阶级斗争。汤氏的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其核心体现在“两个抵制”：一是为了恢复文化的重要性，他与威廉斯一样，抵制被简单化的“基础——上层”模式和庸俗化的“基础决定论”；二是为了恢复人类主体“能动”的重要性，他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决定论，凸显文化氛围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太阳那样在固定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的时候”，它的形成“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与他们自己的激进文化和政治体制有关”。汤普森坚持“活”文化与主体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活的”实践与关系，在其中，主体的作用应该被置于重要地位。主体始终处于利益与力量的争夺之中，这种摩擦就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对历史的本质进行了还原。它志在纠正官方历史漠视普通大众的“不平衡”的记载方式，将普通男女的日常经历、他们的价值观、思想行动、欲望情感作为描写的对象，致力于将“贫穷的织袜工、反对机械化的佃农、‘被淘汰的’手工操作织布机的织工、‘乌托邦’的工匠，甚至被欺骗的乔安娜·苏斯考特的追随者，从后人了不起的屈尊府就的态度中解救出来。”在汤普森的历史概念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不再是只用于“统计基数的资料”，而是为历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他的历史不是强调记住伟人和高贵者的所作所为，而是面向那些被官史所遗忘的碌碌大众，书写他们的平常生活。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评价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果你要概括的话，我只得说历史学家要自始至终去倾听。”在英国历史上选择倾听的历史学家不只汤普森一人，只不过他们倾听的是达官贵人，而汤氏却将耳朵朝向了普通人。倾听对象的不同，将他的历史归入了“社会底层史”。也就是因为他对下层人民关心的“民粹情感”，尽管他反对用文化主义来描述自己的著作，这一点却把他与文化主义捆绑在一起。
通过回顾伯明翰三位创始人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左翼文化主义的民粹取向的共同之处：首先，标举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给大众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第二，强调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突出了大众文化这个“活生生”的特点，并且文化经验的重要性被“拔高”；第三，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注重挖掘他们的能动因素、价值取向和个人经历。尽管如此，伯明翰文化研究早期的这种民粹趋向却是有限度的。“激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霍加特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贬低精英文化，张扬工人阶级的文化；汤普森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结构对文化所起的作用；威廉斯则坚持文化具有“已知的意义”与“指向”的两面性。在他眼中，文化既是最普通的共有意义的“传统”，又是最精巧的独特含义的“创造性”，正是对后者的突出使得他和只一味追求大众消费和大众趣味的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者产生了分野。这种“民粹主义”因为对阐释策略与日俱增的固执偏爱，没有充分领会和理解文化消费的历史和经济状况，把关注的焦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最终走向了“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导致文化研究陷入了范式危机的痛苦之中。尽管如此，两种民粹主义之间也只是存在度上的差异，它们之间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