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崇祯二年（1629年），李渔在扶父亲灵柩归葬之后，将自己的家室也迁回了兰溪。不久，当地疫病流行，先是李渔染病，接着妻子徐氏被传染。刚刚经历丧夫之痛的老母亲，担起了照顾儿子、儿媳的重任。
一日，卧病在床的李渔，对素来喜好的杨梅念念不忘。咽了半晌口水，还是没忍住，抬眼问了句：“杨梅上市了没？”家人询问医生，知道杨梅是“大热之物”，病中应禁食，便告诉他：“没看见街上有卖。”可就在这时，走街串巷叫卖杨梅的声音传来，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去买。没想到，吃杨梅不仅没有加重病情，反而起到了神奇的效果。
后来，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疗病第六》中，记下这个康复过程：“及其既得，才一沁齿而满胸之郁结俱开，咽入腹中，则五脏皆和，四体尽适，不知前病为何物矣。”他还由此得意洋洋地总结：“本性嗜好之物可以当药。”
李渔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既是个俗人，又是个雅人。明末清初的江南文化圈里，有人把他捧为社会名流、文化巨子；也有一些自命清高的知识精英阶层将他视为异类。李渔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虽然在所处的时代被人诟病，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非常高——他倡编的《芥子园画谱》流传至今，被黄宾虹、齐白石等视为经典范本；他写成的《闲情偶寄》深谙生活之道，被林语堂称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今天再回望他的所思所想，更令我们感慨——他在创新的路上，竟与现代人的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于李渔的出生，有一则有趣的传闻。据说母亲生他时难产，就在床上乱槌乱叫。床板眼看摇摇欲坠。别人见状，只好去请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扳着手指一算，说此地阴气太盛，阳气不旺，于是大家把李渔母亲搬到向阳的山岗之上，这样才把他生下来。因为这个缘故，家里人以为这个孩子是有些天才的，于是为其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
李渔少时即以神童之名闻达乡里，跟随父亲时习医药，也读书经。他才气横溢，赋诗作文大有可观，年纪轻轻就是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但是，科举仕途之路，李渔走得并不顺利，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赴杭州应乡试，却名落孙山，这次失利给李渔造成很大打击，他挥笔写下：“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三年后，他重整旗鼓，乘船再赴杭州应试，不料半路传来消息，清人的铁骑已横扫江南，明王朝风雨飘摇，马上要覆灭了。国难当头，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前路茫茫，该向何处？李渔只好退而耕钓，正如他在《应试中途闻警归》中所写：“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
仕与隐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出路，李漁曾想效仿姜太公钓鱼，“且将香饵钓金鳌”，但是在清初，此“终南捷径”显然不通。他只好老老实实地效仿戴笠披蓑的渔翁，在故乡兰溪夏李村（即下李村）营构草庐，过起耕钓自食的隐居生活。
那时的李渔，已至不惑之年，他一无功名，二无儿子，三无银钱，这半生唏嘘的境况，与“李仙侣”的名字毫不沾边。一气之下，他决定改名为“李渔”，字笠鸿，号“湖上笠翁”，“嗟我一生喜戴笠，梦魂无日去舟楫”。
夏李村有座伊山头，高不过三十余丈，李渔便在“先人墟墓边”搭建了一座草堂，构筑他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他决定追随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逸致，在此地隐居终老。
李渔一生对园林居室文化情有独钟，伊园展露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在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前提下，他在园内构筑了廊、桥、轩、亭诸景，美名其曰“打果轩”“燕又堂”“来泉灶”“停舸”等——而所谓的“打果轩”只不过是窗前种几棵枣树而已，“来泉灶”只不过是用一竹板将山后泉水引至灶前水缸而已。他还把屋前的一个小方塘与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
乡居期间，李渔在家门伊山下大路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且停亭”，自题一联刻在亭上：“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且停亭”还被誉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
然而一直念叨着“休碌碌”“且停停”的李渔，最终还是没能过上茅屋几间、薄田几亩、就此终老的乡居生活。营造伊山别业仅三年，他就写下《卖山券》，结束了神仙一般的隐居生活，举家移居杭州。
杭州自古繁华，经过明清换代之际的几年动乱，重新恢复了歌舞升平。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李渔，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在朋友的接济下，又举了一些债，他在杭州置了一所住宅，并给这处寓所题名“武林小筑”。
