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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医护人员在临床中需要不断的积累知识和经验，以便面对频发的社会事件。因此，医护人员要加强沟通思维的再教育。
关键词：医患沟通；继续教育
医疗服务是一个全方位、整体性的过程，同时服务质量的高低涉及全社会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幸福，历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医学精深和庞杂的知识体系，需要很多年的习得才能进入到临床的实践，对于普通的患者是无法触及和理解医学的常识和医学的特征，这也造成了患方对医学信息的盲区，不对称性导致了沟通的差距、理解和配合的障碍。生命体征的变化是松瞬息万变的，医疗活动中每一位参与的医务人员随时处于紧张和忙碌的状态，与患者沟通的时间和频率自然会比较少，这也造成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不满意，投诉增加，纠纷频发，更不时有医护人员被殴、被杀的极端案例发生。
良好的医患沟通与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缓解病人症状以及提高医生自身职业满意度呈正相关，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起到缓解病人负面情绪、增强彼此信任和提高病人满意度的作用；不良或无效的医患沟通则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甚至医疗诉讼。近年来，我国的医学教育长期忽视对医患沟通等人文素养的培养，造成临床医生对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能力相对薄弱。随着人们对知情同意、协商决策、风险管理、生活方式干预的重视，社会、医疗机构、患者均对改善医患沟通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医务人员自身也迫切希望提高自身医患沟通能力，改善医患关系。如何开展医患沟通继续教育，怎样制订培训策略，如何提高培训效果，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医院在新进人员岗前培训体系中增加了“医患沟通”模块。但是岗前培训的对象一般面向全体新入院的医护人员，参与人数较多，医患沟通培训以理论讲授为主，较少采取互动模式，加上教师普遍缺乏有关医患沟通的专业训练，对医患沟通能力的培训效果并不好。
医患沟通模式类型众多。在医患沟通继续教育中，以“病人为中心”（简称PCC）的医患沟通模式为主题的研究不少，但大部分是作为理论基础贯穿于各类医患沟通培训中。在近来较热门的“病人参与决策”医患沟通研究中，“PCC 模式”更是被广泛采纳和使用。它主要包括：获取和理解病人的感知（包括担忧、想法、期望、需要、感情和功能）；理解病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尊重病人的价值观，在疾病和治疗方案上与其达成一致；帮助病人主动参与决策。非盈利性卫生服务机构 于 1999 年开发研制“四习惯”模式把临床医患沟通归纳为四个习惯，构建了 FHM 理论框架：准备沟通，获取病人的观点，表达同情与共鸣，与病人讨论、结束谈话。中国医师协会于 2006 年在乔治华盛顿等多所美国大学的帮助下开发研制“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模式。包含五个模块：医患沟通和医德 / 职业化；与患者及家属建立和谐关系；病史采集；解释病情，制定双方同意的治疗方案；病情告知。在中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情节，决定了在医患沟通模式中，情和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医师协会建立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模式更适合于中国的现状。但随着教育和人们素质的提升，在中国，应该加大病人参与决策的比例，让患方能够直接接触医学实践，能够加深患方对医学理解程度，有利于医患沟通的顺利進行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加。
在医患沟通继续教育中，培训方法比较多，比如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标准化病人等。临床在继续教育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在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内由于人员编制少，患者相对多的现实，每一位医务人员面对患者的时间总量是比较少的，所以采取以上的方法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通过录像观看和分析、文字资料、小组讨论和反馈等形式适合目前中国医学继续教育的现状。具体的方法如下：通过录像观看，首先，发给学员文字资料，提供培训内容、方法、案例等信息；观看录像，录像分为两种，一种是医患沟通培训用的教学录像，一种是纪录医生医患沟通过程的录像，通过观看录像，医生对医患沟通技巧、自身表现进行分析；然后医生分成若干小组，对医患沟通技能、培训方法和效果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换体会和看法，提出建议；最后由培训老师对医生的沟通技能和表现给予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可以口头形式在培训的过程中给予，也可以通过量表评估的方法在培训结束后反馈给医生。
医患沟通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识，并且英国、美国、德国等国还将医患沟通列为医生资格考试或执照重新注册的重点考核和评估项目。中国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行政化严重，但解决目前的紧张局面，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因此，我国医疗机构应该高度重视医患沟通教育问题，对医务人员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的训练，形成规范的课程和常态化的培训制度，这是缓解和消除医患矛盾的治标之法。而且从医院管理角度看，强烈建议医院建立医患沟通继续教育长效机制，加强对新入职的青年医生、住院医生的医患沟通培训，及早干预和塑造其良好的沟通习惯，完善病人反馈评价设计和医生评估考核体系，促进医生医患沟通能力的持续提升，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患沟通；继续教育