那段时间，杭州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李渔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中发现，这座复苏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均对戏剧、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民间娱乐市场大有可耕耘的空间。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时人所轻贱的“卖文字”之路，开启了“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生涯。
几年间，《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作品一上架，便畅销市场，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更是时新抢手货。“湖上笠翁”的名号一炮打响，家喻户晓。
他的作品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在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清朝初年，车、马、邮件均慢，然而这些作品却仿若不胫而走。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就能看到李渔新作。牟利的书商千方百计私刻翻印。那时的盗印没什么技术含量，买一本新书，自己找几个刻书匠在家里刻印就可以销往市场。更有甚者拿一个不知谁人的作品，打上“湖上笠翁”的名字蒙骗读者。李渔忙于交涉维权，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当时南京的盗版最多，翻刻者最猖狂，李渔鞭长莫及。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索性把家搬去南京，以便与不法出版商正面交锋。不料人刚到，又听说苏州的大批书商企图翻刻他的新作。待他赶到苏州，留在杭州的女婿沈心友又来信通知说，杭州私自翻版的新书已经刻好，不久即将出售。 面对这种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声泪俱下地进行控告：“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为了打击盗版，李渔想出了一个妙计，在完成一部新作后，他没有第一时间拿去印刷，而是挥笔给南京府衙写了一份诉状，知府大人读过李渔的不少书，听说他的书被抢，非常重视，即刻立案，天天派大批衙丁到市场上去查找，看有谁在卖这本新书。与此同时，李渔开始正式印刷这本书，并把印刷这本书的正规书商名单交给南京府衙，避免衙门误抓他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一边是衙门在市场上到处查找有没有人卖那些被抢的书；一边是正规书商们从李渔手上拿书投向市场。而那些平时靠印刷盗版书吃饭的无良书商，看到市场上风声这么紧，哪里还敢再盗印。
但对于李渔来说，这场维护版权的斗争还只是开始。为打击盗版，他干脆搬到盗印最猖獗的南京，创立了“芥子园书铺”，其名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写作、印刻、发行、销售一条龙，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开文化产业之先河。
就这样，芥子园在与伪书、劣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后来“芥子园”书铺屡经转手，但李渔奠定的良好传统一直保持，使芥子园成为清朝出版业的著名品牌，沿袭两百多年，今日很多图书收藏者仍以收藏芥子园印行的图书为荣。
移居南京后，为了支付一大家子日常奢华挥霍的开支，李渔不得不过起了亦文、亦商、亦优的奇特生活。
一方面，他仍操旧业，继续卖文刻书。芥子园书铺开张后，认准商机、左右开弓的李渔大规模地从事编辑、出版及销售发行书籍的活动，把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芥子园书铺既出版他自己的作品，也编刊各种畅销的通俗读物，如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还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
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心友搜集整理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这套前后辑为四册的美术作品，代表着清代前期雕版彩色印刷的高峰，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称其：“初印本用开化纸套色精印，绚丽夺目。此书为画学津梁，初学画者多习用之。”画家如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都把此书作为学习范本；鲁迅当年也买过一套送给许广平，并在书的扉页写下：“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举凡作者，大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样化的呈现，李渔向来对戏剧情有独钟，自然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导演自己的戏剧作品。
在南京城积累了一定财富和人脉基础后，李渔应邀去游山玩水，在途径山西临汾和甘肃兰州期间，获友人相赠的乔、王二姬。此二姬的戏剧天赋极高，李渔喜出望外，将她们带回南京，悉心调教，组成了“家班女戏”（即全用女演员）。他自任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不过，他的家庭戏班和《红楼梦》中贾府只供主人娱乐的家班迥异，带有营利性质。
李渔常常带着家班，到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府上巡回演出。他赋诗撰联，说书谈艺，为他们写应酬文字、设计亭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选编出书。官员们则向李渔回馈财物。这种明清时期风行的社会现象，被称为“打抽丰”，又叫“打抽风”或“打秋风”。《四库全书总目》中对此种现象解释得明白：“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偕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如果说李渔仅仅是以创作出售戏曲剧本为生，虽然地位低下，却品格清高，还不至于受到士大夫的白眼；而自从他创办了自己的家庭戏班后，带着女班献艺于缙绅之间，这就不免让士大夫们觉得成何体统了。
当然，李渔对这种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也有着自知之明和深刻自嘲。他在《多丽·过子陵钓台》词中，说自己与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比起来“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也觉这种生活方式“形容自愧”。
居住在南京时，李渔曾为时任江宁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赠送过对联，又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结为忘年交。他还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见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的身影。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曹尔堪、宋琬、沈荃、施闰章、王士禄、王士祯、汪琬、程可则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李渔有过交往。
还有位才女王玉映，工诗文、善书画。顺治在位期间，曾请她到皇宫里教妃子、公主读书，她不肯去，后來却乐意为李渔的传奇《比目鱼》作序。
李渔作品中提及的文友和为其作品写评语的作者，共有400多人。其他如农民、渔夫、商贩、妓女等无文字记载的底层人物则无法统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交友最多、交友面最广的一个。
李渔创作的传奇很受欢迎，不仅长期霸占热销榜，且好评如潮，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的作家，大多爱写悲剧，李渔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在传奇《风筝误》的结尾，李渔阐明了他“卖笑不卖愁”的创作观：“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他的代表作《笠翁十种曲》，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喜剧色彩浓郁。如《凰求凤》写三个美女争嫁一个才子，立意一般，但其主线写妓女许仙俦为得到她所中意的情郎而竭尽心智，不乏真实感和生活气息；《风筝误》中借丑角戚施之嘴宣扬游戏之乐，指责“文周孔孟那一班道学先生，做这几部经书下来，把人活活的磨死”，又笑世人的诗文迂腐平板，实有寓庄于谐的深意。 李渔在60岁之后，推出了重量级著作《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书名取陶渊明《闲情赋》之意，意为“把闲情偶然寄于此中”，这是他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
全书共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个部分，前两部是对戏曲理论的全面总结，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据说，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朋友习惯性跑来借阅，结果由于这位朋友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翻了十来页都是这些内容，觉得大失所望，就把书退回了。李渔哭笑不得，为此写了一首诗：“读书不得法，开卷意阑珊。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这是在告诉朋友，甘蔗根部最甜，自己的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后面的六部分更能引起兴趣，如果您从后往前翻，应该就不会感到乏味了。
诚然，剔除前两部分的《闲情偶寄》，更应该说是一部“休闲百科全书”。后人还真就把前两部关于戏曲的部分抽离出来，独立印成了一书，名为《李笠翁曲话》。余下的六部，用林语堂的话来说：“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这些内容不仅贴合实际，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
比如在“器玩部”中，李渔独创了“暖椅”和“凉杌”，以抵挡门外的寒冷和炎暑。“饮馔部”中，他强调蔬菜等“清虚之物”，极力推荐西北途中遇到的“头发菜”，称其为“戈壁之珍”；他认为对于养生来说，精工制作过的肉不如普通的肉，肉食不如蔬菜，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贴近自然。“种植部”中，讲到的花草种类繁多，花草亦如人，也是有生命的，他还从花草中悟出许多为人处世的方法。“颐养部”中，李渔对“睡”甚是推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手倦抛书午梦长”之举最得“睡中三昧”。睡必择地，地须静、凉，睡须静心，无烦事萦缠，这样的睡乃“生平最有效之药”。“居室部”中，关于“园必隔，水必曲”的隔园法，“开窗莫妙于借景”的借景法以及“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的选石法，至今仍为园艺界广泛应用。
李渔自称生平绝技有二：“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
早年在浙江兰溪打算隐居时，他曾建造了伊山别业；到了南京，他又建了芥子园；晚年回到杭州，还营建了最后的住所——层园。