医疗服务是一个全方位、整体性的过程，同时服务质量的高低涉及全社会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幸福，历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医学精深和庞杂的知识体系，需要很多年的习得才能进入到临床的实践，对于普通的患者是无法触及和理解医学的常识和医学的特征，这也造成了患方对医学信息的盲区，不对称性导致了沟通的差距、理解和配合的障碍。生命体征的变化是松瞬息万变的，医疗活动中每一位参与的医务人员随时处于紧张和忙碌的状态，与患者沟通的时间和频率自然会比较少，这也造成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不满意，投诉增加，纠纷频发，更不时有医护人员被殴、被杀的极端案例发生。
良好的医患沟通与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缓解病人症状以及提高医生自身职业满意度呈正相关，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起到缓解病人负面情绪、增强彼此信任和提高病人满意度的作用；不良或无效的医患沟通则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甚至医疗诉讼。近年来，我国的医学教育长期忽视对医患沟通等人文素养的培养，造成临床医生对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能力相对薄弱。随着人们对知情同意、协商决策、风险管理、生活方式干预的重视，社会、医疗机构、患者均对改善医患沟通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医务人员自身也迫切希望提高自身医患沟通能力，改善医患关系。如何开展医患沟通继续教育，怎样制订培训策略，如何提高培训效果，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医院在新进人员岗前培训体系中增加了“医患沟通”模块。但是岗前培训的对象一般面向全体新入院的医护人员，参与人数较多，医患沟通培训以理论讲授为主，较少采取互动模式，加上教师普遍缺乏有关医患沟通的专业训练，对医患沟通能力的培训效果并不好。
医患沟通模式类型众多。在医患沟通继续教育中，以“病人为中心”（简称PCC）的医患沟通模式为主题的研究不少，但大部分是作为理论基础贯穿于各类医患沟通培训中。在近来较热门的“病人参与决策”医患沟通研究中，“PCC 模式”更是被广泛采纳和使用。它主要包括：获取和理解病人的感知（包括担忧、想法、期望、需要、感情和功能）；理解病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尊重病人的价值观，在疾病和治疗方案上与其达成一致；帮助病人主动参与决策。非盈利性卫生服务机构 于 1999 年开发研制“四习惯”模式把临床医患沟通归纳为四个习惯，构建了 FHM 理论框架：准备沟通，获取病人的观点，表达同情与共鸣，与病人讨论、结束谈话。中国医师协会于 2006 年在乔治华盛顿等多所美国大学的帮助下开发研制“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模式。包含五个模块：医患沟通和医德 / 职业化；与患者及家属建立和谐关系；病史采集；解释病情，制定双方同意的治疗方案；病情告知。在中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情节，决定了在医患沟通模式中，情和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医师协会建立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模式更适合于中国的现状。但随着教育和人们素质的提升，在中国，应该加大病人参与决策的比例，让患方能够直接接触医学实践，能够加深患方对医学理解程度，有利于医患沟通的顺利進行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加。
在医患沟通继续教育中，培训方法比较多，比如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标准化病人等。临床在继续教育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在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内由于人员编制少，患者相对多的现实，每一位医务人员面对患者的时间总量是比较少的，所以采取以上的方法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通过录像观看和分析、文字资料、小组讨论和反馈等形式适合目前中国医学继续教育的现状。具体的方法如下：通过录像观看，首先，发给学员文字资料，提供培训内容、方法、案例等信息；观看录像，录像分为两种，一种是医患沟通培训用的教学录像，一种是纪录医生医患沟通过程的录像，通过观看录像，医生对医患沟通技巧、自身表现进行分析；然后医生分成若干小组，对医患沟通技能、培训方法和效果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换体会和看法，提出建议；最后由培训老师对医生的沟通技能和表现给予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可以口头形式在培训的过程中给予，也可以通过量表评估的方法在培训结束后反馈给医生。
医患沟通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识，并且英国、美国、德国等国还将医患沟通列为医生资格考试或执照重新注册的重点考核和评估项目。中国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行政化严重，但解决目前的紧张局面，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因此，我国医疗机构应该高度重视医患沟通教育问题，对医务人员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的训练，形成规范的课程和常态化的培训制度，这是缓解和消除医患矛盾的治标之法。而且从医院管理角度看，强烈建议医院建立医患沟通继续教育长效机制，加强对新入职的青年医生、住院医生的医患沟通培训，及早干预和塑造其良好的沟通习惯，完善病人反馈评价设计和医生评估考核体系，促进医生医患沟通能力的持续提升，构建和谐医患关系。