芥子园“地止一丘”，所以取名“芥子”。但经过李渔独具匠心的设计后，倒也显得曲中见幽，古中见雅，有“月榭”“歌台”“浮白轩”诸景。跟“且停亭”一样，李渔还在各处配上了相得益彰的对联，譬如“月榭联”即云：“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
李渔强调建筑要高低适宜，价廉工省。他劝富贵人家造房子不要追求广大，因为房子过大，人就反而显得小了，房舍和人，大小相称才好。同理，他认为处士的房子就难免矮小了，但是好在屋内清洁，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倒也显得很高广。
对于装点居室亭园所必要的花草树竹，李渔也很有心得，且嗜花如命：“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他走到哪儿，就把花花木木种到哪，能親自动手的，就绝不假手他人。有一年，家中少闲钱，但为了买水仙花，他情愿典当了妻妾的首饰。
李渔还为别人设计别墅。《李渔年谱》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曾“再入都门，为贾胶侯设计半亩园”。贾胶侯，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贾汉复，李渔曾为贾府幕客。半亩园坐落在北京东城弓弦胡同（今黄米胡同），现仅存遗迹。半亩园并非只有半亩大，而是取意自朱熹《观书有感》一诗。据说园内垒石成山，引水为沼，结构曲折，陈设古雅，富丽而不失书卷气，所叠假山被誉为京城之冠。
中年时李渔决定改名，其实还有一个私心，那就是他认为渔人多子，举世皆然。在《渔家傲·本题》中，他曾说：“世上多男谁第一，渔人不解操何术。儿女满船难着膝，尤奇特，冲风冒雨无他厄。多少贵人求不得，渔家自视为常格。执此傲人人尽默，难回诘，其余乐事多难述。”这个求儿子不得的“贵人”，正是李渔本人。
无意仕途之后，李渔但求生子，但是偏偏“少不宜男”，接连生了两个女儿。直到50岁那年，他才得一儿子。大喜过望的李渔赋诗言喜：“年逾四十便萧条，人说愁多面色凋。欢喜若能回老态，十年霜鬓黑今宵。”得意之态跃然纸上。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又相继得六子。
康熙十六年（1677年），李渔为了方便儿子们科举应试，动了回乡的念头。携家回到杭州后，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他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了人生中第三座园林住宅的营建。李渔心里明白，层园将是自己一生最后的归宿，他倾尽全力，把自己对园林的全部审美构想付诸实践，耗费了全部资产。
一次，由于搬家所累，李渔不慎失足从楼梯上滚了下来，伤筋动骨的他难以继续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泯然离世。
纵观李渔的一生，他虽未入仕，看似是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另类”，但他求名得名，求财得财，最后求子得子，想必他生前会常常吟起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一日，卧病在床的李渔，对素来喜好的杨梅念念不忘。咽了半晌口水，还是没忍住，抬眼问了句：“杨梅上市了没？”家人询问医生，知道杨梅是“大热之物”，病中应禁食，便告诉他：“没看见街上有卖。”可就在这时，走街串巷叫卖杨梅的声音传来，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去买。没想到，吃杨梅不仅没有加重病情，反而起到了神奇的效果。
后来，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疗病第六》中，记下这个康复过程：“及其既得，才一沁齿而满胸之郁结俱开，咽入腹中，则五脏皆和，四体尽适，不知前病为何物矣。”他还由此得意洋洋地总结：“本性嗜好之物可以当药。”
李渔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既是个俗人，又是个雅人。明末清初的江南文化圈里，有人把他捧为社会名流、文化巨子；也有一些自命清高的知识精英阶层将他视为异类。李渔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虽然在所处的时代被人诟病，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非常高——他倡编的《芥子园画谱》流传至今，被黄宾虹、齐白石等视为经典范本；他写成的《闲情偶寄》深谙生活之道，被林语堂称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今天再回望他的所思所想，更令我们感慨——他在创新的路上，竟与现代人的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入仕也难，归隐也难】
关于李渔的出生，有一则有趣的传闻。据说母亲生他时难产，就在床上乱槌乱叫。床板眼看摇摇欲坠。别人见状，只好去请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扳着手指一算，说此地阴气太盛，阳气不旺，于是大家把李渔母亲搬到向阳的山岗之上，这样才把他生下来。因为这个缘故，家里人以为这个孩子是有些天才的，于是为其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
李渔少时即以神童之名闻达乡里，跟随父亲时习医药，也读书经。他才气横溢，赋诗作文大有可观，年纪轻轻就是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但是，科举仕途之路，李渔走得并不顺利，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赴杭州应乡试，却名落孙山，这次失利给李渔造成很大打击，他挥笔写下：“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三年后，他重整旗鼓，乘船再赴杭州应试，不料半路传来消息，清人的铁骑已横扫江南，明王朝风雨飘摇，马上要覆灭了。国难当头，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前路茫茫，该向何处？李渔只好退而耕钓，正如他在《应试中途闻警归》中所写：“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
仕与隐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出路，李漁曾想效仿姜太公钓鱼，“且将香饵钓金鳌”，但是在清初，此“终南捷径”显然不通。他只好老老实实地效仿戴笠披蓑的渔翁，在故乡兰溪夏李村（即下李村）营构草庐，过起耕钓自食的隐居生活。
那时的李渔，已至不惑之年，他一无功名，二无儿子，三无银钱，这半生唏嘘的境况，与“李仙侣”的名字毫不沾边。一气之下，他决定改名为“李渔”，字笠鸿，号“湖上笠翁”，“嗟我一生喜戴笠，梦魂无日去舟楫”。
夏李村有座伊山头，高不过三十余丈，李渔便在“先人墟墓边”搭建了一座草堂，构筑他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他决定追随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逸致，在此地隐居终老。
李渔一生对园林居室文化情有独钟，伊园展露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在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前提下，他在园内构筑了廊、桥、轩、亭诸景，美名其曰“打果轩”“燕又堂”“来泉灶”“停舸”等——而所谓的“打果轩”只不过是窗前种几棵枣树而已，“来泉灶”只不过是用一竹板将山后泉水引至灶前水缸而已。他还把屋前的一个小方塘与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
乡居期间，李渔在家门伊山下大路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且停亭”，自题一联刻在亭上：“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且停亭”还被誉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
然而一直念叨着“休碌碌”“且停停”的李渔，最终还是没能过上茅屋几间、薄田几亩、就此终老的乡居生活。营造伊山别业仅三年，他就写下《卖山券》，结束了神仙一般的隐居生活，举家移居杭州。
【捍卫版权的畅销书作家】
杭州自古繁华，经过明清换代之际的几年动乱，重新恢复了歌舞升平。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李渔，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在朋友的接济下，又举了一些债，他在杭州置了一所住宅，并给这处寓所题名“武林小筑”。
那段时间，杭州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李渔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中发现，这座复苏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均对戏剧、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民间娱乐市场大有可耕耘的空间。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时人所轻贱的“卖文字”之路，开启了“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生涯。
几年间，《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作品一上架，便畅销市场，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更是时新抢手货。“湖上笠翁”的名号一炮打响，家喻户晓。
他的作品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在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清朝初年，车、马、邮件均慢，然而这些作品却仿若不胫而走。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就能看到李渔新作。牟利的书商千方百计私刻翻印。那时的盗印没什么技术含量，买一本新书，自己找几个刻书匠在家里刻印就可以销往市场。更有甚者拿一个不知谁人的作品，打上“湖上笠翁”的名字蒙骗读者。李渔忙于交涉维权，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当时南京的盗版最多，翻刻者最猖狂，李渔鞭长莫及。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索性把家搬去南京，以便与不法出版商正面交锋。不料人刚到，又听说苏州的大批书商企图翻刻他的新作。待他赶到苏州，留在杭州的女婿沈心友又来信通知说，杭州私自翻版的新书已经刻好，不久即将出售。 面对这种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声泪俱下地进行控告：“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为了打击盗版，李渔想出了一个妙计，在完成一部新作后，他没有第一时间拿去印刷，而是挥笔给南京府衙写了一份诉状，知府大人读过李渔的不少书，听说他的书被抢，非常重视，即刻立案，天天派大批衙丁到市场上去查找，看有谁在卖这本新书。与此同时，李渔开始正式印刷这本书，并把印刷这本书的正规书商名单交给南京府衙，避免衙门误抓他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一边是衙门在市场上到处查找有没有人卖那些被抢的书；一边是正规书商们从李渔手上拿书投向市场。而那些平时靠印刷盗版书吃饭的无良书商，看到市场上风声这么紧，哪里还敢再盗印。
但对于李渔来说，这场维护版权的斗争还只是开始。为打击盗版，他干脆搬到盗印最猖獗的南京，创立了“芥子园书铺”，其名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写作、印刻、发行、销售一条龙，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开文化产业之先河。
就这样，芥子园在与伪书、劣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后来“芥子园”书铺屡经转手，但李渔奠定的良好传统一直保持，使芥子园成为清朝出版业的著名品牌，沿袭两百多年，今日很多图书收藏者仍以收藏芥子园印行的图书为荣。
【毁也由人，誉也由人】
移居南京后，为了支付一大家子日常奢华挥霍的开支，李渔不得不过起了亦文、亦商、亦优的奇特生活。
一方面，他仍操旧业，继续卖文刻书。芥子园书铺开张后，认准商机、左右开弓的李渔大规模地从事编辑、出版及销售发行书籍的活动，把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芥子园书铺既出版他自己的作品，也编刊各种畅销的通俗读物，如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还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
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心友搜集整理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这套前后辑为四册的美术作品，代表着清代前期雕版彩色印刷的高峰，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称其：“初印本用开化纸套色精印，绚丽夺目。此书为画学津梁，初学画者多习用之。”画家如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都把此书作为学习范本；鲁迅当年也买过一套送给许广平，并在书的扉页写下：“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举凡作者，大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样化的呈现，李渔向来对戏剧情有独钟，自然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导演自己的戏剧作品。
在南京城积累了一定财富和人脉基础后，李渔应邀去游山玩水，在途径山西临汾和甘肃兰州期间，获友人相赠的乔、王二姬。此二姬的戏剧天赋极高，李渔喜出望外，将她们带回南京，悉心调教，组成了“家班女戏”（即全用女演员）。他自任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不过，他的家庭戏班和《红楼梦》中贾府只供主人娱乐的家班迥异，带有营利性质。
李渔常常带着家班，到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府上巡回演出。他赋诗撰联，说书谈艺，为他们写应酬文字、设计亭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选编出书。官员们则向李渔回馈财物。这种明清时期风行的社会现象，被称为“打抽丰”，又叫“打抽风”或“打秋风”。《四库全书总目》中对此种现象解释得明白：“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偕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如果说李渔仅仅是以创作出售戏曲剧本为生，虽然地位低下，却品格清高，还不至于受到士大夫的白眼；而自从他创办了自己的家庭戏班后，带着女班献艺于缙绅之间，这就不免让士大夫们觉得成何体统了。
当然，李渔对这种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也有着自知之明和深刻自嘲。他在《多丽·过子陵钓台》词中，说自己与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比起来“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也觉这种生活方式“形容自愧”。
居住在南京时，李渔曾为时任江宁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赠送过对联，又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结为忘年交。他还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见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的身影。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曹尔堪、宋琬、沈荃、施闰章、王士禄、王士祯、汪琬、程可则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李渔有过交往。
还有位才女王玉映，工诗文、善书画。顺治在位期间，曾请她到皇宫里教妃子、公主读书，她不肯去，后來却乐意为李渔的传奇《比目鱼》作序。
李渔作品中提及的文友和为其作品写评语的作者，共有400多人。其他如农民、渔夫、商贩、妓女等无文字记载的底层人物则无法统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交友最多、交友面最广的一个。
【“休闲百科全书”】
李渔创作的传奇很受欢迎，不仅长期霸占热销榜，且好评如潮，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的作家，大多爱写悲剧，李渔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在传奇《风筝误》的结尾，李渔阐明了他“卖笑不卖愁”的创作观：“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他的代表作《笠翁十种曲》，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喜剧色彩浓郁。如《凰求凤》写三个美女争嫁一个才子，立意一般，但其主线写妓女许仙俦为得到她所中意的情郎而竭尽心智，不乏真实感和生活气息；《风筝误》中借丑角戚施之嘴宣扬游戏之乐，指责“文周孔孟那一班道学先生，做这几部经书下来，把人活活的磨死”，又笑世人的诗文迂腐平板，实有寓庄于谐的深意。 李渔在60岁之后，推出了重量级著作《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书名取陶渊明《闲情赋》之意，意为“把闲情偶然寄于此中”，这是他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
全书共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个部分，前两部是对戏曲理论的全面总结，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据说，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朋友习惯性跑来借阅，结果由于这位朋友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翻了十来页都是这些内容，觉得大失所望，就把书退回了。李渔哭笑不得，为此写了一首诗：“读书不得法，开卷意阑珊。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这是在告诉朋友，甘蔗根部最甜，自己的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后面的六部分更能引起兴趣，如果您从后往前翻，应该就不会感到乏味了。
诚然，剔除前两部分的《闲情偶寄》，更应该说是一部“休闲百科全书”。后人还真就把前两部关于戏曲的部分抽离出来，独立印成了一书，名为《李笠翁曲话》。余下的六部，用林语堂的话来说：“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这些内容不仅贴合实际，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
比如在“器玩部”中，李渔独创了“暖椅”和“凉杌”，以抵挡门外的寒冷和炎暑。“饮馔部”中，他强调蔬菜等“清虚之物”，极力推荐西北途中遇到的“头发菜”，称其为“戈壁之珍”；他认为对于养生来说，精工制作过的肉不如普通的肉，肉食不如蔬菜，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贴近自然。“种植部”中，讲到的花草种类繁多，花草亦如人，也是有生命的，他还从花草中悟出许多为人处世的方法。“颐养部”中，李渔对“睡”甚是推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手倦抛书午梦长”之举最得“睡中三昧”。睡必择地，地须静、凉，睡须静心，无烦事萦缠，这样的睡乃“生平最有效之药”。“居室部”中，关于“园必隔，水必曲”的隔园法，“开窗莫妙于借景”的借景法以及“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的选石法，至今仍为园艺界广泛应用。
【园林设计大师】
李渔自称生平绝技有二：“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
早年在浙江兰溪打算隐居时，他曾建造了伊山别业；到了南京，他又建了芥子园；晚年回到杭州，还营建了最后的住所——层园。
芥子园“地止一丘”，所以取名“芥子”。但经过李渔独具匠心的设计后，倒也显得曲中见幽，古中见雅，有“月榭”“歌台”“浮白轩”诸景。跟“且停亭”一样，李渔还在各处配上了相得益彰的对联，譬如“月榭联”即云：“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
李渔强调建筑要高低适宜，价廉工省。他劝富贵人家造房子不要追求广大，因为房子过大，人就反而显得小了，房舍和人，大小相称才好。同理，他认为处士的房子就难免矮小了，但是好在屋内清洁，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倒也显得很高广。
对于装点居室亭园所必要的花草树竹，李渔也很有心得，且嗜花如命：“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他走到哪儿，就把花花木木种到哪，能親自动手的，就绝不假手他人。有一年，家中少闲钱，但为了买水仙花，他情愿典当了妻妾的首饰。
李渔还为别人设计别墅。《李渔年谱》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曾“再入都门，为贾胶侯设计半亩园”。贾胶侯，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贾汉复，李渔曾为贾府幕客。半亩园坐落在北京东城弓弦胡同（今黄米胡同），现仅存遗迹。半亩园并非只有半亩大，而是取意自朱熹《观书有感》一诗。据说园内垒石成山，引水为沼，结构曲折，陈设古雅，富丽而不失书卷气，所叠假山被誉为京城之冠。
中年时李渔决定改名，其实还有一个私心，那就是他认为渔人多子，举世皆然。在《渔家傲·本题》中，他曾说：“世上多男谁第一，渔人不解操何术。儿女满船难着膝，尤奇特，冲风冒雨无他厄。多少贵人求不得，渔家自视为常格。执此傲人人尽默，难回诘，其余乐事多难述。”这个求儿子不得的“贵人”，正是李渔本人。
无意仕途之后，李渔但求生子，但是偏偏“少不宜男”，接连生了两个女儿。直到50岁那年，他才得一儿子。大喜过望的李渔赋诗言喜：“年逾四十便萧条，人说愁多面色凋。欢喜若能回老态，十年霜鬓黑今宵。”得意之态跃然纸上。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又相继得六子。
康熙十六年（1677年），李渔为了方便儿子们科举应试，动了回乡的念头。携家回到杭州后，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他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了人生中第三座园林住宅的营建。李渔心里明白，层园将是自己一生最后的归宿，他倾尽全力，把自己对园林的全部审美构想付诸实践，耗费了全部资产。
一次，由于搬家所累，李渔不慎失足从楼梯上滚了下来，伤筋动骨的他难以继续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泯然离世。
纵观李渔的一生，他虽未入仕，看似是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另类”，但他求名得名，求财得财，最后求子得子，想必他生前会常常吟起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